刘显刚

近期，民政部发布了2018年中国婚姻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1010.8万对，离婚登记人数为380万对。仅仅过去8年时间，全国离婚登记人数相对于结婚登记人数的比例，就从2010年的21%飙升到了2018年的38%，排在前5名的省市，该比例都超过了50%，前三名的省市甚至达到了60%以上。无怪乎该报告出炉后，有人惊呼：“中国的婚姻制度正在加速走向崩溃！”

事实上，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自2013年达到1346.9万对的峰值后，就一直在逐年减少，仅仅5年时间就快要跌破1000万对。与之相比，离婚登记人数却持续上扬，始终居高不下。单纯观察统计数据，的确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只是，仅凭统计数据就得出“婚姻制度崩溃”的结论，似乎还言之尚早。或许，跳出眼前数据的迷思，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思考围城命题，洞见婚姻制度已经面临的危机和未来可能的转机，才更有意义。

以历史的眼光检视，婚姻从来就不是两个人之间单纯的情感分合，而是一直裹挟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诸多限制性规范之中。在古代社会，婚姻首先是两个家族的事，所谓“两姓联姻，一堂缔约”。那时节，结婚要考虑的是门当户对，而非个人感情，结婚的目的也直接指向生儿育女、延续家族香火。在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以今人的立场判断，古人的婚姻当然处处体现了男权社会的制度惯性和文化偏见，但至少，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庄重的、认真的，是将其当作一件“终身大事”操办的。

在现代中国，至少在法律上，男女双方的地位平等，婚姻关系的缔结和撤销也被简化成了一纸法律文书。表面上看，这种制度设计似乎完全贯彻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充分尊重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但也因为法律成本不高、缺少了某种仪式感，容易导致结婚、离婚过于随意。尤其是，随着传统观念的式微、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乃至自我意识的膨胀和经济能力的独立，种种因素的加持之下，婚姻制度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和结构，难免遭受时代潮流的剧烈冲击。

现实中，认识几小时相谈甚欢闪婚者有之，结婚证到手数分钟一言不合闪离者有之，因为各种奇葩理由假结婚假离婚者亦层出不穷。无论是否情愿，都必须承认，时代确实不同了，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拆卸掉传统所加诸婚姻之上的各种意义构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婚姻这座钱锺书笔下的围城，开始崩塌了。这当然是婚姻制度的危机，却未尝不是一种转机。这的确是旧制度的坏消息，但也可能是新制度即将到来的好消息。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前进。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婚姻制度都遭遇了来自女权主义、跨性别论者以及同性恋等族群的挑战，甚至关于婚姻关系的传统经典定义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即使出于文化和传统的考量，支持既有的婚姻制度，也必须承认，传统所加之于婚姻关系上的那些沉重的“意义构件”已经很难再维持了：“传宗接代”抵不过一句“生育自由”，“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被一句“自己挣钱自己花”轻松化解……这根本不是什么围城的突然崩塌，而是现代社会似乎正在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围城，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既有的婚姻制度并不会消亡，至多只会随着“低欲望社会”的到来而显出疲态，那些大呼“婚姻制度即将消亡”的担忧，不妨暂时收起脆弱的玻璃心。同样可以确定的，随着婚姻意义的消解与转换，婚姻制度将走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婚姻就是婚姻，既没有不可承受之重，也没有不可承受之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谈论婚姻时，已经是在谈论一件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事物了。

当然，无论时代和制度如何演变，仍然应当期望，婚姻奠基于美丽的爱情，亦永远被慎重对待。就像古人说的，结婚时，是“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离婚时，也可以“一别两宽，更生欢喜，解怨释结，更莫相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