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2019年5月16日，享誉世界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1917—2019）去世，享年102岁。贝氏所设计的著名作品遍及世界各大都市，包括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美国肯尼迪图书馆、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中国北京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香港中银大厦等。可以说，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的贝氏，以一己之力，用一个世纪的中国才情，为世界现代建筑史赋予了“中国气质”，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互动提供了独特场域。

余生也晚，亦非建筑学、建筑界领域专业人士，更无亲炙与面晤贝大师的机缘。不过，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中国北京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以及贝氏家族原有的祖产——苏州狮子林，都曾有幸过访与游览，这些与贝氏有关的建筑空间，无一不予人深刻印象。如今追忆，这些点染着贝氏才情的独特场域，更别是一番况味。

关于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十六年前，笔者曾游访此处。时年28岁的我，亲睹大师杰作，恍若“朝圣”，欣喜之情，足与登上艾菲尔铁塔相类。归国后，将在法国各地游学的所见所感，陆续写成文章发表;2005年，这些文章结集为《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是为个人之“处女作”，个人写作生涯也渐次开启。

在这本书中，撰有《透明的希腊》一章，即深受贝氏设计的启发，将贝氏建筑设计观念与海德格尔哲学理念并置，且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语境之中，对卢浮宫整个建筑的历史背景以及馆藏品的历史时空进行了一番文化想象式的“重构”。原文摘录如下：

被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称为没有“逻各斯”的东方世界，恐怕更能体味没有逻辑规律的“逻各斯”的存在——一种源自希腊的元始描述——“采集”。贝聿铭（1917—？）的玻璃金字塔，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诉说的逻各斯原理——“任何秩序都有采集的性质”。

始建于13世纪的卢浮宫，作为当时法国王室的国库及档案馆，和希腊式事物尚处于一种封存备案的状态。据说1546年建筑师皮埃尔·莱斯柯对卢浮宫进行改建，使其从外观上具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从这一时刻开始，封存的档案与建筑外观（视觉或是风格）中隐藏着的希腊式的事物，便开始了隐密的、不为人知的“对话”。之后，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大规模地收藏各种艺术品，卢浮宫里封存的艺术品逐渐达到档案集成式的量级与品级。到了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18世纪末期，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再到后来，还经历了拿破仑向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征用的艺术贡品的历程，卢浮宫的营建秩序，就此宣告完成。从看似与希腊式事物无关的档案采集到艺术品的收藏采集与最终的暴力采集，现代博物学意义上的“卢浮宫”这一事物得以建立。那么作为入口的玻璃金字塔，又是如何为这种采集秩序继续打开希腊式事物的逻各斯之源呢？说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原理，是否仅仅是为了回应黑格尔对东方世界的无知而作的一厢情愿的猜度呢？

喜欢作一厢情愿的猜度的人，并非貝聿铭，而仍然是那个大谈“黑格尔与希腊人”的海德格尔。如果贝聿铭读到过这个讲座的某些章节，那倒是可以使猜度成立。“真正的传统并不是载有过去的重负的拖船队，毋宁说，它把我们释放到当前呈现的东西中，并因而成为对思想之实事的基本指引。”萨莫雷斯岛上的胜利女神脚下的巨船，早已无法承载石料的重负;无头但有翅的躯干，飘动的衣纹俨然也暗示着一种飞翔的渴望。无可避免的残迹，无头的希腊式事物，经由罗马、哥特、巴洛克、洛可可的飞翔，来到卢浮宫的胜利女神将如何飞翔？

遥忆十六年前，站在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前，浮想联翩，神驰东西。归国后，亦曾参加一些关涉建筑学的展会与研讨，其中有两三次即在北京香山饭店。因工作匆促，未曾细致观览，如今忆及，只感觉饭店整体空间敞阔、光线明朗，恍若置身于一个不封顶的、更为巨大的玻璃金字塔中，却又穿插安置着如橱柜抽屉一般的中式房间，自是另一番“东西对照”的独特风貌。

后来，继对中国古建筑渐生兴趣之后，我对中国古典园林又发生极大兴趣，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苏州园林进行逐一考察。在游览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时，又得悉此园与贝氏家族有着深切渊源。

原来，贝聿铭出生之时，即1917年，上海巨商贝润生（贝聿铭的叔父）从时任民政总长的李钟钰手中购得狮子林，耗费八十万银元，用近七年的时间整修，新增厅堂池榭若干，“狮子林”之名一时冠盖苏城。据称，贝聿铭的童年，曾有一段时间在狮子林中逗留，这段童年时光对其后半生的影响，可谓潜移默化、深沉悠远。

据其晚年忆述称：“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苏州让我学到了什么。现在想来，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后来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的，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已。创意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结晶，苏州园林教会了我这一点。”将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相比较，他又深有感触的提及，“欧洲的园林我比较有一点认识吧，住在那边60多年，法国、英国的园林我都见过。它们的园林大半是皇家的，规模很大的。我们这个园林是私家的园林，小、精，所以这两方面正相反”。从园林反推建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见一斑，他简明扼要，却一语中的，“国外的园林一看呢，无尽的，我们是弯弯曲曲的。欧西的建筑大半是很一目了然的，开门见山的，我们中国的建筑不是这样的。”（详参：“贝聿铭文献展”之展厅介绍，苏州美术馆，2017）

我想，带着文化差异与平等的眼光，怀着文化对话与重构的才情，重新体味与审视中国与西方各自营造的园林与建筑，乃是贝氏一生的志趣所在。为此，我在对中国古典园林的考察过程中，也试图将德国哲学、法国文学等多种文化形态的“介质”渗入其中，更试图将中国昆曲、古典小说、历史事迹、名物风俗、建筑样式甚至中国人的伦理与心理纳入这一互动场域，希冀着对中国古典园林的鉴赏与解析藉此进入另一番新的天地。事实上，自法国归来之后不久，刚从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的设计观念中获得启发后不久，我就又在贝氏祖产——狮子林中再次获得启迪，开始了个人在园林鉴赏方面新的修习。

2013年，拙作《听园》出版。这是一部试图呈现中国古典园林在东西方文化“介质”中独特风貌的尝试之作，书中自然少不了德国哲学、法国文学理念的关照，自然也会有若干关涉“狮子林”的图文记述。只不过，一如贝氏的空间营造理念，书中的“狮子林”不再是单个的、独自的、纯粹的一所中国古典园林，而是“世界化”的、融汇于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园林样式之一了。这样的思路，看似过于理想化，实则返璞归真，是最为真切也最难把握的思路。在《听园》中，我力图让读者从昆曲的唱腔或西方哲学的演绎中感受到“狮子林”的景致，从文本形式与叙述模式中却触摸不到“狮子林”的概念;在这里，“狮子林”不再只是一处建筑实体或空间命名，“狮子林”已为中国园林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我不知道这样的记述与表达，是不是符合贝氏的理念。当年以至如今，虽然都无法向其请教一二，但内心仍感庆幸，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还有这样一位可以“神交”的师长。如果可能，将来《听园》修订版出版之际，我会在扉页上加印一行字：

“一位流连于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方现代哲学的非专业作者，谨将此书敬献给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1917—2019）——我的游学写作之路，始于其设计的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前，又行至其祖产中国古典园林苏州狮子林中，每一次都深受启发与启迪。”

记得贝氏曾这样忆述在狮子林中的童年，以及后来意识到的中国园林之伦理精神，他说：

“整个园子都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无限幻想。这些石头的加工制作尤其有趣，并且反映了我們对时间和家庭关系的理解。园中石头大都是多孔洞的火山岩石，石匠们以他们的可塑性来选择，再小心地将岩石撬开。然后，石匠在湖畔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者他的子孙日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儿孙收获。”

此刻，102岁的大师远去，从狮子林到卢浮宫，其建筑观念所缔造的纪念碑式的印迹，跨越一个世纪的时空，永为世人与世界铭记。如我这般海天两隔、两不相干的后辈读者，或为贝氏理念赞佩，或为贝氏才情动容，诸此种种，看似无关紧要，实则真切不虚——不枉曾受其启发，得其启迪一番，不枉曾感其才情，获其教益一场。世间但有求学之心者，遇此机缘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