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那天（2001年5月份），突然收到了他的稿子，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此之前，考虑到他年纪太大，怕打扰他，确实没给他寄过杂志，也没向他约过稿子。他的来稿一开始也是这样说的，说他看的《书屋》杂志是朋友借给他的：

不久前，一位朋友借给我看一本《书屋》杂志。一看之下，我就爱上了它，因为它有清新的气息。前天，这位朋友又借给我看《书屋》新的一期（2001年第2期）。我首先翻看王若水先生的《试谈汉字的优点》，因为我一向喜欢看王先生的文章。

王先生的文章不长，谈到好多个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论点，很有趣。有的论点我完全赞同，有的论点我不能完全赞同。这里对不能完全赞同的论点之一，谈谈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王先生和《书屋》杂志的编者和读者。

王先生说：“汉族之所以没有采用拼音文字而采用了方块字，这是由汉语的语音决定的。”“西方的多音节语言注定了必须采用拼音，而汉族语言注定了只能用方块字，这不是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

去年我在另一种杂志上看到一位作家说：“汉语音节分明，没有词尾变化，因此创造了汉字;英语音节复杂，有词尾变化，因此采用字母。”这个说法跟王先生基本相同。从比较文字学来看，这就是所谓“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说”。这个说法今天在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流行。

可是，在比较文字学的研究中，发现许多相反的事例：类型不同的语言使用类型相同的文字，而类型相同的语言使用类型不同的文字。例如：中国、朝鲜和日本，语言类型迥然不同，可是共同使用汉字。汉族和藏族，语言类型同属汉藏语系，“汉藏语系”这个名词就是以汉语和藏语为代表而称说的，可是汉族使用汉字而藏族使用字母。这不是跟“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说法正好相反吗？

世界上有一百多种语言使用罗马字母。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语系吗？当然不是。这些语言千差万别，为什么没有各自按照自己的特点创造文字呢？比较文字学告诉我们：文化的传播，同时传播了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承载体，承载体跟着承载物一同传播到接受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文字跟着文化走，文字类型决定于文化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特点。

在东亚，中国文化发展比较早。中国文化以汉字为承载体，中国文化和汉字一同传播到近邻国家，形成一个汉字文化圈。近邻国家接受中国文化，同时接受汉字，虽然汉字跟他们的语言格格不入，学习和使用汉字十分困难。

印度文化较早就在南亚和东南亚传播，形成印度文化圈。西藏语言跟印度语言的语系不同，可是早期接受印度文化，属于印度文化圈，因此西藏采用印度字母，发展成为拼音的藏文。藏文拼写法脱离语音，那是后来语音变化的结果。云南的傣族有四种傣文，他们的语言也跟印度不同，可是都从印度学习文化和字母，变化成今天的文字形式。

人们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从“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到“文化传播决定文字类型”，是一次超直觉的认识发展。这很像地球跟太阳的关系。东方日出，西方日落，大家看见太阳绕地球旋转，这曾经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谁提出相反的说法，认为地球绕太阳旋转，那是扰乱视听的邪教，要受到火刑处分。可是，天文学家经过深入观察，终于认定地球绕太阳旋转才是真理，今天成为大家的常识了。这不是直觉得来的知识，而是从科学实证得来的超直觉的知识。

西方人常说，“字母跟着宗教走”。宗教是一种文化，字母跟着“宗教”走，就是字母跟着“文化”的传播走。欧洲中部从北到南有一条字母分界线，线西信天主教的新教用罗马字母，线东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同样是斯拉夫语言，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等国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信天主教，罗马字母。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由于宗教不同，同一种语言写成两种文字：塞尔维亚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信天主教，用罗马字母。

印度的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实际是同一种语言，叫做印度斯坦语，可是由于印度信印度教，用印度字母，巴基斯坦信伊斯兰教，用阿拉伯字母，形成印地文和乌尔都文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

文字有“自源”和“借源”的分别。自己创造的文字称“自源”文字。外界传来的文字称“借源”文字。英语的文字，最早采用原始的鲁纳字母，后来采用爱尔兰变体罗马字，最后采用近代罗马字。这不是语音的变化使英语的文字变化，而是文化的变化使英语的文字变化。日文是“借源”文字，“借源”于中国，经过四步变化：第一步，学习汉语汉字;第二步，借用汉字书写日语;第三步，模仿汉字创造倭字;第四步，简化汉字创造假名。借用方法有三种：一、训读，借字义、读日语;二、音读，借字音、记日语;三、借词，日本没有的事物，字义字音兼借。假名的创造，在形体上没有离开汉字，只是简化了笔画，在原理上学习印度。假名的排列方法，“伊吕波歌”是一节佛经，“五十音图”传说是空海和尚的设计。这说明日本除中国文化之外，又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的民族借汉字的部件，叠成自己的新字。例如越南的“喃”字和壮族的“壮”字，这是“孳乳”仿造。有的民族借汉字的原理，另造自己的字形，很像汉字，不是汉字。例如契丹字和女真字，这是“变异”仿造。不论“孳乳”还是“变异”，都没有离开汉字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它们是：五千五百年前的丁头字和圣书字，三千三百年前的汉字，一千七百年前的马亚字，五百年前的彝字（年代是最早文字遗迹的时期）。此外的文字都是有意无意借入原理而自造形体，或者原理和形体一同借入……（《谈谈语言和文字的类型关系》，《书屋》2001年第7期）

怎么样？说得条条是道吧？不但条条是道，而且简明扼要。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谁能在这样简短的篇幅里把文字的来源和发展说得如此清楚的。他就这样不急不忙一句一句地說下去，说到最后总结道：“以上的例子都说明，文字类型不是由语言类型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特别是宗教的传播而形成的。这个认识已经成为比较文字学的基本认识之一。”说罢，他还补充道，“我今年（2001）九十六岁，耄耋之年，知识老化，所谈一定有不妥当的地方，敬请多多指正。”真是滴水不漏呀。你不能不佩服他。

他身上的标签很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一辈子活出了好多人的几辈子。他的一生可分为这么几个鲜明的阶段：五十岁以前是银行家;五十岁到八十五岁，是语言文字学家;八十五岁以后，是思想家。

若挑部分年度来看，评价基本是这样的：1969年至1971年，他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社会渣滓”。1972年，他被称为“没有了用的”“专家专家，专门在家”。1985年在参与中美文化合作时，他的连襟沈从文送他“周百科”的外号。2006年，他百岁寿辰时，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认为他“是一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2008，《晶报》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具有“高明的处事哲学和积极达观的心态”。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介绍他是“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具有……完美的人格品质”。2013年，台湾作家彭小明则认为“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2015年，他110岁寿辰时，诗人邵燕祥说“他是当代难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东方早报》称他是“一位通达、乐观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评网称他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以及宁静淡泊、生活清贫简朴、思想无比富有的生活态度。

周有光，本名周耀平（1906-2017），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著作《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国语文的现代化》等。

程千帆

1991年，傅璇琮先生在给程千帆先生的一封信中，曾向程先生提出过一个建议，他说：“在文史学界，先生实是承前启后，对辛亥以后至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有亲身接触。如能以回忆录的形式，或以自传的体裁，写数十年来社会、人生及学界情况，其本身价值即非一般所能代替。”（《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二册，藏南京大学档案馆）

这是肯定的，毫无疑义的。我向他约稿，他即回了信：

周实先生：

收到刊物大函，是个极富个性和风格的刊物。感谢。我年八十五，耳极聋，眼又近瞎，稿大概写不成了。寄上新出一本书，请无事翻翻。

祝

冬安

千帆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日

新书是《程千帆沈祖棻学记》。那年十月第一版，只印了三千册。现在想来，我真蠢，当时为何就没想到可从其中摘一篇呢？比如他的《闲堂自述》。下面，我就摘一段：

我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吴，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系我曾用诸笔名之一，现在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但上代已迁居长沙。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我家境清贫，但数代以来就有文学传统：曾祖父名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外家度过的。1923年左右，因军阀混战，在长沙不易谋生，我家迁居湖北武昌，我也回到自己家里。在武昌住了五年，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属小学和汉口振华中学，但大部分时间是随堂伯父君硕先生学习的。伯父名士经，是子大叔祖的长子，以早慧知名，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他是我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启蒙老师。1928年秋，我赴南京，考入金陵中学初中三年级，从此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避难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就在那里和沈祖棻结婚。1938年春，辗转回到长沙，在益阳龙洲师范学校教了一个多月书，又因生病离开。其后，为了逃避日寇及糊口，曾流转于武汉、重庆、康定等地，在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中任一小职员，直到1940年才重回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担任国文教员，生活稍为安定，可是因种种关系，工作单位仍屡次变迁。1941年到1945年，先后任教于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到武汉大学，一直延续了三十二年。

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直到1975年才摘掉帽子，而得到彻底改正，又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摘帽后，我就奉命“自愿退休，安度晚年”。1977年，沈祖棻在一次车祸中逝世，又给我一次极大的打击。在划为右派分子的十八年中，参加过各种繁重的劳动，承受着难堪的侮辱。这些，我并不怎么在意。所感到惋惜的，乃是在我年富力强、学问稍有基础的时候，工作机会却长期被剥夺了，以致一生成就很少;否则，也许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出一些贡献。

1978年夏，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聘请我这已经六十五岁的街道居民为南京大学教授，从而开始了我新的学术生涯。翌年，和陶芸结婚。在初到南大时，我就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夺回失去了的时间。十二年来，我带出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著作、编辑、整理了十多部书籍。在还想继续前进的时候，年龄已达七十七岁，心脏病更使我精力日衰，便在1990年5月退休了。对于没有能全部夺回被浪费了的时间，我始终感到很深的遗憾……

岁月易逝，人事多乖，赤子之心，令人伤怀。

至于他的夫人，江南才女、著名的诗人词人沈祖棻先生，就更非我辈能说的了。我最记得的是常任侠先生的一首诗：

一代詞人忆沈娘，土星笔会写瑶章。背人歌哭临江树，黄鹤千帆下夕阳。

还有朱光潜先生的两首诗：

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经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

独爱长篇题《早早》，深衷浅语见童心。谁说旧瓶忌新酒，此论未公吾不凭。

程千帆（1913-2000），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均有杰出成就，有著作《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两宋文学史》等。

周一良

我向他约稿，他给我回信：“周实同志：来信及刊物均收到，多谢之至。程巢父先生亦曾来电话推荐你刊，惜‘杂记及‘三杰两文皆有前约，不便翻悔，抱歉之至。关于吴宓先生的文章须待十本日记读完之后始知有无足够材料。目前只读完一册。如能成文，定当寄呈，供审阅也。即请著安！周一良2001.1.21。”从这回信来看，一时是拿不到他的稿了。不想四月二十六號又突然接到了他的来信，而且是挂号的：“周实先生：兹寄上稿件，想在《书屋》杂志发表。请考虑是否可行。即颂 日祺 周一良四月廿四日 另：因敝寓尚未通邮，请寄历史系转。”寄来的是什么稿子呢？是他看了谢泳的《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后所写的一点质疑，或者说是他为杨联陞所作的一点解释。我当即就发排了。发排后，五月十七日，突然又收到他的来信：“周实同志：上次美国电话说得太简单（周实注：文中所写的内容），以后又请他把杨的日记逐字念闻，因此文章改写，今寄上，前稿请作废。多谢。敬礼 周一良。”于是，我又将此稿重排。此后，五月二十三日，突然又收到他的来信：“周实同志：我考虑杨的病情原因是遗传，最好文中不提，以免影响他的家人。现将修改稿寄上，并将前稿毁去。如能让我看校样更好，麻烦你，多谢之至。请务必用此改订稿。敬礼 周一良2001.5.18。”于是，我又将稿重排，并将校样寄他校订。这篇稿子很短，只有一千五百多字，是他口授，由历史系研究生笔录而成，文后他特地表示了感谢。下面就是他这篇短文：

谢泳同志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掌握丰富的资料，分析深入透彻，且富于同情，我读后常常深为感动。但这篇《杨联陞为什么生气》（载《书屋》杂志2000年第10期），我却有不同看法。

此文根据赵俪生先生的书，似乎杨联陞是一个毫无礼貌、不近人情、甚至自命为美国人的“高等华人”，我想这中间是有误会。大概赵先生和谢泳同志都不知道杨联陞是个有病的人。一九五八年，他开始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后脑子活动无法控制，烦躁不安，没有一刻安宁，身体虚弱无力。严重时甚至立下遗嘱想自杀，必须进医院进行电疗。一九五八年犯病后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份才开始好转。以后每一两年病一次，一般少则三五个月以后好转，长则经年，大体上三年里面有一年是在生病。

杨联陞是很好客的，差不多每周都有两三次招待客人来吃饭，来客的留言簿三十年中就有十六本之多。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就绝对不会请客人来。据道申同志（周实注：杨联陞的儿子）所抄录的留言簿来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留言簿全是空白，这恰是赵先生访美的时间。以后的五月、六月、八月、十二月共只有四次来过客人吃饭。道申同志从日记中查他父亲的诗词，一九八六年有诗十三首，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才又有一首，中间全是空白。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九八七年四月赵俪生先生去美时，杨联陞很可能尚在病中，或者大病初愈。

今年四月中旬，恰巧道申同志的儿子华岳赴美留学，于是叫他到祖母那里查阅他祖父的日记。华岳电话报告说，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这一天的日记是：“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71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气一女士照应不力。”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日记不同，显然是日后加上去的。

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首先，他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其次，两人那一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个字和赵俪生书中所说又似乎有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谢泳同志怀疑杨联陞那一席话，是他回想起清华做学生时期，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之情况而引起的，这种解释我也有所怀疑。

据我所知，杨联陞作学生时，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到美多年以后于政治更不关心。在他心目中，业务高于一切，他一九七三年回国主要是因为总理对回国探亲的赵元任夫人说：“杨联陞、毛子水（两人都是胡适指定为其整理遗稿的人）我都知道，我们欢迎他们回国看看嘛！”杨联陞当时很小心，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怕连累他们，只有周一良因为是“梁效”成员，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求见周。从这种心态看来，说他还斤斤于几十年前清华同学中左右派之争，似乎无此必要吧。

总之，杨联陞是否如此生气，如果生气是为什么原因，恐怕还是个谜。

关于杨联陞去美，并非公派。经过是这样的：我经洪煨莲先生介绍，给当时在北京的哈佛大学教授贾德纳先生搜罗并翻译日文资料。三十九年前我获得哈佛奖学金，将去美国，贾德纳很愿意我再推荐一人帮他，我当时初识联陞，对他极为佩服，但不知他日文如何，所以征询了钱稻孙的意见。钱认为可以胜任，我就把他推荐给贾德纳先生。后来贾回到剑桥，想让我继续帮他阅读日文杂志，而我那时已领取哈佛的全时奖学金，不得再兼职业，因此贾德纳先生自费邀请联陞来美一年帮他工作（贾家里比较富裕，故有此能力）。联陞到美后，在贾家吃住，以后因受知于赵元任先生遂领取哈——燕京奖学金，成为正式研究生。谢泳同志文中说：“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不够确切。

此稿发表在《书屋》杂志2001年7月号上。此稿虽短，但情意不短，尤其是如何实事求是看待过去的是非人事令人提醒自己谨慎。此稿发表后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也就是十月二十三号，他就去世了。

周一良（1913-2001），安徽建德人，即今东至人，北京大学教授，有著作《亚洲各国古代史》《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郊叟曝言》等。

顾学颉

周实先生：

您好！

大札诵悉，谢谢。承蒙黄先生的盛意，向您社推介文稿，他常来访。惟因年老多病缠身，不能经常执笔，诚为憾事。

四十年代，我曾执教于贵省两省高校，犹有旧情，故于贵社征稿，亦属义不容辞。昔年曾拟撰白居易八考，已完成并发表其中数篇。惟思想考为中心问题之一，虽有腹稿多年，迄今尚未著笔。但内容丰富，非短笺尺幅所能容纳;亦非限期可就。故于贵刊性质，恐有未合，或当另作考虑也。

专此，顺颂

编祺

顧学颉

1997.12.12

我也和他一样，也是承“黄先生”即《随笔》的老主编黄伟经先生的“盛意”介绍才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193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9年后历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私立民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译所高级编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57年因直言犯忌被划为“右派”，是我国元代戏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的专家。他编选、校注的作品和著作有《元人杂剧选》（1956年）、《醒世恒言》（1956年）、《今古奇观》（1957年）、《随园诗话》（1960年）、《白居易诗选》（与周汝昌合著，1963年）、《白居易集》（全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国内第一部白居易全集白话注释本）、《元曲释词》（全四册，与王学奇合著，1983-1990年）等十几种。

我当然立即向他约稿。稿虽未约到，我并不灰心，继续向他寄送刊物，他的信稿终于来了：

周实同志：

您好！

承您寄来贵刊多份，开卷有益，谢谢！

看到贵刊载有八股文谈一则，颇有意义。因忆及旧时听到的趣事，也写了一篇小文，寄上，殊不如文正义先生之引经据典也（周实注：《话说八股文》，作者文正义，发表于《书屋》1998年第5期）。

如有可取，请发表，可以凑凑热闹。祝

编祺

顾学颉

1998.5.18

我的父亲（顾复周）是清末的廪贡生（秀才中最高一级），我幼年曾看见他当年考试的卷子（白宣纸裱成的折页，有些卷子，发还给本人），还有试官加上的圈圈点点，和卷面上批的奖金（×百文）数目。我也看不懂，只觉得很好玩。那时，八股文早已废除多年了，仅仅听到别人谈论的一些话。

又及

当然可取，当然发表，这还用说？且看他说的两件趣事（《“八股文”趣谈》，《书屋》1998年第6期）：

一个老师出题叫学生作文，题目是“三十而立”（《论语》中的话）。一个学生很快写出：“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二乘十五是三十，是破“三十”二字的。下句有椅子板凳不敢坐，只能“站”着，是破“立”字的。他把立字误解为站立的立。老师看了大笑。

某地修建一所二郎庙，请一位老学究做一篇“二郎庙记”。老学究习惯了做八股文，就用八股文的笔调来了一个“破题”式的开头：“夫二郎者，老郎之子，大郎之弟，而三郎之兄也。”（这是紧扣“二郎”两字的）。接着说：“庙前有二树，或曰：庙在树后耳。”废话一大堆，实在让人看了发笑。

那时诸如此类的文字，触目皆是。即如应用文体中的书信（八行书），第一页满篇全是恭维对方的话，千篇一律，毫无内容。所以接信人从第二页看起。其根源也与八股文有关。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时，我的老师钱玄同先生就著文谈到这个问题。直到近代，有的人写文章，作报告，起承转合，引经据典，一片华而不实、千篇一律、毫无内容的言词，被人讽称为洋八股、党八股，实际也是受了“八股文”的流毒，所以我们对它的毒害性不可低估。

这篇文章发表后，也就是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情况真的是“年老多病缠身”呀。

他的父亲顾复周，我亦做了一点功课：顾复周（1874—1935），字我，别号於如道人、带涢阁人。曾创办湖北随县模范小学，任过应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随县商会主席等职。攻理学、佛学，擅长书画金石。民国初，于城外东南隅营“晓园”，啸傲其间，以诗酒著述、书画篆刻自娱，尤以书法驰名，篆、隶、行、草各体，均为世所重，县城商号大多为其书写，县内外求其手墨者每日皆有。苦于鸦片之毒害，专撰《劝戒洋烟赋》，亦庄亦谐，宜俗宜雅，并以楷体自书长卷，颇为现当代著名学者所珍赏，黄苗子、顾廷龙、夏承焘、王季思等诸多名家在卷后题诗作跋。六十岁时曾自寿撰联：五百年涢水钟灵，东山品望西山学;六十载梅花索笑，南枝挺劲北枝高。1935年病逝，葬城东北梁家桥之原，不封不树，以遂返古归原之初旨。他去世后，著名学者高步嬴亲撰墓志铭，深赞其学行。著有《书法辑要》三卷、《於如道人诗萃、文萃》及印谱、印存、石谱等各若干卷。

顾学颉（1913-1999），有著作《顾学颉文学论集》《坎斋诗词录》《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说古道今》《元明杂剧概说》等。

徐中玉

从《书屋》创刊开始，我就一直给他寄赠杂志，向他约稿。为什么？因为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初期，他曾与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先生携手组编并重新开设了《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这门公共课也就停止了，从此中断了三十年，导致高校的人文教育几乎成为一片荒漠。为此，我特敬重他可惜的是，他来稿时，我却正办理调离手续。

周实先生：

一直承赠阅贵刊，十分感谢。这是我仔细必读的刊物之一。佩服。

寄此短文，只是为了表示一点支持的谢意。是为“文艺争鸣”（长春）提出的四个问题直抒己见的。他们大概想编成一本书，分题辑出。年内未必能出来。匆此祝

健

徐中玉

2001.6.26

我立即给他回了信，他也立即回了信。

周实同志：

信收。想不到“书屋”如此好的刊物会有较大的变化。大作（周实注：在《芙蓉》和《创作》上发的短篇系列《刀俎之间》）一口气读完，现实意义可佩，怵目惊心，文情都属上乘。这方面也是深具传统，有时还于今为烈的。千字短文，原只为表示一点谢忱，多不尽欲言也。社会进步，不可逆转，但望不只有一点迷人的文字功夫而已。自当一如既往，盼能读到大作。匆此祝

健

徐中玉

（2001）7.10

我也很是喜欢听他的这些“不尽欲言”：

没出息的人才千百遍地象念经一般盲从别人的结论，私心太重的人才不敢坚持正确的东西而随风俯仰。多年风狂浪险，值得“自以为是”的人太少，而不必要地“自以为非”的人却太多了。这对学者来说，决非好现象，实在很可悲的。（《为学必须实事求是》）

学术研究工作，特别需要能于勇于坚持独立思考品格的人才。现在讲创新的很多，讲需要能于勇于独立思考，质疑问题的却不多。要善于引导，再不能总喜欢驯服工具了。曹禺晚年自悔所以没再创作出早期那些好作品，就因为自己“太听话”了。“太听话”就不能突破自己，有所创新，甚至还会滑下去。（《“和而不同”与“殊途同归”》）

我从不迷信文学流域内五光十色的主义，中间也或有一些亮点可以注意。开始时有些新意，到了成为主义，便以为可以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这把钥匙可以开通所有的锁了。主义容易变成陷阱。（《“和而不同”与“殊途同归”》）

我喜读中国古代的文艺评论文字，篇幅短，文字简要，往往非常精彩，而且具体生动。读古人这些文字，很轻松、愉快，又有所得。他们不是为名利而写，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现代论文，洋洋洒洒，一两万文章，拍拍头脑，摇笔即来，没有保留价值。（《“和而不同”与“殊途同归”》）

他说出了很多人心中没有说出来的。

徐中玉 ，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上海作协第五届主席，有著作《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等。

甘惜分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嘱咐我给他寄《书屋》杂志了。

我只知道他是搞新闻研究的，是人民大学的老教授。

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才知他有如下经历：

1938年2月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奉调到八路军一二○师任高级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员，后担任过前线记者。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签字后转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是《绥蒙日报》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7年奉调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后随刘邓部队前往解放大西南，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奉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离休。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等职。

他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四十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出版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学原理纲要》《新闻论争三十年》和《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著作。《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性质、特点、功能的专著。1993年，他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出版，这部辞典由国内一百多位新闻学者和研究者共同编著，是新中国第一部详细、全面的新闻学辞书。此外，他还撰有大量学术论文。他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专门从事民意测验和调查的学术机构。在他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舆论学原理”等课程。他一直强调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掩盖事实是新闻的陷阱，制造假象无异于自杀，并由此提出了他的“新闻三角理论”。他的新闻思想首先强调要尊重新闻的客观规律，新闻规律是第一性的，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是第二性的。他认为应当是按新闻自身的规律制定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而不是相反。这一思想具有针对性。因为长久以来，领导部门常以个人意志发号施令，而不顾新闻工作的自身规律，甚至根本否认新闻工作规律的存在，不承认新闻学。

我喜欢他这样的学者。我向他约稿。他没有来稿。但是，在我离开《书屋》之时，他给我来了信：

周实同志：

早聞贵刊改组，近得先生来信。夫复何言。《书屋》是我国高质量的刊物之一……当向前看，不必泄气……数年来无偿看书，感甚感甚，如有新讯，盼告。

……祝安好。

甘惜分

（二○○一年）七月七日

接到他的信后，我给他回了信，告诉了我调动的新情况，给了他我的新地址，还寄了几本拙著给他，他马上又来了信：

周实同志：

大作二包均已收到，兴甚感甚，我要读的书太多，兴趣又广，而又年迈，只能慢慢来。《刀俎》读了二三篇，只一个“酷”字了得，心为之颤。这是祖传，以至于今。李白生于碎叶，记得是郭老（周实注：郭沫若）传此，今写成演义（周实注：指拙著《李白》三部曲），功不可没。

我搞的是新闻，一出手就是敏感问题，想得多写得少，出书极难。有一本已写好六年，走了十七家出版社……走错了路，无可奈何！

你我年龄可能相差不少（我生于一九一六年），你的写作成就远在我之上，可钦可敬。申奥成功，中国新闻出版业可能不能不有所前进。我并不悲观。天气酷热，望保重！

甘惜分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他生于1916年，我生于1954年，确确实实，“相差不少”。

信是写在宣纸上的，感觉那手字，写得真的好，不但有力，而且潇洒。

甘惜分（1916-2016），四川邻水人，有著作《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学原理纲要》《新闻论争三十年》和《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