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承载了共和国老一辈汽车人无数心血，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的今天，新一代汽车人正在创新的道路上奋步疾行。本期从盘点中国汽车工业经历的重大产业和政策事件开始，以史为鉴，记录中国汽车人的初心与使命，开启《中国车企名录》正篇内容。

1949—1979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农业占据绝大部分比重，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严重阻碍了我国战后的经济发展。由此，提振工业顺理成章被提上了国家战略层面。

1949年底，毛泽东带队到访莫斯科，并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将兴建汽车制造厂列入了“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中。

发展重工业已经迫在眉睫，《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一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为第一汽车制造廠着手筹备工作。

经过重重筛选，最终将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址定为吉林省长春市——这里拥有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又紧邻京哈铁路，便于引入苏联的大型设备。

准备工作有序进行，1953年7月15日顺利举行了奠基仪式。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大量协助，包括提供了整套吉斯150载货汽车的产品设计资料、派遣180多名行业专家到国内进行指导，以及接纳我国的518名实习生到苏联学习……

奠基仪式的整整3年后，代表中苏友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瓜熟蒂落”。这一天，首批12辆解放CA10型卡车顺利下线，翻开了中国造车史的新篇章。

有了卡车制造的成功经验，代号为CA71的中国首部轿车也于1958年5月12日驶下了生产线。这款车借鉴了根据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最终定名为“东风”。

尽管已经实现自己制造轿车的愿望，但受限于CA71的车型级别，仍然无法满足国家领导人出行的用车需求。为此，以1955年款克莱斯勒帝国为样本的CA72高级轿车项目诞生了。

然而，车型所需的V8发动机对当时国内工业水平而言极其复杂，尤其是发动机铸造，良品率只有区区3%，工程师们只能百里挑一，制造出为数不多的良品发动机。

经过全厂员工的共同努力，一汽的高级轿车从项目启动到试验样车CA72-1E下线，仅仅用了33天。

接下来，一汽对CA72样车进行了5轮测试和改进，最终代号为CA72的红旗轿车于1958年8月正式诞生。除常规版本外，工程师们将CA72的顶篷移除并加固车身，生产了少量敞篷版本用作1959年国庆大阅兵的检阅用车。

为了满足特种用车需求，中央兵工总局国营四五六厂于1957年接到了生产中国品牌军用越野车的任务。这个越野车项目以缴获的美国威利斯吉普车为蓝本，经拆解、测绘、仿制，用时3个多月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辆越野车——长江46型越野车，随后参加了国庆10周年阅兵仪式。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急速恶化，导致中国汽车工业失去了苏联的技术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议以北京汽车制造厂为基地，生产自己的军用轻型越野车。

新型越野车项目生产代号为BJ-210，与长江46型越野车也颇有渊源。车型主体沿用威利斯的设计，细节之处有所调整。不过，BJ-210并未最终量产，取而代之的是尺寸稍大，4门设计的BJ-212。BJ-212越野车采用前后硬轴钢板弹簧悬架。通过严格的测试和检验工作后，终于在1966年5月实现了批量生产，我军各部队陆续装备BJ-212。

BJ-212坚固耐用、价格低廉、便于维修、越野性能良好，受到广大官兵们的青睐，这款越野车更是作为援助物资被无偿捐献给越南等当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

视线转回红旗，1960年3月16日，红旗CA72轿车运抵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参展，从那时起，“红旗”开始被世界所熟知。另一方面，为了满足领导随行人员的乘坐需求，一汽也开始着手研发红旗3排座高级轿车，同时也继续改进CA72发动机和底盘性能不稳定、车身自重过大等缺点。

1965年年底，全新“红旗”正式投产，命名为CA770。红旗CA770配备了自主研发的5.65L V8化油器发动机，最大223hp，最高车速165km/h，传动系统为2挡自动变速器。首批计划生产20辆，作为国家领导人专车使用。

红旗CA770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一汽在CA770的基础上还研发了CA772保险车以及CA771和CA773等衍生车型。

因种种原因一直推迟建设的二汽终于在1969年开工。期间，新车型的研发工作也在用芦席和油毡搭建的临时厂房内同时展开。由于生产条件简陋，二汽组织人手边设计、边绘图、边施工、边生产，硬是靠锤子、榔头等工具，加工拼凑出了第一批2.5吨载荷EQ240军用越野车样车。

1971年二汽EQ240总装配线竣工，大大改善了因手工装配造成的质量不稳定现象。经过数年改进，东风牌EQ240越野车于1975年正式投入量产。

1964年2月，上海牌SH760投产，有别于红旗的庄严肃穆，上海SH760的车身涂装大胆采用了鲜艳的配色，并取代了公务车中老旧华沙等车款。同时，除了公务用车之外，这款车也面向普通大众销售。

1980—1999年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汽车人的眼界，当看到国外众多先进技术后，中国车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与汽车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制定发展路线上，引入先进技术已经是重中之重。

1983年，北京汽车厂与美国AMC汽车公司合资组建了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家合资企业。北汽以厂房、设备和资金入股，持股68.65%，而AMC则以技术、知识产权和资金入股，持股31.35%。

北京吉普第一款引进的是代号为XJ的第二代切诺基，采用承载式车身，相对于传统越野车有着更好的公路性能和经济性，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史上第一款现代意义的SUV车型。

事实上，当时不仅北汽，很多车企都在积极寻求国外技术合作机会，没过多久，上海又传来一则喜讯——上海大众落地了！1984年10月10日，中汽公司董事长饶斌和德国大众汽车董事长哈恩博士在人民大会堂签署协议，成立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55亿元人民币，德国大众持股与中方各50%，这种持股比例以及谈判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情况都为随后颁布的《合资法》创造了参照蓝本。

两年后，中法代表在广州签约成立广州标致公司，成为国内第三家合资汽车公司。广州标致由504皮卡做起，避开当时严格管控的轿车品类，在广东等地区受到生意人的追捧。

嘗到甜头的广州标致乘胜追击，引进了504的继任车型505 SW，而这次则是一款旅行版车型，并在1989年追加了三厢版505 SX车型。

通过军转民而来的长安汽车在80年代从铃木引进客货两用的微型厢式汽车。进入90年代，长安寄望于引进新款微型家用轿车实现再一次飞跃，长安也确实做到了。

1992年，长安汽车正式获得国家批准成立了微型车生产基地，首批500辆奥拓轿车顺利交付。1993年，长安汽车与日本铃木、日商岩井成立了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奥拓投放市场后市场反应热烈，使长安铃木迅速成为当时中日两国合资生产微型车规模最大的企业。

虽说国内几家汽车企业已经逐渐显势，但“共和国长子”身份的红旗品牌始终止步不前。为了恢复红旗汽车的研发生产，一汽选择了与奥迪合作，利用曾经的红旗轿车生产厂，建立了焊装、总装等生产线，从拼装散件开始生产奥迪100车型，并稳步推进零部件国产化。

到1995年，奥迪100的国产化率已达到82%，随后以奥迪100为蓝本的红旗CA7220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在解决了克莱斯勒发动机与车身的匹配问题后，一汽一直等到奥迪100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才开始真正批量生产红旗CA7220轿车。

2000—2019年

2001年1月1日，中国开始征收汽车购置税。同年，新能源汽车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五”期间的“863”重大科技课题，正式开启了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时代。

行业嗅觉敏锐的丰田很快预见到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即将崛起，立即布局在中国的混合动力车型战略。4年之后，丰田普锐斯在长春下线，这也是普锐斯车型首次在日本海外生产，中国消费者第一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电动化”汽车。

2009年，中国以300多万辆的优势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一时间国际汽车巨头竞相进入国内市场。与此同时，一些自主品牌企业也将目光望向了海外。2010年3月28日，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吉利集团与福特汽车在沃尔沃总部达成协议，吉利以18亿美元获得了豪华汽车品牌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国并购。

在互联网和电动化的双重浪潮下，汽车制造方式正发生改变，由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逐渐转换成电池、电驱、电控系统，传统造车技术的高门槛轰然倒塌，给众多新势力们打开了一扇新时代的大门。从2014年开始，造车新势力遍地开花，甚至不少互联网公司进军汽车产业也意欲满满。

2018年，中国汽车产业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施行了20多年的汽车股比外资最高不超过50%的限制即将终结。细则包括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而特斯拉成为股比放开后，首个在中国独资建立工厂的汽车企业。

2019年6月21日，国内动力电池“白名单”制度正式废除。所谓“白名单”制度，指此前只有搭载了“白名单”内的企业所生产的动力电池，该车辆才能踏入国家丰厚补贴的获取门槛。制度实施以来催生了一批如宁德时代、比亚迪、合肥国轩等龙头企业，而三星、LG、松下等日韩电池巨头始终没有进入这一目录。随着“白名单”正式消失，国内电池动力企业的保护伞正式撤销。未来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不仅要与国内其他动力电池企业争份额，还将与日韩电池巨头展开贴身肉搏，把动力电池技术推入真正的市场化竞争，也意味着更加趋于成熟的新能源技术市场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