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孟 金美杰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媒体单位代表莅临大会，共同探讨“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的关系，助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繁荣发展。

24日上午，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主持大会开幕式，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晓玫致开幕词，对到场嘉宾表示感谢并预祝本次会议成功。黄晓玫指出，刘醒龙是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的双冠王，是从湖北走向全国并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引领了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历来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能够从刘醒龙近年来的作品中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把握时代精神主流。同时她也希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能够借此机会更好地整合资源，圆满实现“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

湖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肖伟池在致辞中表示，刘醒龙始终坚持将文学视野放置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场，保持着对于广大现实和复杂历史的深度关注，他创作了一系列有思想、有温度的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人民心声，激励人民前行。同时，他努力将传统中国文人的诗的情怀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融为一体，坚守文学初心，坚定创作理念。在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回顾刘醒龙的创作历程，总结刘醒龙的创作成就，探究刘醒龙的创作感悟和心得，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作家的深入研究，而且对于发展和繁荣新世纪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修文从和刘醒龙多年的相识相交出发，真挚表示刘醒龙写作近几年之功，让他真正感受到作为写作者的胜利和骄傲。他认为湖北文学发展到新时期以来，刘醒龙做出了主要贡献。刘醒龙除了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外，也是一个典型的楚文化与楚文学的后裔，他期待评论界对于这一点进行充分研究。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汉桥表示，此次研讨会对于进一步发扬武汉市的文化名片，进一步巩固武汉文学的“汉军”地位，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朱训集，则回顾了湖北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和辉煌成就。从刘醒龙《黄冈秘卷》《上上长江》等作品中能够看到新世纪以来，湖北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化、叙述家国历史、塑造时代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成绩。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阎晶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认为刘醒龙的创作历史很“沉”，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长，刘醒龙是一个建设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接着，他结合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趋势，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刘醒龙的创作给我们提供的趋势性的启示。第一，持之以恒，创作大作品。持续的获奖并没有让刘醒龙享受荣誉带来的惬意，而是继续深入思考并且不断拿出大作品，无论是新作《黄冈秘卷》，还是近年来结集出版的散文集《上上长江》，都是他坚持创作大作品的最好证明。第二，刘醒龙的创作有一种艺术自觉，努力追寻历史和现实的融合。刘醒龙的创作题材对呈现历史和表现历史有非常重要和丰富的收获，他的小说消融了历史的线性的划分，他笔下的历史和现实、历史和时间不是一种延长、延伸，而是一种融合。这不仅为小说如何表现历史与现实经验提供了启示性的探索，也是刘醒龙个人创作上日益成熟的标志。第三，刘醒龙有一种明确的地方志意识，同时又有自觉的中国精神的表达。《黄冈秘卷》在突出地域性的同时又努力、自觉地突破地方性格局，在文学趋势的趋同性中又保持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一个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值得我们认真去分析。

《人民文学》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认为刘醒龙的创作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有境遇感。刘醒龙作品中的现实关怀从《凤凰琴》一直延续到《黄冈秘卷》，在现实的杂乱当中，刘醒龙认认真真地探究现实的秩序，以非凡的眼光找出现实的头绪。二是有根须。他的每部小说里都有想象的渊薮和忧患的具象，他的想象和虚构如同触须一样从主根伸展而来。三是有方圆。方圆可以形容性格的尖锐和圆融，也可以形容一部作品的格局。刘醒龙的每部作品都有个性的棱角，而在面对浩大生命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圆融包容。由此可见，刘醒龙是一个有整体结构的、心怀家国天下的作家。

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对当代文学四十年的发展进行梳理，并将刘醒龙放在这些文学浪潮中进行定位。刘醒龙创作起步阶段就基本避开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因此他的创作总是呈现出温暖和宽容的氛围。在文学革新艺术的潮流中，刘醒龙虽然受到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但仍然是扎根现实的，具有深刻的现实感。新世纪以后，刘醒龙的创作尤其是近几年的作品非常重视文化问题。区别于中国大多数当代作家取材和看问题的角度，刘醒龙真正做到了从文化学角度进行叙写，这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一种趋势。

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汪政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刘醒龙，改变了传统纯文学作家的姿态和面貌，他使自己达到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把经典放下，把建构起来的风格放下，从而开辟了崭新的艺术天地。同时，在与现实的关系上，刘醒龙呈现出的是行动的状态：不是只在书斋里书写的作家，而是一个在大地、在历史深处、在一个个陌生领域行走、学习和思考的作家。此外，他重建或者说更新了与读者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方法论的思考层面，刘醒龙作品中呈现的是文体上的进步和创新，用传说来写历史，用想象来写真切，探索自己对于文学、文化资源的开掘方式。《黄冈秘卷》中表现出了对教育等当下人们关注热点的回应，不再仅仅局限于精致的贵族化的口味，写作可用的资源变得十分广阔。

湖北省作协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先霈提出了刘醒龙为什么能够长期持续地推出高质量的作品、保持强劲创作势头的问题。他结合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中刘醒龙冲在第一线采访的事迹，认为刘醒龙和徐迟一样具有“新闻民工”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的写作不是单纯的歌颂，而是以文学家的审视和批判的眼光，走出书斋，投身到亿万人民关心的热点中，和大家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刘醒龙的作品中始终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根本原因。

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贺仲明认为，很多作家都存在一个“获奖魔咒”，即获奖之后创作会走下坡路或者陷入低谷，而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到最近的《黄冈秘卷》来看，他无疑打破了这个“获奖魔咒”。《黄冈秘卷》中既有细致的写实，也有亲民的想象，结合了灵动才气和厚重故事，是作家创造力的表现。同时，本土的历史意识的强烈，思想能量和生命体验的不断深入也是刘醒龙之后创作的可期待之处。

武汉大学教授陈美兰则从“我爷爷”到“我父亲”的角度，阐述了对刘醒龙创作脉络的理解和把握。从《大别山之谜》开始，“我爷爷”对刘醒龙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就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蒙作用。爷爷留给了他两笔精神财富，分别是接近心灵的坚守和对自然界之谜的探寻。爷爷给他的精神财富是他创作的基础，刘醒龙在这样一个创作基础上寻找一个更新的高度，更新的创作视角。他的创作反映社会的不公与道德感的缺失，探索从自然界之谜向历史之谜的转化；而新作《黄冈秘卷》则是对我们父亲这一辈人的触动心灵的审视，塑造了一个回归者的形象，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4日下午和25日上午，研讨会共分出六个小组，在两个分会场分别进行小组讨论。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评论刘醒龙是一位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行的作家。无论是《分享艰难》的底层写作，还是《圣天门口》的百年反思，都在触摸着社会的时代神经，感应着社会的症候。他也是一位有个性、有体温、有风骨的作家，更是一位不断思索、不断深化、不断进步的作家，他的本土的文学自觉是可以期待的新趋势。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建华从中西文学史中对父亲的想象，指出《黄冈秘卷》是把中国父亲丰富的人性和鲜明的党性有机统一的扛鼎之作，这种情结其实是对父亲权威的认可，是文明历史的重要象征，因而也是价值确立的过程，是再造权威文化的一种努力。湖北大学文学院周新民教授认为，刘醒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坚定书写者，对传统文化的“优根性”的书写，对当下现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黄冈秘卷》把长江当作全球化视野中的长江，写的是这个特定的自然地域的自然风物，以及这种特定的文化性格，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的土地、土壤是紧密联系的。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杨经建教授以“变法”切入，认为神秘化叙事是刘醒龙的创作在叙事方式上的“变法”。在《蟠虺》之前，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有两种：以传统的写实手法对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的描绘以及以纯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鸿篇巨制。在广义的神秘化叙事中，《蟠虺》在两个疑问的牵引下进行，在狭义的神秘化叙述中，提出叙事过程中不同的时间节点及其所指含义与叙事空缺策略带来的神秘化体验，作者故意设置的空缺造成了一个又一个谜团，也给读者的想象提供一个飞翔的空间，从而实现在作品中对人的灵魂的追问。郑州大学李勇教授从自己阅读《蟠虺》的直观体验出发，指出刘醒龙能够持续创作的内在根源在于底层出身带来的“饥饿”状态，大器晚成时的心理状态，个人创造中显示出的对知识分子“贤良方正”人格的追求，以及调动写作资源和文化积淀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旺盛的写作能力。黄冈师范学院夏元明教授以《红楼梦》为参照，指出刘醒龙在“由实走向虚”的形而上的、更深入的思考上所作出的努力。刘醒龙试图通过对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的把握来突出其地方个性和文化精神，再上升至时代精神，这可以看作他的作品“由实到虚”的重要过程。《文学评论》编审刘艳题为《家族叙事：破译黄冈文化精神密码》的发言，从故乡书写与家族叙事、地方文化记忆与历史叙事、富于包容性的现实主义叙事策略及其可能性三个方面对《黄冈秘卷》进行了深度解读和剖析。暨南大学特聘教授宋剑华，针对作家创作的“中年焦虑”和创作转型，认为刘醒龙的作品对人性、灵魂的关注超越了他对历史的关注，更提出了“历史是不能虚构的，故事是可以虚构的”这一观点，对作家摆脱焦虑、沉稳创作提出了期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罗义华指出，现代文学经典中具有“回旋的美学”，他联系张爱玲、鲁迅等人的创作，指出作家作品中存在着“重复写作”的现象，即随着时间推移某种创作情结的不断衍生和回旋，并认为刘醒龙的创作中也有这种现象。这体现为他的小说中对“变”和“不变”的关系的考量。“变”的是刘醒龙在反思寻根、先锋、现实主义等文学潮流中都贡献出了不凡的作品，“不变”的是他在作品中对黄冈精神的探寻和皈依。在变与不变的关系当中，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气定神闲的、游刃有余的艺术境界被凸显出来，这也是作家在各方面的自我完成。山西大学文学院王春林教授重点阐述了刘醒龙创作的可持续性问题，对比其他一些昙花一现的作家，刘醒龙的艺术创造力呈现的是持久的状态。武汉大学昌切教授认为《圣天门口》是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综合形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寻根，表现在《圣天门口》中对《黑暗传》的运用；二是对历史的反思。《圣天门口》是对中国革命的整体性反思，在反思中也将人道关怀融合进来，用爱来消解对抗性。河北大学郭宝亮教授指出刘醒龙的创作是在中西融合中找到自我，从早期学习先锋到后来回归现实，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武汉大学叶立文教授就《黄冈秘卷》与现实主义的新变，谈到《黄冈秘卷》结合了宏大叙事、人情小说的叙事话语、幽暗叙事三种叙事类型，在刘醒龙笔下，既有反映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也有抒写家长里短的人情叙事，还有对精神世界的幽暗叙事。华中师范大学张岩泉教授认为刘醒龙在小说中展现的对历史和考古知识专精和渊博的了解，以及添加的时事内容，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同时也提出对刘醒龙的散文创作的研究还有不断拓展的空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国和教授指出刘醒龙的小说具有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宽容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对楚文化资源的利用三个方面的特点。他认为《蟠虺》表现了一贯的对传统文化的复归和倡导，并指出刘醒龙的创作能一直保持高水准的原因在于对当下的鲜明的批判，还给出一种区别于同代作家的乐观积极的探索解决困难的方法。武汉工程大学杨建兵教授认为一般的作家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难以摆脱国家立场、史学立场和民间立场，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的历史观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超脱的目光，更清醒的认识，应该关注历史中的人，反映历史中丰富和复杂的人性”。刘醒龙的历史题材小说正挣脱了以上三种立场，反映出了一个大家的历史观和历史讲述时的作家立场。

在刘醒龙的写作与现实和乡土的紧密联系上，河北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桫椤认为，书写当下贴近现实的创作，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将即时的状况纳入文化脉络中观察，将个体幽微的体验放置在人类历史、道德和情感的坐标中加以衡量，这不仅体现了作家的能力，更体现了作家关怀现实的责任，刘醒龙在这方面无疑是做得很好的。哈尔滨学院李雪教授认为，乡土是刘醒龙创作的源泉，《黄冈秘卷》让读者感到中国黄冈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坐标，她还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刘醒龙写小说像挖矿坑，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块大理石，绝不相同，却又都有着母体的文脉。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杨厚均，则从家族叙事、地方叙事、国家叙事以及对女性的描写等方面表达了对刘醒龙新作《黄冈秘卷》的解读。武汉大学樊星教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肯定了《黄冈秘卷》对黄冈民风民俗的精彩表现，并就楚文化的“巫风”谈到刘醒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湖北省作协理论研究室主任韩永明从形式和技巧入手，深入分析了《黄冈秘卷》的结构方式、悬念设置、作品调性以及语言的巨大魅力。《长江丛刊》杂志社社长刘诗伟认为，刘醒龙写作时始终贴近人物，在《黄冈秘卷》中，人物的形象往往通过他们在对待同一事情的不同态度中表现出来，在不断的冲突中，人物的鲜活性、感染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华中师范大学严辉副教授也指出，刘醒龙善于把当下生活及时、迅捷地反映到作品中，这是小说家少有的品质；他熟悉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因此善于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但红光则认为《黄冈秘卷》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表达内心；与其说是批判历史和现实，不如说是阐释历史和现实。

郑州大学朱一帆博士从《黄冈秘卷》中的“试卷”角度分析整个故事，认为高考秘卷解题的过程也是小说中解答个人在宏大历史背景中的位置问题的过程；《黄冈秘卷》写的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祖辈的历史，她认为刘醒龙在这里提供了一种重新书写历史的范例，即用口述史等方法来处理自己未曾经历的素材。武汉大学熊均博士认为，小说家的历史观是从小说中体现的。他从刘醒龙的作品《蟠虺》谈起，认为刘醒龙对历史的态度不是批判和重写，在《蟠虺》中，他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操守，历史既是背景也是前景；小说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反而是向读者抛出了这个问题，即我们现在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黄冈师范学院汤天勇副教授就《黄冈秘卷》中反复出现的苏轼及其诗词谈论了苏轼和黄冈的关系，指出了苏轼对黄冈文化的塑造。甘肃省作协主席马步升认为《黄冈秘卷》是刘醒龙最大气的作品，并摘取了小说的重要人物老石哥的十九个人生片段来梳理小说的基本骨架，指出这部作品本质上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精神总汇。湖北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秘书长蔡家园从叙事上分析了这部作品，认为它采用了复调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多线叙事的方法。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教授就刘醒龙的散文《上上长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刘醒龙对长江沿岸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文物的开掘独到且深刻，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但他同时也指出了作品相对来说对自然景观的关注不够。湖北大学钱刚博士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学进入了一个思辨化的时代，当文学成为一种传播中的新闻事件，那么优先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眼帘的必然是充分思辨化的作品，刘醒龙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比照了刘醒龙早期作品《圣天门口》和近作《黄冈秘卷》，指出前者是一部后革命小说，而后者是革命后的小说。《黄冈秘卷》不再拷问历史、责问父辈，而是和历史达成了一种和解。文学评论家朱小如也认为，《黄冈秘卷》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圣天门口》，刘醒龙在技术层面总能做到匠心独具，并且他始终跟随着时代，甚至能领时代之先。中南民族大学吴道毅教授认为，刘醒龙作为一个从基层走过来的作家，对乡村生活体会很深，能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热点问题；他的创作历程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对写作领域在进行不断的开拓。杨彬教授从小说家的散文写作及新世纪的散文发展趋势出发，指出刘醒龙散文写作的三个特点：具有大视野和人文情怀的大散文写作，对人文、历史具有独特感受的主体性写作，以及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25日上午，一批年轻学者对刘醒龙的创作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讨论，提出许多另辟蹊径的见解。武汉大学刘早博士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角度出发，从俄国文论的角度切入，认为刘醒龙与斯拉夫派在贴近人民、贴近乡土方面具有相似性，也指出根本的不同之处。在具体文本中，指出《黄冈秘卷》在历史与乡土方面的交融，在情节构思上的宏大叙事，在人物塑造中呈现的复调的潜文本构建手法与半部家族志的属性。刘早认为，《黄冈秘卷》作为贴近乡土的作品，对自然风物描述的缺失可视为“近乡情怯”的敬畏与遗憾。武汉大学朴婕博士从新文学发展趋势的角度思考《黄冈秘卷》，指出方志写作对于历史的复现，以及作品呈现的中国历史本身的不同倾向：首先是革命史和乡土，又代表了资本现代化的历史。她认为，刘醒龙将对黄冈精神的书写扩大到中国，黄冈精神可以看作是中国精神的一种结晶。雷登辉博士认为《黄冈秘卷》讲故事的节奏慢下来了，多了对日常生活的叙事和对世俗化的叙事，如书中“藕汤”的描写、“孩子的撒娇”、父母亲之间的吵架等等。面对现实时少了批判的力量，同时还保持了理想的追求，《黄冈秘卷》涵盖文化、家族志、地理学多方面的内容，走出单一的地域性的视角，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江汉大学陈澜博士联系自己以前的惰性阅读，提出《黄冈秘卷》是一种“过脑子式的阅读”，但对书中叙事性和技巧方面要完成的度的平衡，以及书中前面大量铺排带来的阅读体验的滞涩提出了质疑。最后，由上海交通大学的何言宏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了评议和总结。

25日上午10点，研讨会进入闭幕式环节，由李遇春教授主持。第一项是由六组分会场推荐出的六位学者对本小组发言的情况和理论要点进行了总结。第二项是刘醒龙发表致辞。刘醒龙对参加研讨会的嘉宾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尤其表达了见到诸多年轻学者和学生的高兴心情，认为年轻学者的支持和肯定对自己的写作是莫大的鼓励。接着刘醒龙又回忆了几十年来与华中师范大学交往的深厚情谊。对于此次研讨会，刘醒龙更是感慨良多。他认为各位研究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也是充满了爱的，他对自己的坚持写作和作品仍然能够引起较大反响感到欣慰。接着他分享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真实感想，包括创作中“贤良方正”的精神追求，刘醒龙表示，对“贤良方正”的书写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不一定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对“贤良方正”的坚守或许可以成为通往写作的有效性的一条路径。同时，刘醒龙也对读者关心的“重写”现象予以回应，并对“宿命”与“命运”进行了具体的概念辨析——“命运是在天上的，宿命是在地下的”。和人生、自然难以达成和解，对立起来，就是“宿命”。和解了，认识到了自己，就达到了自然状态的命运。而之所以要“重写”，就是因为感觉以前的那些中短篇里面，只是一种“宿命”的表现，而其实并非如此。刘醒龙真挚的、发人深省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会议最后，由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致闭幕词。他认为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圆满的成功。与会专家的发言全方位、多角度，有碰撞、有争鸣，对刘醒龙创作的叙事技巧、文化内涵、经典化命题、现实主义问题、打破“获奖魔咒”尤其是对会议主题——“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究，而青年学者的发言更是体现了后生可畏的力量，可以说是一场思想云集的高质量、高规格的学术盛宴，这次研讨会必然会把刘醒龙的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同时他也指出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以现代文学史上赵家璧主编《新文学大系》为例，指出现在已经到了对新世纪文学进行深入的学理性探讨和研究的时候了。而华中师范大学作为最早编写当代文学史教材的高等院校，必然能够“再为天下先”。此次研讨会既是总结也是开端，他预祝刘醒龙的创作再攀高峰。主持人李遇春教授再次回顾了研讨会的“初心”，那就是把刘醒龙的创作放在整个新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层次的文学史考察。而到今天为止，这个目标无疑是实现了，并且依然有丰富的、值得深入挖掘的学术空间。“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以圆满的成功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