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红莉

阅读李浩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时常会出现读不下去的问题；阐释李浩更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面对他时时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困窘。在文学创作上或者文学追求上，李浩是有野心的，甚至是傲慢的和充满偏见的。熟悉李浩的人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李浩是很谦卑随和的，但是，一谈到文学，一谈到小说，李浩立即如打了鸡血般兴奋，那个梗着脖歪着头一面专注地倾听一面随时准备辩论和战斗的李浩就出现了，而一旦被他抓住机会，李浩的傲慢和偏见，即他对于文学的执拗见解，便会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他底气十足，声音洪亮，语气坚定，激情昂扬，大有你如果不服气咱们就大战三百回合的架势。所以，说李浩有野心，当然仅见于文学领域。

且选择李浩对于“父亲”的书写，略谈之。

一、 以“父亲”之名

李浩执着于对“父亲”形象的反复叙述，甚至还可以说，在他持续二十余年的文学写作中，他对“父亲”的塑造从未停止，甚至不断加强。比如《那支长枪》《蹲在鸡舍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父亲、猫和老鼠》《乡村诗人札记》《会飞的父亲》《父亲、镜子和树》《如归旅店》《侧面的镜子》等等，直至被称为集其写作之大成的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他不曾间断地着力于对“父亲”的开掘和呈现。在《镜子里的父亲》中，他更是别出心裁，将父亲置放在多面镜子的镜像中，不断让角度不同、功能不同的镜子对其反复映照，以照出“父亲”的不同侧面、不同内心，让我们看到镜子内外多个时间段、多重色彩的“父亲”，甚至还让我们看到经了魔镜而被剥去了层层伪装和障蔽的“父亲”。总之，为了呈现一个尽可能完整、立体、多维和真实的“父亲”，李浩也可谓费尽了心机。然而，这似乎还不够，李浩并不满足于只向成人阅读者(虽然是极少数)呈现他所书写的“父亲”，李浩还用儿童文学的形式(儿童小说《父亲的七十二变》)，继续讲述和塑造着“父亲”的形象。显然，对于“父亲”，李浩有着高度的执着、过度的痴迷。

“作家的写作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自传’性质，我认为它是对的，每个人与物的出现都携带着作家生活、记忆、阅读经验和道听途说的基因，而之所以他会让这个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被创造出来，一定更是他兴趣和观察所在，甚至直接取自写作者自己划伤的肋骨。”这是李浩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更是他的夫子之道。此刻，这段话对于理解李浩显然颇有助益。那么，为什么李浩执着于对“父亲”形象的反复讲述？或者说，为什么“父亲”“更是他兴趣和观察所在”？他通过对“父亲”不断的刻写，想表达什么？还有，他的儿童文学书写与其成人写作之间有什么关系？李浩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浩小说中的人物多是“多余人”“失败者”，他也擅长于“将人置放在一个被历史、命运、阴谋、性恶等多重因素挤压而成的逼仄、阴冷、布满暗箭的罅隙中，这个罅隙是人注定的、无所遁逃的存身之所，李浩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不得不在这样一个罅隙中苟活着的人的存在”。如《乡村诗人札记》中那个“父亲”：“父亲”是个乡村教师，还是个诗人，然而在这个现实中的诗或诗人却充满了嘲讽的意味，非但没有给“父亲”增添光环，反倒更成了他无能、无力的证明和根源，是让人嘲讽、耻笑的由头。李浩用他的残忍和如刀之笔让我们看到，这不是可供诗或诗人生存的土地，这里绝没有可以为诗或诗人提供的滋养。而在非诗的土壤里种下诗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实或许只能叫作笑料。“父亲”就这样成了旁人的一个笑料。李浩笔下的“父亲”正是这样的，被挤压在生活的罅隙中而不得喘息和翻身，是“失败者”，是“多余人”，是边缘人。

《镜子里的父亲》几乎集纳了李浩以往小说中所有“父亲”的影子，这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他是农民，但他却不擅长耕种自己的土地，“分家的时候，父亲分到爷爷耕地的三分，他戴着草帽缓缓进到田间，那种笨拙的散漫让大娘和华哥哥、四叔四婶没少笑话”；他也“曾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红卫兵”，但却常常被耻笑、被驱逐、被冷落；他“是一个乡村诗人”，孤独地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写诗，然而，这反倒更成了他进一步被耻笑的理由。他一生无丰功伟绩，甚至谈不上任何出人头地，他这一生却遭遇冷落，不断遇挫，心有不甘却一事无成。总之，这是一个孤独且失败的“父亲”，这是一个可悲可叹可怜却又无望的“父亲”。“父亲”，这个本应有日月光芒，有山脊分量的称号，在李浩的笔下被层层剥开，抽丝剥茧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颓败的、空洞的、无力的内核。

而且，在李浩笔下，这样一个无力的“父亲”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传承有之的。这个出处当然是“爷爷”。可以和李浩笔下的“父亲”相参照阅读的，是他笔下的“爷爷”。“爷爷”是“父亲”的父亲，更可以让我们了解“父亲”的土壤和成长。然而，我们发现，可作为“父亲”榜样的“爷爷”也并不具备足可以成为人生好榜样的可能。这是一个怎样的“爷爷”呢？在小说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爷爷”的一生。“爷爷”年轻时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到中年时代虽则积极要求进步但并未能被人重视，到晚年则被病痛困囿且不断重复自杀闹剧以引起他人注意，最终在一次并不想死的时候成功自杀。这是一个不断让“父亲”们(“父亲”以及大伯、叔叔)感到羞耻的人，这是一个被别人当作笑柄的人。所以，至此，我们更加理解了“父亲”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根由。毋宁说，李浩借助“爷爷”让我们更加确认了“父亲”的无望，更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绝望。因为“爷爷”如此，所以“父亲”如彼。

当然，我们都懂得，李浩其实是在借父子二人，为现当代中国人画像；李浩借两代人的生存简史，写下现当代中国的历史。

二、 镜子和魔法

何以见得？因为李浩在写作中真正实现了他所渴望的从单数向复数的飞升。当然，李浩的“父亲”并不单单指一个具体的个人，否则就远不是李浩了。李浩说：“这样说吧，他是他，但从来都不单单是‘他’，时间、命运、报纸上的宣传、环境和个人心境，有时会影响到我父亲的选择——是戴这顶帽子，还是那顶？是以鱼的姿态出现，还是鸟的样子，蛇的样子，昆虫的样子？如果没有记错，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有一句极其漂亮的短语：‘一个人只能成为众人，而不能成为他自己。’把它当成另一顶帽子，给我父亲，大约也较为合适。众多的镜子让他获得增殖，混淆在众人里。”的确，在小说里，我们能看到李浩为“父亲”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在李浩这里，是将“父亲”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总体代表出现的。王春林说：“李浩所一力强调的，实际上是父亲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问题。”这一点，我特别认同。但另外，我还认为李浩并不只是将“父亲”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而是将其作为中国男人的代表，甚至所有人的代表出现的。

“父亲”既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还是每一个个人，也是所有的人。李浩说：“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父亲”这个男人，作为每个人一生中那本该是头顶上的一片天，背后可依靠的一座山的男人，却不知原因地失败着，挫败着，无奈着，无力着，被冷落着，被嘲笑着，被挤压着，被忽略着。“父亲”既是父亲，也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未来的自己，更可以照见人背后的整个世界。李浩以“父亲”为模特，镜像里照出的是所有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本相。

李浩对于“父亲”的讲述并非平铺直叙，甚至没有“好好说话”。在如何讲述这个“父亲”的问题上，李浩煞费苦心。为了让“父亲”承载起李浩想赋予他的所有象征意义，李浩不仅要选择道具，还要增加障碍，增加难度，这就是他常常说到的小说的技巧或魔法。我们看到，在《镜子里的父亲》，李浩安排了若干面镜子来照出“父亲”的各个侧面，还安排了多面三棱镜、哈哈镜以照出“父亲”不同的构成部分，甚至还设置了魔镜以照出“父亲”的“原形”——总之，李浩为了将“父亲”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为了在叙述者和阅读者之间制造障碍以延宕阅读而使阅读者更多地去思考他的用意、目的和良苦用心，真可谓费尽心机。于是，“父亲”实现了繁殖。李浩说：“是的，我有两个父亲或者更多，一个是说出的，一个是沉默的；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那个与我有血缘的人，另一个，则在镜子里。镜子使父亲获得繁殖，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生四……镜子里的父亲不止三位一体，不止，远远不止，他是不断扩展的一个复数，现在，我要说的是他的简史，更是‘他们’的，简史。”如此，“父亲”才不只是父亲，“父亲的简史”才不只是他的简史(《镜子里的父亲》曾一度名为《父亲简史》)，更是他们的简史，甚至是我们的简史。

李浩为什么选择镜子？为什么要让镜子参与小说叙述？我以为主要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因为镜子能够实现李浩所要的象征效果。李浩说：“需要一个支点，就像找到一团毛线藏在里面的线头儿，以便我开始叙述，他——我的父亲。……最终我找到了镜子。……我喜欢镜子。镜子，放置在侧面。我用镜子对准父亲(未曾获得他的允许)，并且不止一面；这样，我就有了多个父亲，有了不同的侧面——镜子使父亲从单一中解脱出来，成为复数，获得形象的繁殖：镜子里的‘父亲’远比站在那里拿着嗡嗡作响的剃须刀修剪胡须的父亲丰富得多，甚至真实得多。”有了不同镜子里呈现的多个“父亲”，“父亲”才能不只是单数而同时成为复数，不只是实指而同时可以虚指，不只是具体而同时是抽象。这一点，李浩在文本中阐述得很清楚。其二，李浩让镜子参与叙事，大大增加了叙述的丰富性。每一面镜子不仅功能不同，甚至它们在叙事中所承担的角色都不同，因此在讲述同一件事的时候能够相互补充、印证，或者相互否定、排斥，从而构成了众声喧哗的叙述效果，也更能呈现历史的复杂性、易逝性，以及历史褶皱处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存在，甚至形成某种空白，等待读者的会心填充。这一点，我们从阅读中都可以理解。其三，我以为，李浩选择镜子还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即反思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镜子有着鉴别的象征意义，“照镜子”从来都和认识自我、反思自我、鉴往知来等内涵密切相关。李浩写下皇皇几十万文字，让我们去阅读和思考镜子里的“父亲”，焉知他不是想以“父亲”为镜，如同拉康放在婴儿面前的那面镜子一样，让读者照出镜子之中的那个自我呢？由此，“父亲”就不仅仅是祖辈父辈的代表，还有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化身，以“父亲”为镜，照出了过去，也照出了自我，还照出了可能的未来。

“父亲”面前一面面的镜子，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父亲”和他所在的现实的关系，他和他人的关系；而当“父亲”这面镜子放在面前，“我”能否从这面镜子中从镜像体验中发现“我”所在的现实及其关系，“我”与他人的关系呢？镜子是李浩实现魔法的道具，是他这个魔术师最重要的法宝。

三、 被星辰照耀

李浩从不隐藏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也从不隐藏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来自哪里。在李浩的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李浩对西方大师们的解读。李浩解读得真好。他理解这些大师，理解他们之所以这样写的种种用意，他对这些大师心悦诚服，并且心甘情愿地服膺其后。

或者可以说，李浩书写“父亲”的启发一定程度上来自西方大师，尤其是波兰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尔茨。李浩说：“至今还记得初次读到布鲁诺·舒尔茨那三篇小说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得那种不适和震动，那种疼痛与寒冷。”李浩所说这三篇小说分别是《鸟》《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这三篇小说写下的均是“父亲”。李浩深刻地理解布鲁诺·舒尔茨笔下的“父亲”，理解他的失败和溃逃，同时，布鲁诺·舒尔茨对于“父亲”的书写也大大启发了李浩，“他的存在丰富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挫败的理解，对那些‘父亲们’的理解”。在布鲁诺·舒尔茨以及卡夫卡、君特·格拉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卡尔维诺、福克纳等大师的启发下，李浩对于“父亲”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期待，越来越确定这个形象“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所以“我愿意对父亲言说，我愿意让父亲承载”。同时，李浩毫不隐瞒地说：“两个父亲，复数的父亲，有着不同的侧面和特点……正是君特·格拉斯的启示，让我找到了《镜子里的父亲》的写作通道：他将被数量众多的镜子一一展现，每面镜子可以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色调，并且最终汇成交响的合声。”看，李浩把他魔法的秘诀倾囊倒出。

李浩对于西方大师们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比如他对布鲁诺·舒尔茨的阐释，他说：“在布鲁诺·舒尔茨短暂的一生里，父亲被无数次地刻画、雕塑，他的形体一次次消失或改变，又在另一处一次次‘拖泥带水’地重新复活，直到父亲的精神性形象和他的形体形象融合在一起。从某种意味上说，父亲，也是布鲁诺·舒尔茨的‘约克纳帕塔法’，布鲁诺·舒尔茨的高密东北乡，被反复书写，不断叠加——布鲁诺·舒尔茨把自己的认知、审视、体味、悲悯和情感都注入进这个词里：父亲。”从这个解读中，我们当然能看到李浩。“这里的父亲，是失败者，是零余人，……在众多被塑造的零余人中，他凭借‘父亲’身份和我们建立了学缘上的联系，更为明确地出现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李浩从大师们那里获得思想的启发，然后，他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大地，审视自己的“父亲”，审视自己的“父亲们”，审视“父亲们”所走过的历史，所面向的未来，他的审视成果就是《镜子里的父亲》。

所以，我们看到李浩有一个巨大的野心，他希望通过对“父亲”的反复书写，实现他的文学抱负和理想，他想借“父亲”这个可以有“巨大、复杂的背负”的形象，寄托他对于“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等“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的存在之思。

四、 恢复“父”名

然而，李浩的野心还不止于此。“父”名，亦是上帝之名，上帝是救赎人类给人引路的；而人世间之“父亲”，其本义自然也应是为后人铺路做后人楷模的。当李浩完成了他对于当代父子两代人的书写，层层拨开了“父亲”之名下的空洞内核之后，当李浩完成了这漫长的审视和反思之后，他决意改变：他试图改变“父亲”，改变“父亲”的形象，让徒有父亲之名的“父亲”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父”。这个野心藏在他的儿童小说中，李浩为这部小说取名《父亲的七十二变》。

这个会七十二变的“父亲”，也许才是李浩心目中真正的“父亲”形象，或者说，是他理想的“父亲”。

我们看到了李浩的矛盾。一方面他书写着从现实中一路走来的无能的、失败的、被裹挟的“父亲”，他理解他，同情他，鄙视他，心疼他，可怜他，痛恨他，可是，却无法改变他。李浩借这个“父亲”让我们从中思考曾经的历史，思考曾经的或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思考在历史的夹缝中人的卑微和渺小，思考在政治的跌宕中人的无奈和无能，思考在人性的对撞中人的卑劣和伤痛。但是，我们还看到，李浩其实并不甘心，他并不情愿，他甚至立志于改变。对这种不甘心、不情愿和改变的企图，他用一种和成人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完全不同的儿童文学来表达。这其实是李浩对“父亲”的全新期待。如果说历史上的“父亲”已经不可能改变，那么，我们看到，李浩其实将这个新的“父亲”形象的建立放在了“我”身上，他希望凭借一个虚构的“新父”，为“我”树立一个榜样，或许当“我”成长为父亲的时候，就不再是那“父亲”的循环，而是一个全新的“父亲”。这个新的“父亲”，能够站在历史潮头参与历史、改写历史，能够独立自主把握人生，能够造福后代、庇佑后代，能够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然而，这个理想的“父亲”能成为现实吗？我相信李浩也确定其不可能，正因为确定其不可能，所以，他才用儿童文学的方式表达，这是一种不负责考虑现实可能性而只负责给人梦想的文学形式。但是，既知其不可能，为什么还要写？我以为，李浩写下的也只不过是他的梦想，或者野心，或者白日梦罢了。

对于，李浩的野心和白日梦，我只有敬佩。于此，我愿取鲁迅的态度，还是让有志于寻一条新路的人做自己的梦吧。天下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五、 余论

相比于“父亲”，对于“母亲”的书写乃至对于女性的书写似乎是中国文学中更悠久的传统，成绩也更为卓著。回首文学史，性情不同、刚柔有别、面目各异，但却栩栩如生、历历在目的女性形象如池中风荷一一亭亭而立，不胜枚举；即便在当代作家笔下，女性形象似乎仍然更为鲜明。然而，李浩似乎是个异数，他笔下的女性本就不多，且常常面目模糊，甚或只是个影子，几乎从未成为主角出现过，而对于“父亲”的书写，李浩却从未搁置，从不懈怠，执着开掘，不断延伸。

在当代文学中，对于“父亲”的书写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嬗变，从革命文学中如朱老忠那样稳健成熟的革命型父亲，到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那个卑劣无赖、狡诈多疑的父亲，再到隐忍坚韧但却一次次失败的李顺大式的父亲，直至可悲可叹、可怜可唏嘘的福贵、许三观类的父亲，“父亲”足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缩影，足可以从此中观照中国几十年来的文化思想迁变。而在二十年的创作中，李浩执着于书写“父亲”，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于“父亲”的内涵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梳理他对于中国当代历史语境的思考。

在这个系列里，阅读李浩恰恰就能看出李浩的特别：李浩执着于对“父亲”的书写，一方面是因为他从那些在他头顶熠熠闪光的西方大师那里得到了启迪，得到了资源；另一方面，李浩也试图立足于自己的语境，面对中国的历史和土壤，写下独属于他的“父亲”，用“父亲”这个形象承载他对于历史、人性、责任，对于政治、历史、文化，对于文学、哲学、思想等等的见解和期待，让“父亲”成为他自己一枚独特的邮票、独特的徽章，甚至于，他也希望有朝一日和那些他一直仰视着的星辰，并列于文学的星空。

期待着李浩自己成为在夜空中熠熠生辉的星辰。

注释：

①李浩：《在我头顶的星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②杨红莉：《李浩的小说及其意义》，《文艺报》2012年3月16日。

③王春林：《小说方法论与当代历史之批判反思——评李浩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④李浩：《在我头顶的星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60页。

⑤李浩：《镜子里的父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⑥李浩：《镜子里的父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⑦李浩：《在我头顶的星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

⑧李浩：《在我头顶的星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

⑨李浩：《在我头顶的星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⑩李浩：《在我头顶的星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