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萌萌

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了“重述神话”项目，联合全球三十多个知名出版社进行跨国出版合作，邀请世界各国作家进行神话改写创作。阿来参与了此项目。他以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基础，创作了小说《格萨尔王》。相较于“重述神话·中国卷”的其他三部作品——《碧奴》、《后羿》和《人间》而言，《格萨尔王》在还原史诗的基础上，进行后蒙昧时代和现代文明时代的双线叙事，赋予其新的民族时代含义。重述神话的意义与价值也因此得以拓展。

小说将这部藏民族史诗以晋美说唱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对晋美形象和叙述特征的分析，探讨神话被重述的新形式。这样的叙事变化背后，反映出藏民族审美文化的改变。通过对比远古与当代在传播方式、英雄人物、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探讨这种新的神话呈现形式对神话的重述有何现代性意义。

一、 视角：多重视角的叙事者

说唱活动是藏族民间的一种文学活动。在还未有藏文字的远古时代，藏民们用口头说唱的形式来记录生活、抒发情感。说唱逐渐形成一门独特的民族艺术并流传至今。说唱艺人指专门传唱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人，一般分为7类：神授艺人、撰写艺人、圆光艺人、吟诵艺人、闻知说唱艺人、传承艺人、掘藏艺人。在这些说唱艺人中，能够说唱多部的优秀艺人称自己为“神授艺人”，认为自己所唱的故事是神灵赐予的。这类艺人往往在梦醒时分或大病初愈之后，忽然便能滔滔不绝地说唱故事了。神授艺人也因此成为西藏的一个神奇的未解之谜。阿来受到藏族神授艺人启发，在重述史诗《格萨尔王传》时，虚构了一位说唱人晋美，由他来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不同于史诗由作者直接讲述格萨尔王的一生，阿来安排这样一位说唱人进行史诗的讲述，增加了叙事视角，使神话的意义远远超越其故事本身。

晋美从前是一位牧羊人，由于能够通过神秘的梦境获取格萨尔的故事而成为一名说唱人。他游走在康巴大地，穿梭于现实和梦境之间，把格萨尔从降生、下界到最终回归天国的种种故事传唱到四面八方。当晋美作为叙述者时，小说的叙述视角为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从晋美有限的内聚焦叙述视角中，读者看到了格萨尔英雄的一生，对于没有出现在晋美梦中的故事，读者也不得而知。小说中还有一种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全景式地展现了晋美的人生，不仅讲述现实中晋美的生活，还看到了晋美梦中格萨尔王的故事，听到了晋美与格萨尔王的对话。小说在对晋美的讲述中，也传达出了作者的民族意识和情感。因此，该小说存在着三种视角：第三人称外聚焦视角、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和隐含作者视角。

当晋美作为叙述者时，有着传统说唱人的视角和“拟人化”视角。当晋美按部就班地传唱着固定版本的格萨尔故事时，他有着传统说唱人的视角。在藏民心中，格萨尔王是神一般的英雄存在，他们认为晋美的说唱能力是神授的，晋美说唱的应该是天神格萨尔。然而，一开始只按照神的意志演唱的传统说唱人晋美，渐渐地还想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求证者，甚至渴望进入梦境中与格萨尔王进行交流。于是，晋美心中出现了两个英雄：一个是自己所演唱的主人公格萨尔王，一个是梦境中的岭国国王。这时，晋美出现了将天神视为人来看待的“拟人化”视角。晋美能够与格萨尔平等地对话，他看到了下凡完成人间事业的格萨尔对无休止的战争的苦恼，对未来走向的困惑，对身处王位的孤独，对情爱产生的妒嫉，他甚至带着同情之心向格萨尔隐瞒了现代人对他的功绩提出的质疑。晋美“拟人化”视角赋予了天神人性向度，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格萨尔王形象。

小说隐含作者借助于晋美的形象，以独立于现代与古代的第三方眼光来看待这份古老精神文明的传承的意图。当自己的说唱活动遭遇电子设备取缔，说唱的实质内容遭到忽视时，他更想沉浸在梦境里，无条件地相信着神话英雄。因为那是信仰，是支撑他生命的力量。当英雄的神性笼罩大地时，晋美能够与天神面对面交流，就像现代的藏民们不断寻找着与远古英雄对话的机缘。这正是作者赋予现代人“读懂西藏人眼神”的灵感，藏文化独立于现代性世界文化的标志，正是晋美所传唱的格萨尔王。这种视角的叠置增添了故事的悬念，拓展了叙事的空间，表现出阿来对民族史诗独到的处理方法。

二、 原型：民间传说人物原型的主人公

藏族的口头文学历史悠久。身为藏族作家的阿来深受民间传说的启迪，创作出许多带有藏族传奇色彩的诗歌和小说。阿古顿巴是藏族故事里的智慧型人物，关于他的故事在藏族地区流传甚广。传说他出身贵族阶级，因天生具有高于常人的大智慧，他背弃财富，走进民间底层，用智慧和技能帮助贫苦的百姓战胜困难，寻找幸福。他是藏族百姓心中的平民英雄，但由于四处游走，终究还是孤独一生。小说中，晋美是格萨尔王心中的阿古顿巴，长成“好像这个世界欠他点什么的样子，受了一点委屈，却又不晓得什么地方受到委屈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晋美与其模样相似，才被神选为了自己的传唱人。阿来心中的阿古顿巴是一个既敏感又勤于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常常不得不随波逐流的人。在小说里的众多人物中，只有阿古顿巴敢质疑格萨尔王。格萨尔自天界下凡完成大业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困惑却又无法解答，因此需要一个无所畏惧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来发现问题，并完成解惑任务。阿古顿巴有背弃贵族的反叛精神，勇于对权力进行怀疑与反抗。这一点充实了晋美的形象，使这位说唱人在获得权力之后又反之审视权力，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进行着思想辨析，从规矩的说唱艺人演变为具有怀疑与戏谑精神的智者。在追问与怀疑中，阿古顿巴的抗议者形象补充了晋美的传承者形象，重塑神话的意义与价值也因此得到扩展。

阿古顿巴的故事没有特定的讲述者，不知起于何时，在一代代的传唱中形成。由于藏族的书面文学深藏于寺院的红墙之中，远远脱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于是，口头传唱成了藏族老百姓用来记录生活和传承历史文化的主要方式。这些民间的历史文化、部族的集体记忆，在一次次的口头传唱中被增减完善，人物形象也可能被修改过。民间传说更多的是诉诸情感，而非理性，使得历史的真相变得模糊不清。口头传唱给文学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阿来受到民间传唱艺术的启发，不仅创造出与阿古顿巴形似的主人公，在文本上也超越了一般历史和一般小说的文体模式。在写作时“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使他在创作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而能够使主人公在远古与现代之间自由地穿行，对史诗故事进行取舍并参与其中，构建起宏大的叙事空间。

三、 英雄被解构的史诗

《格萨尔王》被称为“一部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小说”。作为“重述神话”的作品，这部小说不只重现了《格萨尔王传》的精彩故事，还力图将远古史诗与现代文明形成“镜像”，展现出藏族审美文化的变化。阿来借助晋美这一叙事者，通过对其叙述内容与叙述形式的变化，赋予“重述神话”现代性意义。

英雄历来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史诗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一般以讲述民间传说和歌颂英雄功绩为主要内容。人们追寻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一方面把集体愿望寄托在神化的英雄身上，另一方面人们将群体的抗争集中在某一英雄身上。格萨尔王是藏族全民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下凡称王，在人间斩妖除魔，发展国家，最终完成功业返回天界。在小说中，由晋美的眼光切入历史，在展现英雄神话的同时，更多地赋予了格萨尔王人性的向度，塑造出一个新的英雄形象。

降临凡间的格萨尔也曾被魔鬼所迷惑，也会因狭隘和妒嫉而失去理智，因国事太平而感到无聊空虚。晋美的“拟人化”视角改变了英雄惩恶扬善、英勇无敌的固有形象，解构了传统的英雄主义。在这部史诗性小说里，阿来不再延续史诗对英雄的歌颂模式，而是更多地借英雄来挖掘人性，讨论人性。也只有把英雄回归到普通的“人”这个前提下，凸显其非凡之处，才能将人与神进行对比，从而发掘出人性的弱点与困境。在这里，英雄除了对百姓的关照，还多了一份对百姓的无奈之情。虽然最终格萨尔的神性战胜了魔性，但魔常驻人们心中，人性中恶的一面永远无法彻底消失。为什么将妖魔斩尽之后，百姓还是没有安居乐业？该为百姓散尽财宝，还是继续锻造锋利无比的兵器？为什么打开了那么多敌国的宝库，却还有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格萨尔王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他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可带来的确是无休止的战争和无穷尽的苦难。后来格萨尔明白了，魔鬼从人心中滋长，人生生不息，魔就一直存在。于是，他选择离开人间重返天界，也是对人间的一种无可奈何之情。通过晋美眼中人性凸显的格萨尔，作者揭示了人性中善恶的根源，诠释了人类自身的困境。相较于史诗而言，小说《格萨尔王》对人性善恶的把握显得更为复杂。从扬善惩恶的传统价值认同到人性善恶纠葛的观念，小说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英雄主义的审美。作者借助于晋美所塑造的新英雄，也是在对人性进行现代性重构。

除了将英雄加以普通人性的特征之外，小说还赋予格萨尔王现代人的理性精神。在岭国做国王之后，格萨尔越来越沉溺于怀疑和反思的情绪之中，他开始对战争、财富的意义发出质疑。人们认为“正是战争给了他那么多荣光！人们传诵他的故事，不就是因为那些轰轰烈烈的战争吗？他是战神一般的无敌君主！”格萨尔的战神形象给了史诗崇高的地位，但小说中的格萨尔却厌倦了战争。在阎王那里，他明白了任何战争都会误伤百姓，自己的功绩并不能消弭杀戮的罪孽。小说以现代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来观照民族古老的文化形象，从而赋予英雄当代性意义。

四、 新媒体时代的史诗

随着多媒体时代到来，格萨尔王故事的传播由口耳相传变得更加多元化。从广播到影视、游戏，格萨尔王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于大众视野。现如今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电子产品，如iPad、手机来获取故事，对于书面文学形式则鲜有兴趣。因此，有人认为“重述神话”的计划注定是失败的。文学生态的结构性变化，使口传文学和文字书写难以再营造出令人心神动荡的效果。在这个多媒体转向的时代，民族史诗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小说通过描述现代化对晋美说唱方式的改变，反映出藏族史诗审美文化的变化及其现代困境。

藏族独特的口传文学，有着文字和图像无法替代的特征。在口耳相传中，文化的在场感和仪式感得到提升。在认同理论看来，“仪式”是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然而，现如今这样的“仪式感”被大众媒介所冲淡，藏族“我者”的独立性被“他者”削弱，民族认同的建构似乎岌岌可危。随着晋美的说唱日臻成熟，他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一个专业的说唱人。但人们不再需要他四处游走传唱，而是要用收音机和广播来复制他的歌唱。他被邀请到樱桃节、赛马大会进行演唱，但主办方只是将其作为商业活动的助兴环节，希望能够给自己的活动带来好运而已。格萨尔王在藏族一直具有权威的膜拜价值，但在现代化社会却多了许多商业符号。神授艺人、喇嘛以及专家学者都在积极地介入这部现代史诗，并参演着各种活动，这令晋美显得格格不入。他逃离了那些节日活动和学术会议，逃离了市井的喧闹和人们的嘲讽。晋美对史诗新的呈现形式的不适应，表达了他内心的焦虑：站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之上，他目睹了藏族远古文明被打上现代烙印后又被现代无情地推开；蕴含着藏民族生存智慧和精神信仰的故事被质疑和颠覆。人们难以再捕捉到神秘悠远的民族精神，完成对遥远民族记忆的感知。这也是现代化进程给藏族人民精神上带来的困境。

广播、收音机、学术会议作为新的史诗传播媒介，可以看作是现代化或全球化席卷而来的力量，这些媒介的出现是导致史诗异化甚至消亡的现代困境。史诗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其改变古老的存在方式。然而，当口传形式的创造力和仪式感被大众媒介束缚，史诗的信仰价值与民族认同感被商业气息冲淡时，存在形式的变化便成了其自身灭亡的因素。通过对晋美改变叙述形式的展现，作者将史诗的现代性命运这一主题融入史诗的重述之中。

晋美游走在高山雪域之中，传唱着格萨尔的故事，像一位孤独的旅人，在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流浪。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讲道：“被流放者看待事物时，既根据既往的历史，也根据现在眼前的事实，他们总是有一种双重的眼光，从来不孤立地看事物。”晋美的“流浪”身份使他能够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地看待史诗的变迁，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担当审视者、批判者和协商者。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散居》一文中指出，应该把身份当作在表征之中而不是之外的，永不终结的、无休无止的一种建构产物。身份及文化身份都处于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与鲜活变化的生存经验紧密相关，呈现出永无止境的未完成状态。由此可见，身份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中不断地进行着有意识的建构。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如今我们每个人在文化心理上都处于“流浪”的状态，如同晋美一样在多元化的时空中漂泊。阿来希望借对史诗的重述，能够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中，为藏族文化以及藏族精神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小结

《格萨尔王》以一种远古与现代双线叙事的方式进行史诗的重构。在叙述视角上，由于晋美具有传统说唱人视角和“拟人化“视角，使小说具有两个叙述者和多重叙述视角。在叙述者形象上，阿古顿巴的抗议者形象补充了晋美的传承者形象，因而小说通过说唱人晋美得以连接并审视神话世界与当代藏区。这样的呈现形式使英雄被解构，传播形式被改变。这种内容与形式呈现的改变赋予了英雄当代性意义，反映了藏民族史诗审美文化的变化及其现代困境。

独特的叙事策略是“重述神话”保持生命力的法宝。阿来通过古今对话的方式，表达出对藏族传统文化的追忆与反思、眷恋与质疑的复杂情绪。当今全球化席卷而来，民族身份认同与藏族人民精神信仰显得岌岌可危。民族史诗应该如何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阿来着眼于现代世界，回望史诗的同时发掘变化，为史诗的现代性走向寻求一个更好的出口。

注释：

①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②阿来:《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页。

③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页。

④刘大先:《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从格萨尔王谈起》，《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⑤爱德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60页。

⑥王晓璐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