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凯成

现代社会中，人通常存在于“无定”的状态。无论是卡夫卡笔下的由格里高利所变的甲壳虫，还是马尔库塞观念中的单向度的人，现代人似乎沾染上了某种“疾病”，进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化与变形。尤其当作为个体的人用躯体与其生存世界进行“肉薄”时，一种源于灵魂深处的“病症”便随之凸显出来。这种“病症”或表现为身体层面的痛患与缺陷，或再现为精神意义上的疼痛与不安，总之它已作为无法抹去的标识，印刻在了人的现实生存之中。此种“病症”在当前的社会也有着集中的体现，人则成了“病症”的承担者，在与周遭现实的“短兵相接”中体验着生存的艰难。就此而言，如何讲述“病”的故事，成了当前诗人们所必须面对的话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构成了诗歌写作的“公共空间”。但在具体的写作中，如何跳出同质化、单一化的弊病，直接关乎讲述的有效性问题。霍俊明的诗正表现出了对“病”之故事的关注与剖析，他不仅借助乡村“疾病”与城市“疾病”的书写，呈现了当前社会人的基本生存隐症，而且还经由“病态”身份的塑构与再现，思索了人的现实身份问题，以期在多重社会权力空间的扭结中，找寻出人之真正的存在状态。可以说，霍俊明的诗在如何讲述“病”的故事层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霍俊明首先触及了乡村的“病症”，这同时可以视为他对当下一般性乡村写作的突破。就后者而言，诗人们大都以直观展示乡村人民的生存艰难与精神困苦，以及揭露外出打工、土地流失等现象所带来的乡村问题为主要的写作内容。尽管该写作部分地显现了当前乡村人民普遍的生存心理，并反映了乡村基本的现实状况，但由于写作方式的趋同性，加之诗人们写作意识中所潜隐的疼痛观念，使得写作本身走向了同质化的弊病，难以形成个人化的风格。与此同时，这种写作由于过多地受制于笼统性、概括性的理念，它对乡村社会形态无法进行深刻的生存体验的刺入与剖析，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其写作的深度。与之相比，霍俊明的乡村书写则通过具体的“病症”入手，在细节的描绘中有力地再现了乡村的生存隐症和精神刺痛感，这使其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写作，于细部观察中获得了更为多元的表达空间。

霍俊明塑构出了“饥饿的乡村”这一历史性的符号。“饥饿”曾经作为显在的“病症”，印刻在了乡村的发展历程之中，这使得与之相关的记忆本身带有了强烈的历史感，而该记忆与生存现实的“对冲”则生成了诗歌写作的内在张力。如《非素食主义的下午》一诗中，当作为非素食主义者的“我”遇到杀鱼场景时——“他直接下了手 / 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 而是直截了当，一劈为二 / 上下两截仍在抽搐痉挛 / 鱼眼瞪得更大 / 两腮在费劲地翕动”——无论在视觉还是在精神上，一种巨大的不适随之袭来，以至于“我”感到“在这个下午 / 他对一个非素食主义者也下了手”。与此同时，“我”由于陷入了“长年乡村饥饿症”这一历史性的“病症”之内，原有的不适则变为了“血腥”之感——“这个下午 / 第一次有了血腥味”。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饥饿的乡村”并不仅仅作为“高档小区”的对立物而存在，二者共同生成了历史与现实的结构性矛盾，使得诗作的表现空间得以增强。类似的情境出现在《车窗内的陌生人》中，该诗回环于车窗外的“记忆”与车窗内的“现实”之间，“饥饿的乡村”由“车窗外的麦田”所引发：

车窗外的麦田

收割之后正在焚烧

并不晴好的天空

是植物尸体烧焦的气味

那一年我把刚刚从田野抓来的

蟋蟀蚂蚱油葫芦蜻蜓

一个个掷进火堆里

饥饿的乡村在一瞬间照亮

“饥饿的乡村”在此承载了诗人的记忆空间，它的被照亮一方面代表着“饥饿”记忆的被唤起，另一方面则呈现为了在现实语境下对历史经验的书写。这同时昭示出的是，对“饥饿”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会使得城市发展本身变得不完整——“我看到不远处的稻田 / 很快这一切被繁密的城镇淹没”，进而因缺乏历史的渗入而失去了发展的纵深性。

除对乡村“饥饿病症”的展示外，霍俊明还直接书写了乡村人身体意义上的“疾病”。如在《该安静一会儿了》中，诗人描摹的主体是瘫痪在床的、被锯掉了一条腿的、失去语言能力的二叔，由此指向了一种“病态”的生存现实。二叔的“病态”由其自身的罪祸所引起——“包砖厂，包小三，闹离婚， / 也差点闹出人命 // 他深夜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拿着棍棒追打”，但由于二叔颤抖的手曾经是“造反的手”，并对“我”的父母造成过伤害，这同时引发了诗人的历史性观看。抑或说，诗人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讲述了以二叔为代表的乡村“病症”——当面对这双颤抖的手时，“有几次我想上前按住他的手 / ‘叔叔，别抖了！ / 该安静一会儿了……’”——尤其对“病态”历史进行了深入思考。而《皮影戏》一诗则主要通过回忆“我”和母亲走夜路去看皮影戏的场景，将彼时的乡村记忆直观地展现出来。尽管该诗也带有某种历史的意味，但与《该安静一会儿了》相比，诗人在此表达更多的是时间层面的历史。烟雾的缭绕使得乡村患上了“呼吸疾病”——“夜晚的乡村 / 充满了呛人的烟草气息”，而“我”则同时陷入了这种病态的规则之内——“夏末乡村的皮影戏使我不能出声 / 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咳嗽”——不敢发出哪怕是“小小的咳嗽”，诗人既生动地刻画了观看皮影戏的记忆场景，又表达了对“病态”记忆的深刻告别。

其次，霍俊明将“病”的范畴扩展到了城市层面。苏珊·桑塔格有言：“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由之来说，对于城市“疾病”的审视不仅能够凸显出城市的生存隐症，而且还有助于将其背后所隐藏的尴尬身份直观地呈现出来。霍俊明的此种书写尽管着墨不多，但他所选取的“病症”较为典型，集中反映出当下城市发展的基本问题。这种“病症”主要体现为其笔下的城市所充斥着的不合时宜的乡村要素。对于城市来说，此处的“乡村”要素正构成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疾病”，如诗句“人民广场西北侧的小巷 / 电线上沾满成群的乌鸦 // 从京郊来的马车 / 逆行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 // 那匹黑马突然受到惊吓 / 开始乱跑起来 // ……密集的车流 / 有时需要一次小小的冒犯”(《南长街的水果车》)，“如今乡下也少它们的身影 / 此刻在西三环的北京 / 我和这辆马车一同站立 / 有些无缘无故”(《一场雨使我和马车一同站立》)，“一早大雾，京沈高速关闭 / 148公里外是北京 / 心有不甘的车辆仍堆积在路口 //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辆拉水果的马车 / 那匹棕色的马撒了一泡长长的尿/响亮的撒尿声带来了新的疲倦 / 有人正回到多年前那个后院的夏天”(《北京方向》)，等等。较之城市而言，来自乡村的“马车”本身代表了一种精神的“侵犯”，以至于当它出现在人民广场、西三环的北京、高速公路等城市地域时，诗人有一种遭遇了无端的冒犯而产生的不安之感。同时，“马车”的出现使得现代化的城市患上了“疾病”——它尤其带来了一种速度与交通层面的“病患”——由之引发了城市发展的失衡。需要强调的是，与乡村“疾病”所具备的肉体性特征不同，城市“疾病”本身带有更多精神性的意味，即建立在精神体验意义上的“病症”。但较之肉体来说，精神性疾病本身具备更大的破坏力，甚至构成了对城市生存的直接摧毁。

此外，霍俊明还将“病”之故事的讲述建构在身份维度之上，他将目光投向当下人的生存身份，由此创造出一系列的“病态”身份标识，诸如“失败者”“陌生人”“异乡人”等。这些身份由于所处语境的不同，其背后所隐藏的内涵呈现出了多元的样态。在阿甘本看来，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体的“签名”，从而使得主体自身所包含的世界具备了可理解性，正如他在研究雅各布·伯麦的“签名理论”时所强调的：“……签名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通过确立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来显示事物之神秘功能的东西。它不如说是一切认知的决定性的操作者，它让那个本身沉默无言、缺乏理由的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了。”而作为主体的“签名”，“病态”身份所展示的世界充满着诸多变化性因素，这便使得主体本身变得不可捉摸。究其原因，这是由当下生存现实的“无定性”所造成的，尤其当网络、传媒等现代性因素充斥于人的生活时，人所本有的超稳定状态随之受到解构。于是，人的身份渐趋游移，以至于在“城/乡”“现实/虚幻”等结构关系中呈现出了“病”的状态。

可以说，人的这些“病态”身份是霍俊明立足于现实的诗学发问，他借此试图通达的是对于自我及人的主体命运之思，以及对于当下复杂现实的理性把捉。就发问的方式而言，他一方面通过自我身份的塑构，呈现了个体生存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其所表达的中年“病症”内，其中既有着积重难返的中年表达——“当我从积重难返的中年抬起头来 / 燕山的天空，清脆冷冷的杯盘 / 空旷的林场，伐木后的大地 / 木屑纷纷……”(《燕山林场》)，又有着对于“中年病症”的苦思冥想——“千手千眼，而人空有一心 / 中年的骨节脆响，恍如大病初愈 / 等待进食的猫还在山间的路上”(《法幢寺》)，同时还不乏对于“模糊”中年的自我找寻——“这是多年之后的一整个下午 / 窗外是雨，屋内是水笼头的开合 / 老式的衣橱正等待收拾 / 四十年来的夏天仍然难以分辨”(《一整个下午的流水》)……总之，霍俊明所呈现的自我“病态”身份，营构于其所立足的生存经验与精神体验，集中呈现出了他对自我的思考与剖析。

另一方面，霍俊明借助“他者”身份的观察，表现出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审思。如“此时两只白天鹅 / 为了自己的领地 / 正在奋力驱赶那些黑天鹅 // 那些白色的身影和黑色的身影 / 低回，盘旋，嘶叫 / 那些即将离去的 / 注定是失败者”(《白天鹅正驱赶着黑天鹅》)，“男人在教女人儿时玩过的游戏 / 叶柄和叶柄的较量 / 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为粗大的 // 有一个注定是失败者”(《叶柄的游戏及一部外国小说》)，“红色拖拉机正在垦荒 / 椴木上刻着陌生人的名字”(《不大不小的一次复活》)，“西部、县城、流浪者、少数分子、异乡人 / 一同在胃里搅拌”(《太有时代味道了》)等诗句中，诗人或以“天鹅”“男女”之间的争斗来呈现“失败者”，或在日常细节的描摹中发现“陌生人”，或将“流浪者”“少数分子”“异乡人”等身份混杂起来，以此抵达了对驳杂现实际遇的观看……根本上说，诗人在此所借助的对象均构成了写作意义上的“他者”，这使其制造出了观看的“距离”，从而在探察既定对象时具备了更为宽阔的视野，能够体味到更多的风景。

综上而言，笔者只是凭借着有限的阅读经验，呈现出了霍俊明诗歌的一个侧面，其诗歌的丰富性仍有待开掘。在当前诗界的认识中，霍俊明更多地出现在诗评的队伍内——如陈超所言：“他(指霍俊明——笔者注)是自始至终对诗歌创作和诗学抱有浓厚的探询、言说兴趣的人，加上不断扎实的理论积累，良好的批评素养和精敏的审美感受力，使他陆续写出了一些令同行关注的诗歌史论、诗人论和思潮研究文章。”——而作为诗人的霍俊明则需要在研究中逐步敞开。但这种敞开并非是单方面地将其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使其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研究呈现交互式的状态，以形成对他的全面认知。

乔治·布莱曾将批评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一位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就是重新发现一个人从自我意识开始组织起来的生命所具有的意义。”与诗歌批评相比，诗歌创作本身则更具创造性的思维。而如何处理好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是霍俊明所需仔细思考的问题，这种思考同时隐含在他对“诗人批评家”的期待中——“‘诗人批评家’使得直觉和学养获得平衡，感性和理性达成一致，诗歌写作和批评之间不断交互、往返和互相求证。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

注释：

① 该词语出自鲁迅《野草》中的《希望》篇——“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2页。鲁迅在此强调了委身于空虚中的“暗夜”状态，以及由此生成的“掷肉身”以进行搏斗的复杂情感。

②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选诗歌均出自霍俊明《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

③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④吉奥乔·阿甘本著，尉光吉译：《万物的签名：论方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⑤陈超：《霍俊明和他的诗歌批评》，《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⑥乔治·布莱著，郭宏安译：《批评意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⑦霍俊明：《我的文学观》，《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