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修改的“得”与“失”

2019-11-12宋剑华

新文学评论 2019年1期

□ 宋剑华

众所周知，《灭亡》既是巴金的处女作，同时也是他的成名作。虽然现在的读者对它很陌生，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灭亡》却红极一时、影响甚大，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有一个数据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从1929年到1951年，开明书店本(以下简称“开明本”)《灭亡》总共印行了28版，其发行量仅次于《家》的35版。由此可见《灭亡》在当时的畅销程度。另外，《灭亡》刚刚在《小说月报》连载完，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读者都认为这部作品思想深刻、立意新颖，和当时正在“流行的所谓标语式口号式的革命文学”完全不同。尤其是在那个迷惘与彷徨的黑暗年代里，杜大心敢于牺牲自我的抗争行为，对于那些苦于寻找出路的热血青年来说，“实在有激励人心之效”。

然而，巴金本人却并不满意这部作品，他说自己早有“删改这本书的心思，但是被别的事情缠住，未能如愿”。一直到1936年开明书店印第7版时，他才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删改，从此“了却了一桩心愿”。巴金为什么要去删改《灭亡》？删改后的实际效果又是如何的呢？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好奇心，我把《灭亡》的不同版本，仔细地对读了一遍，发现巴金不仅在1936年做过删改，1958年出《巴金选集》和1986年出《巴金全集》时，仍做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小说《灭亡》总共有90 000多字，而被巴金删改过的地方，则超过了10 000字，大约占原作字数的11%，修改程度仅次于《家》(15%)。综观这些删改之处，有些是称谓词的置换，比如“女儿”改为“女人”、“女郎”或“少女”等；有些是地名的具体化，比如“S市”改为“上海市”，“ZN路”改为“海格路”，“Y区”改为“杨树浦区”等。但更多的还是叙述或描述文字的修改，比如袁润身在讲述他和法国少女的恋情时，对于那位法国小姐的相貌描述，《小说月报》本(以下简称“月报本”)的原文是这样的：

她底长园的脸，鼻子隆起，眼深横如凤，嘴唇微有点小，红得真像一颗熟了的樱桃，但这是自然的，并不曾靠着胭脂底力量。(第8章：一段爱情故事)

到了《巴金全集》本，则被作者改写成：

她底鸭蛋型的脸，鼻子隆起，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常常带笑，嘴唇红得真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这是天然的红，并不是口红底颜色。(第8章：一段爱情故事)

对读《小说月报》本和《巴金全集》本(以下简称“全集本”)，我们可以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删改，的确为《灭亡》的语言文字增色不少；但我所关心的焦点问题，还不是“月报本”文字表达的幼稚和粗糙，而是巴金本人不断去修改《灭亡》背后的难言之隐。在对读开明本和全集本《家》的过程中，我就曾明确地指出过，《家》在时间叙事与历史叙事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没有想到这一“病根”其实早在《灭亡》中就已经落下了。尽管这种常识性错误在全集本里得到了一定的改观，然而由于最初构思的故事情节已经无法彻底改动了，所以无论巴金本人如何努力地去删或改，都将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巨大遗憾。

那么，《灭亡》都做了哪些修改？我为什么要说这种修改是既有“得”又有“失”呢？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释。

一、时间叙事修改的“得”与“失”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在这里所讲的时间概念，并不是指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而是指故事叙事本身所涉及的某些具体的时间节点。《灭亡》故事的发生背景是1926年，即北伐军虽然打到了上海附近，但上海的“华界”区域仍在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这一点《灭亡》交代得十分清楚。然而小说《灭亡》在其故事叙事当中，由于巴金本人缺乏严谨审慎的创作态度，因此在人物年龄、季节等许多具体的时间节点上，都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有些叙述描写简直是不可思议，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个具体事例，出现在第3章“四年以前”。这一章主要是杜大心回忆他与表妹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悲剧，以及他离家出走到上海求学的真正原因。杜大心与表妹青梅竹马、相爱已久，但姑妈却执意要把表妹许配给他人，毫无反抗精神的表妹只能是大病一场，含泪给杜大心写了一封诀别信。巴金这样去描写杜大心当时的绝望心情：

在得知她得病的消息之后，又读了这样的信，他真是柔肠寸断，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竟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第3章第46自然段)

孤立地去看这段叙述文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作者无非是在告诉读者，杜大心当时不过是个19岁的青年。然而，紧接着到了第3章的结尾处，问题立刻就暴露了出来：情感上受到了致命打击的杜大心，决心离家出走去上海求学，巴金又这样写道：

在一个春雨连绵的下午，他离开了二十年来住惯了的故乡了。带去的东西除了行李外还有母亲和弟妹们底送别的眼泪。(第3章第55自然段)

前面说杜大心才19岁，可后面又说他已在故乡生活了20年，那么他的实际年龄究竟是多大，恐怕当初连巴金本人也没有设想好。所以到了全集本，巴金赶紧用“多年来”取代了“二十年来”，这才解决了杜大心年龄方面的前后矛盾。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想嘲笑巴金的时间观念太差，只是想说明巴金在创作《灭亡》时，虽然情感热烈，但艺术构思却过于随意，否则绝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只要他稍加留意并加以校对，就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口实或把柄了。

第二个具体事例，是李静淑的年龄问题。李静淑在小说《灭亡》里，是一个充满着仁爱之心的美丽天使，同时也是杜大心的知己和恋人，巴金对于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式人物，用尽了他所能够使用的赞誉之词。可巴金本人却未曾想到，他在这一人物的年龄定位上，照样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大问题。在月报本里，巴金原本称呼李静淑为“年轻而美丽的女儿”。“女儿”在四川方言里，发卷舌音，是对年轻女性的一种统称；不论婚否只要是年轻女性，都可以称作“女儿”，很贴切也很具有地方特色。但是到了全集本里，巴金却把“女儿”一词，分别改成了“少女”或“女郎”，这令我感到非常诧异。也许在巴金本人看来，“女儿”一词是地方方言，既不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也不能准确地揭示李静淑的清纯美丽；故用“少女”或“女郎”来形容，似乎更为准确和恰当，殊不知这样一改，就不是“得”而是“失”了。“女儿”一词是没有年龄界限的，而“少女”和“女郎”就不同了。“少女”一词的词典定义，是指“未婚的少年女子”，由于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将女性婚姻年龄规定为16岁，故只有不满16周岁的女孩，才能被称为“少女”。而根据《灭亡》第6章的交代，“李静淑到了S市时，他底哥哥已经是N大学本科二年级生了，她也考入了这所大学的预科——一年半的光阴又似流水般地逝去了”。这说明故事发生时，李静淑已是大二的学生，年龄起码也有20岁了，用“少女”称之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女郎”一词的词典定义，则说是“指年轻女子”，其特征是年轻、时尚且已度过青春期的“不成熟”，是具有一定思想和内涵的女青年。毫无疑问，巴金本人完全混淆了“少女”和“女郎”这两者截然不同的词义概念，既想赋予李静淑以“少女”般的纯真与美貌，又想赋予她以“女郎”般的成熟与时尚，根本就不去考虑两者之间的年龄差异性。这种不“得”而“失”的奇特现象，说明巴金本人当时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太成熟。

第三个具体事例，是杜大心与李静淑交往时间上的逻辑混乱。《灭亡》的故事情节交代，李静淑是杜大心的第二个恋人，但是读完作品我们却发现，他们两人从初见到感情升温，仿佛就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因为在前6章里，巴金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杜大心与李冷只是偶然见过一面，而李静淑则并不认识杜大心；可是到了第7章中，巴金又说他们两人已经是老朋友了，不仅常来常往，十分熟悉，而且还知根知底，关系密切。其时间叙事上的逻辑混乱，实在是令人不堪卒读。这绝不是我在吹毛求疵、无事生非，而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们不妨去看看第7章“生日之庆祝”的开篇叙述：

杜大心第一次给李静淑的印象完全和他给与他底哥哥的印象不同，就在她本人也是料不到的。因为这一个诅咒人生宣传憎恨的人在她底面前，正像一个不知世故的孩子那样地行为。(第7章第2自然段)

巴金在这段叙述中说得很清楚，李静淑是在哥哥的生日聚会上，“第一次”见到杜大心的，两人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关系密切了。可是当杜大心因迟到而辩解说，他并不知道今天是李冷的生日时，李静淑那番颇含抱怨之意的回答，却令人一头雾水、大跌眼镜：

“这又怪了，以前杜先生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是常常提起过么？怎么杜先生没有听见——杜先生总是和小孩子一样怕见客。”(第7章第16自然段)

前面刚说他们是“第一次”见面，这里又说“以前”来过，并且还是“常常”，否则李静淑又怎么会了解他“总是和小孩子一样怕见客”呢？“第一次”同“以前”和“常常”，在时间上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冲突——既然是“第一次”，就不可能是“常常”；既然“以前”来过，就不可能是“第一次”。全集本对于这段话虽然有所改动，比如将“我不是常常提起吗”一句，改成“我不是提起过几次吗”，但却是换汤不换药，“几次”与“常常”都是表示行为或动作在时间方面的多次性，恰恰是从时间和数量上形成了对“第一次”的绝对否定。巴金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失误，否则这种时间叙事上的逻辑混乱，也不会在后面的故事叙事中不断地延续。比如到了第9章“杜大心与李静淑”中，巴金又这样写道：

出了李冷家，众人都雇了黄包车坐上走了，独有杜大心步行着——一路上，她底歌声，她底姿态，她底言语都来追他——她固然不能把他底灵魂了解透彻，但这一些日子的观察使得她知道他是有一个高贵的灵魂，一个黄金般的心——。(第9章第1—30自然段)

生日聚会刚刚结束，也就是杜大心与李静淑刚刚见过“第一次”面，巴金却突兀地来一句“这些日子的观察”，的确让读者感到有些滑稽可笑。全集本对于这段描写，并没有去做任何改动，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巴金自己曾说，“我愿意做一个‘写到死, 改到死’的作家”。这充分说明他比别人更清楚，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的确存在着不少毛病，后期做些力所能及的修改是很有必要的。可问题是像《灭亡》中出现的这种时间叙事上的明显失误，在小说《家》等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即便是巴金发现了这种失误，他就是想改也不可能了。因为一部作品的故事情节一旦定型，任何大改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无疑是等于对原作进行重写，巴金当然是不愿意这样做了。所以不管是“发现”也好，“忽视”也罢，修改与不修改其结果都一样，即：小说《灭亡》可以使巴金扬名一时，但却成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文本；艺术表现技巧上的粗糙与幼稚，是很难使其跻身于“经典”之列的。

第四个具体事例，是季节认知上的逻辑混乱。巴金把《灭亡》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放在了1926年秋季，这一点作品中也有着明确的交代，比如在第14章“杜大心与李静淑”的开头就这样写道：“这是一个秋天的午后，屋檐上有几个麻雀在叽叽喳喳的叫着。” 或许有人会问：这不是交代得很清楚吗？为什么你还会说逻辑混乱呢？问题当然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接下来的故事叙事中。在这一章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神志恍惚的杜大心，突然昏倒在了李静淑家；当他苏醒过来以后，李静淑这样告诉他昏倒的原因——

“幸亏我知道人工呼吸法居然救活了你，我们又请医生来，忙了两三个钟头，算把你弄得安静地睡着了。医生说这是由于你身体虚弱，忧郁过度，疲劳过度的缘故，而且你又中了暑。”(第14章第21自然段)

李静淑的这段话，明显存在有三个疑点：首先，在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医学知识极度匮乏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一个刚从乡下来到上海且是文学系大二学生的李静淑，她究竟是从哪里学到的“人工呼吸”等急救本领？其次，就算杜大心是“中了暑”，只要是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多加休息、多喝些水即可缓解，何须动用“医生”去“忙了两三个钟头”呢？再者，既然已是凉爽的秋季，没有高温环境或阳光暴晒，杜大心又怎么会“中了暑”？恐怕就连巴金本人，也意识到了这段说白有问题，所以他才会在全集本里，尽力去做一些必要的修改。比如：

“我们忙乱了一会，你后来也醒了。我们又请医生来，给你看病，医生说这是由于你身体虚弱，忧郁过度，疲劳过度的缘故，而且你又中了暑。”(第14章第21自然段)

全集本把“人工呼吸”和“两三个钟头”等字眼全都删除了，这就等于是消除了前两个疑点；但却留下了最为关键的一个疑点，即“中暑”问题仍未解决。也许在巴金看来，人在秋季中暑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从医学或气象学的角度出发，都可以做出合情合理的科学解释，所以他不去做修改，无疑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个人也曾设想，杜大心的突然“中暑”，莫不是因为秋老虎的闷热天气？秋老虎的气候特征，恰恰是闷和热。可是巴金接下来的描写，却令我感到彻底的失望：杜大心清醒以后，“他出了房门在楼前的走廊上，他看见右边房里的电灯已经熄灭了。蓝空中闪耀着密布的星群，凉风吹拂着他底烧脸，似乎有一瓢冷水向他底头上泼来”。我们注意到巴金在这里，是用“冷水”去形容“凉风”；而“冷”与“凉”二字，给人的感觉就是深秋——既然已是深秋季节了，那么杜大心又怎么会“中暑”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一个“乱”字，足以说明年轻巴金的幼稚与无知。

除了以上这四个具体事例之外，还有两处时间节点的修改或订正，其结果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一是出现在“李公馆”里的那位袁润身教授，巴金在月报本里，说他25岁就在法国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即被N大学聘为教授。可能后来巴金觉得，一个25岁的硕士就当上了大学教授，实在有点不那么靠谱，故在全集本里又改成了博士。然而，25岁就能获得博士学位，在五四时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是天才诗人徐志摩，也不过是剑桥大学的硕士而已。所以改与不改，都会令人疑窦丛生。二是《灭亡》中那个被杜大心称作“大孩子”的张为群，不仅是一个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爱憎分明、勤奋工作的革命者，并且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巴金起初在月报本里，说他是“二十二、三岁”，可是到了全集本里，则被改成了“二十四岁”。一岁之差究竟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这大概只有巴金本人心里明白。但无论是出于何种缘故，比张为群更年轻、更幼稚的杜大心，把张为群称作“大孩子”，却总是让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和不可理喻。

二、历史叙事修改的“得”与“失”

巴金本人历史常识比较匮乏，这是我在对读开明本与全集本的《家》时就已经感受到了的。巴金的小说创作，很喜欢将故事背景置放于真实的历史空间，进而去发表他自己的思想观感，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文学创作是一种虚构艺术，它所追求的也是艺术真实而非历史真实。但这种虚构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必须要去遵守一个基本原则，即人物与故事是可以虚构的，但是历史本身却不能虚构，否则便是以艺术取代历史，最终造成读者对历史认知的极度混乱。小说《灭亡》中的历史叙事，涉及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由于巴金本人并没有去加以认真考证，仅凭道听途说就随意发挥，所以出现了大量常识性的错误。这无疑是巴金迫切希望修改《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在对读过程中我也发现，巴金有些地方是改好了，可有些地方却是改坏了。我个人的总体感觉，就是巴金的历史知识非常浅薄，即便是他成名以后，这种状况仍没有太大的改观。否则也不会在全集本里，仍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

首先，月报本《灭亡》的第1章，是写人群围观一场交通事故，巴金把故事发生的地点，设定为“S市”的法租界，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S”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地域符号，你可以说它是中国地名拼音以“S”打头的任何城市。但不知是何缘故，到了全集本，巴金却把“S”具化为“上海”，这样一来就出问题了：“戒严司令部”的秘书长，在法租界里开着汽车横冲直撞，不仅把一个乞丐撞死，而且还表现出了十分傲慢的态度：

“这东西吗？”那男子轻蔑地指着地上的死尸，打断了巡捕底话，“你把他搬开就是了——我现在还有要紧事。”——说着在怀里摸出一个皮夹来，从许多的绿钞票中取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交给巡捕，“你快去叫部车子来，把他搬开好了。”巡捕接了钱，恭敬地行了礼，在人群中分开了一条路扬长地去了。(第1章第6、7自然段)

巴金的本意，是要揭露反动军阀的草菅人命，可是他却忽略了这是洋人治下的“租界”，而不是军阀孙传芳治下的“华界”。众所周知，“租界”是晚清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产物，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缩影。各西方列强在自己的“租界”地中，都有自己的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根本就不受中国政府的节制，这就叫作“治外法权”。在“租界”区域内，是不允许中国政府官员以官方身份活动的，更不可能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巡捕也只服从其“洋主子”的命令，对于华人他们总是“操着警官吹毛求疵的强调，摆出冒牌绅士的架子”。巴金在去法国之前，曾在上海生活过几年，由于他不了解“租界”社会的特殊性，所以才会让一个“戒严司令部”的秘书长，像在“华界”那样目空一切、趾高气扬，而“租界”巡捕也像“华界”警察一样，见了当官的便低头哈腰、唯唯诺诺。巴金对于“租界”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又直接导致了《灭亡》中后续故事的叙事出现了问题。在月报本第14章的结尾处，杜大心为了隔断与李静淑的情感联系，一心一意去从事革命工作，所以决定搬出法租界到“Y区”去。到了全集本里，他又把“Y区”改为“杨树浦”，看似只是地域符号的更替变化，但却直接导致故事内涵发生了变化。我查阅了一下历史资料，“杨树浦”是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也不是“华界”区域；那么巴金用中国警察取代“租界”巡捕在此巡逻，并将张贴传单的张为群抓捕，也就变成了一个莫大的笑话。中国警察越界巡逻并抓人，不要说是军阀统治时期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是国民党想在“租界”里抓捕共产党人，也只能是向“租界”当局申请，并由“巡捕房”派人执行，然后再做交接“引渡”。像《灭亡》里中国警察在“杨树浦”大街巡逻且抓人，那只不过是巴金自己的主观想象而已。所以我说，在小说《灭亡》里，这种地域符号由抽象改为具体，不仅没有增强故事叙事的真实性，反而暴露了故事叙事的虚假性，真是有点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其次，在月报本的第15章“革命党被捕”中，巴金曾让那个姓范的老警察，讲述了他当年跟随赵尔巽进藏平叛，并且还经常吃“蛮子”肉的骇人故事：

我当兵跟着赵尔巽，赵大帅到Z省(全集本改为“四川省”)，后来进西藏去打蛮子，——天气好冷！到处冻了冰，风也刮得厉害，不过我们也还过得舒服。一天没有事，便倒在营里抽大烟，有的是云土，尽你烧。酒不消说是常常喝的。下酒菜最好的就是人肉，又不用钱买。我们营里常常捉了闹事的蛮子来杀头，杀了没有人来收尸，让他摆在那里，我们常常跑去把肉割了下来，用藏里的酥油煎好，吃起来又嫩又脆，不说没有腥气，倒还香得很。——有一次我做了一件损阴德的事，有一天杀了一个蛮婆子。我正是年少气盛的时候，总好寻事。我们剥了那女人的裤子，用刀把她那东西割开来看，一直看到底。——女人的肉比男人的还要嫩得多！(第15章第12—14自然段)

读完之后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连忙去查阅了一下历史资料，发现巴金对于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他的所有依据无非是老一辈人的一个谣传，即赵尔巽在任四川总督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暴君。在这里，有两个史实问题需要澄清：第一，领兵进藏平叛的，是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而不是赵尔巽本人，巴金显然是张冠李戴了。1907年，清政府任命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和四川总督，次年赵尔巽接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改任为驻藏大臣。赵尔巽主管的是巴蜀地区的军政事务，他本人并没有进过西藏；领兵进藏的是赵尔丰，他曾平定了西藏上层贵族策划的叛乱事件，为捍卫祖国的领土统一立下过汗马功劳。故巴金让姓范的警察说，他是跟着赵尔巽去西藏打“蛮子”的，这完全有违历史真实。第二，在中国近代史上，赵尔丰是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由于他曾镇压过“保路运动”，所以四川人非常恨他。但在西藏问题上，他却是功不可没。赵尔丰领兵进藏，虽然也曾发生过个别士兵抢劫寺庙的恶性事件，但他在藏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彻底粉碎了英国政府分裂西藏的险恶阴谋，比如兴办新式的现代教育，建立文明的法律制度，剥夺土司头人手中的权力等，诚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事实证明，赵尔丰绝非嗜杀之徒——公允地评价赵尔丰，应该是功大于过，对于他的功，是应该肯定的。”巴金在《灭亡》里，连赵尔巽和赵尔丰都没有分辨清楚，就借着那个姓范的警察之口，去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此外，巴金把藏人称为“蛮子”，无疑是一种民族偏见。如果藏人是“蛮子”，那么“吃人”的汉人，不是比他们更野蛮吗？巴金当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全集本中，有关清军“吃人”的文字，也全都做了必要的删除。

再者，《灭亡》的第17章，是“杀头之盛典”，从行刑过程到看客心理，巴金都写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作者本人的主观用意，无非是想通过革命者张为群被杀头的血腥场面，去揭露反动军阀的凶残本性以及国民的麻木与愚昧。但是，由于巴金过于追求细节真实，把整个砍头过程渲染得极其恐怖，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刽子手)一只脚踏住犯人底跪屈着的腿，右手拿着刀，前面在左边的一个兵士先拿了大砍刀向犯人底脸上猛劈下来，但还没有到脸上的时候，又轻轻地偏过去了。犯人底身子不自觉地向后面一仰。那个持刀以待的刽子手立刻把他底刀用力地砍下去，“嚓”的一声把犯人底右边脸皮连着耳朵一起砍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砍掉，还连接在颈子上。霎时间，鲜血直流，直喷，刽子手底手上和身上都溅满了血点。刽子手连忙退了一步，扑通一声，犯人底身子便向前伏倒了。他并没有死，而且反因这一刀变得更有生气了。他底身子在土地上乱滚，口里发出非人的怪叫。——刽子手连忙跑上去追着他的犯人底身体，左脚踏住他底胸口，不管犯人底挣扎，活活的把他底头割了下来，又一脚踢开了头。(第17章第14—16自然段)

(他们)究竟是有了年纪懂得世故的人，做事时常常带敷衍的色彩，顾虑很多，他们虽然比其他的办事员好一点，但至多也只能做到把工会的事看得和家事差不多有同等的重要。若说为工会而做多大的牺牲，在他们是做不到的。(第12章第6自然段)

毋庸置疑，巴金笔下的周百顺等人，指的就是共产党人。因为上海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5月，委员长为共产党员李立三，副委员长和各部部长基本上也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上海的历次罢工和武装起义，更是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不仅上海市总工会的组织结构是如此，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基层党部的组织结构亦是如此。比如，1926年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成立，在8名执行委员当中，共产党员就占据4席地位，这种奇特现象，史学界称其为“小党”领导“大党”。既然巴金在《灭亡》中，把周百顺等人与王秉钧加以区别，那么他们不是国民党人，就必然是共产党人了。巴金说在上海工会里，国民党人讲空话，共产党人不作为，只有杜大心和张为群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才是为工人阶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坚定革命者。巴金替无政府主义者树碑立传，自然是与他的政治信仰有关；但因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去篡改历史事实，却是令人反感且不能接受的。虽然全集本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与订正，可是故事情节仍保持着原样不变，巴金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无奈，我个人不想在这里妄加推测。

三、人物叙事修改的“得”与“失”

(一) 对杜大心思想信仰修改的“得”与“失”。月报本与全集本对杜大心思想信仰的叙述描写，前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月报本里，巴金清清楚楚地交代说，杜大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在第3章“四年以前”的结尾处，他是这样描写的：

又过了一年，他因了一个同学的介绍，相信了为人类谋幸福的“平等主义”，加入了革命团体。后来竟完全抛弃了学业，离开了学校，把他底全部精力用在宣传主义与煽动革命上面去了。(第3章倒数第2自然段)

又过了一年，他因了一个同学的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后来竟完全抛弃了学业，离开了学校，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面。(第3章倒数第2自然段)

(二) 对杜大心扭曲心态修改的“得”与“失”。在月报本和全集本里，巴金都把杜大心走上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是由“失恋”造成的；但月报本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问世的，由于对社会的不满和身体疾病所造成的焦虑情绪，巴金赋予了杜大心一种极其变态的仇恨心理。比如第4章“女人”中，巴金曾让杜大心在梦里，对表妹有过一番冷酷而厌世的情感发泄，读起来令人感觉很不舒服：

四年来我想把我从你那里失掉了的爱取于人们，施于人们，我想拿我对于人们的爱求得人们对我的爱，拿它来麻醉我底苦痛，融化我底苦痛。然而我所见到的只是一个和我底理想相反的世界，我看见人们底真面目了。对于我底爱，人们只拿陷害，相仇，掠夺，欺骗来报答了，我是在做梦了。人们除了自己而外是不能也不肯爱谁的，我的要求成了泡影。(第4章第23自然段)

伴随着身体的恢复与思想的成熟，巴金后来发现这样描写使杜大心变得过于消极和颓废，会严重影响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形象。故他在全集本中，又做了这样的修改：

四年来，我想把我从你那里失掉了的爱取于人们，施于人们——然而对于我底爱，人们只拿陷害，仇恨，掠夺，欺骗来报答。(第4章第23自然段)

我们注意到这段修改，尽管没有彻底消除杜大心的憎恨情绪，但却极大地遮蔽了他的阴暗心理；尤其是删掉了“麻醉”“苦痛”“泡影”等灰色字眼，他最后以暴力反抗去进行革命启蒙，才会具有感染读者的积极意义。不过有些地方的删改，却很值得商榷了。比如，无论是月报本还是全集本，杜大心对于袁润身这一人物，都充满着厌恶和敌意；但在月报本中，杜大心对他除了反感，还有同情的一面。尤其是当袁润身讲述了自己与一个法国女孩的爱情悲剧之后，杜大心的内心世界已经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

“不想袁润身那样讨厌的人，居然能说出这样凄楚动人的故事，”杜大心底心里正这样想。“他遇着这样的事真是不幸！和我过去的经历是同样不幸的。不过我现在却没有一点爱的心了，我也不再爱竹妹了。然而他，他多么可怜！他还是爱神脚下的俘虏。他还没有忘记他的马丽。马丽，看来她底命运也和竹妹底差不多。‘世间薄命的女儿太多了。’”杜大心想到这里倒对于袁润身表起同情，而且有点可怜他，可怜他底马丽，以及世间薄命的女儿。(第8章第38自然段)

巴金把中国式的家长专制，移植到了一个法国家庭，让袁润身和马丽在异国他乡，重新上演了一场杜大心的爱情悲剧。因为是同病相怜，故杜大心不再与袁润身为敌，而是逐渐改变了对他的厌恶态度，这原本是一种符合逻辑的人性写真，但全集本却将这段文字全部删除了。也许在巴金本人看来，杜大心对于袁润身的怜悯与同情，会使他变得性格懦弱，严重影响他的革命意志，故删除了这段文字。然而，抹去了杜大心人格中难得一见的这缕阳光，让他的内心世界始终都充满着黑暗与仇恨，难道巴金所理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都是这样冷血吗？恐怕他本人也难以回答这一问题。

(三) 对杜大心奇怪行为修改的“得”与“失”。作为小说《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有许多行为，都令人感到稀奇古怪。比如，巴金一再强调杜大心很忙，可他究竟都在忙些什么呢？白天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不是漫无目的地瞎逛，便是到处去看热闹；到晚上则彻夜不睡，不是偷听楼下房东夫妇的嬉戏打闹，便是去闹市区观赏“过往的盛服艳装的男女”。最令人称奇的是第18章“两个世界”，巴金让杜大心在南京路上闲溜达，突然来到一家最豪华的餐馆门前，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穷人，隔着玻璃窗垂涎里面达官贵人的丰盛美食，他立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欲望：

杜大心猛然从背后用力拉着一个比较最近门口的穷瘦汉子底肩膀，使他转过身来，在那人底惊惶的叫声中，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在那人底手里，又用力地从门口把那人像木偶般地推进里面的世界中去了，他底动作是如此之快，使得那人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的表示。他连忙得胜地逃走了。他一想到那个穿着像贴了许多张膏药在上面的破布单衫的，乌黑的脸的穷瘦汉子同绅士先生、太太、小姐坐在一起吃精美的晚餐的事，他不禁因了复仇的满足而微笑了。(第18章第6、7自然段)

巴金的本意，是想暴露现实社会中的贫富差别，进而为杜大心的革命壮举制造一个令人同情的客观依据。但杜大心这种极其古怪的报复行为，怎么看都会让人感到幼稚可笑。不要说五元钱在最豪华的大餐馆里能否吃到东西，恐怕衣着不整门卫也不会让进，更不可能让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穷人，同“先生、太太、小姐”们在一起用餐。巴金后来也意识到，这两段描写不仅太出格了，并且还有悖于生活常理，所以他在全集本里重写道：

一个外国巡捕走过了，后面跟着两个华捕，他们开始赶走那几个穷瘦的男女。

“人是没有同情的东西，而且他正是在别人底痛苦上建筑自己的快乐。”这思想又一次来撕他底心。愤怒压倒了他。他绝望地叫了一声，使众人都掉头惊讶地看他，他却昂然地大步走了。(第18章第5、6自然段)

巴金在重写的这两段里，让杜大心从“搞怪”变成“旁观”，再加上巡捕的驱赶，不但集中突显贫富差别和阶级矛盾，同时也更加符合生活真实，这恰恰反映出了巴金思想成长的曲折历程。

除了杜大心这一人物之外，巴金还对《灭亡》中的许多地方做了尽可能符合生活逻辑的技术性修改。比如在第13章“张为群”中，张为群对杜大心讲述一个痨病妇女被警察赶走，好给他腾房子的凄惨故事，月报本原来是这样去描写的：

“他们用脚踢她，把她底剩下的一点烂东西从晒台上抛到后面田坝上，一小锅还不曾煮熟的粗米粥也被他们连锅一起泼在田坝里去了。这样失掉了一切的希望，她只得牵了三个孩子离开了你现在住的那间房子。她走到田坝里，坐在地上，望着那一点破烂东西哭了许久，最后把那些东西收拾起来，走了。”(第13章第24自然段)

在大上海的弄堂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田坝”，所以巴金发现了这一错误，到了全集本里，“田坝”全都改为了“路上”。又如在第12章“杜大心底悲剧”中，巴金为了丑化王秉钧这一国民党右派人物，在月报本里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王秉钧本身是由一个工厂的学徒出身，但因为人很聪明——得以在工人部里当一个职员。而且他自从做了纺织工人总工会底交际委员以来，自己底经济情况一天天地好起来，他底妻子也穿起绸缎来了。(第12章第24自然段)

工会组织并不是财团，一个小干事从哪里去搞钱，以供其老婆去挥霍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故到了全集本里，巴金便把这段全都删掉了。诸如此类的技术性修改，毫无疑问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月报本《灭亡》，在艺术上是多么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