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涵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00]

陆游是在清代最享盛名的宋代诗人，其诗在当时的接受情况亦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学界对陆诗在清初前后的接受已展开研究，但涉及的主要是钱谦益、程嘉燧等活跃于明末的诗家。其实，成长于国朝且蜚声庙堂诗坛的新一代诗人也有热衷学陆者，他们对清代的陆诗接受无疑有更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张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张英(1637—1708)，字敦复，自号乐圃、圃翁等，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立朝三十余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是一位深受康熙帝器重与信任的大臣。他也是当时著名的台阁诗人，沈德潜称：“本朝应制诗共推文端，入词馆者，奉为枕中秘。”

受到特殊的文化背景与个人处境影响，身为馆阁重臣的张英不仅对陆诗极为喜爱，对其内涵与艺术形式也作出富于时代色彩的阐释，更对后来陆诗接受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作用。本文试作探讨，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 张英接受陆诗的表现

在清初，随着对明末诗学缺陷的反思，康熙十年左右京师诗坛掀起一股宋诗热，著名诗人如宋琬、陈维崧、宋荦、田雯等纷纷投入到学陆的风气中。但宋诗对张英的影响此时尚不突出，其诗多为应制诗或一般性的写景、应酬之作，不见热衷陆诗的迹象。

张英最早涉及陆游之诗应是《游曹山三首》其二，它在描写乡野景色后，以“夕阳原上偏吟望，曾住诗人陆放翁”作结。此诗张体云《张英年谱》系于康熙八年，即张英三十三岁，为庶吉士尚未散馆之时。当年他有江南之行，到过山阴，故有此作。但除此诗外，他没有与陆游直接相关的题咏。在接下来十余年间，其诗文也几乎不见与陆游关联的痕迹。

但他在四十六至四十九岁归里期间，与此后长达二十多年里，却频频表现对陆游及其诗浓厚的兴趣。其陆游接受也有明显的倾向性。顺、康时著名诗人学陆，往往学其奔放宏肆，体近杜、韩、苏的一面；张英却偏嗜陆诗闲淡悠然、体近白居易的一面。此外，他对陆诗接受的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也罕有能匹敌者。他对陆诗的热爱主要从以下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屡次表达对陆游本人的推崇与肯定。例如《读汲古阁毛子所镌放翁集有感》《读渭南东篱集记》《读放翁诗偶成四首》《读放翁诗有作》等诗，无不对放翁高超的人品境界与文学成就推崇备至。在晚年写成的家训《聪训斋语》中，张英也多次以陆游的人格修养、养生之理、读书之道教育子孙。此外，张英对陆诗的艺术特色也有独到的见解，这点将在下文详细阐述。

第二，频繁地在生活中挖掘与放翁的相通共鸣之处，俨然以之为知心好友。例如作于归里初期的《初卜居龙眠山庄十一首》其九云：“南归初学理东菑，鱼在澄潭鹤在池。……彭泽香山沦落久，此怀差许放翁知。”这是对陆诗闲适之趣的体会。而《予拟为楼压园梅之巅，曰鹤背楼。偶读放翁咏梅诗，亦有“洛浦凌波矜绝态，缑山骑鹤想前身”之句》，是与放翁赏梅情趣相通的喜悦。《桑下读放翁集》中“手中书是剑南编，来看新犁原上田。坐傍桑阴牛粪读，故应远胜水沉前”，则是与他田园之趣的共鸣。

在假满回京之后，张英依然嗜读陆诗，以之为繁忙生活中的心灵寄托。例如《禁中偶把放翁诗》云：“满鬓霜华满面尘，陈编乍检觉情亲。恍如明月松杉路，青箬黄衫遇故人。”《退直夜坐》云：“拂拭东华软土尘，灯前弄影亦天真。武夷茶味如君子，苏陆诗篇似故人。”除了值班之中，他在燕居时也以陆诗为伴侣。例如《年华二首》其一吟咏“手把剑南诗百卷，蓬壶踪迹岂幽遐”的闲适之乐，《窗间二首》其一也说“窗间枕藉剑南诗，琴比陶家有七丝。莫怪经旬常扫迹，偶闲难得菊花时”。正因与陆诗如此亲近，所以他在日常生活里经常产生与陆游各种情趣或感慨的共鸣，并将之谱写成诗。如《一室中置寒花十数种几无坐处二首》其一、《放翁有“马上时看担上花”之句赋其意》、《秋日过西郊诸园晚诣法华寺八首》其五等，皆为其例。

第三，其诗得力于陆诗之处甚多。张英不仅以陆诗为精神伴侣，也在创作方面加以吸收借鉴。这可归纳为几种情况。首先，沿袭、化用放翁诗语，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如《后探梅绝句三首》其二中“诗客已偷三日醉，园官未报五分开”自注云：“放翁诗，蜀中梅花园，官报五分开则游人竞往。”《中年》“出处规模钱若水，诗篇枕藉白香山”自注云：“放翁诗：‘闭门谁共处，枕藉乐天诗’。”《吾庐十一首》其八“长廊下瞰碧莲沼，小阁正对青萝峰”自注云：“放翁梦入仙居得此。”

以上是张英自己提到引陆诗的例子。此外，他并未提及但痕迹宛然的例子有《曲燕承诏步司农说严韵二首》其一“柳暗花明春似海，山萦水带景无边”用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入夏即事四首》其一“斗室湘帘也绝尘，春深夏浅最撩人”用陆《初夏》“古来江左多佳句，夏浅胜春最可人”；《自昔》“自昔诗人叹骇机，海天无际羡鸿飞”用陆《初夏幽居偶题》“昔如转战堕重围，今幸骞翔脱骇机”；《冬日即事八首》其四“小窗嫩日烘帘影”用陆《冬晚山房书事》“嫩日烘窗释砚冰”；《题虚槎小像》“冰心铁骨谁能似，千树梅花是后身”，用陆“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松湖后收获诗八首》其三“荷柳松筠满四邻，此中无地着纤尘”用陆《烟波即事》“烟水苍茫绝四邻，幽栖无地着纤尘”；《七月十八日过龙眠二首》其二“东华怕蹋软红尘”用陆《书怀》“愁向东华蹋软红”；《西郊杂诗二十七首》其十“最是野田芳草畔，一支闲淡女郎花”，用陆《小圃独酌》“数点霏微社公雨，两丛闲淡女郎花”等等。

其次，次韵或拟作其诗。如《放翁于盛夏作夏白纻词二首，今夏酷热因次其韵》《戏和放翁纵笔诗五首》《拟放翁闲中富贵》《戏拟放翁四首》。另外，《放翁读玄真子渔歌，因思故山隐居，追拟其意。予读放翁诗，作此贻湖上仲兄六首》虽然不是直接拟、和陆游，但为受陆游启发之作。其实，无论是《夏白纻词》、《纵笔》或《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在陆诗中都不算名作，张英居然能拟之、和之，这种宽广的接受面说明他对陆游其人、其诗兴趣确实浓厚，以至很容易被其触动并产生共鸣。

最后，学习陆诗精工而自然流畅的诗风。这点特别体现在他吟咏闲情的七律中，相关情况将在下文详述。张英对陆诗总体风格的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充分反映他不仅是熟悉其个别词语或意象而已，更对它有最全面、彻底的学习。

据笔者初步统计，张英诗文中直接与陆游相关者至少有一百处之多。其中透露的是，他对陆游所有情调偏于闲适的作品，包括中年的蜀中诗、严州诗，与晚年大量的乡居诗、说理诗、养生诗等，都非常熟悉。就接受形态而言，既有评论，也有创作；既有艺术构思的借鉴、整体风格的模仿，更有频繁触发的相关联想和精神情趣的同情共感。张英对陆游其人其诗喜爱的程度，在清初诗坛确实是相当罕见的。

二 张英陆诗接受的特点

张英不仅喜爱陆诗，而且相较于前人，他对陆诗价值和特点的阐释更具个性与深度。学者指出，宋、元读者已认识到陆诗可分为 “悲愤激昂”与“闲适细腻”两类，且发现后者“敷腴”“不费力”的特点。明代读者则在此基础上或肯定其“真”，或学其浅易而不复锻炼深思。张英的陆游接受无疑以“闲适细腻”一类为主。清以前读者对这类诗的总体地位、思想内涵较少揭露，对艺术风格的总结也只是点到为止或未得要领。正是在这三方面，张英提供了具有突破性的接受成果。

其一，在价值衡定方面，他将陆游置入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等人组成的诗人谱系中，其实质是对陆游闲适诗地位的高度肯定。

他屡次将陶、白、苏、陆并举。如作于返里期间的《两轩成以诗落之二十韵》：“稻畦接前村，十里散遥瞩。入室延四友，陶白与苏陆。”回京后《对菊四首》其三依然云：“我意营杰阁，尸祝有四公。陶白与苏陆，淡荡高人踪。乐天雅天趣，水竹洛城东。世路困子瞻，皎皎若孤鸿。赋诗多逸响，万首龟堂翁。近道贵自然，洒然尘滓空。俯首柴桑老，真味独醇浓。”《董华亭书清福吟因其意而广之得三百字》则云：“我有一顷田，乃在北山麓。……祠古四先生，陶白与苏陆。松籁杂琴声，花飞乱枰局。……耳不闻喧嚣，心不惊宠辱。乐且不自知，忧从何处触。”这些诗篇主要从诗旨超脱功利、闲适逍遥的角度将四人联系起来。由于“‘并称’之‘称’实际上是一种‘誉’，是对可以比伦的作家创作特点、风格、地位的肯定形式。”因此张英相当于指出，陆游在闲适诗传统中具有典范地位。

在更多时候，张英将陆与苏或白并提。如《山居即事七首》其三：“架头苏陆有遗书，特地携来共索居。日与两君偕卧起，人间何客得同渠。”《夏日西郭外设幕中林避暑得诗二十首》其二十二：“我辈一腔难偶俗，古人百计羡归耕。陈编苏陆经旬读，饱听空山琴筑声。”《小庭》：“数声渌水情偏适，万事浮云梦久恬。白陆诗篇随意读，素心于汝独无嫌。”这些诗充分流露诗人对远离名利场的向往、以及对陆游等人悠闲散淡、高远脱俗之境的歆慕。在张英看来，白、苏、陆对陶渊明的继承，正由此体现出来。

他所梳理的陶、白、苏、陆四人序列中，陶渊明早已是闲适精神的公认典型；到金、元时，人们也注意到白、苏高旷诗品与陶的相似，而将他们与陶相提并论。但陆游似乎从未出现于此类诗人系列中。明人若偶然提及白、苏、陆三人的诗歌关系，不是着眼于白、陆“俗”的共同点，就是指出三人诗“情事景物之悉备”故足以为诗坛“广大教化主”。到了清初，虽然掀起“家眉山而户剑南”的风潮，但时人往往从主变求新、才力学识等宏观角度标举苏、陆,也尚未着眼于诗歌的具体内涵。直到张英，才藉由将陆列入“陶风典范”的行列，表彰陆诗与白、苏相同的闲淡超然特点，和在精神境界方面的代表性。

虽然从诗选的选目来观察，陆游的闲适诗在宋代以后颇受欢迎，但从相关诗评质量的稀薄，可知其内涵精神尚未受到主流诗坛的重视。张英将陆诗与陶、白、苏之闲适类作品并称，推崇的程度可谓是空前的。由于“并称”具有体现和传播作家文学地位的功能，因此张英将陆游闲适诗提升到与陶渊明等并列的地位，不仅表示对其价值的高度肯定，更替陆游在清代“闲适诗人”形象的塑造勾出了最初的清晰轮廓，从而为后人持续探讨其诗内蕴奠定了基础。

其二，在内涵挖掘方面，他突出陆诗抒情真挚、见识不凡的特点，并彰显他超越困顿生活与持守磊落人格的崇高精神境界。

陆游有日课一诗的习惯，其诗因而充斥对生活的细腻感受与描写。晚明诗人偶然指出过这种特点，如袁宗道即以“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推许陆诗曲尽人情自然的功力。但公安派较推崇的诗人是白居易和苏轼，对陆诗缺少更多的阐发。张英则大力推崇陆诗纪实性强、情真语切的特色，且强调它不凡的精神品格。在《南汀诗集序》中他表示“唐宋人诗皆出于性灵”，并以杜甫、陆游为例：“究之放翁，源流多本于少陵，其沉挚处亦不相远也。”《聪训斋语》又以陆游等人作典型，指出“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历，游迹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謦欬、饮食、起居、交游、酬酢、无一不寓其中”，陆游的诗就是他经历感怀的真实记录。因此他“于白、陆诗皆细注其年月，知彼于何年隐退，其衰健之迹皆可指，斯不梦梦耳”，主张应密切联系其生活背景，方能更深刻地理解它。

但所谓真情流露，绝非感性欲求的抒发或琐碎生活的记录，而是与道理相结合的、具有理性基础的情感。因此《聪训斋语》又举出陆游等人“终身精神识见尽在其文集中，乃其呕心刿肺而出之者”。在清初儒家政教诗学复兴的语境中，所谓“精神识见”，实与伦理道德的自觉密不可分。基于此种认识，张英指出陆游闲适诗的底蕴不只是解脱名利的自由愉悦，更是立足于道德自律的平和坦然。

在推崇陆游闲适诗之际，张英也注意到放翁生活于穷困之中。可见在他看来，陆诗实为超越环境束缚的怡然之咏。例如《寄叔兄西渠先生书》：“当思白香山七十无子，陆放翁常贫乏食，是何如境界，而洛下吟千篇言乐，剑南集万首怡情。”《聪训斋语》云：“又如白香山之无嗣，陆放翁之忍饥，皆载在书卷。彼独非千载闻人，而所遇皆如此。诚一平心静观，则人间拂意之事，可以涣然冰释。”再如《读渭南集东篱记》云：“放翁卜筑号东篱，辟地才堪寄一枝。偶种数花成小径，微涵勺水即清池。鉴湖尚有千秋迹，剑阁争传百卷诗。多少高台起华馆，寒烟衰草几人知。”强调陆游居处的俭约乃至简陋，也暗示其诗并非一般逸乐闲情之咏，而是别具超迈俗流之高格。

张英明确指出，放翁面对穷困不仅随遇而安，更能坚守志节，光明磊落。陆游自道：“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其诗文因此折射非凡的气概。张英对此深有会心。《南汀诗集序》云：“(张祐)陶写性灵，发抒天籁。其言山居幽寂与朋侪往还之诗，磊磊落落，有全首绝类放翁而读之不能辨者。”《读汲古阁毛子所镌放翁集有感》又云：“叹息龟堂叟，磊落无近情。室小不舒肘，时听饥肠鸣。神藻日骞翥，珠源随地倾。齿发已大耋，力厚思弥清。吟篇累钜万，骚坛谁与京。……”峻洁光伟的人格与旷达透彻的精神世界互为表里，使陆游晚年依然神思清明，佳作迭出。

与之相应的是其闲适诗于平淡中内蕴健朗的格调。《读放翁诗偶成四首》其一即云：“石帆山下禹祠边，醉叟嵯峨二十年。健笔高怀逢胜地，尽搜清景入诗篇。”张英此处相当于强调，陆游的写景诗与一般吟风弄月之诗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它是峻伟品格、高旷胸襟与清丽景物融合而成的艺术结晶。这种特点集中地体现于咏梅诗。《索居二首》其二云：“剑南百卷从头看，每到梅花定有诗。”而梅所以博得陆游的钟爱，正由于无惧冰霜的坚贞精神。《纸阁梅花》云：“静对方知绝世姿，横斜书幌一枝枝。根梢磊砢疏偏好，风骨清严淡益奇。纸阁梦回春浅日，布帘香耐夜寒时。冰霜岁晚谁能识，千首龟堂赠尔诗。”从中可见张英对陆游赏识梅之高格的共鸣，与陆在这份欣赏中投射自我精神的意会。

张英虽然将白、陆并提，也很崇敬白居易，但他却不讳言陆之人品较白更为高雅脱俗。《拟古诗十三首》其九云：“香山居洛滨，新诗多逸响。霓裳羽衣曲，犹未却尘想。东坡海外文，天才豁疏爽。牛矢寻归路，儋耳特莽苍。未若龟堂翁，耶谿泛兰桨。学道纸帐中，神光夜腾上。醉时眠道旁，诗卷塞天壤。”此诗对白居易留恋感官享乐略有微词，对陆游的修养功夫与全身而退的智慧则推崇备至。“学道”可理解为内在修为的统称，特别是道德修养的功夫。张英认为陆游学道有得，因此能安居故乡，并徜徉于自由的人生境界，较白更胜一筹。《读白诗二首》其二云: “霓裳旧曲三升酒，履道新居十亩池。不解乐天缘底事，犹从宰相乞分司。”同样点出白居易贪恋物质享受。但他对陆游却从无此类微讽，即便是陆饱受批判的作《南园记》之事亦从未提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陆游人品的评价之高。

南宋时，朱熹已点出陆诗含蕴人格操守的特色：“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健”实为陆游基于其“养气”观而致力追求的诗文风格，其核心为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因此体现此种风格的作品，既抒写爱国志士的慷慨悲郁，也歌咏坚贞君子的独立不惧。后者的具体内涵包含“在理想与现实激烈矛盾之下的不同流合污、高标逸世，在贫穷苦难逼迫下的意志超然，不屈不挠”，也包括在种种困境中依然乐观积极地生活的韧性。然而陆游闲居诗外柔内刚的这一面很少为后人注意到。朱熹对陆诗的这种重要特质也仅是点到为止，其说的影响一直并不明显。

张英对此则有更透辟的阐发。他再三强调陆诗作于衰老困穷的背景，突出陆游既能安于困窘，更能坚持操守。他指出此种坚韧的人格化为“健笔高怀”，使其诗流露峻洁拔俗的风貌。可见在他看来，陆诗的内涵不限于审美闲趣与逍遥自适，它蕴含的实际上是以道德修养和自我安顿为基础的心灵境界。明末清初读者对陆诗闲适之作多半只以“陶写风云，流连月露”之类评语概括之，张英则彰显其中的诗人气节与精神品位，从而使陆游闲适诗的内涵得到更全面且深刻的揭示，它与一般描写林泉优游或安逸享乐的闲居诗的区别，至此也才真正鲜明起来。

张英对陆诗的这种阐释，也透露清初读者接受宋诗除了出于对七子和竟陵诗风的反拨，还着眼于其中的人格精神。这与清初诗学崇尚诗教、重视学养的思潮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清人推崇陆游人格主要着眼于他的忠君爱国，这固然不错。但除此之外，放翁磊落狷介、独善其身的一面其实也颇受时人心仪景仰。这或许是陆游闲适诗在清代长盛不衰，读者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在风格阐释层面，突出了陆诗锻炼工致且自然晓畅的特点。陆游论诗虽强调应趁感兴勃发及时成诗，以达到落笔天成的效果，但对锻炼功夫仍相当重视。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使陆诗既富于工致晓畅之篇，也不无流易粗率之处。陆诗本身瑜中有瑕的情况，加上后人才力不一，使它“工致”的一面在评论或创作学习中，似乎都未被充分突显。

宋元人常用“敷腴”形容陆游闲适诗的圆润美感，已有赞许其精工、流畅之意，但缺少进一步阐发。明末钱谦益有得于陆诗的谨严精妙，但他主要学陆游之悲慨沉郁，并未表彰其闲适诗的风格特点。至于引导钱氏学陆的友人程嘉燧，虽颇多清丽精工的秀句，但名卑位低，影响不出于嘉定后学。因此有学者总结道：“可以说，明人体认和学习陆游闲适诗的角度颇窄，只重平易晓畅。”此种倾向持续到明末清初，如贺裳批评天启、崇祯时的学陆之风云：“止爱其读之易解，学之易成耳。遂无复体格，亦不复锻炼深思，仅于中联作一二姿态语，余尽不顾，起结尤极草草。方言俗谚，信腕直书。”也有陆诗编选者呼吁“读放翁诗，须深思其炼字炼句，猛力炉锤之妙，方得真面目。若以浅易求之，不啻去而万里。”

张英虽然并未批评学陆者流于率易的偏差，但强调陆诗在工致中兼具自然晓畅。而且他不仅在评论中赞许，还透过拟作模仿学习。首先看他的评论。《读放翁诗偶成四首》其三云：“挽强没羽本天才，锻炼诗篇老不衰。夜夜神光生帐底，固应奇句逼人来。”其四云：“戛玉敲金字字妍，丹青画出阆风仙。乐天七十诗怀减，输却龟堂十五年。”前者用陆游《中夜睡觉两目有光如初日历历照物晁文元公自谓养生之验予则偶然耳感而有作》之典。两诗都强调其锻铸诗句数十年如一的创造力。《读放翁诗有作》也赞美其诗“一字一句清且妍，翠屏千丈落红泉。……蛇年秋风梁木颠，作诗四百七十有余篇，枞金戛玉犹铿然。兹事古今谁比肩，俯首称曰诗中仙”。“一字一句清且妍”“翠屏千丈落红泉”意指锻炼工致而能自然流畅。古人往往认为陆游诗量巨大导致水平参差不齐，但在张英看来，陆诗能做到质、量兼美，可谓推崇备至。

张英既对陆诗整体风格有所评价，也以拟作表现对其中构成细节的具体把握。其诗中明言“拟放翁”者有《拟放翁闲中富贵》与《拟放翁四首》。它们都是七律，且都以书斋或日常景物为题材，以闲适之情为旨趣。从这五首诗可发现，他掌握到的陆诗风格要素主要是意象细润明丽、对偶精工稳惬、结构顺畅而浑成。例如《拟放翁闲中富贵》：“酣眠饱食任从容，忧患危疑百不逢。曲径萧疏穿万竹，小楼苍翠压千峰。蜂喧桃李衡门暖，鹭宿芙蕖镜水溶。散发浩歌天壤内，端知不爱酒泉封。”此诗模仿的应是陆游《闲中富贵二首》其一：“要信人生各有缘，闲中富贵亦关天。绿窗静对千梢竹，翠窦新疏一脉泉。爱百衲琴常锁匣，买双钩帖不论钱。个中得意君知否？不换金貂与玉蝉。”两诗都以文人生活入诗，中间两联皆写景工细清新、对偶灵活入妙。陆游擅长巧对，此诗颔联即出现三组工对，“百衲琴”与“双钩帖”也对得十分巧妙自然。张英拟诗捕捉到这个特点，颔联“径”“楼”、“万”“千”、颈联“蜂”“鹭”、“桃李”“芙蕖”皆为工对。

除了对偶精工，拟作也吸取原诗经营结构的用心。陆作首联点题，中两联渲染闲中之乐，尾联“金貂、玉蝉”更从字面呼应首联“富贵”，进一步突出了题旨。张作首联奠定坦适基调，中两联的平列结构既与首联闲散情调相应，又暗含远近巨细的景物对比，尾联收束全篇，点出徜徉山水萧然自适之旨趣。两诗的结构都既流畅且浑成，于平易中见功力。

又如《戏拟放翁四首》其三云：“碧绕钓矶新涨色，绿侵书幌古苔斑。阶前依柱多生竹，枕上推窗即见山。诗思斜阳高柳下，琴声流水古松间。茗香尽日无人到，自昔应无如此闲。”它很可能受《冬晴日得闲游偶作》启发：“不用清歌素与蛮，闲愁已自解连环。闰年春近梅差早，泽国风和雪尚悭。诗思长桥蹇驴上，棋声流水古松间。笺天公事君知否？止乞柴荆到死闲。”此诗不算陆诗工对特别密集之作，但“诗思”一联自然流畅，且用了能“给人对中有偶的感觉，增进了对仗的形式美”的当句对。张诗不但颈联直接化用陆诗，还将当句对也用到颔联。此外，张诗首联亦为对句，且“碧、绿”“柱、窗”“柳、松”皆成工对；“色”“斑”、“新”“古”也对得入妙。

在布局方面，陆诗虽然颇有清狂之态，但并非率意结构之作。其诗句与诗题一一对应并颇具层次，且尾联“天公”既与“闰年”一联呼应，又突显了首联的不羁之意。张诗不遑多让，前半部点出书斋内外，颈联拉开景物范围，尾联又回到书斋，“无人”呼应首联“古苔斑”，渲染了幽静之感，也使末尾的“闲”韵味更显悠长。

从以上分析也可见出，张诗在对仗、结构等方面对工致的追求较陆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张诗相较陆诗虚词俗语也更少，更从未出现以口语俗词入诗，或表意浅率、重复雷同、敷衍成篇等瑕疵。再者，陆诗题材兼容雅俗，特别喜写生活琐事，而张诗只从文人雅事取材。这些，都使它较陆诗更突出地体现精细稳惬的风格取向。

一般来说，拟作者模拟的重点是他认识最深或最切合其审美、情感需要的部分，因此张英大力突出工致的风格，反映他对陆诗这一面的深切认识与喜爱，这与他的评论是一致的。拟作本有强调原作特点的功能，反复拟作更能使原作的体制特征获得一定程度的规范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张氏拟作无疑使陆游闲适诗工致而自然的文体特征得到充分突显。在审美趣味倾向典雅精美的清代，具备这种特点的诗人容易收获广大的支持者。因此张英突显陆诗艺术形式的精致，对它在当代的接受应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英也将这些特点融入自己的七律，例如《夏日即事二首》其一“小瓮腻红倾潞酒，半瓯香碧试闽茶”，《过宛平相国园亭》“山杏子低幽径碧，海棠花亚小楼红”，《丁丑九日》“碧潭潦尽文鳞见，丹树晴烘锦幄张”等，皆颇有放翁风味。亦有全诗似放翁者，如《年华二首》《日长》《立春前一日》《庚辰正月十日即事》《方壶二首》等，皆是情味恬适，笔触细润，对偶精工，结构流畅，与陆诗非常相似。虽然此类学陆之作在朱彝尊等人看来，或因过于工秀而有羸弱平熟之讥，但其锤炼功夫确实是明显的，与其他学陆却只得其浅露平易者不可同日而语。

平心而论，张英对陆诗的评论偏重其恬静淡泊、豁达从容的一面，而尚未触及其清狂疏放、傲视世俗等重要特质；对其诗艺的学习也仅得其工整，而活泼生动颇有不足。虽然如此，相较于前人与同时读者，他对陆诗的内涵精神与诗艺特长确实有更精到的把握。这一切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身份背景都是密不可分的。

三 张英崇陆效陆的背景原因

一般认为，清初宋诗热自康熙十年左右因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与王士禛提倡宋诗而兴起，并在康熙十八、九年达到兴盛。这段期间张英正任职于翰林院，所以应可肯定他喜好陆诗与京城文坛风气有某种渊源。但令人困惑的是，他对陆诗的兴趣为何直到康熙廿一年归里以后才有突出表现？在宋诗中为何偏爱陆游的闲适之作？在康熙中期唐音复盛之后又为何对陆诗热情不减？显然，张英的陆诗接受还基于更深广的背景原因。以下试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探讨。

(一)桐城的自然环境、耕读文化与学白风气

首先，张英故乡桐城与陆游家乡山阴景物的相似，以及陆游耕读传家的理念，是他对陆诗产生兴趣极重要的触媒。张英在京时即对桐城的明秀风光魂牵梦萦，归里后更是日日徘徊山水之间。陆游以大量诗篇抒发徜徉故里山光水色之际的闲适情怀，正与张英此时的生活相契合。《初卜居龙眠山庄十一首》其二：“携得放翁诗一卷，秋来日对众峰吟。”《山中即事十三首》其九：“短檠红烛放翁诗，窗掩梅花月上迟。茗碗炉香意亲切，空山一夕最闲时。”由此可见，相近的自然风光的确是张英与陆游闲居诗共鸣的关键因素。

陆游晚年特别是致仕后，经常自称“退耕”之“老农”，并屡次在诗中表达耕读传家之理念。明清时桐城望族也多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张英更是服膺此道，特地著《恒产琐言》告诫子孙珍惜家族田产，从中也反映出他对农事的熟悉。正因如此，他更易为陆诗所打动。《灯下读放翁诗》云：“敢谓疏狂步后尘，卷中诗味最相亲。荷锄俱愿青山老，今古何妨着两人。”他假满回京之后，“山林之思益迫，引退之思愈急”，在思恋故乡的同时，对陆诗的喜好自是有增无减。

古来以田园诗著称的诗人众多，张英却对陆诗情有独钟，很可能也与桐城诗坛崇尚白居易，和他认识到陆诗与白诗相近有关。顺治年间方文、钱澄之开启了桐城效白之风，引领张英学诗的亲友如潘江、张杰等也都是白诗闲淡之作的拥护者。在其熏陶下，白氏崇尚闲适的思想与冲鬯明快、意到笔随的诗风深受张英推崇。因此他在归里期间与潘江等人频繁交往的同时，对近似白体的陆诗益发感到亲切。

张英对白诗与宋诗的相似性有清楚的认识。《潘木崖诗集序》云：“少陵雄浑苍深，体兼众妙；香山排宕潇洒，自为一家。要皆不束缚于声律、比偶之中，独抒写其性情。”并认为“子瞻、山谷……其后不得不入于香山者，才人握管，思以畅发其性情，类不乐为初唐诸子句镂字琢、比拟属对之工，而浩衍流畅，以务尽其才”，指出白居易与宋人都属于以明畅之笔书写性情的一派。这种诗风正符合庙堂文臣抒发个人情怀的需求。《聪训斋语》云：“圃翁曰：唐诗如缎如锦，质厚而体重，文丽而丝密，温醇尔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诗如纱如葛，轻疏纤朗，便娟适体，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诗，断当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适意，阑入于宋，势所必至。”张英身居高位数十年，在熟练“温醇尔雅”的诗风之余，对“吟咏适意”之境及与它适应的诗体兴趣也日益浓厚。他热衷白、苏、陆之诗也就是很自然的发展了。

(二)馆阁重臣的特殊处境与价值追求

张英毕竟是一位庙堂词臣，特殊的身份处境深深左右着他接受陆诗的取向。他三十一岁时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十年后成为首次入直南书房的翰林，深得重用。康熙经常与他讲论经史治道、向他咨询民间疾苦、讨论军国大事。张英“凡民生之利弊，年谷之丰歉，知无不言，皆蒙嘉纳”。他一生为帝师几达二十年，历任中枢要职，而且“自翰林历卿贰，践政府，虽任他职，未尝一日去上左右”，可谓极儒臣之荣遇。

但与此同时，他也难免生活于巨大的压力之中，特别是饱尝同僚倾轧之苦。顺、康两朝党争频仍，南书房的勾心斗角更是激烈。据邓之诚先生的研究，张英侍值期间“徐乾学、叶方蔼、高士奇诸人，立党相竞，多所凌忽。英与陈廷敬甘心自下，始得保全”。张英对这种境遇深有感触。其《寄叔兄西渠先生书》云：“如弟之所遭遇，外观岂不甚好。而同辈之诟厉，当局之忧危，晨昏之奔走，寒暑风霜之冒触，饥饱寝兴之不时，人情之拂逆，难于措置之，展转战惧。古人所云：‘如衣败絮行荆棘中，不足以方其棘手。’”然而，作为身荷主恩的重臣，他即便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复杂，也不可能高蹈远引或圆滑处世。因此他一方面以谦虚谨慎为保身之道，另一方面借鉴白居易知足乐天的思想以调适自我心理。在此情况下，与白诗一样善于抒写超脱闲适之怀的陆诗，自然更容易引起他的共鸣，成为他的精神伴侣。

但在他心目中，陆游绝不只是白居易的追随者。除了“似白”带来的亲切感外，他对陆游的接受更多地出于基本价值观的相近。张英并非纯粹的文学侍从，而是长期与康熙讲论经史、探讨治道之臣，其思想深受程、朱影响，对人之道德自律与历史使命的意识也更加自觉。这样的知识背景加上获得君主知遇，使他无法像晚年的白居易那样以感性生命的自适为主要关怀所在，而是更心仪陆游对人品的坚守。

张英尤其服膺理学的安命思想。他著《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指出“知命”的本质是积极的，因为将荣辱、得失等视为命定不再萦怀，方能使人专注于进德修业。若不认其为命，则难免患得患失，趋吉避凶，无法为所应为。此说正渊源于二程。他还强调“乐”与“知命”密切相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云：“彼世之终身忧戚，忽忽不乐者，决然无道气、无意趣之人。……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是以跼天蹐地，行险徼幸，如衣败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乐？”指出“不乐”源于贪婪与妄念。人若能循理安命，“利害之见既除，而为君子之道始出”，精神自能笃定宁静、心安理得而无往不乐。

这样的处世观与对于道德之乐的深刻理解，使张英能敏锐地发现陆诗在从容闲适表象下，安于贫困失意的旷达气度与不改其志的刚健人格。也正由于彼此价值观的契合，所以他回京之后，在明争暗斗的朝局中戮力从公之际，经常标举其人、吟咏其诗，对之崇敬神往不已。

(三)崇尚醇雅的官方诗歌美学

如果说，张英对陆诗的浓厚亲切感，主要源生于桐城的环境与文化；对陆诗持续的热情与认识的深刻，主要基于馆阁重臣的身份与处境；那么他陆诗接受的整体视角与调性，则深受清代官方美学思想的影响。

清初文臣普遍认为，王朝的文化应体现兴盛闳雅的新气象，因此提倡内容合于礼义、情调温厚和平，艺术形式典雅含蓄的醇雅诗风。张英自步入仕途即处于这种文学风气的笼罩中，馆阁重臣的身份更使他自觉成为醇雅诗风的鼓吹与执行者。这种诗美观无疑深刻地左右着他对陆诗的接受。

清初庙堂诗人往往主张诗应抒写真性情，反对明人模拟或为文造情的不良风气,张英也不例外。但其所谓“性情”并非所有的情绪感受，而必须是达到中正平和状态的情。因此他劝慰挚友“读其感怀诗十章，未免伤于忧愤。予之望于孝仪者方大，不欲悲歌损其性灵，故作后二章解之”。又称赞堂弟之诗“陶写性灵，抒发天籁。……性本温克谨重，故所处虽困厄，而其言亦醇厚而无噍急促迫之音也”。指出其诗虽然“陶写性灵”，但绝非感性欲望或慷慨之思的表现，陶写的乃是由“温克谨重”之性所发、彻底符合伦理精神和中和原则的情。抒写此类情的诗歌其风格自然是温柔和平的。这也是张英理想中的诗风。

张英的这些观念也与他身为馆阁文臣的责任感密不可分。其《补岩居近科程墨选序》《侍读缪念斋同夫人七十双寿序》等文，皆主张以和平之音呼应盛世气象并陶冶民风。自己更身体力行，其应制诗“鼓吹升平，黼黻廊庙，无不典雅和平”，“至于言情赋景之作，又多清微淡远，抒写性灵”，堪称当时温厚大雅之音的典范。

从上述诗歌观念出发，他偏好的是陆诗中情调真淳且恬适的作品，共鸣的是他超旷怡然的情趣与狷介自守的人格。换言之，张英的陆诗接受总体上突出的是陆平静、内敛的一面。而放翁疏狂兀傲的性格特征，与歌唱报国之志和落魄之悲的雄放激昂之音，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在当时崇尚醇雅的官方诗学中，与这类温厚和平的内涵相适应的是雅正的语言形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气局严整，属对精切，声韵谐美，语言庄重典雅。而轻佻之言、感伤之语，一字不能掺入。张英历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更是应制诗高手，数十年浸润于此种诗风中，因此其诗始终不离高雅温润的基调。基于这样的审美趣味，他最欣赏的自然是陆诗精工雅切的一面，其拟陆诗、学陆诗也就在有意无意间，突出了陆诗这方面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知，张英对陆游诗的接受，既与故乡桐城有深厚渊源，更与馆阁文臣的身份遭际和文学观念密切相关。因此，他对陆诗的阐释一方面因阅读与共鸣的深入而具有个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也较易引起京城诗坛的回响与呼应。

四 张英对清代陆游接受史的影响

钱锺书先生指出，陆诗可分为“悲愤激昂”和“闲适细腻”两大方面，且“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张英在这种风气的形成中，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他虽然并不像王士禛那样居于诗坛盟主地位，但深受康熙帝重用，又多年执掌清代中期以前对塑造文风影响巨大的翰林院，更在数十年读陆、咏陆、学陆中，突显了陆诗的主要方面与醇雅诗风和官方思想的契合处，因此对当时及后来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英既大幅抬高陆游闲适诗的地位，又对它作出较精到的评析，从而既为主流文坛重视此类陆诗开启先河，也对后人的阐释有所启发。他强调陆诗高尚磊落的人格与从容旷达的气度，此类表彰与理学观念相符，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人接受陆游的角度。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表现对陆诗道德修养内容的关切，乃至乾隆《御选唐宋诗醇》指出陆游“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咏歌，以寄其意”，都可视为对张英观点的继承与发展。此外，他一反明人学陆偏于率易的作风，突出了它工致精巧的一面，也为后来读者继续探讨陆诗形式美奠定基础。

康熙十八年以后，宋诗因格调鄙俗、声情噍杀而遭冯溥等馆阁诗人批判，其兴盛之势也受到冲击，但京城诗坛依然存在陆游闲适诗的接受者。张英于此很可能起到推扩风气的作用。首先，他对陆诗的热爱影响同僚如陈廷敬、高士奇等人。陈廷敬与张英共事数十年，诗文往来甚多。陈氏诗学本来诗学杜甫、苏轼，但晚年开始对陆诗产生兴趣。张英云：“余从泽州借剑南集，答曰：‘此予伴老书也。’”“泽州”即陈廷敬。陈氏有《戏题剑南集二首》《检放翁诗二首》等诗。其《即事题剑南诗后》云：“晓霜暮月城边路，木落乌啼又岁余。匆匆未知生是乐，茫茫须返物之初。年华欲送新篘酒，怀抱重开旧读书。一卷剑南诗作伴，白头萧散几人如。”点出以陆诗“伴老”之状。从这些诗判断，他对陆主要有取于情调散淡的描写老境之诗，正与张英的接受方向相近。此外，高士奇于康熙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在京时，亦即张英热衷学陆之际，作有《生日内直书怀用放翁韵二首》《九日夜坐用放翁韵二首》；而两年后休致回籍期间，又有《禹慎斋回自闽中相遇于瓜步述荔支之胜因索写生三首》其一、《首夏闲居》四首其三等诗，屡次化用放翁诗句，这很可能也有张英的影响。

其次，张英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起，担任乙丑(1685)、辛未(1691)、甲戌(1694)三任庶吉士教习。他对于陆诗的审美或多或少影响了这段时间前后的庶吉士。如乙丑科庶吉士顾图河“其诗古体多学眉山，今体多学剑南”，有《集放翁诗次薗次太守归湖韵五首》，所取诗句多来自陆游闲适之作，可见对陆诗非常熟悉。另外戊辰科(1688)庶吉士陈大章《读剑南集次季超弟韵》从“忧国有心终耿耿，退耕晚节亦闲闲”两方面赞美陆游。曾为张英举荐的丁丑(1697)科庶吉士陈至言则有《石帆山寻陆放翁老学庵遗址三首》推崇陆游归田隐居，嵚崎不凡之人品。

最具代表性的是乙丑科庶吉士许贺来。许氏为诗喜学陆游，集中有《遣兴用放翁韵》《秋夜用放翁韵》《幽怀步放翁韵》《睡起步放翁韵》等诗，均为七律，写隐居闲适情趣，风格温润中见工致，与张英的学陆之作如出一辙。《初夏闲居和陆放翁韵八首》更有如“添得清吟诗数首，官贫莫漫笑空囊”、“莫羡炊金兼馔玉，腐儒粗粝兴偏长”等与陆诗近似的安贫乐道之语。此组诗引来同年陈迁鹤、梅之珩等人赞赏不迭：“合诵八首，意密，韵叶，字稳，寄托遥深，思致宛曲，伯仲之间见放翁矣。”“字字追琢，情闲景适，气味悠长，惜不令放翁见之。”值得注意的是，陈迁鹤、梅之珩等人对陆闲适诗特点的把握诸如意蕴深厚、工于琢炼等，与其馆师张英都是相应的。

再次，张英对陆诗的喜爱更为其子张廷玉继承。张廷玉云：“予自幼读陆诗，数十年来不离几案，其妙处不可殚述。……以眼前极平常之事，而出之以含蓄蕴藉，令人百回读之不厌，真化工之笔也。”又云：“放翁诗曰：‘志士栖山恐不深，人知先已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想见此老胸中，天空海阔，气象高人数百等。”其中赞美陆游的超迈胸襟与洗练诗艺，看法显然与其父一致。其《雨中杂兴和尧峰韵六首》其五云：“暑窗百事废，吟兴犹未阑。尚友白与陆，二老时盘桓。”以白、陆为精神伴侣的好尚以及对陆游闲适诗的喜爱，也承袭张英。此外《闰四月十五夜月色甚皎独坐秋水轩静对良久连啜苦茗悠然有得遂成二篇》其一、《南归杂诗十首》其二、《西郊寓斋看花歌》等诗，也都援引或化用陆游其人其诗。张廷玉亦位极人臣，历事三帝，受雍正眷宠尤深。他喜爱陆诗至“数十年来不离几案”的程度，对陆诗影响在清代的推扩无疑是一大助力。

张英在清代陆诗接受史的意义，还可从钦定宋诗选本来观照。清初是宋诗选本问世的高峰期，前期以遗民所选为主；后期则以体现清廷文治理念者为主流，其代表为康熙四十八年成书的《御选宋诗》。相较之下，遗民多选陆游的忧君伤时之作，且不乏突破“温柔敦厚”之风格者；《御选宋诗》则多选陆游描摹生活情趣或歌咏景物之作，风格精雅含蓄，有点缀太平之意味。显然，编纂《御选宋诗》的翰林与张英一样，都基于“尚雅正”的立场肯定陆诗。虽然张英已于康熙四十年致仕而应未直接影响此书纂修，且此现象或为共同的馆阁审美趣味所致，但由于皇权与此类选本关系极为密切，深得康熙帝信任的前辈张英如何接受陆诗，对翰林们应仍起到不容忽视的示范与引导作用。

康熙中期以后虽然唐音复盛，但宋诗的影响其实一直存在于京城。因为在符合诗教的大前提下，清初庙堂诗人对各种文学流派与风格往往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张英就是第一位基于此立场大力推扬陆诗的重臣。他对其他馆阁诗人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蒋寅先生注意到，康熙二十年前后批判宋诗的浪潮达到高峰，但陆诗似乎不受影响，依然人气旺盛。这种现象很可能与张英这样地位显赫的文臣热衷陆诗，并揭示它契合官方诗美理想的诸多面向不无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张英对陆游闲适诗的热爱在清初重臣中首屈一指。他阅读陆诗长达近三十年，其接受层面主要囊括诗歌内涵的阐发、艺术技巧的借鉴、诗风的学习、生活情趣的共鸣与人格精神的推崇等，对陆诗的心仪与熟稔程度之深，时人罕有其匹。

张英对陆诗的阐释也颇具特色。他首次将陆与陶、白、苏并提，充分肯定陆在闲适诗传统之地位；并彰显陆诗情感真淳且内蕴超旷精神与磊落人格的内涵特质，突出它精工且自然晓畅的艺术特点。这些见解与前人虽有某种渊源，但更为明确、深刻且全面。

张英对陆游闲适诗的接受既基于个人背景，也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故乡桐城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促成他对陆诗的亲切感，馆阁中的特殊处境与文学习尚，更使他对陆诗既引为知己，从和平雅正的一面加以阐发与推扬。

张英不仅以名卿巨公之尊学习、推崇陆诗，而且首次将它符合清初诗学理想之处挖掘出来，从而有助于陆诗在清代地位之提升与接受的推扩。在他的影响下，即便在唐音被奉为正宗以后，陆游闲适诗的接受依然在京城主流文坛持续进行。这也为陆诗在清代的广泛接受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此后清人对陆诗的主要观点态度，包括偏嗜其闲适之作、肯定它内蕴道德精神，或欣赏其七律形式之精美等等，也都可溯源到张英。由此可见，他在清代陆诗接受史上实居于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