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24)

所谓“静观”是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表述，指人以平静的心理状态观照、思考宇宙自然、人生百态。置之于审美活动，则指作者以“静”为主的审美态度，西方美学史上康德、叔本华等人都曾论及审美静观的无功利特征及其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陆机、宗炳、刘勰等人植根于道家的“虚静”说深刻阐释了“静观”的美学价值。“静观”也是苏轼倡导的审美态度，在其诗学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较之于前人，苏轼的理论创见在于，不仅植根于道家的“虚静”说、佛家的“空”说，还融摄了周易的“正”说阐释“静”的理论内涵与美学意蕴。

关于苏轼的“静观”诗学理论，学者多聚焦于佛、老思想的影响，鲜有学者探究苏轼“静观”审美态度的易学根由。譬如周先慎指出佛老思想对苏轼的影响表现为求“静”、求“达”的人生追求，佛老“静”“达”思想为苏轼“旷达”的人格及其文学风格提供了哲学基础。张晶谈到苏轼所言“‘空静’是对‘虚静’说的发展。这是以佛教哲学的‘空’置换了道家的‘虚’。”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结合《东坡易传》考察“静观”说的理论内涵，由此发现周易“正”说与苏轼“静观”审美态度的密切关系。

一 《易》与苏轼诗学思想略论

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期曾学《易》于父亲苏洵，苏轼被贬黄州方作《东坡易传》，在贬谪海南之际他也曾对《东坡易传》作出修订。这部书蕴含着苏轼的道论与处世哲学，凝聚着他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感受，是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复杂丰富的思想之总结，更“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述”。对于《东坡易传》，苏轼十分珍视，尝言“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实际上，与其说《易》之于苏轼，毋宁说《易》之于有宋一代的士人而言，是一门重要的安身立命之学。一方面，《易》是北宋士人知识结构的重要一环，是议论时政、沟通学术的重要依据，是北宋士人倡导新型君臣关系，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场域。胡瑗讲《易》于太学，欧阳修以《易》开宋代疑经之风，张载讲《易》于京畿，苏轼外放贬谪而释《易》，程颐终其一生只留下《伊川易传》一书，并非仅仅出自他们的个人兴趣，而是基于《易》探索令人困惑的时代课题。正如余敦康所言，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易》达成了某种共识，他们的易学实质上为庆历新政提供了改革理论和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易》是沟通儒道释三家的桥梁，是宋儒对抗佛道二教的有利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承担着排抑佛老的功能，在个体修身层面为士人修治心性提供了儒学依据。宋儒大都有出入于佛老而归于儒的治学修身经历，归于儒的重要依据之一即藉由儒家固有经典《易》汇通佛老思想，譬如李觏讲“释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苏轼《病中闻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云：“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易》能够排遣内心的愤懑之情，让心灵得以清明。由此而言，《易》是进入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人之思想与精神世界的核心路向之一。

《易》为苏轼的诗文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为其品鉴诗文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常引用周易卦爻辞、化用周易思想作诗作文，表达他对于宇宙、人生的深切感悟。譬如《次韵王觌正言〈喜雪〉》“神龙久潜伏，一怒势必倍”，化用《乾》卦“潜龙勿用”思想；《异鹊》“故知中孚化，可及鱼与豭”，借用《中孚》彖辞；《西斋》“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借用《观》卦卦辞阐述“观物”、自观的兴趣等等。又如苏轼常以“水”喻文，其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对于“水”与“文”时行、时止特征的体认，来自于《艮·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的智慧。因此，想要理解苏轼的文学创作与美学思想，势必需要了解他的易学思想。

苏轼的思想与文论，有着儒道释兼综的特色，对于“静观”审美态度的认识亦如是。在苏轼看来，“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黄州贬官之前他曾倡导以道家清静无为的方式处理政务，贬官黄州之后他又一度尝试借助佛家静坐的方式获得心灵的清静：“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然而对于“静”之理论内涵的认识，他又有着儒道释三家“不相妨”的理论自觉，认为周易与道家、佛家思想都能让人进入静观的状态，从而深切体悟物之本然。

“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其《乞数珠一首赠南禅湜老》言：“从君觅数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转千佛，且从千佛转。儒生推变化，乾策数大衍。道士守玄牝，龙虎看舒卷。我老安能为，万劫付一喘。默坐阅尘界，往来八十反。”在苏轼看来，《易》“玩物之变”、道家虚静观化、佛家之禅观三者的价值是可以一并论之的。又如苏轼《次韵子由浴罢》言“颓然语默丧，静见天地复”，贯通了《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二说。另据明人焦竑所言，苏轼“少而能文，以贾谊、陆贽自命，已从武人王彭游，得竺乾语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释，悟无思、无为之宗，慨然叹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在苏轼看来，道家主静说、佛家以空、静洞察万境与周易“或默或语”“何思何虑”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论及“静观”理论内涵的过程中，还特别引用了周易的“正”说诠释了《易》与道家“静”说、佛家思想相互融摄的关系。

二 “正”：“静观”诗学的内涵之一

苏轼的“静观”诗学理论见于《送参廖师》一诗，其言“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认为“静”“空”的心态能够令诗人在动静之间观照宇宙、人生，而唯有遍观万物之变，品味咸酸相杂的人生百态，才能作出精妙的诗歌。静观的审美态度为何能“令诗语妙”呢？这源于苏轼“物了然于心”“达之于口与手”的文学理想，“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在苏轼看来，艺术创作乃是“物了然于心”而后“形之于口与手”的过程，“物了然于心”就是说作家需要排除外物的干扰进入“静观”的状态，观察万物之变，在纷繁复杂中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故而“静观”是文学艺术得以“达之于口与手”的前提。也就是说，“静观”的美学意义正在于能够令作者对事物固有之理了然于心，而后“随物赋形”。

《送参寥师》中的“静观”诗学理论植根于不同的话语系统，包括道家的“虚静”说，佛家的“空”说。然而苏轼所谓“静观”又与道家“虚而待物”的静观、佛家的“空”说有所不同，他吸收了周易的变易哲学，强调观物之“动”，更将易学的“正”说与“静”并举。我们先来看以下三则材料：

虚而一，直而正，万物之生芸芸，此独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静。

(《静常斋记》)

夫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舍，心以静充，志以静宁，虑以静明。其静有道，得己则静，逐物则动。……故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者，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君齿少才锐，学以待仕，方且出而应物，所谓静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则何往而不适哉？

(《江子静字序》)

据静以观物者，见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动以逐物者，见物之似，六三是也。

(《东坡易传》)

以上材料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苏轼的“静观”诗学与道家的“虚静”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第一则材料中，“静”最终达到的是万物生生独化的层面，具有本体的性质，这点与道家对于“静”与“道”之关系的认识一致。第二则材料说明“静”是一种不为外物所役使的“得已”状态，这与道家所倡导的内心虚静状态一致。其次，苏轼指出了“正”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扩充了道家“虚静”说。一方面，“静”以“正”为前提，在“正”的指导下人才能淡然面对物之往来，而无所增减。另一方面，“静”又是获知事物之“正”的前提，唯有在内心静定的状态下，才能“见物之正”。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周易之“正”与“静观”的融摄关系，我们要先对道家“虚静”说的理论内涵做出简要说明。“虚静”说的提出，源自于道家对于形而上的“道”之思考，“静”的含义大体触及两个层面，其一本体义，其二心性义。如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归根曰静”之“静”是“道”的根本属性，这是就本体之“静”而言。老子认为因“静”是“道”之根本属性，故而与之相关的人之本心也应该是“静”的，“静笃”之“静”就是指个体凝神清静的状态，这是就心性层面而言；又如庄子云“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也是从道本原之虚静无为与心之虚静修养两方面阐释“静”。此外，庄子认为唯有通过“坐忘”“心斋”的方式才能进入“虚静”的状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堕肢体，黜聪明”“虚而待物”是指通过离形去知的方式，超越包括人自身肢体在内的外物、摒弃外在的知识和世俗的得失等等外在因素，进入无物累的物我两忘的道境，也就是“静”的境界。庄子还将这一境界称之为“知天乐”：“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上面这段话，既阐释了“静”的基本特征，也点明了“静”与“道”的关系。可以说，道家哲学中的“静”是“道”的根本属性，也是人近于道的方式；作为近道方式的“静”以离形去智为基本特征，以体悟宇宙之道为目的，强调主体通过排除外物与知识干扰的方式进入虚静状态，在虚静空明的心境中专注凝神进入与“道”合一的境界。魏晋时期，“虚静”这一道家学说被引入美学领域，陆机、刘勰等人先后阐发了“虚静”的美学意蕴。陆机《文赋》言“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刘勰《神思》曰“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都认为内心的虚静有助于创作构思。从审美态度而言，“静”实则代表的是一种恬淡静明“纯粹而不杂”的审美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道家对“静”“正”的关系也展开了相关论述，如老子言“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以为天下正”，成玄英疏曰“清虚宁静，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为天下正”，将“静”视为“天下正”的评判标准。庄子言“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此处的“正”近乎“静”，形容的是不为物累的状态。相较于“虚静”这一道家哲学的核心观念，“正”更是一个颇具儒学色彩的观念。儒家哲学特别强调“正”之于修身、治国的重要性，如《论语·颜渊》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礼记·大学》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与此同时，“正”也是儒家五经系统的《易》之核心范畴，并且《易传》也谈到了“静”“正”关系问题。

三 “正”：作为一个易学范畴

《易·系辞》言：“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勾勒了“正”“静”与易道的关系。孔颖达认为这是说易道乃是物各“静正”的状态，云：“迩，近也。言易之变化，在于迩近之处，则宁静而得正。谓变化之道，于其近处，物各静而得正，不烦乱邪僻也。远尚不御，近则不御可知；近既静正，则远亦静正，互文也。”朱熹则曰：“静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冯友兰先生将合于易道的“正”称之为“恰到好处”，他说：“如果一个事物要达到生长的顶点，并且保持在生长的顶点上，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所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发生的方式上都恰到好处。在《易经》的卦辞、爻辞中，把这种‘恰到好处’称作‘正’‘中’。”

在周易的话语系统中，“正”的基本内涵大体包括三层：从爻位的角度而言，“正”指的是六爻的位置与爻辞性质之间的关系，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称为“正”。从天道的角度言，“正”即万物各正其命的状态，具有本体的意义。从德性的层面言，“正”代表的是刚健之德，亦是柔顺谦让之德。本节我们主要从本体与德性两个层面探讨“正”的内涵：

第一，“正”具有本体价值，象征着符合事物本性，合于天地之道的状态。《易》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后被儒家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正”作为一个易学范畴，同样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易·系辞》言：“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所谓“静而正”描述的正是易道的本体特征。“正”这一近乎道之本体的存在，也是《易》所形塑的人之本性的一部分。《蒙·彖》云：“蒙以养正，圣功也。”《颐·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蒙卦象征的是教师启发蒙稚的过程，认为启发蒙稚之“正”是培养圣人品格的关键。颐卦揭示的是人能够“养正”的盛德，强调“守持正固可获吉祥，说明用正道养身才能导致吉祥”。之所以要守持正固，不仅在于“正”的本体价值，还在于“正”是人获知天地之道的途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系辞》言：“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地之动，贞夫一者也。”先秦典籍中的“正”“贞”大体同义,上面这段话是说，人之所以要守“正”或者说“贞”，是因为“正”“贞”是天地的特征，更是人获知恒久不息的天地之道的前提。因此苏轼“静观”说所谓“见物之正”，乃是以静正的心态见物之本性，见物之道。

第二，“正”的德性意义。《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哲学推崇的是阴阳和合之德，从德性的角度看，“正”德并不是固定的德性，而是随着爻变而不断变化的阴阳和合之德。换言之，因境遇的不同，刚健与柔顺之德皆可谓之“正”。如《师彖》言：“贞，正也。……刚中而应，行险而顺。”《履》九二《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师彖》与《履》九二《象》都认为虽身处险境，但只要信守刚中的“正”德便能够从容地渡过险境，最终走向坦途。《屯》卦《彖》言：“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屯》象征事物初生的状态，“动乎险中，大亨贞”说的是虽然万事开头难，但君子若能坚守正德以积极的态度克服草创时期的艰难，便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困境也将迎刃而解。因此，所谓“正”“贞”就是要坚守刚健之德于内心，不为艰难险阻所动摇，这是从刚中之德的角度而言。与刚中相对的是柔顺之德，柔顺是地之正道，是坤卦强调的卦德，强调以柔顺之德守正避凶。《大壮》曰：“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卦虽曰大壮，却强调处于力量强盛之际要以谦柔获得吉祥，相比于刚健大壮之“正”更倾向于谦柔。要之，或悔或吝或吉或凶等不同的处境，决定着“正”德性质的变化。然而不论个体的处境如何，“正”都能引导人们朝向符合天地之道、顺应万物之性的本然状态奋发。

四 “正”：苏轼的易型人格与诗学的融摄

苏轼对于“正”的界定主要见于《东坡易传》，同样包括本体与德性两个层面。首先，苏轼肯定了周易哲学所诠释的“正”之本体意义与认知价值。他认为“正”指代的是事物固有的理，是事物之自然本性。在解释《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时，苏轼讲：“飞者，龙之正行也；天者，龙之正处也。见其在田，明其可安而非正也。”释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惟其处安居正，而后可以求得。九二者，龙之安；九五者，龙之正也。”所谓的“正行”“正处”“龙之正”都是对龙之本性的想象与描述。在古人的想象中，“龙”是能升腾于天、潜行于渊的神兽，故而“天”“渊”都是“龙”可能出现的正位。作为事物固有本性的“正”，也是圣人洞悉宇宙之道的途径，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苏轼说：

不以贞为观者，自大观之,则以为小;自高观之,则以为下。不以贞为明者，意之所及则明，所不及则不明,故天地无异观，日月无异明，以其正且一也。

唐孔颖达用“正”释“贞”，宋程颐、朱熹释“贞”为“正而固”，苏轼的易学体系中“贞”“正”亦处于同一个层面，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转换的范畴。这段话中苏轼认为“正且一”是“贞”的内涵，也就是说“贞”或者说“正且一”是天地的本质特征，天地唯有遵循“正”德，才能无异观、无异明。人唯有遵循“正”德，才能对万物之理了然于胸。故而，置之于美学活动之中，苏轼若要对物了然于心，不仅需要“静”以观动，更需要秉持正德才能达到“随物赋形”的美学境界。

其次，《东坡易传》对于“正”不累于物的理论内涵、刚中柔外的德性特征，作了详细阐述。在阐释《蒙卦》时，苏轼讲：

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达而强发之，一发不达，以至于再三，虽有得，非其正矣。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将内患其蔽，即我而求达，我何为求之？夫患蔽不深，则求达不力；求达不力，则正心不胜；正心不胜，则我虽告之，彼无自入焉……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此圣人之功也。

上面这段话认为，“蒙”的重要性在于养“正”，所谓“正”并不是借助外力习得的知识或德行，而是由内而发，自得于心的品性。换言之，圣人启蒙、教导幼童并不是向其灌输知识或德行，而是引导其破除内心之蔽，令“正心”复现，如此便能沛然自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圣成贤的修身过程也就是“正”战胜物蔽，“迎其正心”的过程。《东坡易传》具有以庄老解易的特色，即引入道家的思想学说阐释周易思想，反之周易思想与道家思想交融交织，呈现出了相互融摄的理论特色。在《东坡易传》中“正”之“迎其正心”“不蔽于物”，正与道家之“静”、佛家之坐禅有着共通的价值。

正如上文所言“正”代表着刚健与柔顺两种品德，依据处境的不同而转换。对于苏轼而言，“正”更倾向于刚健之德，确切地说“正”是一种“刚中柔外”的状态。“正”或曰“贞”对于苏轼人格境界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苏轼“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精神风貌的主要心理支柱之一”，此时的“正”是刚健之德。而纵观《东坡易传》，苏轼所重点阐释的“水德”最能说明“正”的德性特征。“水德”将刚健与柔顺合二为一，赋予了“正”以新的形态：

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

在苏轼看来，“水”是最近于“道”的存在，“水”德表征于诗学，即提倡“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文学风格。对于文章而言，“行”“止”自如的背后是对事物之理了然于胸，以“意”统摄文章的自得状态。对于个体而言，水德象征的是心胜于物的状态，结合蒙卦来看，心胜于物的前提是迎其正心，故而随物赋形的水德之养成仍有赖于内心之正，以“刚中柔外”胜物，也就是蒙卦所言正心胜于物蔽的沛然自得状态。因此，苏轼所重之“正”，乃是以柔外为外在形态，以刚中为内在品德的。“正”是形塑苏轼人格的重要品德，“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屈信穷达常正忠”。前者是苏轼对自身品格的评价，后者是他对伏波将军不论穷达祸福，皆以“正忠”应对的赞赏，体现了苏轼以“正”为修养目标的自觉意识。由此而言，“正”形塑的人格境界与苏轼所推崇的人格境界是一致的。

苏轼坎坷的仕途、深沉的生命体验、儒道释三家融合的姿态表征于文字便是《东坡易传》。在苏轼看来“静观”不为外物所蔽，洞悉事物固有之理的美学特征既以道家“虚静”说、佛家“空”说为哲学依据，同时也依托于周易的“正”说。超越物蔽，洞悉事物自然横生的姿态，不唯需要“虚而待物”“空纳万境”，更需要“迎其正心”以“沛然而自得”，需要以“刚中”之德观万物之动，这才是“静观”诗学的全部理论内涵。正因为“静”融摄了具有本体意义、认知价值与德性意蕴的周易“正”说，徘徊于儒道释之间的苏轼才能提出佛老合于周易“何思何虑”的真知灼见。而“正”说“迎其正心”“沛然自得”“刚中柔外”的内涵表征于诗学，即倡导超越物蔽，不累于物的审美心态，以“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为追求的文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