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钊，黄元英

(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有王佐才，为相国，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至拜表纳忠，鞠躬尽瘁，辅相数十年，卒后无余帛余财，精诚之至，皎如天日，足为万世人臣师表。

历史学家陈寿《进诸葛氏集表》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诸葛亮传》亦曰：“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认为孔明长于治国理民，短于谋略带兵杀伐之事。而唐代裴度《诸葛武侯祠堂记》对陈寿之评予以反驳，高度评价孔明四才具备、兼而行之，包括“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

历代士人对孔明的文学书写主要是游览巴蜀三国文化遗迹如武侯祠、夔州八阵碛、成都万里桥、筹笔驿等的咏叹，杨慎编纂的《全蜀艺文志》多有选录，而咏叹的内容和史家如陈寿等人的评价相应，集中在孔明品行、事功、知识等方面，如宋代王刚中曾经游览夔州和弥牟镇两处八阵图有感，分别赋诗《滩石八阵图行》《弥牟镇孔明八阵图诗》。“细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弥牟镇孔明八阵图诗》)，诗歌对孔明的赞美聚焦于贤能、谋略、大节：“我想孔明贤，巍然伊吕配。奇谋勇略号雄师，大节英风盖当代”；孔明气节表现在对蜀汉的忠心：“孔明之心如石坚,欲扶汉室还中原。事之不就则天耳,安肯俯首从曹、袁。”(《滩石八阵图行》)

杨慎对孔明多有批评，资料散见于其杂考著述、诗文作品、诗学批评论著以及《全蜀艺文志》诗文选集等。杨慎凭借其渊博的学识，或对孔明诗文补遗，或对孔明事迹辑佚，或辑录历代士人对孔明的批评。当然更多的是对孔明道德与事功、学术与治才等历代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辨析，而杨慎对孔明批评的目的是晞养前贤、教化后人，并非简单的逞才斗学。

一 对孔明品行的批评

杨慎对孔明品行的称美，聚焦之一是刘备、孔明君臣二人的坦诚相待。

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孔明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诸葛故垒立碣文》，李兴在文中慨叹君臣相遇，是为“知己之主”与“佐命之良”的际遇，希世一时；赞美孔明德行及治功曰：“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其中特别称美孔明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杖道扶义，体存信顺，匡主济功，以定大业。又明代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原序》开篇就赞美孔明忠心耿耿、深谋远虑,曰：“俊尝疑孔明者，夙称三代之遗才，伊、 周之流亚也，扶翼英主，毗赞皇烈，亦既庶几哉，成允成功矣。一时宫府建属，号称得人，关垒桥梁靡不缮治，至于八阵启图，木牛创制，皆讦谋玄远，理思神密，虽后祀千载，罕有俪焉。”

杨慎《升庵诗话》卷八“不嫁惜娉婷”条，将君臣相知分为三类，有相知之深、审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确乎不出，以全其名者，严光、苏云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闯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刘歆、荀彧是也。又《升庵诗话》卷二“梁武白纻辞”条，借梁武帝《白纻辞》而生发“此喻君臣朋友相知不尽者也”之叹息，比附才士之出处进退，“人君之聘臣，宰相之荐贤，相知必深，相信必素，而后可出”，引证众多史实，以说明得君行道之不易。唐代薛能《开元观闲游因及后溪偶成二韵》曰：“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言孔明不当出仕。杨慎为之辨析曰：“有相知相信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傅说也；有相知相信未深，确乎不拔者，严子陵、苏云卿也。孔明感三顾而出，先主终违草庐之言，守小信不取荆州，狼狈当阳，欲奔苍梧，非孔明求救孙将军，是亦刘表而已。”辨析孔明观察时事，洞若观火，见刘备三顾茅庐表现出其礼贤下士之意，方出山尽王佐之才。尽管其后六出祁山、劳而无功，亦无怨无悔，只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且北伐无功，帝业不成，亦非孔明一人之过，亦可见得君行道之不易。升庵少年得志，中年废逐，于此感触尤深，而又非能明言，故借此一再致意焉。

杨慎颇为赏识元代巴蜀名士赵天泽其人的飘逸、远见卓识和识人之鉴，杨慎《新都县重修儒学记》曰：“圣朝吴元年初，赵天泽早识刘基于泥涂，以成开天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诬哉！”杨慎《杨子卮言》卷四 “赵天泽”条，例举赵天泽《翊运录》所载赵天泽赠刘伯温之文：“萧何拔韩信，玄德师孔明，非信任之笃，则泜水之奇，八阵之妙，何由照耀后世？”高度称美赵天泽对刘基的尊重是“深奇预识”，因为知人之难，刘备礼遇孔明，是为信任之笃的典范。又《升庵经说》卷七“柳子六逆论”条，辨析任人之道，亦慨叹光武帝之礼严子陵，昭烈帝刘备之顾孔明，亦是“明良之盛事”，君臣际遇的典范。

二 对孔明事功的批评

杨慎对孔明事功的论述，重点包括鉴人用人、权谋筹划、施德百蛮等。

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孔明不取文举”条，主要赞美孔明能够理性务实地鉴人用人。文曰：“《宋书》引诸葛孔明之言曰：‘来敏乱郡，过于孔文举。’此事不经见，当表出之。盖孔文举名过其实，清谈废事，已有晋人之风，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罚，后人称之，只以才学耳。”基于实学，杨慎赞同孔明的论述，批评汉代三国名士清谈误国。三国蜀汉李严、廖立、来敏深受蜀君王宠幸而居高位，但是李严为大臣，受恩渥厚而不思报忠，“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若无天地”；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三国志·廖立传》)；来敏居功倨傲，年老狂悖，常生怨言，“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三国志·来敏传》)。尽管孔明对尚存汉末名士清议风流之末的廖立等人不无同情甚或举荐、任用，但事涉军国利益，上述三人皆被孔明上表所参，坐事去职。又前文杨慎“孔明不取文举”中所引《宋书》“乱郡”语，或为“乱群”之误，后者达意更佳，《三国志·来敏传》裴松之注引孔明文曰：“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又《三国志·廖立传》载孔明上表批评廖立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故“乱群”之喻是批评来敏、廖立、李严等人居功而有狂惑之言，有扰乱民众视听、违背国家法纪之害。所以东晋习凿齿高度赞美孔明之举如水镜无私，以正法纪：“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苏辙亦评曰：“夫为天下国家，惟刚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刚服天下。”(《进策第二道》)

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三苏不取孔明”条，则辨析孔明治国用兵的权谋筹策。文曰：“宋周公谨《癸辛杂识》谓三苏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东坡谓《出师》二表，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颍滨《上皇帝书》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言之，苟无其财，虽圣贤不能，以自致于跬步。二公以伊、傅神圣为比，许之亦至矣。老泉谓孔明弃荆州而就巴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止谓弃荆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庐见先主之言，已云荆州用武之地，弃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误乎？”针对周密对三苏的批评，杨慎一一反驳。周密《齐东野语》卷一批评三苏不取孔明，例举苏洵《权书·强弱篇》《权书下·项籍》，批评孔明平定中原之策不应首选强敌魏国，应当先弱后强，且当力守荆州，而杨慎反驳认为在《隆中对》中孔明就意识到荆州的重要，失荆州之过在刘备；周密例举苏轼《诸葛亮论》批评孔明取天下之失在于“仁义诈力杂用”，而杨慎则例举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对《出师表》的赞美以反驳：“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周密例举苏辙《三国论》认为孔明非将才，不具备应变谋略，而杨慎则例举苏辙《上皇帝书》，理性地辨析孔明屡出祁山而无功缘于粮道不继。当然，《全蜀艺文志》卷十五选录苏洵、苏轼游览夔州八阵图所作的诗歌《八阵碛》，对孔明有褒有贬。苏轼《八阵碛》慨叹孔明起于汉室衰微、奸杰蜂起、烽烟四起之际，意欲扫荡群雄，平定天下，惜乎功业未竞，对此苏轼既有深深的惋惜，又有微词。诸葛亮用兵谨慎，北伐中原粮道不继，故隐忍久而不发，有统一天下之志而少才能，“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致使朝纲未整身先死，功业未就。苏辙《八阵碛》曰：“世称诸葛公，用众有法度。区区落褒斜，军旅无阔步。中原竟不到，置阵狭无所。茫茫平沙中，积石排队伍。独使后世人，知我非莽卤。”苏辙批评诸葛亮出兵褒斜，遂陷于山谷；推演兵法，积石排队，置阵江边，作八阵图，更是出于无奈。

孔明南征，施徳百蛮，有功于边地，杨慎流放滇云，触目有孔明遗迹，不乏怀古之思。《云南通志》卷六“景东府”载：“兰津桥，在城西南一百里，两岸峭壁，插汉江流，飞急以铁索扣南北岸为桥，相传汉明帝建，明永乐间重修。”兰津桥为孔明南征之路，杨慎南戍经过此地，观山河之险，慨叹孔明评定南诏的艰辛，赞美孔明南征之功，如同伏波将军马援，征讨交趾铸象马、立铜柱以表功，威震蛮夷，安边惠民，有助于边地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如《春兴八首》曰：“诸葛提兵大渡津，河流禹凿迥如新。彩云城郭那无迹，黑水波涛亦有神。象马远来铜柱贡，犬羊不动铁桥尘。灵关在眼平于掌，岁岁蒲桃苜蓿春。”《兰津桥》曰：“织铁悬梯飞步惊，独立缥缈青霄平。腾蛇游雾瘴氛恶，孔雀饮江烟濑清。兰津南渡哀牢国，蒲塞西连诸葛营。中原回首踰万里，怀古思归何限情。”孔明出兵评定南诏，滇云民众保留其遗迹，以表达崇拜之情，如杨慎《游点苍山记》载：“二里至天台，有诸葛武侯画卦石，土人于石上建八塔，以识侯之迹云。”

三 对孔明学识的批评

杨慎对孔明学识的分析，重点之一是辨析其以《申》《韩》之法治蜀。

陈寿《进诸葛氏集表》评孔明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治理巴蜀，立法施度，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使巴蜀之地“风化肃然”；西晋人郭冲、裴松之曾辨析时人对孔明“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批评；宋代刘光祖《万里桥记》亦认为孔明其功绩和德行可上承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特别是治蜀以礼，刑罚不滥，修明法度，“以仁义公信怀而服之，法度修明，礼乐几于可复。夫历周秦两汉，千有余年，至孔明而以蜀通吴抗魏，三分天下，存汉社稷，虽号霸业，实宣王风。”

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一“孔明写申韩书”条曰：“宋儒论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曰：‘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唐子西云：‘人君不问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后主宽厚，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谋不足，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责轻重，慎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金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此言当矣。予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郄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耳。’然则孝裕之见与孔明合，而后主之观《申》《韩》书，亦先主遗命也，独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识时务矣。”基于实学主张，杨慎例举三条史料，包括宋儒蜀人唐庚《三国杂事》卷上《诸葛丞相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道》条、《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所引《诸葛亮集》先主遗诏敕后主条、《三国志》卷四十二《孟光传》中孟光与郄正论太子读书条，以反驳宋儒对孔明的迂腐指责，特别论及作为政治家必须“识时务”，对局势要正确把握，不虚妄，不肤浅，治国当避免腐儒的抱残守缺，孔明能够面对巴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之弊，威之以法，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且后两条材料表明后主刘禅心系刑名之术，不惟孔明，先主亦有要求；而唐庚更是结合历史，认为三国纷争之际，后主宽容有余而谋略不足，故孔明之举为对症下药。实则细读《三国志·孟光传》，孟光亦主张当务之急是君王但习“权略知调”，这与孔明治理蜀中主张一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有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六曾批评朱熹谈道著书，百世宗之，而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如《朱子语类》力诋孔明之学“本《申》《韩》”，对此杨慎直言之：“此语末学不敢议，亦不敢从。”甚至在《丹铅总录》卷十“王导”条，杨慎愤愤然叹息曰：“后世猥儒曲好议论，虽诸葛孔明、宋岳武穆犹加索瘢，而无片语疵导，谁谓公论百年而定哉？千年犹不定者有如此。”

杨慎于治国事务，不同宋儒的清议与迂腐，力求实效，重视刑名法术，如其《管子叙录》对管仲其人其文不乏赞美之词，“吾为叙录之以传焉”；又《二伯论》反驳世人“五伯”之论，所谓伯者，“中国陵，四夷竞，有能联诸侯，同会盟，以役社稷，以固维城”，世之可称“伯”者仅有齐桓、晋文二人，齐桓公称霸，乃管仲之功也。

四 杨慎对孔明批评的目的是晞养前贤而教化后人

杨慎对孔明的批评，处处流露出对蜀中先贤的敬仰之情，并非腐儒的寻章摘句。杨慎对友人勉励，常常以孔明为榜样。其《祭黔国敏靖公文》曰：“继忠武侯业，信著铜标，绍韦南康功，威行金罽。”称美沐绍勋开府云滇、评定土舍安铨和凤朝文之功，上绍孔明和韦皋评定南诏之伟业，功莫大焉。《送赵从之序》载赵从之镇蜀，兵备建昌，杨慎勉励友人曰：“渡泸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台登，夺蛮险，继文饶之绩。”安抚夷蛮戎狄之民，当踵武孔明、李德裕，其权衡利害周详，其经略军国事思虑久远。《送彭幸庵尚书致仕二首 (名泽)》曰：“忆昔西征歌《采薇》，雪山万里驻骖騑。总戎全蜀风云阵，纪绩成周日月旗。诸葛蔓菁遗壁垒，陶潜松菊旧柴扉。前贤出处真相似，雅志如公两不违。”诗后注释曰：“公家食时，书座右云，出必如孔明，处必如渊明。”史载兵部尚书彭幸庵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俾掌邦政，孜孜奉国，杨慎诗中赞美彭幸庵平定四川正德之乱，其功如孔明安抚南诏，而退隐乡里有陶渊明的闲情逸致。《楚雄府定远县新建儒学记》独举孔明为儒学之先，“武侯在定远，固名宦之首称巨擘，亦后学之指南元龟”，希望后学体悟孔明澹泊明志之真道，宁静致远之心学，晞仰前贤，德行为先。又《潞江》亦是对孔明的缅怀和赞美，曰：“行到滇南欲尽头，江边深处隐扁舟。不知孟获藏何处，料入烟芜避武侯。”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后世留存孔明八阵图遗迹有三，蜀中存其二，杨慎《新都县八阵图记》载，“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弥牟镇”。杨慎《新都县八阵图记》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辩诬，八阵之妙未曾用于北伐中原，缘起于孔明用兵的谨慎，“盖胜之于多算，而出之于万全，非借一于背城，而侥幸于深入也”，再加上南诏谋反，机会丧失，精力不济，故而杨慎叹息曰：“嗟乎，国之兴亡，天也”；二是慨叹孔明对后人的影响，“其忠义之激人，不独其法制阵伍之妙也”，孔明前后用八阵者众，独蜀中八阵故垒遗墟犹在，缘于民众对孔明的爱惜不已，精诚之贯，孔明品行深深地影响后人；三是本文行文的目的是“崇贤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文章是杨慎应庆阳韩君修建新都八阵遗址而作序文，行文意图就是要推表山川，稽考往昔，表彰先贤，教化后人。

不独有偶，杨慎之父杨廷和亦如是。《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七选录杨廷和《新建宋丞相魏国张公父子祠堂碑记》一文，一方面高度评价张浚镇蜀，气节功勋如孔明，曰：“宋丞相魏国张公浚，在中兴号为贤相。初逃张邦昌之议，平苗、刘之乱，其风声气节已耸动天下。既秉轴，毅然以恢复自任，誓欲攘夷狄，诛僭逆，以清中原，表著天心，扶持人纪，引擢贤俊，英材授任。远人伺其用舍焉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忠君体国之诚，直与诸葛孔明通于千百载上下。”另一方面盛赞胡明善、刘黻等明宦贤士思贤尚友，为了表彰魏公“有功徳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而有重修宁乡魏公父子祠堂之义举，故杨廷和慷慨为记。杨廷和《重修杜工部草堂记》亦曰：“蜀自先秦以来上下数千年间，古今通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宋之张咏，皆以功德流远，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文章认为蜀中自古以功德传世者众，孔明居一焉；且对钟蕃、姚祥、郑弘协、吴廷举等明宦重修杜工部草堂之举予以表彰，他们的举动不但“财不费而功侈，民不劳而事集”，更重要的是“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