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欣，1948年生，河南汝州市人。曾任洛阳市文联主席、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杂志主编。1979年开始创作，现已发表出版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文学评论300多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项。

朋友们有时和我开玩笑：“看来你就该干文联啊作协啊这些与文化有关的事，这是你名字里就带着的啊。”

我似乎觉得也是，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

我出生于1948年4月，基本和新中国同岁。那时候，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而我的家乡和古都洛阳就在我出生的那几天获得新生，刚刚建立了共产党政权。

我最初的名字叫“文化”，但小时候体弱多病，父母请算卦先生给我算命，说是五行缺金，须增“金”，于是改名为“文鑫”。等后来上了学，自己认了些字，觉得“鑫”字笔画繁多不好书写，就自作主张改成了“文欣”，这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这样轻松地扔掉了一堆“金”，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欢愉开始和“文”字做伴。

一字如谶。自己的人生之路后来真的和“文”字始终交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算是个学业优秀的学生吧，而其中我最喜欢的，成绩最好的，是语文，是作文。

我自己也很奇怪，这个喜好是怎么来的呢？这可能与童年时期就酷爱读书有关，也可能与所谓的禀赋有关吧。从小学开始，我的作文就一直被老师拿来在课堂上宣读、评讲。到中学，这种褒奖从口头上升到书面，被老师评讲过的作文又常常被抄写到黑板上，壁报上。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为了讲评的方便，教语文的班主任董老师还把我的一篇作文打印出来，分发给全个年级的同学。要知道，那还是在1965年，打字机还是很罕见的先进设备呢。后来想想，这种“写作文”带给我的荣誉感，也许是我最初的写作动力。

1966年，我高中毕业。毕业考试完了，体检完了，马上高考，该报志愿了。当时的目标是要去北京上大学，按照顺理成章的逻辑，似乎读个大学中文系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那场如突起的狂飙一样的“文化大革命”，击碎了我的梦想。

在经过了两年动荡不安的岁月之后，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回到自己的家鄉。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的确感到了迷茫。上大学已无可能，而自己喜爱的文学似乎也没有了出路。那时候，文学期刊全部停刊，报纸上也全是清一色的大批判文章。也许真的要“躬耕陇亩”，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但是，藏在心底的喜爱却仍然时时发芽生长。读书，就成了我农活之余的最大的消遣娱乐。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成了大毒草，县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被一车车拉去销毁。有一次我去找在文化馆工作的叔父，刚好碰上他们又往造纸厂拉书，就从中挑出了几十本，其中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这些书中有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演讲论文书信集》，书中有一句话，“人生，不能燃烧，也要冒烟”，竟突然使我心中怦然一动，从此这句话成为激励我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一则箴言。

当时正是农村普及有线广播的时候，家家户户每天都能收听到县广播站的节目，听广播也是当时的农村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广播稿寄出去，谁知第三天就广播了。一篇广播稿，受众就是几十万人。后来我写的稿子，基本上是每投必播。没多少天，笔杆子出身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就注意到了，打听一番之后，就点名把我抽调了到公社。

在公社，我先是当相当于工作组的“宣传队员”，后来又办展览馆，再后来又参加修建焦枝铁路大会战，当民办教师，跑来跑去，但一直离不开那个“文”字：写文字材料，写歌词，写小演唱的剧本，教语文，等等。这种日子虽说都与我手中的笔和笔下的文字有关，但我仍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临时工。一直到我被招工去一个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才算有了正式的职业。

其实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公社广播站合同工，当时是公社领导为了留我在公社工作而安排的。时间是1969年，月工资26元，但不用去广播站，我还是在公社办公室写材料。不久，领导告诉我，说县里有人提意见，说你们知识青年必须在农村锻炼二年以上才能安排工作，你是全县第一个安排的，破了例，要纠正。26元的工资只领了4个月。

我工作的煤矿座落在三门峡东部的一个大山沟里，近傍崤函古道，唯一的出口就是那个曾因杜甫的一首诗出名的石壕村。在这个有100多名教职工的学校里，作为“老三届”，我似乎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先是担任学校首届初中班的语文课老师，班主任，后来有了高中，仅有高中学历的我又担任了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的组长。

煤矿学校的生活紧张而清苦，教学之余，我也开始写一些诗歌、散文。但最令自己苦恼的是消息的闭塞，因此，除了和朋友的通信或是假期的交游，读书，就成为我亲近文学的最主要的方式。

“文革”结束之后，恢复高考，并且允许老三届学生参加考试。学校领导最后虽勉强同意我参加考试，但是不准请假，学校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安排人顶替自己的工作。1978年夏，临高考前一个月，因为几个老教师的鼓励支持，答应帮我代理班主任，我才最后决定参加。

考试，报志愿，录取，似乎每一个环节都阴差阳错充满了遗憾，虽然我的考分在县里也算名列前茅，也雄心勃勃地报了几所有名的大学，但最后收到的却是洛阳师专的通知书。后来才知道，当年对老三届学生另定了比普通考生高出86分的分数线，还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不过，在感叹命运不公的同时，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因为在高中毕业12年之后又能重新入大学学习，这本身就已很不易，因此许多心理的不平衡很快就消退了。

也可能看我是带工资上学的吧，入学不久，我被推选当了班长。在洛阳师专中文系学习期间，正值社会处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时期，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正汹涌澎湃。当时校园里弥漫的是一种强烈的求知精神和浓厚的学习氛围。除了组织和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如饥似渴地学习是我生活的常态。教室、图书馆，读书、做卡片、记笔记，这些元素似乎构成了我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时候，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叶鹏老师也刚刚调到师专任教，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并直接给我们讲授文论和写作。

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很快成为和叶鹏老师交往密切的学生，并从此和叶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既缘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也缘于对社会人生的共识共鸣。当年，为了抨击极“左”思潮在学校的流毒，我投入到围绕一篇小说的评价而展开的论战，我和一位同学合写的大块文章在中文系主办的《花会》发表，在学校引起了反响，以致后来形成了全校性的风波。

传统的大学中文系，老师们似乎并不提倡学生们搞创作，而总是教诲学生们要多读书，做学问。当时的师专校园，学术气氛也颇为浓郁。隔三差五，总有一些学术讲座。主讲人中有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不少蜚声文坛的作家，他们往往能点燃青年学子的创作欲望。我也开始写一些诗歌、随笔、文学评论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在校期间，我和几个同学都发表了一些作品。当时在正规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颇为不易的，这在当时的河南高校中被称为洛阳师专现象，令我们的叶老师很是自豪了一阵。

1981年毕业前夕，正值洛阳地区文联成立，由茅盾题写刊名的文学期刊《洛神》创刊，编辑部到学校毕业生中挑选编辑，叶鹏老师推荐了我。但是，由于编制问题无法解决，只好被“曲线”分配到豫西师范当教师。

豫西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但是却座落在豫西陕县观音堂镇附件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图书馆藏书丰富，除了上课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交往来和应酬。我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喜欢安静和单纯的人，这种环境和性格的契合使我感到轻松愉快。

因为是名校，资深的老教师很多，学校最初对于大专出身的我似乎并不热情。我很清醒，但也很高傲，甚至打定主意决不和学校任何一位领导主动打招呼。我只管认认真真上自己的课。读书，备课，上课，早上沿310国道跑步，绕过陕县和渑池县交界的界碑，摸一摸，然后返回。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自我吹嘘的资本：“当年，我每天早晨跑步总是跑两个县！”

但是我讲的文选与写作课很快引起了反响，学生们一致的赞扬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一位管教学的副校长悄悄来听课。不久，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学校领导对我的教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说，在这样一个讲究资历的学校，对一个刚入校的青年教師这样大张旗鼓地表扬和肯定从来没有先例。

第二学期，我被确定为观摩教学的主讲人。按说，这是所谓学科带头人的任务，我推辞再三，最后只得接受。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推上了一个众目睽睽的看台，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在学期将要结束时，我上了连续一周的观摩课，讲的是茹志鹃的《百合花》。这次观摩课大获成功，受到了听课者的一致赞扬，在后来举行的讲评会上，大家对我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课堂效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的境遇在豫西师范经历了戏剧性的逆转，从漠视到重视，从冷淡到热情，此时的我已可以充分体味到一个青年教师在学校所能获得的声誉和风光。

我在豫西师范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却弥足珍贵，因为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我坚持的两个人生原则：一是不要自甘平庸，在任何环境里，都要争取优秀和卓越;二是决不搞庸俗的关系学那一套，要靠自己的努力，用实力和业绩说话。

这也算是我30多年的人生历程的一个感悟吧。

二

在豫西师范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洛阳地委宣传部一纸调令飞来，要我到洛阳地区的《洛神》编辑部报到。洛阳地区文联的领导们认真践诺，通过努力和争取，终于把我从豫西师范“挖”出来了。

1982年7月，我来到洛阳市区涧河旁边的一座小楼报到，成为《洛神》的一名编辑。

《洛神》是洛阳地区文联刚创办的文学刊物，当时办公和住宿的条件都很简陋。但是我却感到满足和幸福。能从事和自己的志趣爱好相同的职业，这使我从心底感到喜悦。师专毕业的时候，我放弃了不少让别人看来是上好的机会，就是为了能当一个文学编辑。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学的大繁荣时期，许多青年人都涌上了文学的道路。编辑部来稿很多，工作繁忙紧张。给许多作者回信，提出修改意见，给发表的作品写点评，接待来访的作者，同时还要向老同志们请教和学习。那时候，真的是忙并快乐着。

当时豫西地区的许多作者都是我联系和关注的对象。我编发了不少尚无名气的作者的稿子，也有的因此而改变了命运。那时候对作者是每稿必复的，除了印好的退稿信，对有基础的稿子，我都要亲自写信，提出修改意见。时至今日，有的作者见了还会说：我还保留着您给我写的信呢。

云南昆明的一位作者，寄来一部反映原国民党军队残部在金三角地区生活的中篇小说，说是投寄多家刊物均被退回，我觉得作品题材独特，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力主发表。这篇小说修改后在《洛神》发出，迅速引起反响，被多家选刊选载，并被峨眉电影厂改编为电影。作者给我来信说，是我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折，为了感激和纪念这一段编著情缘，特意将我的名字“张冠李戴”，把电影中主角的名字设计为“李文新”，将一个老兵的家乡设计为洛阳。这部电影片名为《逃出罪恶世界》，在洛阳放映的时候，我还在《洛阳日报》发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一段电影背后的故事。这位作者名叫甘昭沛，后来担任了云南省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著名作家李凖是洛阳孟津人，我代表编辑部向他约稿，这位以反映农村生活和短篇小说著称的小说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牛梭头的叹息》在《洛神》1984年第4期发表，我作为责任编辑，应约在《河南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令人深思的叹息》，李凖看后颇为满意，从此也开始了我们之间近二十年的交往。

在《洛神》工作期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1983年4月，《洛神》举办了作品颁奖活动，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葛洛、省文联主席于黑丁、副主席朱可等和获奖作者参加，并举行文学报告会。

1983年夏，我和赵团欣赴北京山东等地组稿，在京工作的洛阳老乡、著名诗人王恩宇热情为我们牵线搭桥，在北京先后拜访了葛洛、田间、刘绍棠、林斤澜等著名作家，去刘心武家时，葛洛还特意让我们给他带了一盆花。

1984年由洛阳地区文联协助省作协举办了河南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南丁、郑克西、段荃法、张一弓、叶文玲、田中禾等省内著名作家全部与会，并请临汝县委书记作农村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气象的报告，后来河南文学界对这次座谈会评价很高，认为对河南作家创作理念创作方法的转变和提升，催生优秀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85年，我被任命为《洛神》编辑部副主任，负责集稿和二审，即实际上的副主编。

当时的文学期刊，真的如百花齐放。《洛神》虽为地市级刊物，但由于坚持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办刊宗旨和认真严谨的编风，刊物深受读者喜爱，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等选载，发行量不断上升，最多的时候，期发行五十多万份。

正当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1986年，根据省里行政区划调整的意见，洛阳地区撤销，三门峡升格为地级市，地直各部门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去三门峡，一部分留洛阳市对口安排。《洛神》也将随迁三门峡。

当时负责去留人员的地委组织部领导给我谈话，要求我去三门峡，并明确告诉我，拟安排我担任市文联副主席。

但是，我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我认为自己的性格爱好只适合搞业务，而不适合当“官”，若以文学事业计，洛阳显然有更丰厚的资源和更广阔的舞台，就目前来说，我很满足于当一个文学编辑。尽管很多同学好友都对我劝说争取，前途啊，机遇啊，等等。但是最后我还是坚定地听从了发自内心的召唤。

三

1986年6月，我作为对口安排的人员，来到洛阳市文联上班。原本以为可以到市文联所属的《牡丹》编辑部的，但是，没有，我被安排到组联部。

组联部就组联部吧，我很快就投入了工作。一个月不到，却又被抽调到市里的农村基层整党扶贫工作组。当时的文联主席李克勤找到我，说他曾找了几个人，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下乡。主席说，按说你刚来就让你下乡也不合适，这次就请你帮帮我的忙吧。我说没问题，我可以下乡，尽管我也可以列举很多不去的理由。我认为，服从大局服从工作安排，是一种职业伦理;而对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说，任何工作经历都是资源和财富。

我下乡的驻地是嵩县库区乡，当时的条件的确很艰苦，在乡政府就餐，也常常无菜可吃。到各村去，都是在山道上步行。

十个月后，工作组任务完成，我回到文联，担任了组联部和文联内部小报《洛阳文艺界》的负责人，同时开始负责市作协（当时还叫文协）的工作。

当时的各文艺家协会驻会负责人都在组联部内，由组联部统一协调管理，办公地点仍在原地区文联的小楼上。这种机制似乎显得无序和杂乱。我努力想建立起一种较为规范的工作秩序，努力想把《洛阳文艺界》办得更为丰富活泼，努力想使作协和会员们建立更为广泛密切的联系，努力想让作协组织更多的活动。这种种“努力”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努力”也使我有时候显得有些傻气和迂阔。有的朋友劝诫我：别管那么多杂事，专心写东西吧。

我试着改变，却没有成功。也许是性格使然，一旦有了工作或任务，我就不会偷懒不会敷衍不会应付，我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完成我的完美主义的目标。其实有些任务也是“非常”的，或领导临时交办的。比如，召开第六次文代会之前，中心材料工作报告却拖着没人写，最后又是主席找到我，要我起草大会工作报告。我当然又是接受任务，全身心投入，如期完成。

这种性格和心态的确影响了我的创作。不过我还是在写，作为身处文联的一个业余作者在写，写散文，也写小说。后来也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散文和小说。我的小说似乎多是描写和探索人们心灵深处的隐痛和畸变，有时还多少有些怪诞。小说数量不多，也获过小奖，但影响不是太大。散文倒是引起几个朋友的关注，他们认为我的散文有内蕴，语言也有特色，建议我以后专在散文上发展。

但是，阴差阳错，在数量上我却更多地写了报告文学。

在报告文学集《灿烂人生》的后记里，我曾说到了自己写报告文学的缘起。那是在《洛神》工作期间，领导派我去县里采访，我在临汝县发现一个农村女队长的素材，回来就写了《一个女队长的故事》，发出来后竟然得到一致的好评，连李凖也赞扬这篇报告文学写出了人物性格。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可以说，我的报告文学多是遵命文学。断之续之，就有了我的一批報告文学作品。

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这种性格也渗透在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的每一次采访和写作，都极为认真和刻苦，对写作对象的选择也极为严格。我曾拒绝了不少找上门来想请我写的那些功利性的东西。

1992年，洛阳石化工程公司的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这在河南是个零的突破。河南省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莽原》敏锐意识到这个题材的重要，于是副主编李焕振亲自来洛阳，约请我写一篇报告文学。

搞文学的人都知道，工业、科技题材是最难写的。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我全身心地投入了采访和写作。在见到陈俊武之前，我先后采访了30多个人，翻阅了100多万字的资料，准备了20多个问题。陈俊武是几十年来的老先进老模范，但却多次拒绝媒体记者的采访。但是，也许是我认真做的“功课”感动了他，也许就是一种缘分，陈院士不仅在极度的繁忙中挤时间接受了我的几次采访，还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连老伴都没见过的大学时期的日记和学习笔记。

陈俊武辉煌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也深深感动着我。我的写作很艰苦，但充满了激情，似乎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平均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这一年，也正值我的儿子参加高考。但是我却无暇顾及，对于报志愿、选学校、录取，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家庭中天大的事，我却只是委托我的一个朋友代为处理。后来几经周折，尽管儿子也上了大学，但我心中却永远埋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歉疚。

这篇题为《灿烂人生》的报告文学在1993年第1期《莽原》上以头题的重要位置发表，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洛阳石化工程公司的干部职工以极大的惊喜阅读着这篇报告文学，阅读着一个他们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群体，也体味着一篇文学作品给他们带来的激动、共鸣、回忆和憧憬。《莽原》被你争我抢，已远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公司党委决定把《灿烂人生》翻印4000册，供全体职工学习。

1993年5月，《莽原》杂志社和洛阳石化工程公司在洛阳联合召开“学习科学家陈俊武和《灿烂人生》作品座谈会”，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文联，中石化、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作家评论家、省市主要媒体记者6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大家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陈俊武的业绩和品格，也对《灿烂人生》和作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刘清惠在讲话中说：“我要向张文欣同志祝贺，祝贺他写出了一部好作品，我们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我们的文艺家们，都应该从张文欣同志身上受到启发。心诚则灵，假如没有张文欣同志虚心扎实的精神，那么对陈俊武的采访是很难完成的。”

来宾中还有一位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顾问陈舜瑶，她是一位老革命，是陈俊武的姐姐，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志的夫人。她和我亲切地交谈合影，说：“这篇作品写得很好，我也很受教育。我家的历史，还有俊武的好多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不知道你从哪里挖出这么多素材，真不容易，谢谢你。”

她回京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她亲笔签名的自己的散文集《沙海散记》，这是她在甘肃任宣传部长时写的作品。

座谈会后，《洛阳日报》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这在《洛阳日报》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先例。

这次座谈会后，围绕《灿烂人生》还有许多余波和涟漪，比如市委宣传部部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中国石化报》《洛阳知识分子》《院士风采》等都转载了这篇作品，《灿烂人生》先后获《莽原》文学大奖和“风采杯”优秀作品奖，洛阳石化工程公司授与我荣誉职工的称号，邀请我多次做报告，等等。

但在市文联，平静如昨，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当时是组联部主任，作协秘书长。我已非常熟悉和适应这种气氛，我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平静如昨，甚至更为低调和内敛。我潜沉下去，一如既往地工作，做事。倒是《莽原》等几个刊物又几次约稿，使我在业余时间里显得更为忙碌。

《灿烂人生》也使我和陈俊武院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和这位功勋卓著却又平易家常的科学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逢年过节，我都要去拜访看望。但这位老人却坚持回访，专门坐公交车跑到我家里来看望。流行贺卡拜年的那些年，每个新年，我收到的第一张贺卡，都是这位院士寄来的。院士八十寿辰，我写了一首贺诗，并请著名书法家书写装裱后送去，院士把这幅作品悬挂在书房，专门坐在下面拍了一张照片寄来作为纪念。我六十岁生日时，院士专门撰写了一副嵌入我名字的贺联赠我。

老人是共和国的功臣，业绩辉煌德高望重，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淡泊名利，老人的精神境界使我由衷地感动、敬仰。老人和我的这种忘年交的友谊像是一片阳光，照耀着我温暖着我也启迪着我。

1993年底，在洛阳市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副主席。

四

1996年6月，我开始担任洛阳市文联副主席，同时兼任《牡丹》文学杂志主编。

我当“官”了。

时隔十年之后，我却就任了当年曾被我拒绝过的同级的甚至同样的职务。如今官场文化丰富多彩，有关官场的文学作品很多，话题也很多。围绕一个人的升迁或降黜，常常有许多舆论。我担任副主席，很多人说，实至名归，这是人家干出来。但是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别的什么议论。

一个开始并不想当“官”的人，最后却当上了。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并不想说的太多，如果要说，只有两点：一是，我的“进步”，是被环境和形势逼出来促出来的;二是，尽管社会上对如今的干部提拔问题议论多多，但以自己的经历来看，领导和组织部门选人用人可谓公正廉洁，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人间正道是沧桑。

其实，文联的“官”算什么呀，办公条件简陋，办公经费短缺，无权无势无钱，人们戏称为清水衙门、边缘地带、弱势群体。

其实，在这些年间，我是有不少的机会可以改行，调动工作的，是可以跳出文艺界这充满了是是非非的“三界”之外的，但是，我最后仍选择了坚守。是执着？是痴迷？也许还是因了那个“文”字的深缘吧。

我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整顿刊物，成立杂志社的理事会，举办创刊四十周年的庆典活动，组织举办笔会研讨会，扶持青年作者，等等。1997年5月举办的《牡丹》创刊四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多位领导和著名作家题词祝贺，市委多位領导参加，邀请了著名作家、评论家和《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的主编多人莅临，成为一次高规格的文学盛会，我在大会上作了《牡丹风雨四十年》的主题讲话。

还有许许多多如“猬集”一样的事务。在我分管的，承担的工作中，我自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的标准，当然也要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2001年我担任在洛阳举办的省首届民间艺术节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殚精竭虑，最后取得圆满成功，受到省文联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后来被省文联授予“特殊贡献奖”。

让很多朋友感到意外的是，我竟然一度还担任了单位分房和建房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们似乎觉得我完全是一介书生，干不了这活。我没有分管行政，这本来不是我这个业务副主席的事。但是，为建房的事，领导班子开了多次会，就是没人接这个活。时任文联主席的李有刚老兄对我说：“老弟，就当是帮我的忙，你挑起这个担子吧！”这和十多年前那一位姓李的主席让我下乡时的口气差不多。

我应下了。我说，谁都知道这是个扎手的刺猬，烫手的山芋，但是，作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班子长期议而不决，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当领导，做人，关键时候都应该负责任，有担当。

先是分房，面对的是一大堆矛盾;再是建房，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我领导的建房小组成员只有三个人，一个音乐家一个书法家还有一个诗人，包括我在内，都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中间的困难障碍，是非纷纭，苦甜酸辣，一言难尽。总之，那一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扎手的刺猬和烫手的山芋让我吃尽了苦头。令我欣慰的是，文联历史上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住宅楼如期完工，基本上全部解决了文联职工的住房问题。也有让我心寒的事，有人诬蔑造谣，写匿名信告我，说我贪污受贿，云云。尽管组织上给了我“清白”的说法，但我还是对某些人心中竟有如此阴暗卑劣的一面感到震惊。

我既然兼任了《牡丹》主编，倾心倾力的另一件事是如何办好刊物。《牡丹》是1957年创刊的一份老牌文学杂志，已经走过了40多年风风雨雨的路程。但是却面临着空前的困境：拖欠长达一年多的印刷费、稿费无力支付，各类债务总额十几万元，编校质量差，刊物不能按时出版，等等。这里既有纯文学刊物所遇到的经费困难这些共性问题，也有主观懈怠和管理不善不力的问题。我最初只是主管的领导，只负责稿子的终审，日常工作另有其人。我作了許多努力，但成效甚微。

1999年底，刚从外单位调来文联任主席的一位老兄发现了这种情况，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刊物是文联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若出了问题咱俩个都有责任。你是主编，你必须亲自把担子担起来，下面的人员你来定。开始我是推辞的、犹豫的。但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同样烫手的山芋。在党组支持下，我对编辑部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顿工作纪律，革新刊物的栏目和版面，强调以提高刊物质量为中心，同时加强发行、创收等项措施，以全面提升刊物的实力和影响力。

我不仅认真审看稿件，还亲自组稿约稿，为栏目写点评文章主持人语，同时还找领导，跑企业，为筹措刊物经费殚精竭虑。我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自己转着，还带动着编辑部也高速运转。时任编辑部主任的韩国平，这位和我共事多年的小老弟后来曾不无调侃地说：张主席是个工作狂，在他手下工作不能松懈，他手中的小鞭子整天嗖嗖响！

在主持《牡丹》工作期间，我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是：办刊物是个良心活。我认为，你是真正为读者、作者和刊物负责，还是敷衍应付，甚至是借刊物以营私，这全在自己的自觉行动之中。表面上好像谁也看不出，但是刊物的质量却最终要显示出来。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刊物面貌迅速改变。从2000年开始，刊物每期保证准时出版，编校质量不断提高，在保证刊物正常运行的基础上，用三年时间，全部清偿了所有债务，并添置了一辆汽车和新的办公设备。

《牡丹》新的风貌新的气象受到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00年 ，在全省期刊的编校质量考核评比中，《牡丹》居文学类刊物之首。2001年，《牡丹》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一级期刊。《牡丹》刊发的作品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诗选刊》等各类选刊选载。2003年，在全省文联系统评比中，编辑部被评为先进集体，我被评为先进个人。2004年的《新闻出版报》上，还发表了介绍评述《牡丹》办刊经验的记者专访。2005年，我还应约在省文联主办的《河南文艺界》上发表了《让牡丹永远芬芳》的署名文章。

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始终把发现、培养和扶持优秀作者和作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2002年，有一篇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荒地村事》送到我手里，作者董陆明是个新闻工作者，从没有写过文学作品。这篇小说带有投石问路的意味，想在我这里得到“鉴定”。我认真读后觉得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并且意蕴深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决定在《牡丹》头题发出，并认真向《小说选刊》推荐。很快，《小说选刊》也以头条选载了这篇作品。这在河南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据说，新时期文学以来，河南作家的小说被《小说选刊》选为头条的只有两篇，一篇是张宇（后任省作协主席）的，再就是此篇了。董陆明也以此为契机，一路疾进，发中篇，出长篇，后来被调到郑州市文联当了专业作家。

我要求编辑们一定要认真处理作者的每一篇来稿，对来自基层的，特别是农村的，条件艰苦的业余作者的稿件要更为关注。不仅关心他们的创作，还尽力而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有时候还要解囊相助。但是，对于赞扬我的读者来信，对于评论我作品的文章，我都一律压下来不发。我认为，刊物是个社会性的开放性的平台，是个公器，一定要珍惜和爱护这个话语权，作为主编，应避“瓜田李下”之嫌。为此我也得罪了不少亲朋，我叔父推荐的稿子，还有一些刊物同行的稿子，我都因为质量问题压下没发。著名作家、原省文联主席南丁曾为我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写序，并想让我在《牡丹》发一下，但这违背了我定的规矩，南丁老师理解并体谅了我，这篇文章他最后发表在《河南日报》上。

2001年初，在市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主席。

2004年初，在经过民主测评、考察、公示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后，我开始担任洛阳市文联主席，这一年，我也被推选为洛阳市政协委员。

市委一位主要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是多年来第一个从文联内部选拔担任主席的业务干部，你有成就，也有社会影响，我们认为这有利于洛阳文艺事业的发展，希望你努力工作。

我从内心深处感激群众和组织的信任，但我也知道，根据领导干部任职年龄的规定，留给我的舞台和空间并不大，因此自己只有更加珍惜时间，加倍努力。

在我任主席期间，洛阳美术馆建成开馆，举办庆祝洛阳市文联成立45周年和组织一系列文学笔会以及各艺术门类的大型展演活动，增添办公设备改变办公环境，增加《牡丹》办刊经费，等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文联和文艺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我退居二线时，有关部门对我进行的离任审计表明：我任职期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也就是说，翻了一番还多。

这些尽管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在我心头占最重要位置的，还是人的问题，是队伍的发展和事业的连续性的问题。

洛阳市文联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的老单位，业务性也较强，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人员老化，青黄不接的局面。但是，选人调人工作敏感并且难度极大，逐渐累积也成了一个扎手的“刺猬”。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快就会成为严重影响制约文联正常工作开展的死结。我下了决心，也开始了没日没夜地奔波，先后多次找到市委市政府、组织部、人事局领导汇报文联的情况，终于取得了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方式，广泛选拔，考试招聘，调动调整。在我任职期间，先后有八人调进了文联机关和杂志社、画院，这批学有专长或已初有成就的年轻人为文联增添了活力和朝气，短短几年功夫，由于老同志的退休离任，他们大多已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

不少人感慨，要不是那时抓紧进的这批人，现在文联的工作不知要增加多少困难。

但是，我同时要面对的还有一些流言和噪音，甚至还有暗中施放的冷箭。为了坚定实施自己的工作目标，我当时采取的态度是，不计较不理睬不纠缠，只管干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

所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搭档，当时的党组书记王经华，我们两个互相体谅、互相谦让、互相配合，紧密团结，才使得各项工作正常进展。

五

從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编辑、文学创作，还有文学组织工作，一直是我的人生轨迹里的重要内容。

近三十年来，我参与或组织的笔会、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等等这些文学活动，已经不计其数了。可以说，洛阳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部分历程中，都留下了自己的汗水和足迹。许多有影响的文学活动，比如1984年的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以及后来的郑、汴、洛三市笔会，已经可以载入河南新时期文学的史册。

1987年开始的郑、汴、洛三市文学笔会，我是重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洛阳是倡导者也是第一站。后来，新乡和许昌也加入其中，规模越来越大，连续举办5年之久，成为影响和促进当时河南文学创作的重要载体。许多当年参加笔会的作者，后来都成为河南有影响的作家。

我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实际上在主持洛阳市作协的日常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学活动，通过活动给会员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学习资讯和平台，加强对内和对外的交流，促进创作，增加协会的凝聚力，这是我坚持的工作思路，也视为自己的责任。其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陆续接待了参加过解放洛阳战役的老战士王愿坚、邓友梅、 茹志鹃等著名作家，并初拟了邀请他们来洛阳聚会的计划。1995年春，我专为此事去北京拜会邓友梅，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实施。改而举办牡丹文学笔会，邀请了著名作家评论家李凖、杨子敏、 阎纲、南丁、叶文玲、李佩甫、阎连科等参加，还举办了报告会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 90年代以后，多批台湾作家诗人代表团来访，其中有诗人文晓村、作家卧龙生、呼啸等人，还有旅美华人作家於梨华等。在我的支持下，市作协还相继成立了诗词研究会和儿童文学学会，并且开展了许多有影响的活动，成为繁荣洛阳文学事业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军。

但是洛阳市作协既无编制也无经费，每搞一次活动除了策划安排内容，还要筹集经费。跑腿，蹭脸，动员人家“理解和支持文学事业”，为此，我欠下了许多朋友的人情。

2006年，我从文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却仍然担任市作协主席的职务。从2006年开始，连续三年，我先后和宜阳、孟津、伊川等县文联合作，每年都组织一次有主题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文学笔会。突破以往总是部分重点作者参加的模式，有意识让各县区都有一批作者参加，并邀请省会和外地作家与会，举办讲座和报告会，组织交流活动，人数规模达近百人。这种形式使广大作者开阔了眼界，点燃了激情，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而参加这种笔会也成为很多作者的一种期待。

洛阳是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来访的作家和兄弟省市作协的同行甚多，于是接待也成为作协工作的经常任务。困难可想而知，但我坚持一条原则，凡是外地朋友来，一律热情相待，有条件的规格高一些，没有条件的就自己设法解决。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经常请外地客人到自己家里吃饭。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山东的，云南的，等等，当然河南的更多，再找些当地的作者们作陪，于是饭局就成了文学交流的一次聚会。而洛阳籍的作家从外地回来，我这里似乎也成了当然的落脚点。

朋友们开玩笑说，这叫“广积善缘”。当年，洛阳和郑州、开封以及南阳等兄弟地市的作协关系密切，而且我和这几地作协的主席秘书长都有深厚的个人友谊。有一年，我和韩国平在郑州参加新闻出版局组织的学习，因时间较长，结果很多朋友们都请我们吃饭，以至需要排队安排才行。

1993年，我曾获省作协首届文学组织工作奖，洛阳市作协后来也多次获省作协组织工作奖。

在繁忙紧张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余，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假日，我还坚持着我的另一种劳动：文字的耕耘。

也许和我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关，也许和我多年的编辑生涯有关，我写东西很杂，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都有涉猎。我写散文和评论，也写小说和诗歌。在《洛阳师院学报》上，我曾发表过两篇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民歌体诗，一篇是关于晚清小说理论，专业性都很强。我写的一篇既像散文又像小说的东西，发表后竟然还被《中国文学》译成了英文和法文。诗歌，也被翻译介绍到韩国。

广而杂，但不精，都是半瓶子醋——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评价。有些朋友安慰我，说作为在基层文联作协当领导的人，像你这样的“全面手”，倒更具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优势和资源，因为基层的作者的写作大都较杂，这更便于和作者们交流或辅导。当然，我知道这是安慰我的话。

在我现有的作品中，写的更多的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大路歌》和《河洛一叶》。

那是1995年国家交通部对洛阳实施大规模的对口扶贫工程之后，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的业绩和事迹感动了洛阳人民，市里决定，除了报纸和电视，还要写一篇大作品。任务交给了我。当时交通部扶贫工作组分布在全市7个贫困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开始了采访。一直到腊月二十七，我还在到处奔波。那一年春节前夕有一场大雪，我记得回来的时候厚厚的积雪快埋到我的膝盖。

写作的过程同样充满了艰辛，不过结果令人欣慰。《大路歌》成稿后，中国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很快就决定采用，于1996年第6期发表。

五万多字的《大路歌》是作为重点稿件推出的，在卷首语中专门作了介绍。作品发表后当地媒体以及《河南日报》《新民晚报》都做了评介。

时任洛阳市委书记的李柏栓，读了这篇报告文学后十分激动，把这期刊物亲自送到交通部长黄镇东手里。他向许多人推荐了这篇作品，说：“写得很感人，我看的时候感动得几次落泪。”后来，在市委全会上，他还讲到了这篇作品，对张文欣深入采访、努力创作的精神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河洛一叶》则是写我的老师叶鹏教授的。

叶鹏是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在1957年遭“丁酉之祸”，21岁被发配来洛，后来成为洛阳师专校长、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是洛阳著名的文化学者。叶鹏的业绩成就道德文章，还有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的确是应该入传入书的。但是谁来写呢？多年前在一次洛阳师院中文系师生的聚会上，说到这个话题，大家认为此事非我莫属。其实这也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心愿，面对同学和老师，我应诺了。

但是，我迟迟没有动笔。我觉得这个题材不好写。因为叶鹏本身是个文学评论家，而写他就要对他的著作文章给予评述，这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况且这是自己的老师，另外还有他的婚姻家庭，这些都避不开，又都是敏感的话题。

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和叶鹏老师过从甚密，但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还是又抽时间作了多次认真的采访，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我记得是整整两大包。写作全在业余进行，紧张、艰难、其间也伴随着感情的起伏，激动、感奋，痛苦或者喜悦。有时候，泪水还会不自觉地模糊了双眼。这是我写作进入状态的情状。

六万多字的初稿完成后送给叶鹏，叶鹏看完后很高兴，说：“写得很好，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来有两个担心，一是怕不到位，不能准确表达;二是怕写‘过了，虚空溢美;现在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不错，不错，很多地方还读得我怦然心动呢。”

《河洛一叶》在《牡丹》分两期连载，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不少读者来信撰文评论赞扬。叶鹏的妹妹、著名作家，时任浙江省作协主席的叶文玲也称赞这篇纪实文学写得好。有一次，叶家几个姊妹来洛阳，叶鹏专门叫我过去和她们见面，叶家姊妹说她们都读了这篇作品，很感谢，轮番给我敬酒。

后来，这篇作品就成了人们解读叶鹏的最权威的读本，凡是有人或媒体来想深入了解采访，叶鹏就会推荐他们读这篇文章。

1998年，我的报告文学集《灿烂人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志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著名作家、原河南省文联主席南丁为本书作序。

1999年，我的散文随笔集《秋水红尘》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一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1年，在洛阳市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市作协主席。

我的前任，是我的老师叶鹏先生。当年，作为洛阳师专校长、中文系教授的叶鹏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意于这个无编制、无级别、无报酬的“三无牌”作协主席的职务。为了请老师“出山”，我曾多次去动员“游说”，最后叶鹏才答应。

在我的心目中，叶鹏老师是洛阳文学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这次协会换届，我的意思是想请叶鹏继续担任主席。但老师对我说：“作协其实一直是你在做具体工作，你年龄也不小了，我看还是由你兼任吧。”

按照程序征求意见，大家也都一致推举我。我当选后主持新一届主席团做出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聘请叶鹏为作协名誉主席。

我认为，任何一个单位团体，都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后来者的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的继续。对前任的尊重，既有利于工作和事业，也顺应人情伦理。

也是2001年，我就任市作协主席不久，迁入新居。叶鹏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贺诗：

两袖清风一片霞，

随君乔迁入新家。

立身师承窗前竹，

学诗韵借杯中茶。

多情星月来斗室，

一诺风雨赴天涯。

冷眼评说人间事，

最厌肩头插葵花。

我请著名的书法家书写装裱，悬挂客厅，谁见了都说好，甚至还有好多人还专门来抄写。最后一句多人不解，其实意思是，最讨厌那些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

三十多年的交往，除了师生之情，还有许多对世事人生的共识共鸣，相知甚深，既为师生，亦为挚友，和叶鹏老师的师生情缘是我珍贵的人生财富。

在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既写了中科院院士陈俊武、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洛阳籍著名作家阎连科等等这些名人大家，也写了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我在采访和写作中以谦虚和热情，认真和坦诚，赢得了写作对象的信任和友谊，我作品中的主人公，后来大多也都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

从1997年开始，我连续任河南省作协三、四、五届理事，河南省文联五届委员。

2002年，我被推选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2003年，我作为全省文联系统的先进个人，受到省人事厅和省文联的联合表彰，同年还被推选为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2004年，被洛阳市委市政府授予市优秀专家称号。

2006年，洛阳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我被聘为所长，特聘教授。这一年，我也被母校洛阳师院授予“学术之星”的荣誉称号。

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两本报告文学集，中篇集《大路歌》和短篇集《时代记忆》。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和原《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分别为这两本书写序。

傅溪鹏在序中说，“（他的报告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写主人公人生业绩的同时，始终注意在精神层面的探寻。人的尊严，人的品格，坚韧，执着，悲悯情怀和献身精神，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一直是他着力挖掘和表现的内容。读张文欣的作品，能够强烈感受到作者深沉浓郁的人文意识。”

程树榛则高度評价了我二十多年里坚持写短篇报告文学的不易和意义。他认为，“可以说，这部报告文学集是处于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一隅的真实记录，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生活的一些生动的“切片”，是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学和社会学的记忆。”

两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对我报告文学作品的概括评价，非常准确和精辟，让我衷心折服认可。这一年，我年满花甲。我想以这两本书作为自己报告文学写作的封笔之作，我想改变和调整一下写作的方式和体裁。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在《洛阳日报》《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在《人民文学》《十月》和《中国国家地理》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2008年，我的一篇散文《我与一个城市的两本刊物》在《人民文学》和中国作家网联合举办的“我与新时期文学”的征文中获奖。

六

2010年9月，在市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代表主席团作了最后一次工作报告，不再担任主席职务，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2011年1月，洛阳市写作学会成立，我被推选为会长。写作学会传统上是以高校教师为主，归口的主管部门是社科联。我的愿望是对传统的写作学会体制改造和创新，想搭建一个融合文学创作、写作理论研究和教学以及媒体人等多个群体参与的平台，真正把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沟通链接起来，既繁荣创作，也想面对社会实际研究和解决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

大家的热情很高，但做起来有很多困难。不过我的想法倒是引起文学界和高校老师们的共鸣和响应。因为我曾长时间在文联任职，因此写作学会开会或有活动，一般都会请市社科联和市文联的领导参加，他们也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我的在文学界和社科界的“两栖”身份，也逐渐形成。后来这些年，除了参加文学活动，我也多次受邀参与市社科规划项目和社科成果的评审工作。2015年，洛阳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聘我为兼职教授。有趣的是，2018年底和2019年初，洛阳市文联和社科联先后召开代表大会，我都作为特邀代表与会。当两“界”特邀代表的还有一位是叶鹏先生。

2011年5月，我编著的《洛阳当代著名文艺家素描》一书出版，这是耗费了我五年心血的一部具有评传特色的纪实文学集，书中介绍了洛阳籍或长期在洛阳工作生活的17位当代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他们都是在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电影等领域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不仅是洛阳的光荣和骄傲，同时也是洛阳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名片。当年10月，在洛阳召开了座谈会。传主作家阎连科、诗人李老乡、音乐家时乐濛和作家杨子敏的夫人，以及省作协原主席田中禾、河南文艺出版社原社长王幅明等，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杨炳旭和市人大、政协有关领导出席了座谈会，并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13年，由我主编，同样也花费了我五年心血的一本书《洛阳楹联大观》出版，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好评。这本书于我而言似乎有些不务正业。我本来真的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知道楹联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窗口，洛阳作为文化名城怎么没人做这个工作呢？等了多年之后，我是出来填这个空白的。说的高一点，这也算是一种文化责任或文化自觉，是我为洛阳文化建设主动作贡献的。这一年，洛阳市报告文学学会成立，我被推选为会长。

从2015年开始，我又策划和组织了一项规模较大的文化工程，即对河洛流域的七条主要河流的考察和写作。河洛地区的河流，是洛阳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更是珍贵的文化资源。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市写作学会会同市水务局组织百余名作家学者，对河洛地区的七条河流溯源探流，系统考察，历经陕西、河南的八个地市的20余个县市（区），行程累计7000公里，

考察采风结束后， 八十余名作家学者历经三年多的艰辛劳作笔耕，五卷本洛阳河流文化书系《河洛水韵》终于创作编纂完成，201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为黄河瀍河涧河、洛河、伊河、汝河白河和洛阳历代咏水诗辑注五卷，共计130万字。2018年12月，举办了首发式和座谈会，与会专家和领导对这套书系给予了高度评价，省作协发来的贺信中说，《河洛水韵》是“贡献于文学，贡献于文化，贡献于历史”的鸿篇巨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作为这项活动的策划者、河流文化采风团的“团长”和本书的“主编”，除了耗费大量心血的组织协调工作，我还有三项独享的“特权”：一是参与了七条河流的全部考察，经历了酷暑和严冬，登高山涉险川，出入林莽荆棘，走完了全程。二是写了全部的河流，准确地说，是从不同角度写了有关七条河流的文章。这一组散文，也是我最用心最辛苦的一次写作体验。第三当然是通览全部五卷书稿并统稿审定。这三年多，我经历了最为紧张忙碌的时光。双休日节假日，大多也成为我伏案劳作的日子。但是，我也快乐着，并且一直满怀着感恩之情。除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市文联、市社科联的各位领导，自始至终，他们一直都在关注、鼓励和支持着我，他们于我，就像是温暖的“家”一样的感觉和存在。

从2015年到2018年，这三年时光对我而言，确实有特殊的意义。除了《河洛水韵》这个系统工程，我还完成了另外两本书;主编《校园记忆》，撰写《陈俊武传》。

我是当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校园的“老三届”学生，同时也是所谓的“新三届”大学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也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新三届同学那一段极为珍贵的校园记忆也不应该被轻易丢失。这些记忆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同时也是时代的，无论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还是对于中国当代史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2011年就提出了编这样一本书的创意，并得到响应，但征稿集稿的过程也颇为不易。时至2016年，是母校洛阳师院建校100周年，这样一本书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版才更有意义。于是在写作和编纂《河洛水韵》的同时，我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快马加鞭编纂《校园记忆——“新三届”和“老三届”的故事》，并终于赶在母校百年校庆前夕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洛阳师院召开了首发式和座谈会。与会有关领导、专家和老师、同学都对这本书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史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洛阳晚报》为此书专门策划了一个专版。

《陈俊武传》的写作更有着特殊的背景。陈俊武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炼油工程技术专家，共和國的功臣。20多年前，我因采访并写作他的事迹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正是有这个背景，2015夏，当国家有关部门启动资深中科院院士传记写作计划的时候，陈院士和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选择我作为作者。其实，为陈院士写传，也是我的愿望。但是，由我策划组织的河流文化采风考察和写作活动刚刚开始，实在无法兼顾。最后，他们研究后决定等我一年时间，我只好答应。到2016年6月，《河洛水韵》书系尚未完成，为了践诺，也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只好再开辟战线：开始对陈院士的再次系统采访和写作。

从这一年6月到次年7月，终于完成了书稿。这一年多的时间，我的紧张和忙碌可想而知，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我从来没有休息过。虽然辛苦劳累，但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愉悦。能通过传记记录和展示陈院士的人生道路、辉煌业绩和精神境界，将这种珍贵的精神资源和财富贡献于读者和社会，这对我也是一种幸运。在此期间，我曾因病住院，有几天曾是白天去采访，晚上回医院输液。书稿完成的第二天，就又住进了医院。

2018年1月，《陈俊武传》由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当年3月，在洛阳召开了座谈会。陈院士本人、出版社和石化系统以及社会上的广大读者，都对这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全国人常务会原副主任盛华仁在本书的序言中说：传记“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十九个章节各自成篇，又环环相扣，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是一部走近陈俊武，认识陈俊武，学习陈俊武的佳作。”最近，中国石化总公司、中共洛阳市委，都下发了文件，组织开展向陈俊武学习的活动。河南省还推荐陈俊武为建国七十年来的“最美奋斗者”候选人。

三年时间，七本书，收获的季节主要集中在2018年。这一年，我七十岁。

七

回首自己七十年的人生足迹，“文”字真的是深深嵌入其中。

开始是兴趣和爱好，后来这个“文”字竟成为我人生中一系列转折变化的契机和纽带。文，是原因;文，是结果;文，也是过程。文学组织、文学编辑、文学创作，还有文学教学，贯穿了我事业的全过程。这一切难道真是一种宿命？

冥冥中也许真的有种操控人生的力量吧，但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不管怎么说，一生中能从事和自己志趣爱好相谐相同的职业，真的是一种幸运。

因此，回首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无悔无愧。既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也无愧于自己的岗位，更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我60岁的时候，洛阳籍著名作家阎连科写了一篇题为《一隅大树六十年》的文章，发表在2008年第1期《河南作家》上。他说，“如果可以把洛阳的文学，称为一棵大树的话，张文欣大约是往这棵大树下浇水、施肥最多的人。如果把洛阳的文学只称为一把小伞，张文欣大约应是那把小伞的伞杆。这把伞，这棵树，其荫被享的，不光是生活在洛阳之域的作家和作者，还有我们这些离开了那一块土地的所谓的文人。只要你是洛阳人，大约是一定没有不和文欣联络的人，一定没有不被他的关怀照顾过的人。我作为一个他的亲朋挚友，做为接纳了他无数照料和关怀的文学之弟，一个和他一样，把文学当作心灵归皈的唯一去处的写作者，从心底里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既然是伞，就该永远的撑着;既然是树，就该永远的绿着。”

说实在话，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我是感动了，流泪了。但是，连科的这些话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友谊和感情，至于评价，是太高了，我受之有愧。倒是另一位从洛阳走出去的大作家张宇对我的评价比较中肯：“小有成就。”

我虽然任过洛阳市文联、作协的主席和《牡丹》的主编，在市文联的历史上，同时兼任这三个职务的，我似乎是第一人。但这并不能说明我有多高的才华和水平，而是时代和历史，群众和组织，也是特殊的历史时期赐予我的特殊的机遇。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是新中国70年国庆之年，也是洛阳市文联成立70周年。作为70岁的同龄人，我心中有着更多的感慨。

我曾经历过十年“文革”，也曾经历过极“左”思潮肆虐的岁月。曾经恣肆蔓延的狂乱和荒诞，渐渐催生了更多的人关于国家民族未来的理性思考，经过阵痛和裂变，最终汇聚成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滔滔洪流，开启了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崭新的历史时期。40多年来，中国社会巨变，经济腾飞，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尽管其中还有诸多弊端和不如意，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处其中的日新月异的感受。中国奇迹震撼着世界，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命运。

试想，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时代给予了我更多的机遇和舞台，我的生命中的“文”字也许只能被扭曲或消磨，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

我其实是个极平凡的人，极普通的人，至多算是個努力认真做事的人。作为一个无任何“背景”的普通农家子弟，能够登堂入室，进入洛阳文联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在文联工作几十年，我不过是写了几篇文章，做了几件事，为文化文学事业出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在秀木参天的文学之林面前，在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面前，自己实实在在地感到渺小。

前有背影，后有来者，我只是前进中的洛阳文艺队伍中的普通一员。

感恩时代，感恩所有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感恩文联这个温暖的“家”。

祝愿和新中国同庚同岁的洛阳市文联焕发青春，层楼更上，为发展繁荣洛阳文艺事业谱写更为壮丽的华章！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