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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昙寺与角仓地名渊源

2019-11-06梅拉尚

群文天地 2019年6期
关键词:喇嘛藏族

梅拉尚

角仓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地处青海省海东市东南部,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条件宜人,农业经济发达,曾是“丝绸之路”和“茶马互市”的必经之路。历代考古界和史学界的考古研究认定,这里最早的开发者和居住者便是古代羌戎(藏)人。

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元朝蒙古残余势力在河西走廊以北的广大地区窜逃。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军队挺进西北,对西北地区的蒙藏地方势力实行“招降”,因而劝降、归顺大明王朝的不少,被委任为卫、所等官职。但也有一些蒙古贵族不时与强悍的罕东藏族部落首领联合结盟抗击明军,骚扰、抢杀明朝疆域百姓。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凉国公蓝玉追逃寇祁者孙至罕东地,其藏族各部落纷纷逃避。这时在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湖地区享有很高名望的三罗喇嘛写信劝说罕东信教各部落脱离蒙古人安定下来,并归顺大明王朝。罕东藏族诸部落居住在今海北州、柴达木盆地东北部、青海湖地区、甘肃河西走廊沿祁连山脚下一带广阔的区域内。

三罗喇嘛(?—1414年),本名桑杰扎西,法名桑尔加查实,元朝末年出生于西藏山南洛扎县卓窝垅地方的人。“喇嘛”是藏语,意思是“大师”。他早年(6—18岁)离开家乡,长期在青海湖的海心山上苦苦研修,在佛经、历史、哲学、绘画等方面造诣颇高。后来在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讲经传播佛法,名声显赫,在信奉佛教的各族群众中有很高的名望。当地汉族群众世称“海喇嘛”,藏语音译“措琅娃”。

据传三罗喇嘛在云游四方时曾骑白象,被誉为“白象大师”,藏语音译“琅盖哇”。三罗喇嘛是否跨白象游历各方,无从考证,但三罗喇嘛确实对大明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明史》《安多政教史》等汉藏文史记载,三罗喇嘛的家族及其跟随者居住在水草丰美的环青海湖地区,三罗喇嘛在青海湖海心山上长期修行,后由于受河套蒙古人入住青海湖地区,怀恨在心,争夺草场威胁时,三罗喇嘛率其家族迁徙至海东市东南部,今乐都区瞿昙镇瞿昙寺现址。当地民间传说:三罗喇嘛抵达今瞿昙寺隆国殿时,见一泓清泉,因长途骑马奔波,十分饥渴,便在泉边饮水,临行时却忘记带马鞭,回头找马鞭时,泉边已长成一棵树,便认定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留下来不走了。长在泉边的树,就是如今隆国殿内的“旃檀树”,泉水就是隆国殿内的“瞿昙池”。

藏文史料记载,藏历水蛇年(壬申),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三罗喇嘛的弟弟三丹罗哲的主持下在今瞿昙镇瞿昙寺现址建起“色哲三罗佛刹”。《明史》记载:“初西宁番(同蕃念fan)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落,又建佛刹于碾伯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听传,赐额曰瞿昙寺。因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又立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给予符契。”自三罗喇嘛写信劝说罕东藏族诸部落归顺明朝后,明王朝清楚地认识到宗教上层人物在信教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所以,明王朝不但满足了三罗喇嘛的护持请求,而且封三罗喇嘛为西宁卫僧纲司都纲,但并没有颁布印信的记载。确定了三罗喇嘛在甘青地区宗教领袖的地位,实行“因俗以治,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成功地实现西北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此,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为三罗喇嘛的那座佛寺赐寺名“瞿昙寺”。由此可见,“瞿昙寺”的前名就是“色哲三罗佛刹”,始建于公元1392年,第二年即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赐寺名“瞿昙寺”。藏语称瞿昙寺为“多杰羌”(金刚佛的意思),汉语称瞿昙寺为古印度上层人士姓氏或看作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姓氏喬达摩。

藏文史料记载,三丹罗哲是噶玛·噶举派三罗喇嘛的弟弟,有时也可当作活佛的“管家”来讲。但不论怎样,三丹罗哲如果真是三罗喇嘛的弟弟,那就是班丹藏卜、索南尖参等人的父辈了,是当时梅氏家族中很有权威的一个人。

史料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以后,三罗喇嘛应招在应天(今南京)面见大明皇帝朱元璋时,皇帝询问三罗喇嘛,如今您年事已高,身边有哪些人?居住在哪里?三罗喇嘛回答后,皇帝派人叫来三罗喇嘛的兄弟侄儿等人。三罗喇嘛又向皇帝说,回去后想建佛刹,弘扬佛法。兄弟侄儿等人在瞿昙寺定居下来,伺候三罗喇嘛。皇帝恩准后,三罗喇嘛的亲属及其很少一部分的跟随者长期定居于以瞿昙寺为中心的方圆约1500平方公里的角仓区域。

明太祖朱元璋赐寺名瞿昙寺,三罗喇嘛被委任为西宁僧纲司都纲,赐西天佛子封号,篆文金银一颗,重大八十八两,俗称“八十八两黄金印”。确立了三罗喇嘛在甘青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后,也有意培养了梅氏家族的宗教世袭人。《梅氏家族代辈相传亲供底册》记载:“继将班丹藏卜、索南尖参等侄徒僧自幼赴藏学习经典”。

明太祖朱元璋于1398年去世不久,朱允炆于1399年登基在位四年。永乐皇帝朱棣从他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废除了建文帝年号,改为洪武35年,表明他不承认建文帝继承皇位的事实。同时他将首都迁到北京,改年号为“永乐”。他对瞿昙寺的关注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的作用。在他继位的22年中,进一步扩建瞿昙寺,派太监孟继、指挥使田选等到寺院负责建成规模宏大的宝光殿、金刚殿、两厢廊、前山门、禅房等。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在瞿昙寺内命立皇帝敕谕碑,碑文藏汉对照,是为瞿昙寺开创僧三罗喇嘛而立的。三罗喇嘛虽年事已高,但永乐皇帝仍封他为西宁卫僧纲司都刚。碑文中强调,让三罗喇嘛的两位侄子班丹藏卜和索南尖参继承其叔主持寺务,并“演如来之教法,悟大乘之真诠,以慈悲导一方,以善行化众类,以嗣承其叔三罗喇嘛宗教,朕甚嘉之,今特令主持瞿昙寺,官员、军民等务要信心遵崇其教,听从本僧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土、山场、园林、财产、牲畜之类不许侵占骚扰”。与此同时,永乐皇帝特申明“若不遵守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教者,必罚无赦,故谕”。大明皇帝出面给三罗喇嘛的后继者班丹藏卜和索南尖参撑腰,下圣旨,命立碑文的方式确保了瞿昙寺上层喇嘛的宗教首领地位和经济特权,这对瞿昙寺上层梅氏家族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朱棣派太监尚益等带班丹藏卜、索南尖参“赴京朝见圣驾,赐座讽经”。同年十日,升赐班丹藏卜为“大国师”之职,并颁布篆文金银印一颗,重大八十两。与此同时,又封索南尖参为“国师”之职,并颁布刻有“慈光普照”四字的象牙图章一枚。这说明永乐皇帝确立了瞿昙寺一寺“二国师”之职的宗教地位,特许三罗喇嘛及其随从“自在修行”。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四月十二日,三罗喇嘛去世,佛学上称之为“圆寂”。据推测三罗喇嘛约(1330年—1340年)当中出生,享年约(74岁—84岁)。他的遗体用药泥涂于全身,置玻璃佛盒内,保存在瞿昙寺隆国殿内。朝廷为奖励他在维护西北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特赏赐珍珠一颗,镶嵌在白象大师的眉心。据传三罗喇嘛塑身的眉心里放入的稀世珍宝被人发现,换成一颗假珍珠。那颗稀世珍宝有鸽子蛋大,连同另一颗被瞿昙寺活佛,当地群众称“尕佛爷”倒卖出去的珍珠一起可值瞿昙寺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二。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正月二十二日,在瞿昙寺寺内又立“皇帝敕谕碑”。碑文藏汉对照,是为瞿昙寺大国师班丹藏卜所立。碑文中又重申了瞿昙寺上层在当地所享有的特权。碑文中记载着大国师班丹藏卜建起新佛刹,永乐皇帝特赐寺名宝光殿。这说明宝光殿竣工于永乐十六年。碑文中有“本寺常住所有牲畜、山场、树木、园林、土地、水磨、财产、房屋等事项不许诸人侵占等句”。说明从永乐六年至永乐十六年当中,瞿昙寺固定财产又增加了水磨、房产等。可见以瞿昙寺为中心的角仓区域早已成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汉族地区的水磨等先进生产技术早有传播和发挥。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无弋爰剑这位羌、戎人的杰出首领被秦国掠为奴隶后,学会了秦人的农耕技术,再把学到的先进农耕技术传播给角仓区域的羌、戎人。

明太祖朱元璋为瞿昙寺开创僧三罗喇嘛在角仓区域的立足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永乐皇帝朱棣则将瞿昙寺的上层人士抬高到很高的地位,又将在经济上享有特权。明成祖以后的明代历届皇帝进一步把特权得以延伸和发展。

永乐皇帝朱棣去世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仁宗皇帝朱高炽在位一年以及明宣宗皇帝朱瞻基上台后,立刻下令继续扩建瞿昙寺,除继续完成钟鼓楼、厢廊等建筑外,派太监亲自负责建造一座仿北京故宫太和殿,完成瞿昙寺内的隆国殿的建筑工程。隆国殿竣工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二月初九,距三罗喇嘛去世十三年了。现在寺内金书“隆国殿”竖匾一方为证。隆国殿建成以后,在隆国殿内正中设玉石莲台一座,上供汉藏梵三体合壁的“皇帝万万岁”牌位,显示了大明王朝的权威。与此同时,明王朝下令从西宁卫调派52名兵士到瞿昙寺巡护寺宇。

角仓藏族区域管辖范围,是由明王朝最高统治者亲自规定的。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正月初六,立于瞿昙寺前山门门檐上方的一块皇帝敕谕横匾上载明了管辖范围:“今西宁瞿昙寺,乃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及朕相继创建,壮观一方,东至虎狼沟(今乐都区中坝藏族乡)、西至补端(今平安县沙沟回族乡)观音堂、南至大雪山、北至总处(湟水河流域以南)大河,各立牌为界,随诸善信,办纳香钱(粮税),以充供养”。这与角仓区域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唱词《袒》中所讲的内容完全一致。这一区域管辖在历史上被称为“角仓琅多”(角仓七条沟)。今乐都区包括(中坝、浦台、洪水、桃红营)沟,(瞿昙、亲仁、岗沟)沟,(峰堆、高廟)沟,(城台、雨润)沟,(下营、高店)沟;平安区包括(巴藏沟、平安镇),(沙沟、平安镇)沟,乐都区含五条沟,平安县含两条沟,总七条沟的湟水河以南的广阔区域而言的。史料记载,明王朝共十三代皇帝中,其中有七位皇帝亲自为瞿昙寺下达敕谕七道,诰命而道;赐封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金银(俗称八十八两黄金银)、镀金银印、铜印各一颗,象牙图章二枚;修殿宇,赐宝器多件;曾多次派御用太监到瞿昙寺视察,赠山场、园林、土地、水磨、财产、房产;从西宁卫调派52名兵士护寺;领属十三寺即药草台寺、宗塔寺、杰拉寺、甲本寺、辛钦寺、尕楞桑珠寺、多杰扎麻寺、交大洞寺、角加寺、普拉央宗寺等寺院,居住在七条沟的汉、藏、蒙、回、土等民族受瞿昙寺管辖,建立政教合一的行政管理机关角仓囊谦,当地群众称“梅氏衙门家”,藏语音译“宦仓囊”。所收取粮税官三民七分,所谓的“官三民七”分,即官府(碾伯县衙)收取三成粮税,角仓囊谦收取七成粮税,整个明代就是用这个标准收取粮税。现如今乐都区城台乡衙门庄村仍然居住着梅氏家族后裔,“衙门”二字就是当年瞿昙寺的另一个行政管理机关梅氏衙门家的办事处,当地群众依然称作“衙门家”,故“衙门”二字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现行行政区划村级专用村名。明朝一代皇帝确保了瞿昙寺上层梅氏家族在青海、甘肃东南部藏区的政教合一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也大大地巩固了大明王朝的疆域和平稳定。角仓藏族过上了国家太平、人民安康、风调雨顺、生活富裕的日子仅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历史。

角仓瞿昙寺(多杰羌)的历史追随到这儿,留下了太多的秘史。为什么瞿昙寺隆国殿内设“皇帝万万岁”牌位?据角仓当地老人祖辈口传当年三罗喇嘛在世时建文帝皇帝逃到瞿昙寺遁入空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些国内藏学者常把瞿昙寺列为黄教寺院。我省著名藏学家谢佐先生早先驳斥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本人持谢佐先生的看法。瞿昙寺确属噶玛·噶举派(白教)寺院,后改宗黄教寺院(格鲁派)。为什么改宗黄教疑问颇多?笔者不再赘述。有学者认为三罗喇嘛和担任西宁卫僧纲司都刚的“三剌”曾是两个人,如“《蒙藏佛教史》的作者,将‘三剌误作‘三(刺)次进而想把《明史稿》西宁番(蕃)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落句改成‘西宁番僧三次为书招降罕东诸部落,就把三罗喇嘛一笔勾销不说,后引用史料者一误再无(谢佐《瞿昙寺》)”。对此,谢佐先生有精辟的反驳。他认为三罗喇嘛和三剌其实是同一个人。本人持谢佐先生的观点。现在在角仓的微信平台上有些人把三罗喇嘛和三丹罗哲又混为一谈。可见,现在的角仓人确实缺乏历史意识形态,又误导别人正确认识历史观。三罗喇嘛又为何到青海湖地区、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修行传播佛法?说法芸芸。藏文史料《安多政教史》的作者第一次指出,“卓仓”这一历史地名由三罗喇嘛的原籍旧称而来。因为,他是西藏山南洛扎县卓卧隆地方的人,故称为“卓仓”。谢佐《瞿昙寺》一书中说:“卓仓一词在安多口语中称‘角仓,也就是明王朝封赏瞿昙寺七条沟而言的,被称为‘角仓七条沟。角是麦子的意思。角仓家族的人改‘麦为‘梅,以‘梅为姓氏,这就是瞿昙寺寺主梅氏家族姓氏来源。现在乐都区的藏族多有梅姓氏者盖从‘麦而来。”上海复旦大学访问学者,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汉语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陈良煜一生出版有十几部著作,其中在《青海方言与河湟文化》一书下编第十章《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第三节《去了瞿昙寺北京再甭去》一文中也将明王朝赐封瞿昙寺的七条沟称作“角仓”,七条沟叫做“角仓七条沟”。自古以来,安多地区把麦子叫做“角”。也只有在河湟流域的安多农区藏民种植麦子。角仓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湟水河和黄河的夹道里。藏族人把路上带的馍馍称之为“卓”或“卓嘎”。三罗喇嘛曾从西藏山南洛扎县卓卧隆一路乞讨跋山涉水来到青海湖修行,河西走廊等地传播佛法,可见当时生活之艰难,人们为了好听把“卓”牵强附会,混淆视听,说成麦子而已。或者那里出现一位名人或宗教高僧,那个地方的名称就与那个名人或高僧有关,这是一些藏族学者惯用的手法。笔者曾多次走访过安多河湟流域种植麦子的好多地方,从不把麦子称作“卓”,而是叫做“角”。藏文字还没创制之前,安多的羌人(藏族的祖先)已经把麦子称作“角”。三罗喇嘛没到角仓之前,湟水流域已经居住着藏族人。互助县红崖子沟乡白马寺(藏语玛什藏)村周围居住的藏族就是一个铁证。白马寺始建于公元10世纪末,藏传佛教后弘期。乐都区瞿昙寺邻近的中坝藏族乡有一座安多四宗之一的始建于唐朝的寺院———央宗寺,藏语称作“普拉央宗静房”。其周围在唐朝时期就有藏族人居住也是一个铁证。白马寺和央宗寺周围的藏族先民们早已在广阔的湟水河流域的南北两岸的土地上种植小麦,繁衍生息,传宗接代,直至今天。笔者本是梅氏家族的后裔,据老人祖辈口传跟《安多政教史》的说法大相径庭,本人持老人祖辈口传的观点。

角仓这一区域历史地名名称不是由三罗喇嘛的原籍旧称而来,而是由明王朝封赏瞿昙寺七条沟以后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由最初的梅氏家族姓氏名称逐渐演变成角仓藏族区域历史地名名称。“角”这一名词,顾名思义是麦子的意思。角仓的“角”在青海方言中读作jue。如三角形在青海方言中读作三角jue形。“仓”在藏语中对人而言是家的意思,对动物鸟、蜂、狗等而言是“窝、穴、巢”的意思。例如:藏语“青仓”意译是“人家”或“家庭”的意思,“哈吧仓”是“狗窝”的意思。那么,藏语“角仓”意译是“有麦子的人家”。因此,“角仓”这一区域历史地名名称最合理的解释是生在麦子储备的人家或是生(居住)在麦子生长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那么,麦子又如何成为梅氏家族姓氏名称?麦子作为一种草本植物,它在角仓区域的耕种规模又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因此,为说清楚“麦子”的来历,这一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藏族羌、戎人首领无弋爰剑时代。

无弋爰剑是河湟流域包括角仓七条沟在内的农耕文明的推进和发展者之一。根据《汉书·西羌传》记载无弋爰剑的身事来看,他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原战国时期西北羌(藏)族首领。由古代羌族即汉文史料中的西羌人建立的义渠国的国王。公元前454年秦历共攻打义渠国时兵败被俘虏后押回秦国变为奴隶。他经常被赶到农田干活,学会了秦人的农业生产技能。后来他逃脱被秦人追赶,躲进山洞,秦人放火焚烧,浓烟借风势灌入洞中,忽然在洞口出现一景象如“虎”的怪物挡住了火焰,秦人惊惶逃走。他安然出洞,继续向西北逃跑,在山路中遇见一位“割鼻”之女结为夫妻。其实,羌人少女以羞涩而披长发遮脸为习俗。秦人不解此俗误以为,此女“割鼻”而用长发遮掩脸部。

无弋爰剑路遇长发遮脸“割鼻”女子不一定是无鼻子女子,可能是一位路见陌生人怕害羞的少女。以长发遮脸而盖羞,这也是当今藏族少女的习俗,同时也印证了角仓新娘骑上马背后低头双手掩脸挺进男方家。“羌人谓奴无弋”记载有误。“无弋”是藏语安多语“甲无”的转音,意译“藏王或国王”的意思。《汉书·西羌传》记载无弋爰剑当过秦人的奴隶,因此,大家称他为奴隶无弋。这肯定是一种误解,他原来是义渠国国王,从秦国逃离后,仍然是众多部落的国王,因此称他“无弋”即“甲无”是毫无疑问的。汉文中的无弋爰剑不是姓名而是部落名或是国名尊称的转音别写。羌、戎与藏族是同源同根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汉文史料中的不同称呼而已。

无弋爰剑从秦人那里学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河湟流域的藏族羌、戎人,让大家种五谷、养六畜。藏人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人口逐渐增加,成为主宰河湟流域的主体民族。无弋爰剑带领河湟流域的戎、羌人开垦土地、兴修水利、种植庄稼、成为开发河湟农业的先驱,从此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开始定居下来,与牧民在经营方式上拉开了距离,成为最初的藏族农民。

西汉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前52年),平定以先零羌为首的羌人叛乱后。他首先创造了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屯田以发展农业为主,大举兴修水利,从西宁至老鸦峡百里沃土上开垦荒地、开渠引水,在高地凿井通渠,兴修许多水利设施。赵充国手下的兵大多来自内地,他们都懂得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并传播给河湟流域的戎、羌人,从而促进了湟水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继春秋战国无弋爰剑以来开发农业最显著的一次。

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秃发乌孤自称西平王,史称南凉。秃发乌孤灭后凉后,掠得金城(今兰州)等地,逐渐掌控了湟水河流域的许多羌、戎部落,宗喀羌、戎人开始依附,角仓区域也不例外。他进入青海东南部地区后,建立南凉王国,定都在乐都境内。正因为秃发乌孤定都乐都,使宗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位的提升,角仓区域作为南凉都城所在地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以及对外用兵的需求,秃发乌孤大肆掠夺其他民族人口,用以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由汉人传播先进技术,湟水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继无弋爰剑、赵充国之后,又是湟水谷地农业开发规模最大的一次。角仓区域是这次开发的中心。

朗达玛第六代子孙唃厮啰(国

王之子),于公元1005年以宗喀(今乐都)为中心建立吐蕃地方割据小王朝政权,后又迁都青唐城(今西宁),宋朝出使宗喀的使节李远在《青唐诚》中记载:“四十里出峡,屈曲下至大川,诚川也,长百里,宗河即宗噶尔河,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又载:“自墨诚西,下坡十余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碾。”

《青唐诚》记载作如下解读和分析:

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出峡口,一片川水豁然展现在眼前,行走四十里抵达宗喀城(今乐都大、小古城),绵延百里湟水滔滔不绝,南北两岸居住着数不清的古羌人,错落有致的方形土庄廓被密密麻麻的青松杨柳遮掩得时隐时显,行走在其中,宛然风景如画的江南。

从乐都蒲台向西出发十余里就到了川水地区,土地肥沃,许多羌(藏)人依靠湟水两岸,筑土为墙成四方形而居,湍流的湟水两岸边时而能见到许多水磨。

这二段文字记述古宗喀原住羌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居住地的生态自然风光。从中可以看到唃厮啰在宗喀吐蕃政权统治时期,今民和、乐都、平安、互助等地方的羌人先民居住在广阔的湟水谷地的肥沃土地上。而不远万里从西藏迁徙到宗喀的吐蕃人从单一的游牧民族向农业兼牧结合的經营方式转变,这不仅揭示了宗喀羌人早已掌握了农耕技术,而且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那时使用水磨技术已相当普遍,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快了生产发展。据考证,湟水流域小麦的种植更加广泛更加优化,肥沃的湟水流域两岸的川水地区的年产量逐年增加,湟水流域的民和县喇家村遗址发掘出土的面条距今约四千年左右,提供了有力实物佐证,成为青海东南部的粮仓基地,也成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角仓藏族原属于宗喀十三族,明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统一西北藏区的过程中,得到高僧三罗喇嘛的帮助,明朝廷为感谢这位白象大师,特赐寺名瞿昙寺,并得到朝廷的护持,封三罗喇嘛为西宁卫僧纲司都纲。三罗喇嘛未到达瞿昙寺之前的湟水流域统称为“宗喀”地区。到永乐皇帝时,敕谕瞿昙寺田土、山场、园林、财产、牲畜之类不许侵占骚扰等句。又特申明“若不遵朕命,不敬三宝者,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其教者,必罚无赦、故谕”。这样以来宗喀地区的藏人皆遵从于三罗喇嘛。只是到了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将瞿昙寺附近的方圆百里的七条沟划定给角仓囊谦来管理,作为瞿昙寺的香粮征地,同年规模宏大的宫殿式瞿昙寺历经三十五年正式落成,从此,瞿昙寺的名声鹊起。这七条沟正好是宗喀地区(湟水流域)种植小麦最肥沃的土地,三罗喇嘛的侄亲以及环青海湖地区的一些随从人员都散居在七条沟中,其中包括三罗喇嘛在内的从西藏迁徙过来的一小撮牧民,能够居住在宗喀如此优美的环境中,能吃到从来不敢想的麦子面粉,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自豪!

自角仓囊谦政权建立以来,与明王朝之间的人员以及公函往来日益密切,《梅氏家族代辈相传亲供底册》为据。角仓七条沟的汉、藏、蒙、土民族不但给瞿昙寺缴纳粮(小麦)税,而且还给官府(碾伯县衙)缴纳粮税。角仓囊谦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拥有佃户(至今瞿昙镇有个地方叫佃户),更是储备着丰富的麦子而名扬宗喀地区。瞿昙寺上层人士不仅善于学习、吸收和借鉴汉文化,而且将草本植物“麦子”(藏语音译“角”)冠于自己家族的姓氏,为符合汉族姓氏单音节,把多音节“麦子”为姓氏家族的“麦”字改为“梅”字为姓氏,在青海乐都汉语方言中“麦”与“梅”同音读作“mie”(麦家、梅家)。此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班丹藏卜圆寂后,明王朝批准领占卓尔藏卜世袭“大国师”名号。南噶藏卜去世后,“国师”名号由侄徒班卓尔藏卜世袭,明宣宗将瞿昙寺二国师世系继承制度加以合理化。时隔九十六年后,到了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明孝宗升授尼麻藏卜以都纲之职,并颁布都纲印,说明瞿昙寺政权合一的体制已日臻完善。使这种梅氏家族《贡奉敕诰辈相传亲供底册》的承袭制度加以合理化被确定下来。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明世宗又一次下诰命重申了一寺二国师的世袭制度。

三罗喇嘛圆寂后的一百多年里,瞿昙寺的名声和势力范围更大,他的后裔侄徒们将自己的家族称作“角仓”(生长麦子的家乡或地方被称之为角仓),明王朝封赏的七条沟为瞿昙寺的香粮基地,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角仓家族的庄园,瞿昙寺的管理机关藏语称“角仓囊谦”或“宦仓囊”,汉语称“梅氏衙门家”或“衙门家”。在瞿昙寺的右侧“囊谦”二字一直保留至今。久而久之,角仓这一家族姓氏名称逐渐演变成七条沟区域历史地名名称,人们习惯性把“七条沟”称为“角仓琅多”(角仓七条沟)或“七沟海子”。把瞿昙寺称“角仓多杰羌”或“角仓贡巴”。但是“角仓”这一区域历史地名名称,在明清两代行政区划中无从考证,只是在民间早已把“角仓”这一称谓约定为多民族共同居住地地名名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从此,角仓藏族从宗喀十三族中分離出来,自成体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一部分角仓藏人向外迁徙发展,将自己的居住地扩展到七条沟相邻或更远的一些区域,如今民和县的米拉三川、峡门、松树,平安县古城乡,互助县红崖子沟乡白马寺村、杂塔村,兴海县大河坝乡,格尔木河西农场,化隆县德加乡洛忙村等等,这样一来,角仓藏族的概念不仅仅限制在瞿昙寺七条沟的范围,而且具有共同的地方方言、生活习性、骨头等级、家族姓氏、丧葬礼仪、血缘关系等等紧密相关的藏族群体也统统归属于角仓藏族。人们习惯性把他们称之为“角仓哇”或“角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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