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伟

四、关于古史考古为据

一说到西王母和西王母古国是否存在，必然会牵扯到对中国上古史的判断；因为在散见于中国古籍的许多史料里，都约略提到了西王母曾与黄帝、尧帝、舜帝，甚至大禹见过面的事实。那么，如果黄帝、尧帝、舜帝、大禹存在，则西王母也必然存在，反之则不然。

但是，就五四运动前后迄于现今的学术界情况来看，对上古史仍存在着完全相悖的两种看法，特别是以胡适、郭沫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几乎完全推翻了古书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当然，他们也运用了一些考证的方法，如文物考证、文字训诂辨析、唯物主义推论等等。他们的否定三皇五帝存在的论断有一定的市场，但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孰是孰非，在我看来，还得继续争论下去。而且，是不应该轻易就形成一种定论的，如果那样，反而有害。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其言之有据的疑古论曾风靡一时，至今附会其说的亦大有人在。可以说他是一个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客观而论，顾先生的疑古说有他一定的道理，且在做史学方法上有独到之处，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套治学方法，但是其结论却是值得商榷的。

顾先生认为，中国的古史是造出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也就是说，夏代以前的上古史，包括大禹、五帝、三皇，都是后世学者人为地编造出来的，所以不足为信。

顾先生以他熟读史籍、治学宏富、独立思考、立论大胆的姿态，提出了以下几点依据，来支撑他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的古史”的结论：

1.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物是大禹，到孔子时才出现了尧舜，迄于战国时又冒出了黄帝、神农，到秦时出现了三皇，到汉朝时冒出了盘古。

2.许多史料综合证明了“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在古史问题上，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却可以知道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应该承认，就一般的认识层面来看，顾先生的以上论据是能够成立的；我的意思是说，就中国古籍中提供的文字史料来看，顾先生的说法大抵不谬。但是，问题在于“层累地造成了中国的古史”的现象，在我看来却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符合逻辑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对于上古史，我们今天的学者们专家们更有理由再把它往前推，再往明白了梳理，再往理性了确定，而不是相反。这样说好像是故意要跟顾先生抬杠，其实恰恰是在尊重顾先生。因为现在的人们所掌握的实证考古学、民族民俗学、文化人类学、遗传基因学以及文物考证的技术与手段已大大的进步了、细化了，这和过去的学者们更多地依靠有限的古籍来论证历史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古人一直在五千年前三皇五帝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那么，现代人却是要把漫长的一万年左右的人类历史搞清楚。因为地下陆续出土的文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六七千年前，甚至八九千年以前，许多文明的遗址里，已有了城邦的雏形，而城邦的出现，无疑是国家形式的明证。所以说，中国的古史还得向前推，正所谓“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真是要让顾先生感慨并重新审视的现象了。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时代越往后，古史会越长。今后的历史考古实践将会证明，上古史的许多方面将会因不断补充的新材料、新资料、新方法而获得更长时空的延伸。就像一个人，当他活得越老，便越是有理由有办法有时间弄清楚他的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生命状况一样。

我这样说似乎有把上古三皇五帝等世系人物的是否存在硬要与其相应时代的文化遗存（如新石器、城邦等）混淆起来之嫌。而就许多专家互为歧见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即有人认为文化遗址的存在只能证明当时文明水平的程度，并不能证明当时某一传说性代表人物的存在。其实，就我的观点看来，这中间会有差异或疑问，但其本质上却是互为表里的，当然需要甄别、鉴定与分析，但不宜偏执一端，各不相让。

我们知道，在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的事迹。而在《史记·夏本纪》中，则开篇就记载了大禹的事迹。《史记》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权威性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太史公司马迁，应该说是他的时代对于古史最有发言权的史家，他当然下了极大的功夫把散见于《左传》《国语》《尚书》《山海经》以及《孟子》《论语》中的有关史料作了甄别与整理，方能写出《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因为这些上古史除了与某些古籍有牵连外，有相当一部分必然会流传在民间，变成了传说。传说是代代承传的，父传子、子传孙，一传十、十传百，累以千万，继以百代，其间势必会有夸大、附会或者歪曲，但就人情世理的逻辑而言，谁也不会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当作自己的祖宗来崇拜，来标榜、张扬的。从中国民间自古迄今的民族风俗来观察，祖宗崇拜是以一贯之的传统，祖宗崇拜达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宗神崇拜，所谓宗神，也就是某一民族最早的祖先。现今中国汉族许多大家族中亦然保留着家谱与神主，家谱是用文字对氏族繁衍根系支系的记录，而神主却是累代嫡系长者的画像，供奉神主也就是供奉氏族的祖先，这就是中国人崇拜三皇五帝也就是崇拜华夏族共同祖先的明证。

近几年有些学者，不是从民间民俗的角度去研究上古史，而专以所谓的文字训诂进行推衍和诠释，结果呢，疑古说被具体化了，大禹被说成了只是一条“虫”，因禹字的中间确实夹着一个“虫”字。黄帝呢，因有一个“黄”字，便和黄河黄土连在了一起，有的说黄帝只不过是黄土高原上某个黄土堆，而黃帝陵的确是一个黄土丘；有的干脆说黄帝只不过是黄河里的一个皮筏子。这种种看似新说的臆测性判断，实在是距离疑古派最初认为黄帝和大禹都是华夏族早期的宗神走得更远更没有着落了。

考虑到黄帝、大禹均是远古的人物，其时文字尚未发明，历史更多的会依靠传闻口播，正因为是传说性质，难免纷纭不定。但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到了司马迁那儿，采百家之言，纳百代之声，经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方能有《五帝本纪》《夏本纪》问世。我们可以怀疑在黄帝大禹的事迹中有被夸大附会的成分，比如说黄帝时就有了指南车等，但却很难有理由怀疑黄帝、大禹的事实存在。说是儒家依靠自己的理想把尧舜美化为圣君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却没有理由认为尧舜完全是杜撰的人物。至于古籍中说到黄帝母亲在野外看见打雷闪电而孕，大禹母亲在巨石上看见巨人脚印而孕，那只能证明当时尚存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而并不能说明黄帝、大禹只是神话人物。事实上，远古的昆仑神话中有神话的成分，亦有历史的成分。说盘古是神话人物，大家不会有异议，但要说黄帝大禹是神话人物，大约是不会得到多数人认同的。

我还是一句反复说过的观点：在五帝大禹的是否存在问题上，我们宁肯相信太史公的《史记》，而不可轻易相信后世所谓的疑古论。至于说到西王母，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里确有如下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好一个“乐之忘归”啊，西王母魅力若何？

五、山海经辨百科全书

翻检中国古籍，最让人难以破解的应当首推《山海经》，其中的山川道里，轮廓模糊含混，方位距离也歧义横生，让人难以确指。而那些异物怪兽、神人神址、奇俗奇事、方物怪闻，更是让人头疼———这也正是这部上古奇书让百代生疑，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因。比起《诗》《书》《礼》《乐》《易》来，《山海经》成了真正的天书，似乎出于外星人之手。其实，正是由于这部书逃脱了孔子及后世儒家学派的整理增删，才较好地保留了其本来的面目，使我们后来人可以一睹上古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民俗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原汁原味的真品。正因为它所记述的社会万象让我们奇怪不解，才显出它的真实与珍———因为我们在解读它时，时空秩序已完全改变；语境的丧失必然导致语义的费解，这就是《山海经》的秘密所在和价值所系。

《山海经》因其未被儒家规范化而陡显其活文物风貌，它当然是一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解读它，即是在解读真正的上古历史，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民俗的、生存状态的、文化方式的立体状态，当是任何一部上古史籍都无法比拟的。

让人称奇的是，正是在这一部书里，数次说到西王母，也数次说到黄帝，还有其他一百多个人物。

过去，曾有人考证此书始于战国，补充完成于秦汉，或说始于周，流变于春秋战国。但要细细考察起来，其成因肯定还得往前推———因为那些近似于天方夜谭式的上古生活画面，是后来人无论如何编造不出来的。它大约是人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至少它所叙述的事实如此。举例来说，“丈夫国”“女子国”“三首国”“双头国”“小人国”“大人国”“三毛国”“周绕国”———这是什么意思呢？

而“交胫国”“灌头国”“厌火国”“羽民国”“一臂国”“反舌国”“黑齿国”“结匈国”———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照字面去解释，照我们已惯常使用的理解方式去推衍，那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可思议，或是杜撰的神话传说。但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运用至今还遗留在少数民族部落中图腾崇拜、符号崇拜、宗教文化，以及动物崇拜、性器崇拜等习俗观念去理解，一切便会显得自然而符合实际。比如说，“结匈国”很可能是这个部落的人有文胸的习俗，而“一臂国”有可能是这个部落区别于其他部落的符号图腾。至于“丈夫国”当指男性掌权的部落，“女子国”则亦然。

必须明白，在人类漫长的原始社会，部落以氏族为主体，生存以环境为本，故山川、动植物与人的观念密切相连，会随时打上不自觉的文化烙印。所以说，文化人类学从活生生的少数民族部落文化入手，其对于华夏族早期的历史将是最佳的破解参照系。

再来看“人鱼”“天马”“鼓兽”“麒麟”“龙蛭”“寓鸟”“飞鼠”等，这些在现代人看似怪物的东西，很可能是当时尚大量存在的丛林山野中真实的动物。现代科学研究已证明，在人类文明进化的五千年当中，地球上90%以上的动物已灭绝。所以我们看《山海经》上描述的这些动物，因在现实中找不到，便疑其为怪物。俗语说少见多怪，当指此种状况是也。前几年在辽宁发现的恐龙鸟动物化石，不是证明了《山海经》中“龙鸟”的记述之言不虚吗？而此前人们都以为它奇怪不可解。

史书上说周穆王西征时，曾得“四白虎四白狼”，那么现今的动物园里何曾可见？所以说《山海经》里诸怪物实在是上古时代地球动物的资料宝库。我甚至认为，一些传说中的鬼怪大约都有其原型动物的依据。

应当说，《山海经》作为文化人类学著作，偏重纪实，而非理论，偏重所见所闻，而非理性判断，这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著作有明显区别。我们知道，古人的生存状况决定他的思想观念，其印记必然表现为各种风俗习惯，包括服饰头饰等，这也就是《山海经》里说到西王母时强调其“虎齿、豹尾、蓬發、戴胜而善啸”———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虎豹图腾崇拜与衣饰特征了。

在《山海经·海内西经》篇中载：“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在这里，帝指黄帝，昆仑乃指昆仑山东段的巴颜喀拉山，河即黄河，积石山乃黄河在现今青海循化县的积石山峡谷。应该说，其记载与现在的青海地区完全吻合。《穆天子传》中说，穆王登昆仑，观黄帝之宫。现今的昆仑山一线确有黄帝曾在此建宫殿的民间传说。可以设想，远古时代的昆仑山，尚处在逐渐抬升的过程，海拔既没有现在这样高，植被亦比现在丰茂。以古人的高山崇拜思想，又以古人以为登高山可达天界的观念，黄帝在他君临九州后，登此高山巡游，并建一宫阙作为纪念，当是可能的。再者，此山乃黄河之所出，具神圣意义，黄帝既得天下，登此山，观河源，上天界，显威仪，当是自然而且荣耀的事了。

后世有许多关于昆仑有玉宫、瑶池、悬圃、阆苑的说法，并说西王母居于此，其中的附会成分当与把黄帝与西王母神话后升天的传说有关，那是一种祖先崇拜到极致以后的理想幻境，自有其民族心理的演变意义。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黄帝作为华夏族人文始祖的最初原型的存在。也不能否定西王母作为古羌人母系时代女王原型的存在。这两个人，一个是父系祖宗的代表，一个是母系祖宗的代表，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源头标志，其被后代神化并推崇备至当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

解读《山海经》，有必要检索一下历代学者对其性质的判断，并能从中看出因受制于当时王朝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山海经》的整体内容常被分割、肢解或歪曲了。亦可以看出，由于中华文明的人文化程度发展太早熟，而导致对这一上古时代的原始记录表现出来的陌生感、隔膜感与困惑感。

汉代刘歆认为该书：“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这是把《山海经》作为地理方志之类。

东汉刘秀在其《上〈山海经〉表》中认为：“《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其判断与刘歆同，但点明了其成书于大禹时代。

自此以降，各类说法便纷然列陈：《宋史》将其列为术数类；明朝的胡应麟称其为神怪类；清纪晓岚放言其为“小说之最古者”；清末张之洞认为其当为历史书籍；鲁迅言其为“古之巫书”；袁珂干脆把它看作“神话之渊府”；而当代学者启良则大胆判断其应为“文化人类学著作”。

我以为，启良先生的判断是对此前一切判断的综合定位，以研究手段的进步与视角的多元发展来看，其为文化人类学著作最具概括性。

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略》中曾认为：“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又说：“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只可以从古书上得到一点，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在这里，鲁迅是把中国古代神话与外国神话作了比较，得出了以上结论。但如果细细考察起来，则外国特别是古希腊的神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世俗化、人情化、人格化的倾向，故其更像小说。而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山海经》中的诸多神怪描写，似乎更具原始风貌性、时空确定性和民俗文化性，所以它的真价值并不在篇幅的长短、情节的繁简，而在于全方位的社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含量。

近年来有美国学者在研究印第安人文化时，发现其根底在中国，而神秘消失的“玛雅文明”也是由远古中国人东渡带去的。在《几近褪色的记录》一书中，美国学者经实地勘察，认定现今的北美洲、中美洲的许多山水系列，均可与《山海经》中的海外经所示相对应。由此作者放言：《山海经》应是中国古人对整个地球的地理勘测记录，并有许多怪兽的记载亦吻合当地。这一研究发现真是石破天惊，让全世界震动。看来，《山海经》的研究破译当是揭开中国乃至世界的远古史的一把钥匙。让我们拭目以待，并加入其中添一些热闹吧！

六、江河上游羌为藏源

我们认定西王母属上古时代居于西海周围，南昆仑、北祁连的广大地域的羌人部落女首领，那么，对于从古到今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演变史作一次理性的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民族的流变与迁徙是一个从古到今不断发生的过程，但作为民族主体的民间载体部分，必然会在相关的地域内保留较多的血肉与精神，就像一棵历经几千年的大树，虽枝叶稀疏失色但仍能说明它的根系存在一样。

我们知道，民族属于历史与社会的范畴。即使是一个遗传基因完全贯通的民族，其在不同历史时段的称谓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藏族，只是近世也就是明代时中原人对居于藏区的族裔的称谓，沿袭至今。那么，藏族的前身应是唐时的吐蕃。再往前呢？据《宋史》上的记载：“吐蕃本汉西羌之地。”而《新唐书》亦认定：“吐蕃本西羌属”———这里的概念，既指民族区域而言，亦指民族种属而言。

再往上推，据《后汉书·西羌传》认定：“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按羌字是一个象形字解义，从人、从羊，其义为：西方牧羊人也，这说明了羌人依其生产方式为族号特征。那么，当今的藏族人仍是以牧羊为主要生活方式，其与先祖羌人的生存特征完全一致。

另据《西羌传》记载：“及秦始皇时，吞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这一记载透露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强大的秦王朝以劲猛的军事力量筑长城阻隔了北方匈奴与西方羌戎的联系；二是说明了秦王朝时其主要注意力在东方疆域的巩固与内政修持，而暂时中断了与西方羌戎的民族交往与融合。当然，这种状态为时甚短。

再往前说到周王朝，为姬姓，由于地缘与西羌相连，便发生了世代与羌人通婚的史实。周人的始祖弃就是由羌人女子姜嫄所生。《诗经》上说：“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后稷即弃，因擅长于农耕稼穑，被帝尧举为农师，因事功遍及天下，被民间尊为农神，号称后稷。而后稷的十二代子孙即是周族中赫赫有名的古公亶父，《诗经》上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这里是说，古公亶父率众南迁至现今陕西关中西部的岐山以后，又与羌人女子婚配了。周人尊称这位女祖宗为太姜。

在中国史书中曾被大书特书的武王伐纣，乃是因为联合了羌、庸、蜀等部落力量才大功告成的。这在《尚书·牧誓》中有明确的记载：“是时候分期西会盟津者八百……逖矣，西土之人。”可见，周武王是一个很善于搞统一战线，特别是很倚重羌戎势力的大政治家。当然，他的母系血统里确凿地有着羌人的遗传。

至于商代成汤时，因国势强大，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昔日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但是，追根溯源，殷商与西羌仍有婚姻关系。《史记·殷本纪》上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有女戎部落居昆仑之北，当属羌人无疑。

上推到大禹，按《史記·夏本纪》的说法，他曾：“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积石山乃昆仑山东段，是羌戎世居之地。大禹治水，显然是得到了羌人的大力支持，这样，夏人与羌人便同时尊夏禹为祖先。现今的藏区人称汉人为“嘉”，据有关学者考证，嘉与夏乃一音之转，可见羌族与华夏事实上是同出一源的，或者至少说是相互融合了的。

《史记·五帝本纪》上认为，舜帝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亟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按照李文实教授的考证，“三危”即现在青海、藏北的广大地区，这说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羌戎与华夏的民族大融合就开始了。至于说到炎、黄二帝时代，与羌戎的联系则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的血肉与文化联系已是无法分割的了。古书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据考证即现今的大夏河；而姜水无疑指渭河或湟水，因为姜即羌，姜水即羌水，渭河上游与湟水均属古羌人之地。这样看来，炎、黄二帝都是不断融合了羌戎族后不断向东发展壮大起来的。也就是说，羌戎族在华夏族的早期演变过程中，占有很大的成分，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李文实教授在他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一书中认定：“周秦间所称的‘华是从商末周初入于中原的羌人，因他们入中原后改以农耕，便改称为戎，古时联称羌戎。”

许多古籍中对羌戎有“左衽、披发”的说法，今藏族牧民中仍有穿袍露一袖臂、头发随意披散的男女装束，这从民俗角度说明了羌藏同源当是无疑的。

从历史的演变角度看，汉族当是融合了夷、戎、蛮、狄等诸多民族以后的合成体。而世居于青海地区的藏族则相对单纯地保持了西羌的源流。后世因为不同文字的定型影响，似乎汉藏毫不相干。但循其久远的本源，是无论如何与共同的先祖羌戎族难以分割的。而羌戎文化即是汉藏两个民族共同的文化渊源，这在昆仑神话里看得非常清楚。

近年来出现的人类基因遗传学，也证明了汉、藏、羌的族源关系。据云南昆明的人类基因测定中心提供的资料，现今的汉、藏两族生命基因图谱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汉藏两族同属西王母的后代。扩而大之，中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的民族种属都与西王母有关。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西部的历史轨迹来判断，西王母被尊为华夏民族的伟大母亲，当是天同此心、地同此意、人同此情的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