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强 多杰本

2019年2月28日———6月30日，首都博物馆和青海省博物馆具体承办的“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在首都博物馆成功对外展出。展览从实物的角度集中反映和印证了青海历史上先民们因交流交往需求而形成的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贯通东西、连接南北，促成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从而证明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青海，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展览一经展出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四个月的展期，接待国内外各类观众近50万人次，讲解600余批次，观众留言2000余条，网络点击量3500万余次。在宣传大美青海、展示青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元文化、“一带一路”历史地位以及当下战略支点作用，取得巨大的成功，现展览已圆满落幕，回眸展览，同仁们策展艰辛与纠结不再赘述，但有许多点睛之笔，不吐不快，值得总结。

一、“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

青海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当今“一带一路”倡议打造的战略支点。为了讲好青海在“一带一路”中的故事，展示过去有地位、现在有成就、未来有前景，结合青海历史发展进程和多元地域文化特色，客观再现古代青海境内的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交通功能与历史风采，呈现青海独特生态景观与人文风貌，体现青海在“一带一路”中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由京青两地政府联合在首都博物馆推出《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展览共分源远流长、汉风羌道、吐谷浑国、吐蕃东进、海纳百川及“一带一路中的青海”视频，6个单元442件文物精品均是见证千年丝路历史的“活化石”，是青海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有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众多精品文物，印证了青海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干线。

这些众多的精品文物中既有精美的彩陶、早期铜器，也有特色鲜明的金银器、丝织品，还包括大量的宗教艺术品等，最大限度地向观众集中展示了悠久、厚重的青海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人类不同文明，在这片区域交流交融，呈现出多样的文化现象和文明成果。

二、宏觀视野下的展览名称确定

“山宗·水源·路之冲”的策展是基于宏观视野下，从青海地理和历史的大背景中抓住了青海“万山之宗、江河之源、丝路要冲”这三个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青海地理概况

就地理区块而言，青海省与西藏藏族自治区同属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之上，被誉为“世界第三极”。青海省所处的位置便是青藏高原的东北端，其北依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望，南抵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与西藏、四川相邻，西靠阿尔金山与新疆分野，东侧依黄河谷地越祁连山余脉与甘肃相通，中部则是广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

从地图上审视，青海四周环山，中间盆地的地形，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封闭性。不过，闭塞的地理形态不但没有阻碍青海与中原地区、西藏地区、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反而使青海成为西藏与中原，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历史上“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古道线路都贯通青海境内，使青海成为联通内地与边疆，联通东西方之间的重要孔道，在上讫史前，下至当代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展览名称充分考虑到了青海的地理地貌特点和古代青海重要的交通位置，“山宗·水源·路之冲”展览标题的确定，抓住了青海“万山之宗、江河之源、丝路要冲”这三个鲜明的地域、自然、历史特色。

（二）农牧兼蓄的二元结构文化

山水万重的青海，地貌南北三分，文化农牧兼蓄。在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下，青海省90%的区域为半农半牧区或纯牧区，而湟水谷地、共和盆地、循化盆地等区域为重要的农业区。从地缘关系上看，青海的农牧区二元结构使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草原游牧文化、高原游牧文化和东部平原农耕文化的影响。

（三）青海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

扼守冲要的青海，民族聚居融合，交通连接中外。秦汉时期，青铜时代的青海主人———羌人，卷入了中原王朝与匈奴的角逐，中原王朝的势力随之进入河湟。魏晋以降，中原板荡，逐鹿之燹延及青海，来自辽东的鲜卑族吐谷浑部终在群羌故地建国。地跨数千里、立国三百余年的吐谷浑，在隋、唐与吐蕃接踵发力下灭国，青海又成了唐蕃交锋之前沿。“安史之乱”后，吐蕃一度控制青海百余年。11世纪初，吐蕃之余绪建立了青唐政权，后亡于北宋。此后的金、西夏政权及元明清时期的大一统王朝，日益加强在青海地区的经营与统治。青海历经数千年的文化、政治、军事、交锋与融合。一方面反映了青海因山川形胜之利而扼守冲要，虽一地之烽烟，而每每与天下格局的变动互为因果。另一方面，此间多个民族在青海的迁徙、融合与汇聚不绝如缕，连接周边、通往域外的交通干道亦次第开辟，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展览内容策划力求大格局、新视角

展览内容策划上，将青海“锁钥之地”的战略意义放到历史和地理的大背景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多重角度进行审视，并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娓娓道出农耕与游牧、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地方政权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以期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

在中国史前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陶器、铜器、玉器、粟黍、小麦、驯养动物及海贝等遗存，反映出先民所创造的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欧亚草原文化、南亚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青海在这一时期就存在联通中国东部、西部、连绵至中亚、西亚，远抵东欧的通道。它是一条农耕传播之路、玉石之路、青铜之路。

在马家窑文化晚期，同德宗日文化及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多人连臂舞蹈纹及二人抬物等人物形象，均出现在马家窑类型分布的西部边缘地带，具有地方特色，但此类舞蹈纹类题材还广见于距今11000- 8000年的近东和东南欧地区，说明舞蹈纹类题材也有向东传播的可能。

青海出土的這件阔叶形倒钩铜矛，与欧亚草原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倒勾铜矛相比，器身较宽，矛锋圆钝而非尖锋，倒钩与系耳异侧，明显仿制于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倒勾铜矛，故被称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勾铜矛”，是东西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秦汉时期，汉匈之间和战进一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拓。张骞凿通西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郡设立后，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主道。在这一时期青海地区的羌中道也被张骞首次记录下来。羌中道是当时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件波斯银壶，口、腹、底部饰三组镀金装饰纹带，分别为波浪纹、卷草纹、雉堞纹。波浪纹和卷草纹均属典型的希腊装饰纹样，雉堞纹是伊朗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流行的纹样，他的造型源于城堡雉堞。这件具有希腊化帕提亚装饰风格的银壶，器物的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沿东西方的商贸路线向东传播而来。

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因地方武装割据，战事纷起，丝路阻断，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更加倚重“青海道”。因此时的青海道处于慕容鲜卑建立的吐谷浑政权控制下，因此也称之为“吐谷浑道”。波斯银币等文物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与物资交流。

吐谷浑占据了青海后，打通了南北东西各方的通道，丝绸之路青海道创通，成为中原与西方进行联系的枢纽，波斯银币的出土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河西诸君郡，用西域之金银钱，而官不禁”，说明了该历史阶段外国金银币在河西一带流通的合法性。波斯萨珊银币的出土，反映了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西宁在中西贸易往来的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也足以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盛况。

唐朝的时候，丝绸之路路网大大拓展，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五省区，连接尼泊尔、印度的“南亚廊道”进入历史记录。“南亚廊道”中国段———唐蕃古道中，一半以上路段在青海境内。青海出土文物，特别是都兰墓群出土的丝织品、金银器，例如：著名的紫地婆罗钵文字锦残片、各种对兽纹锦、罗马金币等无一不承载着唐代丝路的辉煌。

残片中部为一行连续桃形图案。图案带的边缘为青、黄彩条，排列黄色的小连珠。反面红地上，有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德国波斯文专家解读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藏汉文史书记载，吐蕃在公元660年至866年之间，向波斯等西亚诸国进行了扩张，并且使一些国家臣服吐蕃。写成于公元812年或813年的一则阿拉伯文史料中，当时喀布尔沙多次被称作Malik minmulk al- Tubbat，意为“吐蕃王中王”。此记载正好与该丝绸上的文字内容不谋而合。

这件文物出土自都兰县热水墓群，用整块酱黄色玛瑙制成，器壁厚重，透光性好，琢磨光滑，通体呈玻璃光泽，可见片状结晶和片裂开线。杯口呈椭圆形，中间内凹，两端翘起，圆底，有十二个横向的曲瓣。这件器物原料大，色彩瑰丽，加工精美，极有可能是从中亚地区传播而来的实物。

唐代之后，又历经宋元明清近千年的时间，青海丝路除了国际交往之外，国内段部分更因为茶马贸易的兴起，联系更为紧密。这种情况延续到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