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冰欣

《延安一月》让新闻封锁下的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垄断，轰动一时。

西京一览，临潼小驻，潼关巡礼;返华阴，渡渭河，至大荔、郃阳;再向韩城、黄龙山进发，黄河渡口，对着两岸吕梁山脉，畅想露宿一夜、烤吃野味痛饮汾酒的豪情;继续“行军”，老旧山西已展新颜，延安道上风尘扑面……啊，延安，牵动心弦的延安，75年前，一路揣测了半个多月的、笼罩着几分神秘色彩的城镇，终于映入了赵超构的眼帘。

那是他一生漫长的新闻征程里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这位平易、朴素的新闻人，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开拓者，是始终怀着“忧民之忧，喜民之喜”办报信念的总编辑——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没有他的坚持，就没有一座城市最接地气、最具温度的一层人文剖面。

《延安一月》，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

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青田山区的赵超构，少年时就爱跑书店，养成“乱读书，读杂书”的习惯。1931年，他考入上海吴淞由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被学校里的民主氛围深深影响。1934年，赵超构毕业，进入南京的《朝报》当了一名国际版编辑，“工作时间是夜里七点钟到次日凌晨三点”。国难使他有切肤之痛，百姓疾苦使他满腔怜惜，吏治腐败使他不吐不快。当时，老板王公弢天天“逼”赵超构交“言论”，如是这般，他倒是被“逼”得此后每日不写文章便“浑身难过”了。

赵超构的时评专栏，叫《今日论语》，他写农民、渔民、盐民，写城市工人、乞丐、小偷，他甚至关注囚犯的命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执著地反映底层的境况。

日寇嚣张，抗战打响，《朝报》停刊。1938年，赵超构流亡重庆，知人善任的《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慧眼识珠，聘用了他。从此，赵超构的命运，便和“新民”两个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那个时候，《新民报》是一份代表中下层人民呼声、扎根民间、不为权贵和党派利益代言的报纸，“倾向于为人民讲话，有许多调子跟共产党较接近”。而其采编团队里，就数赵超构观察最敏锐，笔触最尖利。他说，社会的进步，一靠法官、法律，一靠新闻、舆论;“若我们都不为普通老百姓鼓与呼了，谁来？！”

赵超构会见爱泼斯坦。

赵超构的时评专栏，叫《今日论语》，他写农民、渔民、盐民，写城市工人、乞丐、小偷，他甚至关注囚犯的命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执著地反映底层的境况。他还积极宣传抗战、揭露黑暗，文笔幽默老辣……三十来岁的赵超构，评论颇短而视野宽阔，文字扼要而一针见血，成了《新民报》最年轻的主笔。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向蒋介石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作为对显已不耐烦的罗斯福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安。随即，中外记者也组成一个新闻代表团到访延安——《新民报》派出的记者，正是赵超构。选他是偶然的，但也别有用心，延安一直为当局封锁，新闻界很少有人涉足这块红色根据地，在访问延安的43天里，国民党设置重重限制，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明令“只參观不报道”。谁都料不到，赵超构一个耳朵几乎失聪，又操着难懂的温州官话，却偏偏在全面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后，写出了被周恩来誉为“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

1944年7月30日至10月18日，《延安一月》在《新民报》上连载了81天，连载伊始，每天只有几百字，读者急不可耐，来信要求多登，于是，每天增加到两千字，轰动一时，可说“洛阳纸贵”。紧接着，单行本出版了，半年不到，三次重印;待抗战胜利，不仅上海重印，日本也出版了译本。

《延安一月》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赵超构尊重客观印象，不做剪裁与矫饰，写得具体、细致且富有真情实感。翻阅此书，读者发现，毛泽东是“浓黑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丁玲是“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当甜食上桌时，她拣了两样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种种描写，见微知著，充分展现老记者的眼力与思辨。

他就是想办一张老百姓喜欢看的报纸，有品位、有知识、有思想。这点，从其提出的“短、广、软”三字经中亦可见端倪。

在与毛泽东几次深谈之后，赵超构感慨：毛泽东先生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斯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赵超构意味深长地写道：“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主义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经穿起了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其实，赵超构并不知道毛泽东在1938年就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但是，他却留意到在理论的庙堂里，“本土派”已战胜了那些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留苏派”。赵超构已然看到，延安的生活有民主的一面，也有管理上可以进一步提升的一面，而熟知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们，不由会心，能联想到万事开头难，新中国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的，是不懈奋斗换来的。

张恨水曾为《延安一月》作序：“全篇的叙述或批评，都是很忠实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本杰作，依然觉其熠熠闪光。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这是一部典型的记者的作品，彰显了记者的良心和责任。赵超构一直追求、强调“站在一个国民的立场上，用国民的眼光观察社会，以国民的权利做自由表达”;作为“国民”的赵超构，认为众生既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也有知道的权利;延安有创造自己生活的权利，而重庆的老百姓也有了解延安的权利。

自上世纪30年代进入新闻界，赵超构10年里写下了3000多篇时评，他所服务的《新民报》，则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在全国拥有五个社，八张日、晚刊，号称“五社八版”。其中，赵超构与陈铭德夫人邓季惺女士主持了于1946年创刊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兼任总编辑。

写下《延安一月》的赵超构，日后被毛泽东七次召见，成了主席的朋友;笔耕不辍、兢兢业业的赵超构，更将《新民报·晚刊》带入了新时代。

老将出马，“吃饱夜饭看夜报！”

1947年5月，在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中，上海的《新民晚报》和《文汇报》《联合时报》同时被勒令停刊，罪名为“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第二年的7月，南京的《新民报》又被当局“永久停刊”。陈铭德、邓季惺被通缉，总主笔赵超构也上了黑名单，他们先后避走香港。

曙光不远，壮志待酬。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赵超构就回到申城了。没多久，他北上参加新政协，见证了开国大业。欣喜之余，他也不是没有忧虑的，因为直接照搬过去做新闻的办法，显然不可行——彼时，私营报纸常无奈抄“日报”的大新闻，“没有自己的东西”，很快，全国只剩下“新民”一家晚报了。

1952年，《新民晚报》的发行量惨跌到2700多份。1953年，《新民晚报》公私合营，与当时的《大报》《亦报》合并，尔后销量逐步上升到2万份。《大报》《亦报》过来了一批气味相投的老报人，这样一来，副刊“活”了——值得一提的是，《亦报》体育报道专版的做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新民晚报》卖座的重要因素之一。

赵超构一生“手不停椽”。

晚报举办“林放杂文座谈会”纪念赵超构。

“老将”，是晚报同仁对赵超构的称谓。当年随《亦报》而来的吴崇文，晚年面对媒体的采访镜头时，发疏齿落，却始终喃喃重复着：“老将”是个好人，“老将”是个好人。《新民晚报》原副总编欧阳文彬则回忆，每天上班，赵超构总是来得很早，到了以后，看全国各地的报纸，看后得到灵感，就开始写作杂文，中午前，他的稿子就完成了。

50年代《新民晚报》酝酿改版的时候，赵超构即提出了要做社会新闻。那会儿大伙更热衷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一般以为“小市民阶层感兴趣的社会新闻甚是无聊”，但赵超构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还是需要社会新闻。他觉得登社会新闻有一条原则，所谓“移风易俗”也，而这“移风易俗”，实指向构建健康的市民文化——赵超构关注的，依旧是民生。他在报社里成立了一个机动组，调动了几位能力较强、写作功底较好的记者直接归总编领导，主攻社会新闻，有什么点子便行动，可不通过采访部。赵超构告诉编辑部同仁，社会新闻抑恶扬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里，这朵新闻之花不能没有。

永远低调，谨慎“胆小”，安贫乐道，是赵超构身上非常可贵的品质，他一生所求，不过守住个人天地的自由，不过做好报人的本职工作。他就是想办一张老百姓喜欢看的报纸，有品位、有知识、有思想。这点，从其提出的“短、广、软”三字经中亦可见端倪：短些，短些，再短些——文字浓缩而又精確，报道典型人、典型事，短文章通俗易懂。广些，广些，再广些——扩大报道面，体裁多样，从言论批判到幽默漫画，从增产节约到家务事儿女情，从科学知识到衣食新闻，总之从各个侧面来反映人们生活。软些，软些，再软些——不要太“生硬”，灵活新颖，强调人情味和可读性，报纸贴近市民生活，使读者喜闻乐见。

年近耄耋，赵超构身上的烟火气更足了。他依然欢喜在下午“孵茶馆”;人很随便，若今天家里小菜不错，便自个儿拿了牛奶盒买酒去;天气炎热，后门一开，拿张小板凳到弄堂口去“乘风凉”。他与街坊间关系融洽，常常摇着一把扇子，听周围邻居乃至路人说话……而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长者，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在1982年的元旦“老将”再出马，续写了“新民”的历史——停刊了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了;这一年，赵超构73岁。

他亲自执笔，写了《复刊的话》，说《新民晚报》要“做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千言只作卑之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而复刊前的两个月，在九江路临时社址的四楼编辑部中央，那个用夹板隔出来的、没有窗户的过道厅里，全体编辑记者，每人搬来椅子，听赵超构作了《我们怎样办晚报——兼谈新民晚报是怎样一张报纸》的报告。他逐条阐释了十六字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其后他又寄语编辑部，要学会大知识分子给小老百姓写文章，议家常话，诉人间情。

复刊后短短两三年里，《新民晚报》的发行量竟飙升至184万份，一度成为仅次于《人民日报》的中国第二大报。让晚报人自豪的是，千万老百姓舍得自掏腰包，宁可从每天的小菜钱里省下点铜钿，排队买一份《新民晚报》来读读。赵超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广大读者真切觉得，每天晚上翻翻《新民晚报》，是轻松、愉快的精神食粮。《新民晚报》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了抹不去的温暖印记。

80年代起《新民晚报》的兴旺发达，也带动了中国晚报业的发展。思想解放，创作环境良好，赵超构欣然提笔，恢复了署名“林放”的《未晚谈》。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其杂文之功炉火纯青，攀至高峰顶点。分析社会现象、民生问题，他更多从国家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素养出发，丝丝入扣、深入浅出，好评如潮，雅俗共赏。

八十又三高龄的赵超构，“手不停椽至去时”，最终在新闻岗位上倒下了。他是报人的楷模，是所有后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榜样。

“新民夜报，夜饭吃饱，看好夜报，早点困觉。”

晚报不“晚”，超构不老，春燕衔泥，民居筑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