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胤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王阳明心学的基本内容——“知行合一”“致良知”及其特点，揭示王阳明心学的发展轨迹，陆王心学的传承脉络以及与程朱理学的异同，即注重个人心性的修养与反省，达到“万物一体”的崇高境界，充分体现出他“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的合理性，反对程颢等宋儒的“知先行后”割裂知行关系的学说。其哲学观点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改变了程朱理学统治学术的局面。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王阳明开辟了继程朱理学之后的又一条理学之路，与陆九渊的理学思想一脉相承，形成陆王心学，并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是中国哲学领域又一座文化丰碑。不仅如此，王阳明心学在教育理论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为当时的教育提出了良好的指导思想。文章探讨王阳明心学的教育理论思想——道德教育理念，主张教育要从蒙童开始，反对体罚、棍棒式教育，注重师生平等、课堂民主、有教无类、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对学生赏识激励，使其中心喜悦、热爱学习，达到“自然日长日化”的教育目的。

关键词：心学;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知行合一;致良知

王阳明（1472—1528），字伯安，名“守仁”（1），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身世显赫的大官僚家庭，后随父王华举家移居浙江绍兴，他是东晋宰相王导的后裔。历任兵部主事、都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终封新建伯，谥“文成”。明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因晚年结庐于绍兴宛委山阳明洞天，著书立说、讲学论道，自号“阳明子”，故后世尊他为“阳明先生”。他是中国第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家。他独特的道德论教育思想基于鲜明的人文心学。成为继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创立心学之后的继往开来者，是推动明代心学繁荣发展、独树一帜的杰出代表。

王陽明出身儒家官宦大家，从小秉承儒学经国治邦理念。21岁时中举人，尔后两次会试失败，经历了科举失败的痛苦，但仍未放弃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理想。快到而立之年（28岁时）才中了进士，终于如愿以偿，步入仕途。王阳明从年少时就恪守读书志在圣贤的抱负，比起其父王华读书志在登第来说，境界可谓高远，志趣可谓崇高。

一、青年时代步入仕途，于政坛春风得意

早年曾任职兵部主事、刑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滥施淫威、逮捕南京的科道官员戴铣，因此上书明武宗朱厚照，请求赦免戴铣等正直官员，故此引起刘瑾不满。《明史》记有此事：“正德元年（1506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阳明复官，出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本年八月，刘瑾遭诛，王阳明随即被召入京城，官吏部验封清吏司，从此步入了官场正轨。虽然不是平步青云，但也是循序渐进、春风得意，官职越来越大，威望日趋渐高。

正德十一年（1516年），45岁的王阳明正值人生的鼎盛时期，政治经验丰富，人生的历练坚韧，军事才能凸显。在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下，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漳等地，全权辖制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这一时期他多次指挥军队镇压赣南、闽西、横家、桶冈的农民起义和广西思恩、田州、瑶族少数民族反明武装，充当了统治者屠杀农民起义军和少数民族反明武装的工具，深得统治者的赏识。进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值得一提的是，在平定陕西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反叛的军事斗争（2）中，其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示，可谓战功卓著，威震朝野。之后，他从自己的军旅生涯中得出“破山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结论，这正反映出王阳明在军事上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文韬武略。从王阳明早期的仕途来看，主要是从军带兵。既有对农民的杀伐镇压，也有对明宗室藩王的用兵，在军事斗争中恰到好处、有礼有节地完成了统治者的临危受命。军事上的辉煌成就，既造就了王阳明的政治声誉，也为他哲理思想的广泛传播搭建了广阔而坚实的政治平台。

大功告成之后，他回到绍兴开始讲学，慕名而来的弟子纷纷拜倒在他的麾下，倾听其謦欬。设若没有早期的战功，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那么他的哲理学说是不会广泛传播的。这些慕名而来的学子，一方面是为了学习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慕其显赫的政治名望，拜倒在他麾下，希望有朝一日戤牌头，名利双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王阳明“致良知”论得到了广泛传播，的确与他个人显赫的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王阳明虽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事家、政治家，但不乏儒雅之气，大有儒将风采。

二、心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王阳明哲理思想——心学的基础源于儒学，其次是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是儒、释、道思想的结合。追本溯源，南宋陆象山把儒家孔孟学说的“仁”、“礼”思想继承下来，承认“理”的存在。“理”即天理，既包括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等，这两方面构成了心学的基本内容。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清规戒律来约束社会，形成道德理念，规范人们的意识言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体现了心学的本质特点。

西汉经世致用的政治主题，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方向，自汉武帝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历代王朝倡导的主流学说，越来越多的儒家经典被奉为圭臬。由“四书五经”扩大到“十三经”，队伍越来越庞大。研究儒家经典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地从全方位得到延伸和扩大。从字词章句到义理考据，不断深化，不断开拓视野，注重经典义理与个人品质的紧密联系，探究经典义理给予人品德、修行的影响，重视论经与修行的辩证关系。宋明理学就是学术史上的两颗明珠。其中的一颗明珠就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源于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创立的程朱理学;另一颗明珠就是明代王阳明源于南宋陆九渊而创立的陆王心学。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统观宋明理学的两大派系，既有同，又有异。相同点在于二者都体现了儒学思想，都属于“理学”的范畴。从内容上来讲，二者均继承了孔孟的“仁”“礼”思想，都认可“理”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都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清规戒律来约束社会，规范人们的言行，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二者殊途同归，却扼杀了人们的理想追求（“存天理，灭人欲”），精神上套上了桎梏，灵魂上绾上了枷锁，为专制统治摇旗呐喊。当然也为塑造中华民族刚性而严格的道德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同点：在对“理”的认识上，程朱理学主张“理”是外在的，是独立于人存在的;陆王心学则认为“理”是内在的“心”，前者属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后者属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前者强调达到“理”的最高境界的途径是“格物致知”，而后者则是克服私欲，内心反省，反对探赜索隐、格物致知。

王阳明在哲学上继承和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陆九渊把儒家孔孟学说与佛教禅宗思想、道家思想糅合起来，承袭并发挥了程颢、程颐的“天即理也”的观点，继而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亦即世界的本原。王阳明主张心是世界的本原，“人者，天也，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书》）。这段话可以概括为他对宇宙的认识，对自我人性的修养，对是非标准的评判，对真善美、假恶丑的权衡皆由自己内心儒、释、道杂糅的心学标准来衡量，最终得到独立判断和裁决，除此别无他法。在《答季明德书》一文中，他认为，“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包罗万象，整个宇宙万物都在自己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主张。在《與王纯甫书二》中公然地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说成是“心”派生出来的。一旦离开了心，天地万物就不复存在，在认识论上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其实二者都是先验论的产物，颠倒了“良知”与“心”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心”的本质是“良知”，良知是先天固有的认识，万事万物都包含在良知之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对良知的自我认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显而易见，他是把知与行等同起来，当做同一件事来看待，这就从根本上完全抹杀了行的客观意义（实践意义），是先验论的翻版。

在伦理思想方面，王阳明照搬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把封建道德说成人心固有的“良知”，要求用去掉欲望的手段，只求内心道德的修养，以达到“存天理”的目的。“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此心存守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传习录上》）只要去尽人欲，剩下的就是纯天然的“天理”了，天理就是圣人。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致良知”，如果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王阳明的哲理确有合理之处。从孟子的学说中可以看出，人们拥有的良知良能是先天固有的，不经后天学习就有的特质。如果从荀子提出的性恶论的角度来说，良知良能是经后天学习与改造才能具备的。至于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更需要后天的努力改造才能实现。无论良知良能、恻隐、善恶、辞让、是非等都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如何把它变成核心价值观才具有意义，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遭受了仕途上的第一次重大打击。龙场驿丞时期，是王阳明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的转捩点。在此之前，他仕途春风得意，主要致力于军事生涯。之后，他开始转入“知行合一”这个心学重要哲学命题的探究。“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他在《年谱》中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荒山绝域，言语不通，身处蛮荒之地，远去了繁华，离却了政治。王阳明在这种绝境中宠辱偕忘，克服、消解自己内心的苦闷与不平，寻求内心的平静。在贵阳，论道于文明书院，传播知行合一论。

王阳明从正德三年（1508年）春初到龙场，到正德五年（1510年）春升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知县，前后经历了大约两年的贬谪生活，完成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朝廷不仅没有及时表彰这位尽职尽忠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子孙承袭。嘉靖皇帝曾在给吏部的批复中措辞严厉，态度强硬地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这样，就把王阳明的心学定性为歪理邪说，可谓是他人生的又一次打击，只可惜在此之前他早已撒手人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也就是王阳明逝去的五十多年之后，王阳明从祀孔庙，他的心学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至此，一代圣哲的冤屈得以昭雪，其光辉思想在人间发扬光大。他留给弟子的至理名言，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他一生“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学的精华，也是后世儒生立身处世的法宝。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名垂竹帛，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是五百年来中国人文思想神奇智慧的代表。其心学理论参悟人生，探究世事，微言大义，可谓切中肯綮，言近旨远，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三、“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论

王阳明教育理论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论，强调教育重在学生的品德、人性的修养，塑造完美的人格。德为先，知为后。

1.教学应注重儿童的年龄特点，依学生的性情，与之鼓舞兴趣，切不可拔苗助长、急于求成，要做到循序渐进。不同年龄阶段的受教育者，他们的心理活动、接受能力、思维方式、认知特点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教师应从上述方面着手，认真分析、仔细观察，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2.教师应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王阳明在教育理论方面认为，学习必须首先做到独立思考，注重质疑、提出问题，凸显个性;反对崇拜权威，照本宣科，不加思考，盲目从众，死读书本。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王阳明说：“君子之学，求以得之于其心。”心里明白才是真正地明白，心有所悟才是真正的领会。教师应引导学生“各得其心”。“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注重学生应自求自得，要有独到的见解，不轻易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心悟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3.教育者在教学中要努力做到课堂民主、师生平等，“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师生之间的关系应是融洽的、平等的，反对教师一言堂，允许学生当面提出质疑，各抒己见，反对繁文缛节，教师态度和蔼可亲。王阳明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这种对待学生的方式，主张“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语录》）的教育目的。另一方面，他辩证地看待尊师重道，只有尊师才能重道。教师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传，使学生如沐春风，潜移默化，受益匪浅。只有这样，教师的道德之光才能在学生的心中闪耀。

4.王阳明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诱之诗歌”（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育儿童），正所谓“春诵夏弦”，消除学生在学习中的单调乏味，活跃课堂气氛。又如“导之习礼”（课堂教育要让儿童学会礼仪），培养学生懂礼、习礼的习惯，及早规范学生的言行，寓礼仪于学习之中。教师要真正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使学生成为懂礼明礼的人。又如“讽之读书”（主张通过读书开发儿童的智力，增长见识，达到“存心宣志”的目的），让儿童形成一定的道德准则和理想。

四、王阳明心学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心学是儒、释、道思想的集合，其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典范。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丰裕，只求体肤之享，更要追求精神财富的充实，以求思想的健全。物欲横流，充其量只是物质财富的满足而已，但失却了精神财富。当一个人变成行尸走肉、酒囊饭袋的时候，他的灵魂早已烟消云散了。古人尚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箪食陋巷仍不改其乐，身居陋室仍堪其忧，安贫乐道，安步当车，以蔬当肉，不渝操守。我们当下的青年应以古为鉴，以史为鉴，学习并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发扬“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的精神，健全自己的人格，端正自己的心态，振奋自己的精神，奋发有为，与时俱进，激浊扬清。

注释：

“守仁”取自《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语。意为：靠智慧得到了它，不能依靠仁德去保持。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

安化王叛乱，又称朱寘鐇叛乱，是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朱寘鐇在安化（今甘肃庆阳县）发动的叛乱。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历称宸濠之乱。

参考文献：

[1]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M].中华书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