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余亮

那时候的书房

写下“那时候”——我心里一震，像一根被扯断的晾衣绳。

那时候的书房，是安了简易木门的书房，四平方米的小棚屋。

那时候，还有蟋蟀。三只蟋蟀。

我根本不知道那三只蟋蟀是什么时候搬进书房的。

那时候，我的小书房在乡下，书房外便是学校的泥土操场，过了一个暑假，操场上就长满了草。到了开学，学生最初几天的课程便是劳动课：拔草。

草被拔出了一堆又一堆，有的草扎得很牢，学生用带来的小铲锹要围剿很长时间才能围剿完。各班把草统一抱到校园的一角晒，晒干了正好送食堂当柴烧。

晒草的某一天中午，我捧着新发的教科书回到书房里去，突然被一阵浓烈的草香味所打中，简直令我不能自持。

——草怎么可以这样香啊！

草香一直弥漫到晚上，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听到了几只蟋蟀的叫声，它们是在提醒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坐到书房里来。我不会跟它们说明那寂寞中的烦躁，默默估计，这几个小家伙肯定是在学校组织拔草时搬家搬到我这里来的。

那时候，我的小书房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纸：以前的备课笔记、学生的试卷、练习簿、班级日记、花名册、报纸，还有我这么多年像燕子衔泥一样从外面邮购来的书（我买不到我要的书）。我不知道这几个小家伙躲在什么角落。每天我读完书，会用水壶给书房墙角的晚饭花浇水（这是春天时老教师给长得太密的小晚花间出来的苗），子夜的晚饭花的开放已到了高潮，这与校园的晚饭花有了呼应。

那时候的书房，晚饭花那么香，连蟋蟀们都开始打喷嚏了，它们一只又一只地叫了，开始我还不知道有几只，我的耳朵里全是它们的歌声，像是重唱，又像是回声。后来我听清了是三只，三只蟋蟀在伴奏——这是秋天对我的奖赏！而我，则是这无词曲的主角。我想起我的童音颤颤的学生们，还有头发越来越白的老教师们……

在那个秋天，我在蟋蟀声的陪伴中读完了《我爱穆源》《三诗人书简》《钟的秘密心脏》《雪地上的音乐》等一些可爱的书。我的三个小家伙，也是我的三个知己，还陪着我读完了一本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是上一个冬天朋友买给我的）。再后来，秋天越来越深，天也越来越冷了，外面操场的蟋蟀已经不歌唱了，晚饭花也越开越小了，它的球形果实像串珠一样在秋风中滑溜溜地滑到草丛中。而我的三只蟋蟀还在歌唱。在此前的一段时候，我向朋友诉说了我在乡下的深深的苦闷。朋友回信说：“里尔克有句诗叫，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我多想把这句话送给这三只蟋蟀，送给我身边的这些书本……

后来，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假如我死后，我的书会不会散落各方——我那么年轻，居然那么伤感。我在乡下见过许多离开主人后面目全非又不被珍惜的书，这是多么没有办法的事。我想这个问题时弄得我泪流满面，我裹紧了那已掉了带五星纽扣的黄大衣，那个晚上可真静啊，静得我内心一阵喧嚣又一阵喧嚣。我的三个蟋蟀朋友也感应似的哑了口……而外面的冷气一阵又一阵袭来……我向外一探，外面下雪了，这是那年的第一场雪呢，雪花很小，像我的小小的忧伤。

可现在，连忧伤也没有了——能说些什么呢？说命运，还是说昔日重来？还不如不说话，把晾衣绳上的衣服重新洗一遍吧。

那时候的书房，有喜悦，有奇迹，也有清水鼻涕。

那时候的书房，我的书比我还能耐寒。

一起“划桨”的书

我和我的书一起“划桨”的“码头”应该是1983年的素面朝天的扬州。在那样一个素面朝天的扬州，却有两个藏着宝贝的读书好港湾。

一个好地方是四望亭里的阅览室。就在这个四望亭里，我“谋划”到了一本好书之“桨”，后来却丢失了这把“好桨”。

当时汶河路上的榆树很高大，西侧的四望亭还没有空，里面是一个阅览室，那里的书很多。只要学生证加两块钱押金就可以在四望亭里办一份阅览证，我就在那个四望亭看到了大学里不可能见到的《人啊，人》。这是戴厚英写的。因为这本书是被“上头”点过名的，当时属于“禁书”。我当时借的时候就有一个决定，不还了。过了三天，我去四望亭，假装很可怜地向四望亭阅览室的老师傅做口头检讨，说书丢了。老人按照规定没收了我的两块钱押金。虽然少了两块钱，但我暗中兴奋（这书本定价一块三），但谁能想到，我去宿舍一炫耀，不出两天，《人啊，人》真的就丢了。谁都说没有看见。这本我用小计谋得来的书就这样离开了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主人公，女主人公叫孙悦，男主人公叫何荆夫。因为太喜欢了，我三姐的孩子生下来，让我取名字，就用了男主人公的名字。很多年后，汶河路上的榆树没有了，四望亭路也被开发出来了。我早就拥有了新版的《人啊，人》。而那本有阅览室书线穿过的《人啊，人》和四望亭里戴着老蓝布袖筒的老师傅就这样消失在了记忆深处，我永远欠着他们一个道歉。

另一个好地方就是扬州国庆路上的新华书店。我们的大学是中学式的教育，我的专业又不是中文专业，对于读书，我还没有学会辨别，只知道熱爱，当时很盲目，省下零花钱，疯狂地买书，只要是诗与散文的新书我都要想方设法地买下来。我买了一大堆品质不良或者没有营养的书。但有一次──我就买到中了一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俄苏名家散文选》。这本书封面很朴素，上面仅有两株白桦封底上仅仅署“0.31元”。这本仅有79页的散文集一共收到八位作家十八篇散文──当时我们读多了类似杨朔的散文，类似刘白羽的散文──我一下子有点目眩。有屠格涅夫，有蒲宁，有普里什文，有契诃夫，有帕乌斯托夫斯基，有托尔斯泰，有柯罗连柯，还有《海燕》之外的高尔基。我过去的关于“起承转合”的散文写作方式一下子被冲垮了……

我至今还记得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给予我的冲击，我似乎醉了氧。“去年，为了在伐木地点做一个标记，我们砍断了一棵小白桦树;几乎只有一根狭狭的树皮条还把树身和树根连在一起。今年我找到了这个地方，令人不胜惊讶的是：这棵砍断的小白桦还是碧绿碧绿的，显然是因为树皮条在向挂着的枝桠提供养分。”简单，直接，清爽，准确……读这本书的那几天，我晕乎乎的。我还不甘心，又找了一个本子把这本79页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柯罗连柯的《灯光》，屠格涅夫的《鸽子》，契诃夫的《河上》，蒲宁的《“希望号”》，高尔基的《早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黄色的光》。等等。我一直把这本书当成我撞开文学之门的钥匙，我的系列散文《乡村教师手记》得到许多朋友的称赞，其实，如果看过这本书，应该可以找到我的文学中的汩汩溪水来自哪里。

这本后来就成了我的案头书，经历了多次搬书，它也没有从我的身边走散。从扬州到黄邳，又从黄邳到沙沟，在沙沟又经历了几次，再到长江边的小城靖江，但这本书依旧还在，像一条从童年起就陪伴我的老狗。这本书的忠诚啊，我想想就要翻翻他，他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31年，有多少灯光之夜我们面面相对，默默无言。多少艰难的日子里，我和这本书在使劲地划桨……不过，在前面毕竟有着──灯光！……是的，前面仍然有着灯光，有着一片蔚蓝的天空。

惊蛰时节的虫子同学

惊蛰至，雷声起。

这雷声约等于小学校的上课钟声，可能怕懒虫们睡懒觉睡得太久，忘记上学了，我们的雷公校长就果断敲响了闲置已久的漆红大鼓。

鼓声隆隆，称为之“惊”。懒虫们听到了，惊醒了，所以叫惊蛰，又名：春雷一声动，遍地起爬虫。

但是，惊蛰时节，最先醒过来的虫子是哪个？

有人说“蛰”字下面的“虫”是“长虫”。即蛇同学。也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不是蜈蚣同学呢？蚯蚓同学？青蛙同学？或者，蚂蚁同学？要知道，这些睡懒觉的同学都在等待雷公校长的鼓声哦。

比如蛇同学，越冬常常因陋就简，随便将就。我曾在老屋的墙缝里摸到一排蛇蛋。如子弹样的椭圆形的白壳蛇蛋，并排粘在一起。我记得是四枚，我在众伙伴的怂恿下打开了蛇蛋，有蛋清也有蛋黄，蛋黄里已有小蚯蚓一样的幼蛇。这是冬眠前的蛇生下来的。

除了人为的破坏，大自然的考验也很残酷，我看过一份资料，到了惊蛰时节，听到雷公校长鼓声，也就是能继续上学的，最多七成。如果冬天太寒冷，那只有五成活到了第二年春天。

相比蛇同学的粗心，蜈蚣同学准备更充分，蜈蚣们会钻洞，钻得很深很深，钻到寒冷无法侵入的深度，有时候，能钻到1米深的地方。不吃，不喝，不动。如此沉睡的时候，蜈蚣最怕的是公鸡。公鸡是蜈蚣的天敌，它们的利爪总是在旷野里扒拉。如果蜈蚣冬眠的地点太浅，正好是公鸡的食物。蜈蚣为五毒之一，为什么公鸡不惧怕蜈蚣？父亲说，蜈蚣和公鸡是死仇。

为什么？

父亲说不出原因，就像他说不清他如此地辛苦劳作，却依旧喂不饱他饥饿的子女们。

蚯蚓同学与蜈蚣同学类似，它们的冬眠常常会遭遇钓鱼人的暴力拆迁。很多钓鱼人，在那么寒冷的冬天，将浮到水面上晒太阳的鱼钓上来，总觉得有乘人之危的味道。

我和朋友讨论过这事，还没说到蚯蚓们的委屈，朋友就说这世上从来都是田鸡（青蛙）要命蛇要饱。

朋友这话用学术语言翻译就是“丛林法则”，可凭什么，不让冬眠的蚯蚓们等到雷公校长的鼓声？！

作为歌唱家和捕虫专家两栖界的青蛙和癞蛤蟆，它们冬眠时会异常安静。在我家石头台阶下，我发现过扁成一张纸的癞蛤蟆，真成了张薄薄的癞蛤蟆纸！它们把喉咙里的歌声也压扁了吗？它们的骨头呢？它们的内脏呢？后来学到“蛰伏”这个词，我一下想到了这张扁成纸的癞蛤蟆：最低的生活标准，最艰难的坚持，还有沉默中的苦熬！

有精品房的蚂蚁们越冬准备超过了人类。在入冬之前，它们先运草种，再搬运蚜虫灰蝶幼虫等这些客人，请这些客人到蚁巢内过冬。但它们的友情不是无私的，而是实用的，蚂蚁们将这些客人的排泄物作为越冬的食物。等到贮藏的食物吃得差不多了，雷公校长的鼓声就该响了。

但如此精心如此努力的蚂蚁们，如果遇到我们手中的樟脑丸，如果碰上了我们淘气的一泡尿，它们会立即被淘汰，没有惊呼，也没有叹息，连一声悼念都没有。

生存不易，梦想更不易，都得好好惜生。春雷响了，正好九九，九九那个艳阳天啊，那久违的温暖总会使所有越过冬天的众生感慨不已。

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上课的铃声要响了，众生们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奔跑着去学校。春耕季节来了，父亲说：没有闲时了。

是啊，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没有闲时忧伤了，也没有闲时快乐了，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恍惚之间，这世间最忙碌的虫子，是在这块土地上过日子的人。

最漫长的一天

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天就是割稻了。

为了准备这一个漫长的日子。父亲俯身在磨刀砖上磨了很长时间的镰刀。

磨刀砖是块砌城墙的砖——是父亲去县城护城河里罱泥罱到的。父亲一边磨着，一边往镰刀的刃口洒了几滴水。不一会，磨出的泥浆慢慢爬到了置放磨刀砖的凳子上。

磨刀的父亲非常专注，有只苍蝇盯在他的后脖子上，他也没空理睬，每磨一会儿，他就用大拇指试着镰刀的刃口。父亲的手上也粘了泥浆。

砌城墙的砖头质量太好了，磨了好多年了，城墙砖仅仅磨出了一道好看的凹面。

一把，兩把，三把，父亲会一口气磨好三把镰刀。这三把镰刀并不代表明天有三个人割刀，其中有一把是父亲的备用镰刀。

磨好了镰刀，父亲嘱咐全家早点睡。父亲的口头禅是：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多睡点，就有力气干活了。

在最漫长的一天到来之前天晚上，我又看了搁在院子里的镰刀，镰刀很亮，更亮的是头顶上的月亮。秋天越深，月亮越白，天庭上的月亮比大队部的汽油灯还亮。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醒来的时候，月亮还在西天上，还是很亮。我怀疑父亲都没有睡觉。我再看母亲，母亲煮了两大锅饭，一锅饭早上吃，一锅饭带到田里，充当午饭和晚饭。

早上吃饭是很少见的，我吃得太快，竟然噎住了。父亲有经验，用筷子猛然抽打我的头。我丢下碗筷，双手护头，竟好了。

吃了早饭就上船去田里割稻，离开村庄的时候，整个村庄还没醒来，有雄鸡在长啼，但我们已快到我们家稻田了。

月亮是在我们上了岸不见的。天暗了下来，但东边已有了鱼肚白。田埂上全是露水，冰凉冰凉的，打了几个冷颤，上牙磕打着下巴，由于肚子里饱饭，一点也不冷。

父亲的镰刀到处，呆在稻田里的蚂蚱们到处乱跳，有的撞到了父亲的脸上，有的还逃到了我的嘴巴里。父亲顾不上它们，我也顾不上它们。父亲母亲割稻，我要负责捡他们割漏下的稻呢。

东边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我们家的稻田已割掉了一小部分。隔不远处，也有人家来割稻了。

整天田野里，弥漫着好闻的青草味——这是稻根被割后的味道，是天下最好闻的味道。

捆稻的要子是父亲割的稗子棵，一分为二，两头打个结。那些稗子长得很高，也很有韧劲。父亲用镰刀搂起一群稻子，像哄孩子那样，把它们聚拢在一起，然后用稗子要将稻子们快速扎起。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起父亲捆稻的样子，还有父亲挑稻捆上船的样子，先用木杈的金属杈木杈叉住两捆稻，接着就用柄一头插到前面的一捆稻的腰中，一次三捆，虎虎生风地向我们家船上走去。

稻捆一捆又一捆地上了船，船的吃水线一再下埋。

在我們家木船的吃水线快要到极限时，最漫长的一天快过去了，月亮又升起来了。因为稻捆堆得很高，母亲在船头导航，父亲使用一根长长的竹篙。

咚。哗啦。咚。哗啦。

“咚”是竹篙下水的声音。“哗啦”是竹篙出水的声音。

河水已很凉了，月光也很凉，我的光脚丫更凉，我决定把自己的脚伸到稻捆中间。

——那稻捆里，竟然很暖和很暖和。

秋风吹过去也就吹过去了

想象中的丰收，一天天变成了现实。

比如那一朵朵摘下来的、又晾到了我打的芦箔上的棉花们，新鲜的白，灿烂的白，耀眼睛的白。晒了一上午，母亲会俯身将它们全翻个身。那棉花一定很柔软，很舒服，我刚想上去……被母亲严厉地呵斥道：看看你的鬼爪子，把我的棉花弄脏的。

我把手往身上擦了擦，展开来，看了看，又赶紧藏起了我的手，生怕棉花们看到我的难看的指甲，看到被我咬成了锯齿形的指甲，看到指甲缝里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好在田野里可做的事情太多了：芝麻要割，黄豆要拔，花生也要拔了。父亲教给我的农活技巧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割芝麻的时候得小心翼翼，拔黄豆的时候可以大大咧咧。到了拔花生的时候又必须用巧劲。

母亲不信任我，父亲同样也不信任我，黄豆我是拔不动的（父亲说：还不如让黄豆来拔你）。割芝麻是不会让我割的，弄不好芝麻会“炸”得一粒不剩。我是可以拔花生的。父亲同样拒绝了我，他生怕藏在地下的花生们就会变得七零八落的，那样花生的产量会少许多。其实，我们家的花生地和其他人家的花生地是不一样的，父亲用积攒了一个冬天的草木灰，让本来是粘土质的花生地变成了沙地，拔花生是非常容易的事，而且，拔花生是多么让人欣喜的事，轻轻抓住花生叶子们，慢慢摇晃，再往上一扯，很多藏在土里的花生娃娃就叮叮当当地拔出来了。

父亲只让我做一件事，那就是给邻居分享“水花生”。这里所说的“水花生”不是植物，而是收获的时候没有完全成熟的那些花生们。母亲将它们淘洗干净，放在大铁锅中，煮得喷香喷香的——在灶后烧火的我，一边往灶膛里塞稻草，一边咽着口水。自家的新鲜的水花生，可以敞开肚皮吃的。

水花生很快就熟了。但父亲让母亲用一只碗盛着煮好的水花生送邻居，而送水花生的任务是在我的身上。很不情愿的我必须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中，将本来属于我的水花生送给了一家又一家邻居。铁锅里的水花生快速地少了下去，直到锅底的时候，母亲才停止让我分送水花生的行为。

快要淌麻油了！母亲笑着说，又不是没有，锅里不是还有吗？

锅里是还有，可全是小的，瘪的，吃不上嘴的。我跑出了家门，再次走到田野上，田野上有许多向日葵秆，那些向日葵秆上的葵匾被一一砍掉了，光秃秃的，很是怪异，但它们依旧笔直地站着，它们的叶子在秋风中翻卷着，似乎不知道那葵匾已被割去了。

那天我还是主动回到了家。桌上除了水花生，还多了一碗刚刚煮熟的菱角——这是邻居家刚刚送过来的。我不敢和父亲对视，刚才的委屈似乎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

1994年的秋天，中风多年的父亲去世了。正是秋分后的第三天。所以，每到秋分时节，我都会想到白棉花，想到委屈的水花生，想到邻居家的菱角，想到那黄昏里那被砍去了葵匾的一棵棵葵秆，它们依旧站得很直……我的悲伤就成了一阵阵秋风，吹过去，也就吹过去了。

在人间

“清明”是我最不忍心写的节气。不忍心，是因为愧疚。只要想到长眠在油菜花海中央的父亲和母亲，我就是那棵摇曳不停的不孝之树。油菜花波涛再汹涌，他们也听不到我无力的辩解了。

默念之中，油菜花在肆意地开放。不远处的新公路上，全是来来往往的车，那是去油菜花景区看风景的人们。有几次我陪客人去看过，爬上那高高的瞭望塔，我没敢向南看，5公里外，就是父母长眠的地方。

1994年秋天，父亲去世的时候，是葬在祖父母身边的。我没见过祖父母，只是听村上说过祖父的名言：天下只有用半升子借米的，没有用半升子借字的。

“半升子”是一种量具，一般用竹筒制作，装满了米，正好一市斤。我不知道读过《大学》《孟子》《中庸》的祖父为什么这样讨厌读书。也正因为这样，父亲这一辈就没有读书。吃了不读书之苦的父亲就坚决要求我们弟兄三个读书，他的命令是，只要不留级，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们上学，但如果留级，就回家种田。

祖父的字我是见过的，那是我家的“斗”上，有一个行书的名字。那时刚刚学会了“地主的斗，吃人的口”，于是我就到处宣传，我们家有个“地主的斗”。其实那“斗”上的名字就是祖父的名字。

后来村里建公墓，要求所有的散坟迁到公墓地。我们几个去为祖父母和父亲迁坟。祖父母的坟里竟然有一个船的牌照，还是上海的牌照。大哥说起这只船的历史，这是我们家的船，祖父去世的时候，没钱买木材，只好将船拆了。

因为迁坟，就立了碑。父亲的名字是黑的，那时母亲还在世，她的名字必须是红的。回到家，母亲向我问起迁坟的一些细节，问起了碑上的名字。我含糊地回答了一下，又问起了船。母亲说起这船，说起了等候渡江的八圩渡口，说起了“像粥锅一样的长江水”，说起了黄浦江上的轰炸机。

再后来，母亲去世了，我去八圩采访，那是个初夏的黄昏，我坐在八圩渡口，想象父母是怎样用小木桨一桨一桨地从里下河划到八圩，又是怎么渡过了汹涌的长江，但怎么也想不出来，如一苇渡江，但肯定没一苇的轻盈超脱，而那个沉重的贫穷的家，又是如何在上海和兴化之间走过去的呢？记得姑母劝过母亲念佛，母亲不肯，说，为什么菩萨给了她这样的苦命？

母亲出生后十五个月，外公去世。外婆改嫁。母亲在二外公三外公家长大，再后来，外婆又将母亲许给了她后来改嫁的庞家侄儿，也就是我父亲。母亲和父亲生了十个孩子，我是第十個孩子。谁都不能想象，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是母亲自己给自己接生。母亲跟我讲过接生的细节，但我从不忍写出。

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她已44岁。母亲大出血，送到县城抢救。大姐抱着病猫似的我，到处找食。我没吃过母亲一口乳汁，但我心中最想念的还是母亲。大学时代，我遇到了洛夫先生发表在《芙蓉》杂志上的600多行的长诗《血的再版》，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了，抄完之后，我学会了写诗。这里面的因果，还是因为苦命的母亲。十个孩子，后来活下来六个。母亲跟我讲过很多次那另外的、夭折的四个孩子。

苦藤一般无尽无止的纠缠

都从一根脐带开始

就那么

生生世世

环绕成一只千丝不绝的

蚕

我是其中的蛹

当破茧而出

带着满身血丝的我

便四处寻找你

让我告诉你

化为一只蛾有多苦

在灯火中焚身有多痛

这是洛夫先生的《血的再版》，每到清明，我总会把这首长诗再读一遍，疼痛，又疼痛。读完这首诗，再看地里的油菜、蚕豆和小麦们，它们似乎更茂盛了。于是，在这个茂盛的春天里，清明降临，我们又会记起，我们都是那血的再版。

每年清明扫墓之途，总是我们三个“再版的血”坐一条水泥小船。大哥坐在船头，我坐在中舱，二哥划着木桨。水声哗哗，水面被划出一道长长的伤疤。这水的伤疤一直通向父母的长眠之地。每到清明，这伤疤新鲜依旧，疼痛依旧。我们的苦根依旧。

暮色纯蓝

“我的沉默是我的国家的底色/但是，我要永记蔷薇花。”

这是诗人杨健的诗歌。在沉默的命运中，每个人都有“永记蔷薇花”的时刻。我想，生活在起伏的波浪中，我的“永记蔷薇花”的时刻是在与好书相遇的时刻，比如那本在半瘫的父亲身边读完的《天使，望故乡》，比如在停电之夜半截蜡烛下读完的《最明亮的与最黑暗的》，比如坐在空旷打谷场的一只石磙上读完的《大地上的事》。每一本和我相爱过的书，都像童年的星星一样，潮润，明朗。有了它们，我就能在那些破旧的日子里，做着蔷薇花的梦。

记得我在大学那简陋的图书馆里抄诗，为了抄写洛夫先生的长诗《血的再版》，我的新棉袄袖口上滴满了清水鼻涕。记得我在那个小镇上为了寻找能够夜读的煤油而去接近镇长的儿子。记得我在乡村学校的课堂上为孩子们朗诵诗歌，我为他们朗诵过许多诗歌，朗诵孙昕晨的《一粒米和我们并肩前进》的那个黄昏，我记得窗外的暮色开始是红色的，后来变成了紫色，再后来就变成了纯蓝，孩子们的眼睛里全是纯蓝的光芒……朗诵完毕，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么好的诗歌，就这么与我相遇。蔷薇花，蔷薇花，沐浴着诗人王家新的歌声，诗人海子的歌声……还有我的好兄弟们的歌声。因为钢笔总是漏水，所以我爱上了圆珠笔。为不用白天工作时的蓝色圆珠笔，就到处求购黑色的圆珠笔芯。当我抄到曼彻斯塔姆的“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我全身止不住地战栗。到现在，我还记得此首诗的翻译者为荀红军，这是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出道的诗人，如今已消失了。再也看不到翻译曼彻斯塔姆翻译得那么精妙的诗人了。

像荀红军一样消失在80年代的诗人，有多少啊——就像蔷薇花，不断地落，又不断地开。包括那么温暖的《诗歌报》，套红的鲁迅体的“诗歌报”，蒋维扬，乔延凤，都带着我们一起穿越过蔷薇花丛……再也没有那样的报纸了，每一字都值得珍惜的报纸啊。有次开会，我遇到了叶橹先生，问候了一声，竟然失语了——他的头发依旧那么白，我内心满是愧疚，对青春和诗歌的愧疚。

但蔷薇们总是平静如初，上面积满了生存者的无奈和灰尘。我最企盼的是要一本好书，到了晚上，能够逮住我的好书。在好书的面前，沉默和自卑轻轻在星光下张开，任由蔷薇上的针刺被夜色染得坚硬。

也许只有那时，蔷薇和篱笆都是清醒的。这个世界上，除了越来越稀罕的好文字，我已经没有多少开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