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摘 要：现代足球进入媒体时代后，其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足球出现了场域与媒体足球两种类型，场域足球的宣泄性与媒体足球的启蒙性形成了对比。偶像崇拜带有原始性原理，足球的偶像并无绝对的模式可以依赖，却制造出了世界性的偶像群体。在失去了绝对主流的宗教教义的统摄语境中，中国人的足球偶像膜拜热情居高不下。在失去了踢球乐趣的刺激后，中国球迷集体性地选择了媒介足球作为自己的精神落脚点，并就此将足球看成是一种心灵的栖息地，而非奔命的汗血猎场。足球及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变异现象在中国体现得更为典型。

关键词：媒介足球;球迷意志;身体欲望;现代启蒙;偶像主义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9）05-0001-08

Abstract：The Modern football has changed a lot since it entered the media era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odern football： field football and media footballThe catharsis of field football contrasts with the Enlightenment of media footballThe idol worship has the primitive principles and the football idols have no absolute model to rely on but they have created a worldwide group of idols In the dominant context of losing the absolute mainstream religious doctrine the Chinese football idol worshipers  remains high enthusiasm After losing the excitement of playing football， the Chinese fans collectively chose media football as their spiritual foothold and regarded football as a habitat for the soul，not a sweat-and-blood hunting ground Many variations of football and its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re more typical in China

Key words：Media football; Fans′will; Body desire; Modern enlightenment; Idolism

众所周知，中国足球观众的数量要远高于踢球者的数量，形成此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电视受众人数远多于踢球者的现状便是主因。活跃于当今媒体且动辄提笔著文对足球进行文字式指点江山者，大多来源于1982年以后电视镜像培育出来的足球观众。电视镜像可以高效地培育出大批量的球迷，却无法急速缔造出大批量的踢球人。足球的镜像已然为为数众多的足球观众带来了镜像美学意义上的海量信息，而人们的选择是乐此不疲地沉浸其中。足球让无以数计的人远离了纷扰的现实生活，躲进了纯净而充满生命绝对性的竞技世界，足球对观众的精神抚慰作用在此得到了高强度的释放。于是，一种景观在中国立即呈现，为数众多的评球人和为数稀少的踢球人形成强烈对比。对许多中国的足球观众来说，来自镜像世界的足球明星几乎就是影视明星的代名词。电视为足球的普及献出动力的同时，还为观众预设了一条通往想象中的伊甸园的道路。

1 媒介足球的背后是观众的集团欲望

电视机和网络视频节目组成了一种镜像世界，镜像本身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主体，且已然出现便捷化服务大众的趋势，两种媒体所营造出来的镜像已然大幅度地改变了人类的信息传输与接受方式，人类社会较为原始的传播方式就此得以终止。镜像时代到来后，足球无以避免地成为足球观众的主体性欣赏对象。镜像可以娱乐民众，还可以改变人的世界观，它时常以新技术代言者的身份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实行强力干预。

对绝大多数镜像足球的观众而言，其所看到的足球仅仅是电视画面，但是拟态化镜像的最大益处是扩张了人类的想象力，使得人类在认知其他事物的时候不会无为地陷入一种紧张状态。自从镜像技术出现以来，理论家对其探索就未曾停顿过。美国的李普曼曾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实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映。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因为，在社会生活层面，所谓人作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1]在虚拟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接受来自热点镜像的信息，而导引观众进入镜像世界的则是电视中呈现出来的不可知的人体行为，人体行为的不可知性为观众提供了近乎海量的想象资源，林林总总的足球镜像为以男性为主导的足球观众群带来了崭新的生命体验对象，人们可以在其中获得关于原始人的生存状态的想象体。因此，镜像足球与现场足球不同，现场足球是即时性的，但是，镜像足球则包含了大量的赛事回放、媒体加工以及其他的人文性改编之类的元素，带有先天性的怀旧、乡愁、神话、想象的主题，而足球的图像性则是其生发能量的显性标志。无以否认，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带有天然的原始主义的元素，镜像技术也带有这样的特征。张国良认为：“大众传媒的发达使拟态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因为人们通常根据媒介文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2]电视与网络镜像勾勒出来的世界充满了超现实的内涵，它使得受众获得了再度延伸自己想象力的可能。杨晓明曾说：“说到底，当‘电脑居民选择传播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作为更加实在，更加自由，更能诗意地栖居，因而更为乐意居处的现实时，传统的所谓客观现实的唯一真实性无疑已经受到了存在意义上的挑战。”[3]足球仅仅是一种竞技体育，但是足球也有超越竞技体育的能量，足球还有一种极限性的抵抗人类进化误差的潜在价值。因此，足球本身就具备了洞穿诸多现代视觉艺术的能量，即便进入镜像足球的语境，足球观众也无法抗拒足球自身的寓意及其精神辐射力。质言之，中国人喜欢足球的维度或许与外国人有所不同，一些洞悉中国文化的欧洲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外媒特地提到了中国，尽管中国人口超出印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前中国国家队主帅米卢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足球会长期徘徊在世界杯大门外，因为这里的足球腐败涉及面太广，另外也缺乏专业的足球组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民众对踢足球缺乏兴趣。米卢特地举了一个例子，‘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虽然仅仅有八百万人口，但这里的注册球员却超过了整个中国，这是一件让人很难想象的事情。”[4]在为数众多的中国足球观众的眼里，足球可能仅仅是一种可视、可想、可评、可论之物，而非參与性体育项目。足球的超越性价值在这里得以闪现。

人类的阅读时代出现的时间较短，在阅读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在很长时间都处在以辨识图画以及图形文字的读图时代。镜像时代到来后，人类找到了一种文化轮回的感觉，人们重温读图时代的便捷性。质言之，读图时代使得文字的意义锐减，人类似乎重新回到一种新型的非文字主宰的史前社会。在感官大解放的信息高度公路上，民众的心理沟通方式有所变异，呈现出日渐随意化的趋向，足球也从一种带有极强的体育色彩的竞技项目转化为高品质的娱乐节目。电视足球为观众虚拟出一种类似神话境界的非常态世界。当然，这样的神话带有虚拟性。在美国传播学家李普曼的世界里，拟态和真实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胡丹认为：“‘拟态环境出自李普曼的《舆论学》，指的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是传播媒介对新闻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为了向受众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大众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5]拟态现象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具有超越时空的一般性价值。“‘拟态环境的不可避免性是由人类传播活动的不可避免性所决定的。”[6]人们在镜像足球的世界里徜徉良久，而无法完全摆脱其中的内涵的统摄，镜像足球的本真要义体现在其拟态后所出现的动态化全息图景。

电视时代到来后，图像媒介一直在缔造偶像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马一平认为：“洛文塔尔分析说，这些传记主人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偶像，是因为他们所承载的个人价值取向与人生理想正好契合了资本主义初期的价值观，他们证明了一种社会伦理，‘机会对每一个人敞开，社会低层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爬到上层的心理，发挥着‘教育典的社会功能作用。”[7]电视时代的偶像已经跨越了平面媒体时代的文字联想式偶像崇拜模式，偶像再度以图像或镜像的方式呈现在众多崇拜者的面前。

网络数据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镜像、声音以及文字信息，它为人们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合群者提供了便利。刘云章认为：“与印刷文化中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的阅读方式不同，多媒体把文字、数据、影音和图像构成一种丰富而生动的组合，计算机超文本的自由检索结构更完全打破了传统思维的线性逻辑而显示出一种横向度的跳跃性思维，击一下键就能调出其它文本或返回原文本，我们还可以参与进去，改变原有的顺序和结构，增添新的创意。”[8]网络数据时代颠覆了中国人对待偶像的态度。人们不得不在虚幻与真实、想象与梦幻、数据与镜像之间挣扎，借以挑选自己的合群者和领路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足球观众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一些世界知名足球人的祝福场合也有中国球迷到场。“在民主制的联邦德国至今仍有一位公民被称为皇帝，这就是‘足球皇帝贝肯鲍尔。9月11日是贝肯鲍尔60岁大寿，德国各界人士隆重为他举行了生日庆典，德国电视二台专门为贝肯鲍尔的生日举办了一场长达近3个小时的电视晚会，与会者有政府高官，更有各界名流，电视二台还转播了许多来自外国的祝福场景，在众多祝福的外国人中，也出现了中国球迷的画面。”[9]观看足球竞赛时的朝圣特性随处可见。2013年11月9日是广州恒大与首尔FC角逐亚洲冠军联赛冠军决赛的时间，媒体将描述成一种朝圣的情境。“天河体育中心坐无虚席，每个角落都填满了球迷，将天体变成红色的海洋。对于热心的球迷来说，能收获一张决赛球票并非易事，但即使是没有球票的球迷，也专程来到天体‘朝圣，感受亚冠氛围。在这狂欢的夜晚，他们成为了广州恒大的第十二人……”。[10]毋庸置疑，与镜像足球对应的是场域足球。如果说镜像足球是一种对原始的可视对象的革命的话，那么，场域足球的宣泄性功能则是其存在的绝对性理由。场域足球的朝圣动能具有更多的身体体验内涵。2013年，一位中国足球观众曾经前往巴西旅游，并对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或许巴西的机场、酒店、交通都会让2014年前往那里的球迷撓头，但如果有机会，让我去巴西看世界杯，我还是会去。和一位新华社驻站记者坐车经过里约市内一段高架路时，他指着下面一破旧的球场说：‘看，那是罗纳尔多踢出来的地方。待我拍了两张照片，车速加快，他又说道：‘前面左手边那片贫民窟，那是阿德里亚诺出生的地方。”[11]中国观众和新华社记者的对话体现出足球王国的某种倾慕之情，而这场旅行也变成了一种朝圣行为。许多旅行机构在做旅行广告时也时常以巴西的足球为推介元素。对中国的足球观众而言，巴西是一方遥远而充满足球疯魔性的地域，而关注足球的中国人的巴西之旅往往带有足球朝圣的性质。

较诸现场足球，镜像足球的虚幻性更强烈。足球的魔幻作用需要以媒介为支撑。2009年曾被西班牙报纸称作“梅西之年”。“这一次，不管是马德里还是加泰罗尼亚媒体，都对梅西大加赞扬。《马卡报》甚至写了一篇‘梅西，落入凡间的精灵的评论，称赞他的足球就像来自外星球一般带有魔幻的色彩。”[12]观众观球为的是观看足球偶像及其精彩表现，在无法与球星产生现场互动的前提下，人们感觉到的足球美学几乎全部来自镜像画面。如果从镜像至上的维度上考量的话，人们感受到的所有的偶像都是虚拟世界的产物。镜像是人的感官的一种延伸形态，由于人的感知以及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有些时候人们很难区分出虚拟和真实的界限，这种虚幻感觉大多为媒介所刻意经营所致，是媒介意志强加到受众内心的附属物。法国的鲍德里亚认为：“媒介的垄断和霸权，造成了媒介和社会的断裂。人们不再生活在现实之中，而是生活在超现实的社会之中。看得见的世界不再是真实，看不见的世界不再是梦想。”[13]朝圣现象有层次、程度、类型之分，较为深刻的朝圣现象经常出现，人类本真的信仰空缺的内在吸力会导致朝圣者对被崇拜者的极端膜拜冲动，甚至会迸发出崇拜者为崇拜对象与崇拜行为付出生命代价之现象。美国学者彼得·M·布劳曾经解释过这种现象。“个体在对他们具有内在重要意义的人际关系中的强烈责任感往往使这一交往的持续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了它，他们愿意作出巨大的牺牲。”[14]包括地球在内的天体为基本性的物理能量所掌控，而地球上的人类或其他生物则为一种无形的权力所控制。人间社会也是如此，无处不见权力。

2 足球成为现代人偶像期待情结的兑现场域

足球的英雄性带有先天的原始主义特质。陆新之认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没有什么会比足球明星更具煽动力，更带有偶像色彩。踢球是一场演出，看球是一场娱乐，聊球是一种文化，而球星是一张时尚的标签。”[15]皇马与巴萨的国王杯决赛，皇马球迷攻击巴萨球员早已超越了体育竞技的层面。“仅仅是辱骂还不够，皇马球迷还有实质性的伤害行为。比赛中，在皮克力阻C罗取得进球后，皇马球迷朝这位中卫砸了一个打火机。皮克原本想把打火机作为罪证呈给主裁判，但被巴萨队长普约尔阻止。尽管如此，主裁判还是在裁判报告中将此事记录在案：‘比赛的第66分钟，在球门后面的球迷朝球场扔了一个打火机，不过未对参赛者造成伤害。裁判还记录了皇马球迷用激光笔扰乱比赛的行为，‘比赛中我们多次发现，球迷朝我以及多位球员发射激光。”[16]这样的事情会反复出现在任何一位球员的身上。由此可知，较诸庞大的人类社会，足球世界是一种相对极端的小社会，其所蕴含的所有的信息都会在媒体的发酵下扩大千百倍以上。足球中所蕴藏的深刻性几乎和媒体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足球的命运同时造就了媒体的命运，足球和媒体的婚配关系时而融洽，时而阻隔，但都属于一种融合过程中的自然协调现象。足球也只有和媒体的融合才能展示出其生命的最佳形态。

足球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充满了误会、曲解，足球因此也时常陷入一种困境，但是，足球迎合了人类的游戏精神，足球也就此验证了人类的自然主义需求，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即便是对足球持中立态度的人士也对足球超强的文化影响力啧啧称奇。杨华曾说：“就算在美国，篮球的江湖地位也远远不如橄榄球、棒球，至于与网球、高尔夫、冰球、拳击、摔角、赛车孰高孰低，也还有待论证。各个有影响力国家最受欢迎的运动似乎都与篮球不沾边，英国是足球、英式橄榄球，法国是足球、网球，日韩是棒球、足球，德国是足球、手球，俄罗斯是冰球、足球，印度是板球、曲棍球，巴西是足球、沙排，澳大利亚是澳式橄榄球、板球，加拿大是冰球、冰壶……”。[17]体育学者也对足球的文化属性洞若观火。“足球是一种文化，这不仅表现在它产生于一种文化之中（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其发展受一定文化氛围的影响和支撑。同时，它本身具有极强的文化特性，除去它和它的运动者所表现出的技艺能够吸引众多的球迷，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对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的和多方面的影响。”[18]足球风靡天下有其多元性的道理。匡建二主编的《阿根廷足球风云》系统地介绍过阿根廷足球的前世今生，披露了足球在南美传播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南美足球发端于19世纪末，“足球以其独特的魅力风靡欧美。成为人们热爱的一项体育活动。在城市的草地上，到处可见着踢球的人群。一位阿根廷的富豪见人们围抢着一只皮球，却感到不可思议，感慨万千地说：‘这是贫穷的悲剧，为争夺一只皮球，多少人在争得你死我活，如果有钱，一人买一只不就完了吗？可是过了一年后，他也成了争夺皮球中的一员。并慷慨出钱赞助足球运动的发展。他说，足球太好了，是力量与技巧的完美结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大家都应该去踢踢球，不仅可以强壮身体，还能使人变得更聪明些。”[19]但是，以世界杯为代表的足球是一种珍稀性的物种，获得诸如世界杯冠军之类的荣誉都很艰难。直到1978年，阿根廷才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到了1986年，阿根廷获得了第二座世界杯。阿根廷队因为两度获得世界杯而奠定了其在世界足坛的地位。1986年成名的马拉多纳以其超强的个人感召力，使得阿根廷的足球文化符号超越了时空，具备了国际竞争力，此后阿根廷的足球符号逐渐放大，扩张到包括服饰业在内的时尚业。2002年就有人关注到了阿根廷足球服饰符号的重要意义。董建峥曾说：“当今足坛，蓝白色已经成为亿万球迷魂牵梦绕的对象，阿根廷队已经成为万众成目的焦点，伴随着足球的发展，一代代的新人正不断从蓝白军团中涌出，像萨维奥拉、艾马尔、里克尔梅，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在把蓝白色一步步发扬光大，相信不久的将来，蓝白间条衫必会成为足球时装界的主角。”[20]足球在阿根廷的传播并未遇到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但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却呈现出另外的模式。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恰是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中国发展得较快的时段，以世界杯为代表的足球文化通过新媒体再度冲击中国观众的精神世界。那一年的夏天，中国观众就公开发表过对于那届世界杯充满迷恋心境的文章。詹怡描述了中国观众看球误事的事情。“连一贯严肃的老师也不忘在课堂气氛沉闷时来一句‘怎么了，昨晚看得太晚了？来活跃气氛;体育课上最流行的运动由篮球变为了足球，走在校园里耳畔传入的歌曲不是周杰伦的《星晴》，而是专为中国队的表现所改编的《进一个球好难》，就连数学考卷上也出现了‘2006年世界杯字样的题目。”[21]足球是世界性竞技项目。足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都很强大，其对中国人的精神的统摄力由此可见一斑。

3 中国球迷心目中的足球故事链

足球是由其内在的戏剧性构成的，足球其实也是一种变化丰富的故事链。足球中有超现实的想象力，也有极为朴实的现实主义的生存镜像。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中国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会成为思考热区，那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也很可能具备了超前性。这里寄寓着一种简单对比的欲求。许多对比式研究都带有超现实性。在很多时候，中国人还是忘记了自己的足球小国的实情，从而认定了日韩等国的足球高端价值。其实，即便拿欧洲的标准来衡量，日韩也堪称足球大国。截止到2017年底，日本的人口是1268亿，同期韩国的人口是51 466 201人。然而，较诸中国，日韩仍算得上是人口小国。小国发展也有其独特的优势，所谓船小好调头，国小好转型。日韩搞足球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其中学生联赛。尤其是日本，其在移植西方的足球理念方面做得十分透彻。其实，日本足球的崛起可以追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莫瑞曾对此作出过解读：“日本国家队在镰本国臣的带领下，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主场表现出色;而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日本队成了亚洲和非洲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足球赛奖牌的国家。在取得前往墨西哥的资格之前，日本队必须战胜南韩、黎巴嫩、南越、台湾和菲律宾。缅甸、印度、伊朗和北朝鲜因不愿同以色列比赛而退出竞争，这样最终由日本和泰国代表亚洲出征墨西哥。在墨西哥的分组赛上，日本队击败了尼日利亚队，逼和西班牙队和巴西队，因而进入淘汰赛阶段。日本队以3比1战胜法国队，但在半决赛中负于匈牙利的业余球员们（0比5）。在争夺铜牌的比赛中，日本队以2比0胜主队墨西哥队，让12万在场观众大失所望。”[22]正因为日本足球走在了亚洲的前列，才出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积极向日本学习的潮流。孟繁达曾记述：“蔡振华带着张剑专门赴日本考察，张剑更是对日本校园足球深入调研，尤其认可日本足球完善的学生联赛，还有日本足球的文化价值观。”[23]中国近期实施的中学生联赛显然是受到了日本中学生足球联赛的影响。但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区差异巨大，日本式中学生联赛极难实现。理由很简单，上海、北京、大连、青岛、广州可以搞中学生联赛，但四川大凉山、云南的西双版纳、山西宁武县这样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就不太适宜发展足球运动。当今很多中国人成天讨论的足球明星，也仅仅是城里人的爱好，与广袤的中国乡村人士关系不大。回归到足球偶像的推广领域。在偌大的中国推行一种足球偶像制度，其实从其顶层设计开始就存在误区。然而，中国无法推出本土化的足球偶像也给中国的足球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在此境遇下，中国足球观众只能盲目且狂热地崇拜来自异域的足球明星。2011年8月1日，皇马中国行活动开展期间，皇马的守门员卡斯利亚斯对中国人的热情感到无法理解。“每次在那里踢球我都感觉是在伯纳乌球场参加比赛。中国球迷对我们的关注、喜爱以及他们为我们欢呼的情景都不可思议。如果我们的存在能让那里的几百万人开心、快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愿意每年都来中国比赛。”[24]中国足球观众这种疯狂的追星活动不仅让外域球员感到困惑，也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然而，追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在失去自己族类偶像的前提下，异域偶像更显得珍贵且具有感召力。“西班牙的另一大体育报纸《阿斯报》也对中国球迷的疯狂感到震惊，该报在周一的报道中打出了‘皇马抵达引发中国疯狂的标题，说有2 000名球迷迎接皇马的到来，无论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延误，还是严格的安保措施，都没有让中国球迷的热情消退，他们甚至提前4个小时来到机场等候偶像。卡卡和卡西利亚斯的出现首先引发了中国球迷的歇斯底里，不过，最疯狂的时刻要数C罗抵达之时，球迷们喊着‘罗纳尔多！罗纳尔多，直到皇马团队离开机场。而已到酒店，皇马又遭遇了上千名球迷的包围。”[25]中国人习惯于将疯狂看作是一种低級别的情绪，甚至认为它根本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其实，疯狂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人类的许多发明创造都和疯狂现象有关系，人类的性行为也带有疯狂的特质。质言之，疯狂是一种过剩精力的附属产品，它几乎弥漫在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人们在观看足球竞技时，疯狂性在所难免，足球竞技由于具有性选择的绝对隐喻的功能，更容易激发观众的歇斯底里症状。京特A皮尔茨认为：“类似所有人类行为，如果我们将足球迷的狂热行为置于广泛的社会问题中，人们不仅能够正确地评价它，而且能够恰当地处理它。青年期是年轻人社会心理趋于成熟的生命阶段。青年人必须在其间获取个人身份。今天，在青年期获取个人身份变得越来越难了。矛盾是青年人生活的一个特性，也是造成狂热行为的部分原因。”[26]观众的疯狂性固然是一种常态，而人们目击这样的疯狂行为则会体现出另类的价值。京特A皮尔茨曾经评价过英国和德国的球迷斗殴情况。“公平的拳头斗殴没有错，但是当有人使用棒球棍和刀具时，它已没有趣味了。‘好球迷不使用武器，好的斗殴者不需要它们。仅在四年前，球迷群体间形成一个规定，即在决定胜负一粒进球后，双方进行一场公平的殴斗。当一百名穿着球迷标志的男子喊着叫着走过街道而目的在于滋事、攻击他人时，这种行为便是不道德的。故而一德国月刊杂志每期写一名球迷的生活行为。”[26]足球研究者在观察球迷群体的疯狂征象时，感到的是一种忧心，而必要的理性介入则是化解这种忧心的重要元素。“德国足球协会和足球俱乐部经常忽视自己的义务，即针对球迷狂热行为的社会原因提供有关的防御措施。他们不认为狂热行为在足球事件自身中同样也有其根源，因此它是‘自生的。当然，年轻人选择足球和它的环境来满足他们寻求狂热行为的需要不是偶然的。作为一项运动，足球自身体现了男子汉的标准和价值以及狂热行为，看台上的狂热行为很容易与足球场上的狂热行为相呼应。足球本身固有的对抗特征意味着足球运动本身促成了群体认同和加强了群体的凝聚力，他们反对一切敌对群众、对手及其球迷。”[26]竞技体育从来只尊崇现时性原则，足球作为竞技项目，其现时性的特质更为鲜明。普通观众评价一支球队的好坏很少从绝对理性出发，借以分析其来龙去脉，球队的唯一目的就是获胜，一旦不能获胜，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激烈反应。

足球是一种充满真实感的赛事，因此，任何高深的理想在足球竞技的世界里都不会得到无限度扩大，它必须接受人们内心深处对真实世界思考维度的制约。2014年巴西世界杯在半决赛中惨败给德国后，立即引来中国观众的非议：“让斯科拉里担责的声音应该说在巴西队1比7负于德国队之后便已经传出，但倔强的大菲尔拒绝服输，甚至放言有人会跪下来求他留任。但事实上，如果他不走，可能会有巴西球迷跪下来求他离开。足球就是这样一项再现实不过的运动，你赢球了，每个人都巴不得把你捧上天堂;你输球了，每个人则恨不能把你踩下地狱。尽管12年前率领巴西队夺冠的正是斯科拉里，尽管此前的两届世界杯没有斯科拉里的巴西队甚至都没有杀入四强。但，这就是足球。”[27]巴西球迷其实可以给主教练更多的时间来反省执教理念，但是足球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科学规划的，它只承认情绪性的发泄。冷雪记述道：“这个夜晚，在巴西利亚，数十枚横幅上书‘斯科拉里下课，无数体育媒体在敦促巴西‘换帅，越快越好，更有球迷在痛骂：滚蛋吧，两个无用的、靠资历混吃混喝、总计年龄达到137岁的老头！”[28]冷雪在另外的角度阐释了足球的非理性特质：“足球是这样一项运动：它很像食品，保质期一过，就成了垃圾。不信可以去想想四年前的欧洲冠军国际米兰，如今活得如何凄惨。更不用说曾经的全冠王埃因霍温、凯尔特人，或者是诺丁汉森林。”[28]问题在于人们为何如此急火攻心式地要求失败者告别历史舞台？巴西队在本土世界杯上的失利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教练员指挥的失当。巴西足协可以赶走斯科拉里，但是，是否意味着巴西队从此就绝处逢生？并在不远的将来再铸辉煌？答案并不明确。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巴西队的表现来看，巴西队在1/4淘汰赛中落败，并未体现出应有的顶级足球队的竞争力。1998年法国世界杯期间，巴西队驻扎在巴黎市郊。刘奇一度对巴黎市民理性化的足球观持欣赏态度。“在大家都‘饮世界杯的日子里，我挺喜欢巴黎市郊的一群老百姓。炙手可热的巴西队住在他们的小镇，这是多大的荣耀！可他们却嫌闹的慌，希望巴西赶紧输球，赶紧走人。”[29]然而，足球的世界里几乎没有绝对的理性，足球中始终隐藏着一种高度的非理性的物质，它使得足球可以在更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其内涵的升华。中国人多年的巴西情结对巴西足球自身也会产生些许的反作用。斯科拉里虽然在巴西的世界杯上遭受了滑铁卢，但仍在中国受到热遇。2015年6月4日晚，广州恒大俱乐部官方宣布，斯科拉里接手卡纳瓦罗的工作，正式担任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聘任期为2年6个月。斯科拉里完全可以在中国完成对自己的救赎，从斯科拉里率队为恒大获得的2015—2016赛季亚冠冠军奖杯的情况看，他至少已经推衍出一种针对自己的精神疗伤的程序。

人们都在讨论中国文化中的圆满情结，以为中国人求圆满的心理是一种东方式宗教心态。其实，求圆满是一种人类的普泛心態。原因在于人们都在祈求一种幸福感，如果失败者不离开大众的视线，就意味着破坏掉了人们的幸福感。圆满感早已超越了中国人的心理诉求，具备了普罗大众的共同心理期许值。夏冰曾说：“连续两场惨败，要想不动摇人们对于巴西足球的信心显然是不现实的，就连其队长席尔瓦都坦言自己‘充满了挫败感。没错，这样的失利不仅巴西队会充满挫败感，就连喜爱并支持巴西队的球迷也同样会充满挫败感。甚至，已经有人在问：已经被德国队、荷兰队踢成‘筛子的巴西足球，还配得上‘足球王国这样的称号么？”[27]依照中国的民间理论，挫败感就是一种晦气。失去了偶像的球队就意味着失去了感召力，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一种充满晦气而没有偶像亮色的足球实体一直存在下去。只要球队无法获得人们期许的成绩，类似巴西或别的足球实体更换教练及球员的事情一定会反复出现。

近代以来，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速度、强度和幅度都堪称世界之最。主流思想的内嵌化、英语考试的制度化、科学主义的普及化，都将中国推到了急速西化的快车道。现代足球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当中国的足球偶像逐渐暗淡凋零的时候，中国人无法拒绝来自西方的足球偶像。这是中国全方位高速度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惯性动能，也是身为足球文化弱势代言人的中国足球观众的必然选择。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中国人崇拜的偶像体现出时代特点。李伦特斯坚定地认为：“德国队是世界杯里中国球迷最喜欢的球队，这是第一印象，走在上海的街上，你会看到成群结队的人穿着德国球衣。从调查中也能发现，社交网络上更多的人支持德国。考文垂大学体育国际贸易中心（CIBS）调查还发现，阿森纳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队。在电视里，很多人为阿森纳陷入极度疯狂。”[30]足球偶像是恒久性和临时两种类型，即便恒久性的足球偶像，由于受到传播手段的限制，也呈现出一定的临时性。一般而言，中国的50后与60后的中国人大多数崇拜贝利，70后与80后的中国足球观众大多数崇拜马拉多纳。1972年出生的影视演员刘钧曾回忆说：“我很怀念我当资深球迷那段时间。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6年，马拉多纳成名那年。到了1990意大利世界杯的时候，我就一场不落地看了。看完之后还和朋友聊球，真是觉得特别有乐趣，特别刺激。”[31]就在人们以为马拉多纳可以统治足球神坛之时，中国的新生代群体却异军突出，开始崇拜阿森纳队、德国队。世界的不可测性再度让人大跌眼镜。西方记者几乎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心思。李伦特斯仍在疑惑：“厄齐尔或许是偶像，但我仍然不明白，为啥中国的球迷爱厄齐尔胜过，譬如广州恒大的赵旭日，意大利的皮尔洛？难道是因为中国和德国有共鸣感，都是各自大洲的经济强国？或者是中国球迷对他们的国家队太伤心，从而移情别恋？”[30]西蒙教授给出了答案：“另一个角度来说，很多中国人在做出消费选择时，会推崇西方文化的品牌，足球其实也是这方面的体现，中国球迷喜欢欧洲球队，也是推崇西方文化品牌的一种方式。……中国球迷在选择他们的消费习惯时，他们的辨别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30]这些狂热的中国球迷真正地为了他国的英雄而种植其了自己的梦想。“我试着问这些狂热的球迷，为何如此喜欢德国队？我得到的答案是力量、纪律、伟大的谋略等词汇，这些我都很难反驳。德国队或许没有南美人的足球天赋，但他们是值得信赖的。”[30]不仅如此，中国青年按照欧美球星起名字的现象更为令人惊叹。中国山东网载文，仅在四川省就有名叫梅西的人7个（1女性），叫罗本的人14个（3女性），叫鲁尼的人21个，叫马塔的人6个，兰帕德的人1个，四川有名叫穆勒的人1个。[32]质言之，中国的偶像崇拜现象呈现出一种一边倒地膜拜欧美球星的非对称的格局，其覆盖面之广、崇拜强度之高、崇拜方式之多样化，都达到了独步天下之地步。

4 结 语

近代中国一度让国人感到痛苦，但是，它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主潮流的原点。虽然全球化时代悄然而至，但是，西方文化也得到了中国社会与文化能量的最大化的降解。大而言之，在中国所流行的体育项目大多起源于欧美。依照国际足联的说法，足球源于中国，但是这种观点依然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即便国际足联认可了足球源于中国说，也依然无法彻底消除诸多的疑点。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历史的悖论再度呈现，恰是这种源于中国的足球却成了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运动项目。大多数国人无法介入踢球者的核心地带，于是，一种变通之法便应运而生。中国人选择以媒介为落脚点，将足球改造成一种心灵的栖息地，而非值得奔命的汗血猎场，由此亦可看出足球及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现象。文化的变异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中国人对足球的媒介化改造现象同样是一种值得人们思考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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