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夏的上海，异常闷热，从骨头缝里都能渗出汗。宿舍楼更是蒸笼一般。我坐在椅子上，常常看到汗水“滴滴答答”地流淌而下，在黑色皮椅上洇出一圈白亮印渍。窗外，没有风，城市的喧嚣似乎离我很远。

我刚评上副教授，涨了工资，正在规划下一步学术生涯。发表论文非常重要，还要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才能积累人脉，开阔眼界。还有件喜事，我通过公积金贷款，终于在上海郊区买了套45平米二手房，目前在装修，年底有望入住。

我将在四十岁走上人生正轨。也许，过几年，会有一个女人，青睐我这个来自大西南的“穷青椒”。我将摆脱“小泽玛利亚”和“苍井空”的陪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这些。净网运动搞得厉害，年轻人都玩“抖音”和“吃鸡”了。

我要感谢同事章谦。他自杀后，我协助校方处理他的后事。他的电脑中，我发现了几百部黄色小电影。我偷偷将这些好货，拷贝到硬盘上。漫漫长夜，写论文疲乏不堪，我就靠着浓咖啡和这些小玩意，安慰自己的嘴巴与眼睛。

我意外收到了章谦的导师——著名学者金教授的邮件。他对我在章谦治丧工作中的付出表示感谢，特别是对章谦遗作《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的发掘。这篇小说被退稿后，被章谦胡乱丢弃在宿舍。我把它寄给了金教授。金教授很快将其发表在了一家杂志上。他给我打电话，很内疚的意思，说没有照顾好这位有才华的学生。但是，高校不承认文学创作。这也并非章谦的专长。章谦走错了路。

我趁机发给金教授一篇论文，请他推荐一个权威杂志。

金教授很快回复了。他认为，论文思路清晰，学养深厚，还能隐隐看到些章谦的影子。

我说，经常向章谦请教问题，论文他也提过意见。

他为何从不找我推荐论文？金教授哽咽着说，太倔了。

靠着金教授的推荐，论文发表在权威杂志，我才得以顺利评上副教授。

没多久，金教授又约我撰写一篇有关郁君的论文，以参加明年东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我含蓄地问了往返机票和食宿问题。金教授表示，都可为我免除掉。

真是感谢章谦。我也为他感到惋惜与不解。这么好的导师资源，为何不利用？我推掉闸北辅导机构讲课的机会，也谢绝了两家出版社编书的邀请，专心写作这篇论文。

上海高校放假早，单身教师公寓早没什么人了。我蛰居宿舍，挥汗如雨，一盏小风扇拼命转动。空调风太凉，我的胳膊有风湿，受不了。我查阅资料，在电脑上敲个不停。

几千公里外，遥远的大凉山，我的老母亲，也许正在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下，静静地等着我归来。盛夏，花开过，石榴该结果实了。她深陷的眼窝，没有泪水。她一动不动，目光爬不过红土的山。蓝天，淡金色的阳光，成群的黑羊，云母般层层鳞鳞的白云，那里的热风永远都浩浩荡荡，仿佛吹响了一万把白喇叭……

我的老母亲不会理解儿子为何不回家。他在成堆的资料中穿行，思绪飞到了四十年多前苏门答腊的一个夏天。一个日本人，为了寻找七十多年前的真相，开始了第一次出门远行……

二

那便是郁君走过的路了，通往死亡，也是他要重访的路。

1972年5月，即昭和47年春，他踏上这块南洋的土地，恍恍惚惚，好像眼前这一切并不真实。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此行的目的。他使劲踩了踩，軟软的、有点弹性，这是被热风、酒糟味和舒服懒散的情绪浸泡的土地。那里的土人，很多像华人，或者干脆是华人后裔，可皮肤更黑，矮瘦。也有不少荷兰人、英国人。但日本人很少。他有点失落，说是寻访郁君的下落，但他也想看看帝国几乎最南端地区势力崩溃的最后情形。

那是一条泥泞的小路，紫黑、饱胀、翻滚着，好似吸吮足了火热阳光，左右摇摆，蜿蜒着游向远方。他摇着头，是刚下船导致的眩晕。他想吐，却闻到这条小路散发出的狂热而诱人的气息，可以嗅出“佛兰德斯红罂粟”迷醉的甜香。

你是日本人，不会理解“佛兰德斯红罂粟”对于欧洲人的意义。他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在亚洲人眼中，罂粟都是邪恶的。欧洲人一战之后，却有在战争纪念日送红罂粟的习惯。他们还将这种花雕刻在国家阵亡者的墓碑上，或绣在生者的左胸位置，悼念为了荣誉牺牲的人们。几十年前，这些南洋小岛上，死去了成千上万的印尼人、中国人、日本人，也有很多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他们的亲人，把他们埋在这里的公墓，在墓碑刻上红罂粟图案，或在墓碑周围种上几株。

他讨厌罂粟。他不能忍受这样邪恶的东西，居然也能变成牺牲的象征？应是菊花，或樱花。只有雪白的意境，飘落的白花瓣，才能配上勇者的尊严。

他没有告诉妻，动身前天晚上，他在半夜惊醒。五月，大阪的风，已是热的了，但夜里还透着丝丝凉气。家里是死一般沉默，只有妻的呓语，在黑暗房间回荡，仿佛极幽静的山中，野物的低吟。他睁大眼，熟悉了家具的轮廓，这才蹑手蹑脚爬起，屏住呼吸，挨到了浴室。他打开昏黄浴室灯，浓浓的尿液般颓废的气息，从头顶倾泻，将本不清爽的镜子，弄得更模糊了。他扶住镜子，看到一条小路，往镜子深处延伸。还有大片红罂粟。小路尽头，有一个穿华人长衫的男人，手里夹着烟卷，冷冷地看着他。

那就是命运的暗示。他要到苏门答腊，他必须去。

他的手碰到梳洗台的牙缸，发出清脆“叮当”的撞击声。那是长男的“齿匠”牙刷。战后一段时间，日本物资奇缺，他与妻过着节俭的生活。为了防止孩子蛀牙，他们狠心买了一管非常好的牙刷，给孩子做礼物。如今，这管胖墩墩的、黄色手柄的牙刷，握在手中还是绵软的，却不滑手。他仿佛听到长男“呼呲呼呲”欢快刷牙的声音。梳洗台下面，还有一些废弃的画笔。他闻到了油料的气味。长男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家里给他买了颜料笔。如今，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也都被弃置在浴室角落了。他拿起牙刷，又从角落捏出一条画笔。两管有着儿子气息的东西，在他的手里亲密无间地拥抱着。

他要做一名“文学侦探”，调查这桩悬案，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要告慰郁君的“怨魂”。

当然，“侦探”这类事，不过也是一个借口。他不过想像郁君一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寂寞就像风，把这个世界，从他们的身边吹走了。

三

1941年12月，日本二十五军伦美支队，占领马来半岛的英属哥达巴鲁。新加坡被攻占在即。郁君和一群中国文化人，首先撤退到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他将儿子托付给人，带回国内，交于陈仪抚养。有人劝说他离开，他总以为日军尚未占领新加坡。

这一路，极其艰辛惊险。夜晚，他们乘船抵达小岛，却被荷兰士兵误以为日军登陆，报以机枪扫射。一船人惊慌失措。郁君抬头，机枪焰口吐出火舌，在船的上空嘶叫着，形成了一道道弹网，好似捅开天幕的一颗颗流星。子弹击中船身，发出“嘭嘭”的沉闷声响。海浪拍打着船，船身颤抖摇晃着。几个女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大家都以为，就要丧命滩头了。幸运的是，船上有人用印尼语和荷兰语喊话，他们才逃过一劫。滞留两天后，他们组成“星华逃难团”，苏门答腊不予登陆，众人只得逃亡到新加坡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小岛石叻班让。他们原想，从爪哇取道印度回国，但刚下海，战事紧张，只能又逃亡到望嘉丽，在那里过了十几天。

他在日本国内也进行了访查。他找到关根文、秋山隆太郎、池内、西本、大浜等在南洋与郁君有接触的人。他们有的是株式会社、电会社的职员，有的是军医、宪兵，也有巴爷公务的秋山分州长、山下中佐这样的日本官员和军官。他们有的热情爽快，有的支支吾吾。郁君在八爷公务，结交了不少日本人，主要为了做生意。关根文是美星产业的主任——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帮助郁君的酒厂进大米。他最初震撼于郁君流利的、带东京腔的日语，但郁君显然不是商人。关根文说，他总看到郁君喝酒，不修边幅，读着古书。有时读到忘情，酒从嘴里冒出，落在胸前，邋遢得很。西本军医也说，赵君（他们习惯还将他认作赵廉，尽管后来也知道他的身份）不是普通人，他能用德语描述自己的病。池内对郁君的感觉不好，郁君总是和他谈女人，讲女人的各种好处，弄得他心里痒痒的，然后带他喝酒，找漂亮的歌妓。郁君总在他酒酣耳热时，提出各种请求。池内没办法，只能帮他去弄砂糖和糯米。

秋山分州长和山下部队长，对郁君却有一厢情愿的“美好”情感。他们认为，郁君是受过多年帝国精英教育的人，是和日本人“亲善”的。秋山念念不忘，郁君请他吃野猪肉和老虎肉。军政监对苏门答腊优秀村区的表彰，八爷公务总是前几名。山下部队长说到郁君，眼圈还泛着红。他回忆起和郁君喝酒聊天的细节和天皇终战玉音放送，他黯然离开的情形。他将一套西装送给了郁君。他还激动地说，郁君是八爷公务的汪精卫。

对于山下部队长的“深情”，他有些好笑，又好气。山下中佐有着对名人的热情，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魅力。郁君和华人逃亡的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也利用翻译的身份，救了很多抵抗日本的印尼人和华人。他在日本刺刀威逼下，被征召为翻译。与其说郁君对日本亲善，不如说这是很多日本战时中层官员和军人的自我安慰。他们不想让屠杀与恐怖堆满记忆，填充战败的耻辱，他们怀念那段在南洋舒服的征服者的日子。于是，郁君这样的中国著名作家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了。最少，他们还可以和子孙吹嘘与中国文豪的交往。真是可笑又可怜。

大浜宪兵和一些底层日本军人，对郁的印象还不错，但又爱又恨。宪兵们总是敲响他居住的旅馆的黑色木板门，大呼小叫，他们多半要投宿或喝酒。如果是半夜来的，大多已喝过一场，要找人付账喝第二场。他们也知道，郁君这个翻译不合格，但一时半会找不到既懂华语，又懂日语和印尼语的人。他们利用他，敲诈钱财，也不得不帮他，开起酒厂和造纸厂。

郁君学会了一套和日本人周旋的办法。他贿赂宪兵，请他们喝酒、找女人，借机掩护华人抵抗者和当地反抗势力。当地华人侨领，因为省籍不同常闹矛盾，也被日本人利用，郁君也耐心调解。一次，一个侨领带着几个人，说是奉了棉兰宪兵队指令，来抓陈嘉庚。郁君假意向日本人解释说，陈嘉庚逃走了，这些中国人来找麻烦。日本人暴跳如雷，打了他们一顿。郁君教训他们，不要出卖同胞。看着中国人缩头缩脑的样子，郁君又气又好笑。他对人和善，但对为日本做事的中国人，又看不起。但是，他自己不也给日本人当翻译？

他认为这是郁君的虚伪软弱所在。想到倾慕的人也有缺点，他的内心很难受。当然，中国人肯定不同意，他们有“忍辱负重”的说法。然而，如果这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算什么呢？中国人的性格，有很多矛盾的东西。

当然，在他的采访中，当地华侨大多和郁君关系不错。他访问过保东村陈长培的后人，陈当年仗义地接纳郁君一行人，还想出资帮这些逃亡同胞，开小杂货店维持生计。郁君感激地给陈家写下诗句：“犹幸知交存海内，望门投止感深情。”他有些不太懂中国文人的情感。无论如何离乱，他们总能抓住片刻悠闲，享受生命闲暇的美与爱。

这是对死亡的蔑视，还是人性的软弱？

他还是愿意相信，那是一种极潇洒颓废的气度。郁君写道：“避地真如小隐居，江村景色画难如，两川明镜燕春梦，一棹烟波识老渔，今日岂知明日事，老年反读少年书，闲来蛮语从新学，取隅清池记鲤鱼。”他兴致勃勃地学习苏门答腊土语，这和印尼语有所不同，还有空钓鱼吃。而离他不远的海上，日军的进攻如火如荼，很快就要燃烧到这里。

当地印尼人对他非常警惕，但又不得不利用他去和日本人打交道。郁君逃亡到卜干峇鲁，在当地受到冷遇。雨越下越大，郁君从船上爬下，身边只有几个友人随行。大家希望到村子暂避。日本在海上作战的炮声已可隐隐听到。郁君找到当地村长，奉上礼物和一位侨领写的信。村长非常不安，依然要驱逐他们。他冷冷地说，如果不想死，就快点离开村子，否则会绑着他们，送给日本人。

郁君很绝望，此时出海危险异常，继续滞留也有生命之憂，怎么办？

郁君对当地土人，有一种悲悯感情。他们受到荷兰人的压迫，华人的生存竞争，现在又是日本人的威胁。村长家的房子很宽敞，是两层幽雅竹楼，一楼客厅布置了中式桌椅、茶具和几个粗大青花瓷瓶。几张荷兰画风的西洋油画，也被贴在客厅墙面，泛着潮气，有些要脱色模糊了。高大的棕榈树，叶子肥厚润泽，七叶树与榉树参差其中，略显突兀。细细密密的雨披打在郁君身上，是牛毛针般的疼痛。

郁君蹲坐在竹椅，浑身冰冷，被雨打湿的灰长衫，虫子般的雨虫滚下，钻入竹楼实松木地板缝隙。郁君看到，自己的布鞋也沾满污泥。主人正一脸晦气地看着他。那是一张典型的印尼土人的脸，黑瘦、冷漠、线条分明，但短小、紧凑、眉眼凸出，虽不是古代日本祭祀俑般的肃穆，却分明带有几分凶狠和滑稽的古怪。

郁君再次鞠躬恳求，近于哀求，头发梢的雨水和额头的汗混合一起，滴滴答答地落在地板上。那一刻，更瘦小的身躯是那么无助。郁君不单是为自己，他是为了一起逃难的朋友，这里还有女眷，如果没有栖身之处，将困苦凶险至极。

“滚出去！”村长低声嘟哝，不耐烦的神色已掩饰不住。

郁君是一个抱着普世人性关怀的作家，对不同民族的人，也有一种交流和宽容的意思，谁让他是一个语言天赋高的作家？他很快能掌握那个民族的语言。懂了语言，似乎就觉得懂了人家，可以当朋友，甚至救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正如山下部队长和秋山州长一厢情愿认为，郁君是一个中日亲善的人。他也误会了村长，村长只不过是防止他们这些异族人造成威胁。

郁君被迫退出村子，却不敢下海，只在村口寺庙暂时栖身。苏门答腊是多神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有。佛家势力较弱小，寺庙是宗族寺院的规模，里面也颇破败，只有一个落漆的释迦牟尼莲花坐像。印尼的佛教寺院，只要是华人建的，往往都是三教会三宝庙建制，儒道释三家神灵，都会供奉。看这个破庙，却没这样的痕迹。这也说明，村子的华人很少，甚至可能完全没有。郁君向着佛像，默默祈祷。他不怎么信佛，如今倒有点“临时抱佛脚”的虔诚。他们一整天都没吃东西，此时也只能在漏雨的破庙，撑起锅，煮点米粥充饥。寺院周围，影影绰绰有着几个身影，带着枪，看样子是村里的武装民兵，他们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郁君一行人。郁君气苦，不禁写下：“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徵情付苦吟”的诗句……

他很难想象，郁君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被一个小小的村长呵斥的尴尬场景。这也许就是“异国”吧。没人在乎你，也没人知道你干什么。这里只有战争带来的不信任感，这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如果村民们把他们抓走，送给日本人，那么，即使郁君身份不被辨认，也会被当做苦役，极有可能性命不保。

晚上，当地人对着寺庙的破屋檐放枪。枪声在雨夜格外清脆，如同击中玻璃器皿的，黑漆漆的铁针。这群中国文化难民，又仓皇爬起，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铁马金戈动地来，仓皇烽火出亡衰，悠悠生死经年别，莽莽风尘万念灰”，也许就是郁君心态的表现吧。中国旧历春节前，出走新加坡，逃亡苏门答腊，悲苦辗转在各个小岛屿。郁君和他的朋友伴随着日军闪电般攻击，一路向西不断逃走。直到6月份，他们才在巴爷公务定居，因为整个南洋，都已在日本的统治之下了。

传说郁君和日本人的接触非常戏剧性。郁君自告奋勇去探路，搭乘了一辆牛车。苏门答腊雨水多，道路泥泞难行，一干人等挤在牛车，只有郁君一个华人。郁君突然听到鸣笛，一辆军绿色卡车，绕道牛车前面，停下来，跳下几个身材矮壮，穿着土黄色军装的男人。一个蒜头鼻、绿豆眼的小个子军士，径直挽住牛车，对着车上的人呜哩哇啦地讲了一通。车上的人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日军。他们一哄而散，连赶车的老板，也飞快逃走了。

矮个军士愣住，有些沮丧和无奈，但他很快发现，车上还有些人，但吓得瑟瑟发抖。突然，人群中响起熟悉的语言，大意是如何找到通往棉兰的路。军士又惊又喜。

军士临走时赠送了一些荷兰盾。日本军士走后，当地土人和走失了牛车的主人，都赶了回来。然而，他们窃窃私语，将郁君赶下马车。郁君明白，他们将他当成了日本间谍。很多年后，郁君的中国朋友，特别是党管理下的干部，都对郁君的行为有些迷惑，郁君完全没必要置于危险境地。流落在南洋的中国读书人，不只郁君懂日语，有的人，宁可在山野耕田种菜，沉默寡言，也不愿暴露懂得日语的事。如果日本人知晓，肯定逃不脱被征召的。

也许，那不过是传说，但郁君进入巴爷公务定居，别人还是晓得了他的语言天赋。有的朋友说，郁君天性爱炫耀，但无论如何，郁君被宪兵队征用后，当了八个月的翻译。他救了不少人，也帮日本人干了不少事，大多是敷衍。那些日子充满惊险。有的朋友回忆说，郁君有说梦话的习惯，因为工作，他不得不与日本宪兵睡在一个房间。他的精神高度紧张，苦不堪言。他假装肺病，泡在冰水里，又用酒疏通关系，在沙瓦伦日本陆军医院，弄到证明，免除了翻译的差事。然而，宪兵队有事，还是常找他来帮忙。他也利用日本的关系，在巴东日本军政总监那里，弄来开设日文学校的证明，开起酒厂和造纸厂，张楚昆当了酒厂厂长。郁君还入股旅馆，跟着郁君的朋友，也总算有了生计。由于能沟通华人、日本人和印尼人，郁君在当地的地位渐渐看涨，以至于被尊称为“赵大人”。

很多人还在关注郁君，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找他。老朋友片冈铁兵，也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日本军占领新加坡，他便去找郁君，希望他為大东亚共荣干点事。佐藤春夫，是郁君的朋友和老师，郁君的早期作品，很大程度上受到佐藤的影响。佐藤在战争后期，写了小说《风云》讽刺郁君，说他拐带走了一位热爱日本的中国学者汪君。这里暗指，郁君在战火初燃时，东渡日本，利用日本的关系网，偷偷将文豪郭沫若运回国内的故事。

关于郁君的暴露，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是一个姓洪的福建籍宪兵，见过郁君讲演。洪看中一个南洋女人，郁君没帮忙，他怀恨在心，举报赵大人是中国文豪郁君。也有的说，宪兵总部特高课长，看到了郁君的日文诗，大吃一惊，最终查出郁君的底细。但无论什么缘故，日本人没有将郁君押送上级机关，只是对他监视居住。郁君的活动是半自由的，想要顺利摆脱，也并非易事。这就成了一种暧昧的氛围。随着太平洋战争不断走向失败，日本的统治也松懈了，郁君并非完全没有机会逃走。他耽于冒险的脾气表现出来了，他拒绝好友逃亡的建议，他要在苏门答腊迎接胜利。

郁君是一个不耐寂寞与麻烦的人，但有时又出奇的好脾气。在新加坡，郁君任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大队长，为中国抗战训练青年。战争残酷，也麻烦。很多热血青年来到那个破旧灰色小楼，通常一哄而来，又一哄而散。郁君对青年是和气的，认真同他们宣传、讲解抗战具体工作。然而，青年爱的是喊口号、散传单，万众瞩目，吸引女孩子。革命更需要忍耐、细致、坚持。办事处值班的青年，常溜出去玩点别的，只有郁君坚守办事处。下午三四点钟，办事处常就没了人，只剩下郁君默默写着宣传文章，算着各种账目。

随着他在巴爷公务的调查不断深入，郁君的南洋生活，逐渐清晰了。郁君和女人们，曾是最诱惑人的话题。郁君在东京读书，常流连花街，以至于学费没有了，窘迫到一个月数次给家里打电报，催问钱款。归国后，他迅速走红，成了文坛领袖，身边的女人更多了。他在老家有原配，但惊才艳艳的女学生出现后，他抛弃名誉，疯狂爱上了她，为她写诗，放浪钱财，把她捧作民国美人。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一起，但美人要舒适生活，而他要的，却是不断的激情。终于，他在报纸上发表“毁家诗纪”，撕裂般地写出爱情的狰狞。他们的爱也走到了尽头。

南洋的生活，郁君也没缺女人，他和娇美的英军情报总部发报员成了情人。他迁就她，给她写旧体诗，甚至甘愿受辱，這让朋友愤怒。然而，走散也就走散了，他很快在巴东，认识了一个30多岁，毕业于荷兰大学的幼稚园老师。最后，他与一个校长的侄女结婚。女人叫何丽有，当时20岁，比他小20多岁，长相普通，不会讲华语。何丽有，这个中文名字，还是他起的，有着戏谑味道。他笑着说，女人还是笨点好。女人烧饭给他吃，给他洗衣服、生孩子。他游戏地写道：“故国三千来满子，瓜期二八聘罗敷，从今好敛风云笔，试写滕王蛱蝶图”。“风云之笔”丢了，郁君仿佛褪尽生命的狂气，变成了一个满足于平庸生活的，南洋的“中国绅士”。如果日本在南洋的统治继续下去，这多半是郁君的最后形象吧。但是，对于一个爱国志士，一个名满天下的中国文豪而言，这又与死亡何异？

那些小说，曾是郁君的命，甚至比他的命还要珍重，郁君也弃之如敝履。他把自己撕碎在南洋温暖的风中，血肉和精神飘散于尘埃。郁君想让这种无聊、无意义的生活永远持续，没有炮声、枪声、惨叫声，没有鲜血和恐惧，也没有亲友背叛的创痛和绝望。郁君置身于一个悬浮于世界之上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还有贪婪的日本宪兵和充满敌意的印尼人，但时间在这里停下，慵懒地躺在白云之中。喝着他酿造的美酒，时间醉了，仿佛永远为他定格。他摇着一本书，享受着咖啡、阳光和新鲜空气。革命、战争、文学的争论，还有沉重乏味到让人绝望的责任感，都远离了他。

把自己浸泡在庸俗中，中国人的话叫“和光同尘”。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激情。一个极端的作家，无声无息地毁掉自己，无声无息地被杀死，让死亡成为一个永远悬念。他一生都在流浪，从东京到北平、上海、福建、杭州，再到新加坡、苏门答腊。浪子大江大河的梦的深处，总有一条缓慢舒适的小溪。郁君已将最激烈美好的东西留给了世界，他也要这世界给他点东西。

四

他坐在废墟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接近半个月的寻访，郁君在苏门答腊的生活，越来越清晰了。巴爷公务地处高原盆地，那里居住的土人是米南卡保族。他们用竹造屋，以阿达布和土丹修葺屋顶。男人戴头巾，穿兜裆布。整个镇子只有两条大街，当年有日本人的种植园、杂货店，也有华人的酒吧和广东味道的小饭店。它的周围有米拉比与新架兰两座火山。他挨家挨户地寻访着“赵廉大人”的踪迹，但一无所获。可信任的叙述是，终战后的一个晚上，一名印尼青年将郁君找了出去。郁君当时穿着睡衣，妻子正在待产。郁君一去杳无音讯。几天后，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大部分人说，日本宪兵害死了郁君，也有人说，印尼抵抗势力，将他作为日本的跟随者，悄悄处决了。

这是他待在巴爷公务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将启程回日本。找不到答案，也在意料之中，但有些许遗憾。空气湿热，风已奄奄一息，黄昏光线也越来越淡，好似天边海潮，一点点退却，还残留着些，死死纠缠在竹屋的尖尖屋檐，亮成一块麻风病人似的亮白色斑点。街角的咖啡吧招牌若隐若现地亮着，里面传来俗世的欢乐钢琴声，演奏的仿佛是那首战时脍炙人口的《支那之夜》。琴声不断重复，声响时大时小，一点点风化在这南洋土街上，像烈日下被碾成粉末的青水蛭。他踱着步，终于来到那间废墟。相传，那是赵廉大人 “赵豫记”酒厂所在地。郁君失踪后，朋友帮忙又打理了小酒厂半年。中国流亡文人陆续归国后，厂子被作价卖给别人。再后来，就荒废了。当地人都说，赵廉大人失踪得很邪门，这里不宜居住，因此，也一直没有人买下来重建。

他不禁想起，很多年前，他曾在大阪的酒屋预见了那一幕。当时，他酩酊大醉，正在酒桌朗诵郁君的诗句。酒保又送上两瓶清酒，他喜欢饮清酒，特别是神户的白鹤、京都的月桂冠这样的名酒。他没有那么多钱，酒保送上来的酒，一瓶叫“双清”，一瓶叫“初恋”。“恋を知り初める”（初恋）、“もっと澄んで”（双清），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常见的、地方酿造的清酒，但不知为何，他有一种冥冥的启示，认为这是征兆。多年后，当他来到苏门答腊寻找郁君的踪迹，在这家长满蒿草与绿苔，成为蚁穴和鸟巢的废酒厂原址，除了生锈的、烂出几个洞的蒸馏锅，居然也发现了两瓶这样的酒。青白的简装酒瓶，泛着黄的包装纸，模模糊糊地印着日本字，一瓶叫初恋，一瓶叫双清。

难道是神的启示？

他惶惑。郁君喜欢白兰地、五加皮和绍兴酒，但为了符合日本口味，他还是制造了清酒。郁君失踪的信息藏在这两瓶酒里？它们就睡在角落的木箱，年头太久，酒蒸发的差不多了，只有一点浑浊残液。他伸出舌头，贪婪地舔了舔，一道火线直接从口中跳入喉咙，一路杀伐，不断游走在五脏六腑。他简直要醉倒了。

日本人，这么容易倒下啦？

懦夫！你相信他会找到郁君？

他醉眼朦胧，不断听到有人在耳边讲话。他看去，竟是那两瓶残酒，兀自在空中相碰，发出接连不断、清脆的声音。他羞愤。被两瓶酒嘲弄？简直是侮辱学者的名头，但他想，这多半在梦里，否则，“酒灵”怎会开口说话？

你们不要猖狂！ 他对着“两瓶酒”怒道。

“初恋”擦拭着身体的灰尘，在地上打圈子，冷笑着说，愚不可及，在这里，你不过是一个外国人，怎能很快接触到几十年前战时的杀人案？

“双清”索性躺倒身体，“骨碌骨碌”地滚动着，发出“桀桀”地，枭鸟的怪叫，求外不如求内，郁君的事，至今还是日本人的事……

他清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上午。他搭上去往武吉丁宜的小火车。他将在那里，登上飞往日本的航班。小火车上，他极目望去，远处烟叶田密密麻麻，升腾着一股特有的热气。他仿佛又看到那个留着蟹爪胡的瘦长中国人。他穿着灰色的，带兰花纹的丝质睡衣。中国男人的耳朵夹着红蓝铅笔，手上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珐琅咖啡杯，轻盈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伸手阻拦，中国男人的形象碎了，仿佛一点点地尘埃，飘散在风中……

回到日本，他按照梦中的启示，去找了苏门答腊日军遗族会。一个去世的年轻宪兵的姐姐，引起了他的注意。姐姐回忆，弟弟说过，根据宪兵分队长指示，曾杀害过一个中国翻译。他的心提到嗓子眼，连忙问名字。果然是赵廉君。他又打听分队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姐姐回忆着，最终道出了一個叫D的男人。

他赶紧与D接触。实际上，他曾采访过D，但D对郁君的下落矢口否认。这一次，他准备了充足证据，要向D“开战”了。D在战前，是农业中等学校的学生，征召入伍，做了一名小军官。战后他发了财，生活不错。他还保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在剑道比赛中，经常获得荣誉。他也热心公益，捐资修建了苏门答腊阵亡士兵慰灵塔。

他时不时去D的家门口打探，也查电话薄。一次，在新干线上，他还遇到了D，头发有些花白，精气神倒不错。他想尽一切办法，说服D出来讲清楚问题。D始终拒绝，他锲而不舍。就这样，又消磨了半年多，D终于同意见面。那天下午，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了D的家。两人见面，寒暄片刻，他单刀直入，询问郁君的最后行踪。

D沉默着，许久，缓缓地说，讲到郁君，恐怕要从宪兵总部的“力工作”说起……

1944年底，荷兰奥贝尔阿凯少将带领着一群印尼人、荷兰人与华人，试图进行暴动。他们称之为“红手帕行动”。暴动失败了，宪兵处死了几十人，并展开“力工作”，继续追查华人参与的情况。宪兵发现，中国翻译赵廉涉及其中。

D说，天皇玉音放送后，宪兵部队大乱，平野丰次少将自杀了。

战争结束了，你为何还要下令杀死郁君？

D又说，当时太乱了，守备队原本要全体玉碎，最终还是乖乖地放下武器。宪兵杀人最多，当时大家说，盟军下令处死所有宪兵，宪兵自杀的人也就最多，在巴爷公务和武吉丁宜，大概30多人吧，还有的士兵，组织起来，逃到印尼的深山，继续与盟军战斗。

这样的士兵多吗？

也有几十人，山下部队的芹口军曹就比较倒霉，他不懂印尼语和华语，参加印尼人抵抗荷兰的队伍，稀里糊涂地打了一仗，才发现，原来这支队伍是印尼共产党的部队。

那他怎么办？

D感慨着说，当然是自杀，除了死亡，还能做什么？

D又说，赵廉是中国著名作家，了解我们很多事，为了活着的宪兵的安全，我让宪兵将赵骗出来，勒死了。

尸体埋在哪里？

不知道。宪兵执行完任务，也逃到山里，袭击盟军车队。不久，他们也全部玉碎……

D不后悔。尽管表达了歉意，但他在D的脸上，看不出真诚的忏悔和痛苦的表情。战争结束了，仅仅是一个自私的理由，就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皇军的残暴无耻吧。但他又能怎样？起诉D？为郁君复仇？

毕竟，D也是日本人。战争中死的人太多了，这是一笔糊涂账。

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这也许是最接近真相的事实吧。然而，郁君的尸骨，现在还不知埋在何处。不见尸骨，从理论上讲，郁君还有活着的可能。遭逢变乱，宪兵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执行长官的命令。况且，他们都和郁君熟悉……

深夜，妻已睡去，他独自在客厅饮茶。家还是整洁宁静的，和他去苏门答腊之前，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夜风更加酷热，毕竟到了盛夏。他细细品着茶叶，兴之所至，拿出从苏门答腊买的清酒，大口喝起来。不一会儿，他便有些微醺。这样的氛围，适合阅读郁君的作品，特别是在揭开秘密之后。

“月亮打斜了。女子医学校前空地上，又增了一个黑影，四边静寂得很。银灰色的月光，洒满了那一块空地，把世界的物体都净化了。”

“孤独的死”，也许便是郁君追求的永恒吧。一个浪漫至极的作家，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时间的消磨。谁能将宪兵队翻译，那个满脸皱纹，穿着油腻长衫的华人，与“伟大的中国文豪”联系在一起？谁能想到，此人曾娶了中国最漂亮的女人，在日本受到文学大家佐藤春夫的赏识，和大将松井石根用汉诗唱和？

文学有什么用？它抵不过机枪大炮，只不过让年轻的男男女女，伤心流泪，或顾影自怜。然而，世界如果没了文学，又将多么寂寞？

他是来找魂的，不只是先生的魂，还是自己的魂。日本虽然落到战败国地位，但日本人拼死努力，彼此道一声加油，每人都精神抖擞地应付社会，仿佛他们从没有经历过昭和战争，而是直接进入明治早期，维新开国，朝气蓬勃。但是，日本的魂和记忆也都被藏起来了。

作为传记作者，他注定只能充当一个历史想象者和旁观者。很多时刻，他将郁君当成了日本作家，因为那份失败和孤独感，执拗地自我放逐和奔向死亡的颓废，是日本独有的东西。一个揭示谜底的传记作家，注定会留在历史。如此说来，他的寻访，也必将录入历史。他这样一个普通日本人，竟凭借这种方式，进入中国大历史。他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他听到，血液在血管中汩汩作响，如春潮涌动，急马奔腾。

他斟满一杯酒，遥向半空中举杯，似是哀悼郁君。朦胧之中，他仿佛又回到苏门答腊，回到那间破败的赵豫记小酒厂，那里就好像是一个可穿梭历史之间的“时间之门”。苏门答腊的夏夜，也是如此酷热，街道闪烁着火光，还夹杂着零星枪声。日本战败后，盟军尚未来得及受降，维持治安的依然是日本人。虽然，街面的商家门前的日本旗被悄悄撤走，蒋介石的画像被摆放出来，但行将崩溃的日本人更可怕。他们焚烧档案，在酒店狂欢滥饮，有的在街上乱开枪。空气充塞着硫磺气味，一切都在热风中变成危险的事物。远处，新架兰和米拉比两座火山，也蠢蠢欲动，不断嘶吼，向空中喷发着炽热灰烬。他远远地离开小镇，密密麻麻的野草和藤蔓，在空气的压榨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沉睡的山谷，成群的飞蝇、蚊子，腾空而起，遮天蔽日地逃离温暖的圣地。它们“嗡嗡”的声音，仿佛盟军B2轰炸机令人恐惧的轰鸣。披头散发的棕榈树，绝望地在热风中尖叫。遍布山野，肥大叶片的低矮烟田，也在月光下冒出浓密的烟，发出褐色蝗虫般的咆哮。再远处是墓地，墓碑上放满红色的罂粟花。金黄的玉米地，也承受着喷溅的火山灰，发出持续不断的低沉爆裂声，散布着令人迷醉的诱人香味。

他远远看到，丛林边上，几个日本宪兵模样的人，将绳索套在一个穿着睡袍的男人的脖颈上。男人无所畏惧地笑着，仰头对着空中大大的月亮。

乳黄色的圆月，受不住燃烧的酷热，逐渐变成血红色，裂成了两半……

五

“死亡以巨大的能量完成了他肉身的传奇书写，且扭转了前此轻盈的方向，把它推向无比的沉重和幽深，且因为尸无处寻，死地未定，死而未定—比死更悲惨的，他竟然被夺走了他的死——失踪，把他驱逐于生与死，而游荡于死与生，让他此后的存在更其复杂。和死亡享有不同的存有论的失踪，其实去得比死亡更幽远，不为时空所限，因而也无法用时间坐标和地理坐标来捕捉他。它漂浮如拉康的能指。他就那样被留了下来，他就那样远远地走了。”

这是一位马华作家H，在一篇有关郁君的小说中写下的。H也是教授，讲话比较高深。我写论文，也是这般套路，什么离散、民族国家、现代性等，唬人得很。马华作家在小说中，狠狠嘲弄了一位发现郁君还活着的日本九州的B教授。H虚构了一个长在巴爷公务的华人小孩，目睹了郁君的失踪。他在丛林之中，捕捉到郁君的消息，甚至目睹了他的身影。他收集很多有关资料，然后在一堆粪便旁，找到一个藏有各类纸张的铁盒子，盒里是杂乱无章的文字——日本教授，也不过是找到了他丢下的盒子。

一堆屎，屎堆旁的铁罐，神秘的文字。

我终于写完了论文。电话里，我向金教授讲述了大阪L教授在苏门答腊探密的故事。有学者写过文章，认为D根本不存在。金教授说。

怎么这样？我瞠目结舌。

我们现在依然无法知道D具体的名字，及杀害郁君的相关细节。

为什么不公开？有什么避讳？

听说D已不在人间了。据说日本L教授和D有协议，不能公开姓名。

目前的信息，足够我们找到D。为什么没人去找？我追问。

去找苏门答腊日军遗族会的花名册，日本收藏的相关档案，找到D应该不难。这点追查史料的工夫，只要中国学者愿意，应该不是难事。如果D是假的，那么，历史谜案的侦破，难道只是日本专家的个人臆想与历史内疚心理的幻化？还是说，真相过于沉重，以至于让他只能以这种半遮半掩的方式，欲说还休？

金教授没有回答。他沉默着，我能听到老先生巨大的喘息声，好像潜在极深海底的鲸鱼。

揭开秘密，要期待你们这代人，或者下代人，或者下下代人。金教授补充说。

历史总有秘密，真相也是相对的。郁君死于苏门答腊的那个夏天。名人死了，希望他活着的人，总会编出各种谣言。有人说，李自成出家当了和尚，明代建文帝也藏起来当了和尚。在日本人看来，米骚动的领袖大盐平八郎，也没有被幕府烧死，而是隐姓埋名，跑到中国，化名为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女人的死亡，更令人感到哀婉。最有名的，就是马嵬坡的杨贵妃。有人说她是假死，去了日本，还嫁了人。这样怪异无比的失踪，更符合郁君这样颓废才子的胃口吧，大家反而会记得他，不断提起他。

酷热的宿舍，我喝完一大瓶冰镇可乐，舒服了许多。虽然写完了论文，但我还是感到郁闷。难道，这样一个历史悬案，就让它永远悬置下去？

我决定按照家乡风俗，举行一场“木古茨”招魂仪式。在家乡，我的母亲是一名白巫师。尽管，我不太相信这些，但盼望着它能给我一点启示。大阪的L教授，就是通过两瓶清酒，才找到D的线索。我期冀与郁君交流，也希望看到章谦，毕竟，他是我在这所大学唯一的朋友。

我在宿舍外点燃几株艾草，驱赶蚊蝇，也是“木古茨”的要求。我认真打扫房间，用電磁炉烧热一大锅热水，将几块鹅卵石倒入，发出吱吱的白气。不一会儿，屋里蒸汽腾腾了。按照法事要求，我必须杀一只黑母羊。没有这些，只能以在菜市场买只黑鸡替代。我割断鸡的喉咙，让鸡血流入白瓷碗。屋内到屋外，我将鸡血倒出一条血线，在死去的黑鸡腿部绑上一根白线。我再洗干净白瓷碗，将一个熟鸡蛋和滚烫的石子，一起放进去，并在熟鸡蛋上，插上一根针。黑鸡腿上的白线，与熟鸡蛋上的针也连在了一起。

准备好这些，半夜九点多了。我在屋里焚烧了一本郁君的诗集，还有章谦的一件白衬衫。我的嘴里念念有词，不断祈祷。时间一点点流逝，碗里的鸡蛋纹丝不动。

我叹了口气，也感到脸上发烧，堂堂大学副教授，竟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我打开门，正准备撤去那些东西，一阵风打着旋子吹进来，颇有冷意。我探出头，走廊尽处，是宿舍楼的公用卫生间。我影影绰绰地看到，有两个影子。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穿着西装，一个似乎穿的是旧式长衫。

郁君是你吗？章谦你回来了吗？

我心跳加速，回头看屋里白瓷碗的鸡蛋，慢慢地旋转着。那根铁针，发出轻轻颤抖，针上连着的白线，也在微微地抖动。我脚步踉跄，向卫生间慢慢挪去。那里面是声控灯。我咳嗽了一声，昏黄的灯亮了，什么也没有。我返回去，再回头看，灯灭了，两个影子又出现了。

你们为什么不愿见我？

我拼命吼叫，青筋暴起，眼泪要迸了出来。郁君是一个历史大人物，他愿意永远藏在历史的阴影里。章谦为什么也不见我？难道，我出现了幻觉？

其实我明白，章谦为何不愿见我。他的电脑中有一篇没发表的论文。我看写得不错，就改了改，署上自己的名字，拿给了金教授。我没办法。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意味着评职称又要拖后。我认识一位重要期刊的编辑，向他投稿多次，他总是很客气。然后打电话过去，就是盲音。偶尔也会发微信说，在开会。过几个月，我再问，他才说，大作不适合我们刊物，请另投别处。我请他详细讲讲，稿子为何不行。他不耐烦，但还客气着，只是说，刊物有审稿会，他只是普通编辑，说了不算云云。

我厚着脸皮给编辑寄礼物，发短信过去，也是没回复。我只能躲在宿舍抽烟、听音乐、看章谦留下的黄色小电影。我在半夜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疯狂拖动凳子，有时也忘记将小电影静音，弄得满楼道都是娇喘吁吁的声音。有同事向宿管科举报了我的不法行为，学院领导严肃地找我谈过话。很多同事都说，我的神态，越来越像章谦了。我的眉毛，变成章谦一样的八字眉，愁苦吊死鬼的样子。他们很担心，我走上他的老路。大家都说，那栋楼风水不好，曾有两位老教授在此上吊，死状惨烈。由于年代久远，大家早忘了这些事。章谦走后，这栋楼的鬼故事，才又多了起来。

这篇偷窃的论文，终于发表在了权威杂志，我顺利评上副教授。我是个学术小偷。

我擦干泪，两个影子还站在公厕门口，没有面目、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发散着淡淡的臭味，仿佛提醒我，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又是不真实的。

风吹过，影子摇了摇，极快又凝结起来。

你们为什么不愿见我？

我继续呼唤，声嘶力竭。所有宿舍门，都发出奇异的声响。几只灰蜗牛，顺着玻璃爬过，留下一行亮晶晶的涎迹。我站在阳台，向远处的魔都极力远眺。墨黑的天际，云层翻滚，如无数卷曲的军旗。云的深处，隐隐传来雷声，风也隐隐而动，发出无数莫名叹息。可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魔都的灯火。那些星星般密密麻麻的灯，大的、小的、亮的、暗的、圆的、方的，它们汇集成光的海，光的宇宙，又好似无数孤独飘荡的中阴身，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要延伸到何处。我闭上眼，让风鼓荡着衣袖，感觉自己幻化为一只蓝色的巨型纸张，一点点地卷起，一点点地破碎，消散在这光的世界……

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