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夏，大学毕业，名单分配去了南京人事局。有一天，李潮带来一份市人事局朋友的手书，说他们局长亲自调阅了我的档案，问想去什么单位，速去面谈。这是我走上社会遇到的第一件荒唐事，冒冒失失竟然就去了，指名道姓要见局长大人，结果局长大怒，说你是谁呀，国家分配工作这么严肃的事，怎么可以你想去哪就去哪。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很狼狈，也说明当时实在太天真，太书呆子。李潮又为我出主意，说你干脆到《青春》来吧，我们去见斯阿姨。说了，还真就带我去，到了斯群家楼下，他开始犹豫，说我上去说，你在楼下等，然后上楼了。过十几分钟，苦着脸下楼说不行，说斯阿姨说了，小兆言到《青春》来，不是把你们的《人间》都移到我们《青春》来了，这个绝对不行。

《人间》是一份民间刊物，被查封了，它的骨干分子顾小虎和李潮当时已在《青春》当编辑，斯群阿姨的想法是对的，人言可畏，有些事必须要有顾忌，不能留下话柄，不能太过分。我与李潮自小就认识，他爹跟我爹是难兄难弟，小虎是我们的老大哥，父辈也都是好友。无法想象我真去了《春春》会怎么样，一个刊物真要是全我们这样的人，肯定要弄砸掉。

那时候我们这拨小字辈，少年轻狂，春风得意，很多事不放在眼里，很多人也不放在眼里，被讥为文坛的“八旗子弟”。我最初的文学经历显然是与《人间》有关，没有《人间》也就不会走文学这条道路。我们是一个文学上的小团伙，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有自己对社会的观点和看法，小虎去了《青春》，李潮很快也去了《青春》，我甚至一度也自以为是《青春》的人，虽然被斯群阿姨理智地拒绝了，但仍然还要经常去玩，去找小虎，去找李潮。

这两位也可以算是我文坛上的引路人，我们在一起玩什么呢，当然是玩文学。在我的青春记忆中，《青春》杂志最初没有什么编辑部，就小虎和李潮这两个哥们。《青春》曾经很火，越来越火，盖了大楼，小虎和李潮住进了新大楼。《青春》是他们的家，他们家就在《青春》大楼。事实上，《青春》从鼓楼检阅台下搬家，搬到兰园，曾经无数次地进出这栋大楼，但是从未去过编辑部，我甚至不知道编辑部在几楼。我去《青春》大楼闲逛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去和他们聊天。

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在《青春》上，有一期“处女作专号”，究竟怎么发出来的，记不清。好像是通过小虎，又好像是通过李潮。青春如梦，转眼四十年，说起来真像梦一样。我曾一直把《青春》当作自家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文学的青春期，有两个好哥们在这上班。小虎老是骂人，李潮动不动闯点小祸，都不是当官的料。他们都比我有才华，都是我的好兄弟，小虎不愤怒就不是小虎，李潮不捣乱就不是李潮。

《青春》最火爆时，据说有八大主编。也不知道出自谁的口中，是开玩笑，还是确有其事。我只知道小虎和李潮混得都不算太好，小虎很快去做生意，具体怎么做，始终不太明白，反正是为公家去做。当时称之为“下海”，身上还是穿着《青春》的游泳裤，一头就扎进了商业大潮之中，是为《青春》在做买卖。说老实话，我当时很羡慕小虎，觉得这事很浪漫。李潮呢，开始与美女打交道，张罗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选美大赛，也算是《青春》的活儿。

我当时可能是在读研究生，很多事稀里糊涂。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写小说，写了就交给李潮，或者是给小虎。他们有时会提些意见，说好说坏，有时候也懒得看，很可能随手就报送二审。除了那篇发表的处女作，我写的小说，几乎都给过《青春》，因此我也喜欢开玩笑，说《青春》是退我稿子最多的编辑部。《青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还在享受着初夜权。二审不喜欢我，我的小说总是被编辑部主任给枪毙了。

退稿并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写作怎么能没有点挫折，我曾经对采访的人说过，退稿对自己是一种磨难，很伤自尊心。事实上也不完全是真话，因为给《青春》的稿子，在写的时候就知道肯定会退稿，肯定用不了。交给李潮或小虎，最真实的想法，还是想给志同道合的朋友看看，发表是运气，不发表是应该。在写作上，我既是个不自信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家伙，脸皮厚得很，退稿伤害不到我。

1988年，北京的朱伟代表《人民文学》来南京组稿，我们一见如故，问手头有什么现成的稿子，我想了想，说《青春》还有一篇退稿，你要的话，可以问他们要。这以后，短篇《桃花源记》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这是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第一篇小说。稿子被《青春》枪毙后，一直放在李潮手上，我当时正在写中篇，懒得过去取回这个短篇。

我的第一部中篇也是发表在《青春》上，不过已经不是小《青春》，而是那种双月刊或季刊的大《青春》，挺厚的那种。时间是1985年的秋天，这时候，小虎和李潮好像都不怎么管事，人还在编辑部混饭，还是《青春》的编辑，稿子却转移到了周梅森手上。周梅森正好要往省作协调动，要去当专业作家，临走前，出于义气，也不管稿子有没有过审，就先斩后奏，竟然在自己编的那期稿子上发预告，说是下期要刊登。下期果然只好用了，可惜被接手的编辑，活生生删掉了一万多字，一个中篇能删掉这么多字，几乎是四分之一篇幅，想着都心疼。那年头又没底稿，删了也就删了，跳脚也没用。我不知道是谁删的，周梅森说这事跟他绝对无关，他才不会做这种傻事，既增加工作量，又要得罪人，何苦。

等到中篇《去影》发表，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青春》发表了我的短篇处女作，发表了我的中篇处女作，然后就是这篇《去影》。有台湾的读者告诉我，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篇小说。除了在台湾出版，国内出版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合集，就是以这篇小说命名，这至少可以说明，本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篇小说。记得是陆拂明约的稿，这也是多少年来，《青春》第一次主动向我索稿。

时间过得飞快，可以闲扯的话题太多。回忆《青春》往事，穿越时光轨道，无疑会首先联想到自己的文学青春期，会联想到自己当年的好哥们。我的文青时代，一直都是和《青春》紧密联系的。对我来说，那本《青春》就是文学，就是文壇。说没有《青春》就没有自己，有点讨好，有点矫情，也不完全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那段与《青春》共同度过的美好青春岁月，没有小虎和李潮，没有大家在一起玩文学的青涩经历，我很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寻根，求实和追梦

——在南京大学校友小说创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各位校友，大家好。很荣幸参加这么一个会。参会是好事，可是要发言，这就有些不好意思。我这一生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发言。

组织会议的光芒兄让我随便说，其实随便说最难，就像期末考试一样，你如果有个题目，我还可以准备，甚至可以作一点弊，一个随便让我怎么考试呢。这年头，随便岂是容易之事，往大里说，一部二十四史，让人从何说起。

随便说很可能就是乱说，现如今怎么还可以乱说呢。对于我来说，不能乱说起码有两个直接原因，首先，有人告诉我，现在大学里真不能乱说，因为有录音，有学生可能会告状。其次，我女儿在这上班，在这当老师，可怜天下父母心，吃人家总是嘴软，为了女儿，我也不敢太乱说。

但是我知道我还是会管不住自己的嘴，今天的话题是寻根，求实，追梦。寻根不用多说了，感谢母校，我的根就在这里，没有母校，就没有我今天。

我应该说一说的是求实和追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这用的是“求实”，而不是“实事求是”的“求是”。这两个字是有重要差别的，我更倾向用求是，而不是求实。为什么呢，因为实际的实真说出来，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尴尬。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这就是南京大学出作家，出小说家，出诗人，今天这个有点热闹的活动，显然也是为了展示这么一点辉煌，然而真相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起码不完全是这样。

说老实话，南京大学在学术上还是传统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们的母校几乎成了旧文化和保守派的最后堡垒。我入校的时候，叶子铭老师就告诉我，胡小石先生一生其实就是反对白话文的，“其实”这两个字非常好，它有这种认打不认输的顽固在里面，我挺喜欢这种顽固。

叶老师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他说我们南大其实是看不上什么写作的，他举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很多年里，南大的学生留校，就像通常要先当班主任那样，第一年，都要让他们教新生写作。为什么呢，因为写作最没有学问，谁都可以教。

大家都知道，叶子铭老师的成名作是《论茅盾创作的四十年》，事实上，这只是他的学年论文，而他的指导老师则是研究古代文论的王气中教授。那时候，叶老师真正想做的学术研究是苏东坡，他的研究生导师是陈中凡先生。

因此，如果说我们的母校，从骨子里并不是很看重写作，恐怕还真有点这样。以我个人为例，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功德不够圆满，一直觉得很遗憾，就是没有在这拿到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我同门的师弟和师妹都是博士，他们都是，为什么我不是，有人说我不在乎，不，我其实真的很在乎。

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但是这丝毫不等于说我当时就想当作家。与写小说相比，我可能更想做学问，所以会这样，当然也跟当时学校的风气有关。

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说得太多，然而我相信，这种风气应该一直还是存在，毕竟传统的力量是无穷的，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强大，强大得多。因为这种强大，我们的母校，在文学研究方面无疑是非常强势的，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在评论和研究方面，都是非常的有地位，都无愧于一流名校。

南京大学有过很不错的作家班，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个学校对写作的重视。不过认真分析以后，仍然有些问号。事实上，作家班只是对已有的文学创作成果的一种收割，是不折不扣的摘桃子，毫无疑问，是作家班的同学给母校增加了光荣。很显然，来南大之前，他们基本上已经名成功就，他们可以很客气地说南大培养了他们，南大自己要是老这么说，恐怕多少有点掠人之美。好比現在有了毕飞宇一样，我们总不能说南大培养出了毕飞宇。

当社会上没有了什么桃子以后，当文学变得不再火热的时候，作家班已经老态龙钟的形势下，就会变得很困难，变成了依靠专升本或者送硕士学位来获得生源。专升本的尝试，显然已被证明是失败的，送硕士学位管不管用，很难说。

大学究竟能不能培养作家，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时代已经改变，放眼世界，现在年轻一代的优秀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大学培养的，因为大学教育已经完全普及。因此，大学要出作家，已经不是梦想，即便我们不是有意识地去追梦，未来的作家一定会从大学里走出来，会从我们的母校源源不断地走出来，这几乎不容怀疑，这个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责任编辑：张元

叶兆言（1957年-），原籍苏州，生于江苏南京。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作《追月楼》获1987年-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散文集《南京人》《录音电话》《闲话三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