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到2017年，我的后青春时代是与《青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于物质而言，《青春》是一本杂志；于精神而言，青春是一种信仰，一个隐喻。

是的，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言“青春，对其无法辨认的处境微笑”。我们并不知晓青春到底是怎样的面目，即便身在其中，也无法明晰其存在意义，或者其伟大虚无的价值。既然青春与文学相遇了，我们就选择对“无法辨认的处境微笑”，我们选择抒写，我们选择创作。

每一年，都有年轻人开始写诗、写小说、写剧本。每一年，都有曾经的创作者不再写诗、不再写小说，但又有新的成员加入。这一变动，可以理解为是生活的教育，是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弱小变化并导致了新的平衡的结果。

一名诗人的成长其实是极其艰难的抗争。这种对抗是剧烈而无声的。在孩童时期，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综合教育体系，通过两条巨大的绞肉机流水线来摧毁孩子心中的诗。一方面，科学课（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以强大理性和逻辑力量消除了“恶魔和巫师”（在我们的语境里，也许是女鬼和狐仙……）的存在，消除与此相关的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想象和图景，原来一切储存在孩子内心的神秘力量和想像事物都被无可辩驳的事实所摧毁。这将是科学世界观的胜利，而对于未来诗人而言，无异于大厦倾圮，他的世界必须被隐匿，转移到不引人注目的拐角。另一方面，属于社会属性的广泛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这些“可靠的信息”将为孩子们将来“参与我们的文明”作好准备。米沃什说，“在学校，我们每天被灌输，直到我们的观念与我们同代人的观念没有分别，直到我们不敢怀疑某些原理，例如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在这样成长的过程中，未来的诗人奇异的想法总是被日益加强的权威声音所覆盖，甚至直到怀疑消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未来的诗人离“诗歌的真实”越来越杳渺。哲学家舍斯托夫总结了这种教育方式带来的最终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产生一种倾向，就是只有那些对我们整个生命来说似乎是虚假的东西才被当成真理来接受。”而诗歌需要的养分恰恰相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未来的诗人只能使用属于他自己的秘密武器来抵消这种方式带来的强大影响——他学会了涂鸦，在教科书的边缘，在他的学校笔记本上，他偷偷地涂画上几行幼稚的诗行（也许并不能称为诗）、一位女同学名字是首字缩写、一只长得像班主任的乌龟……在这偷偷摸摸的肆意涂鸦中，他无意间消解了上述教育体系对他的禁锢，从而把他的童年保存在遥远的内心深处，把他的鬼怪储存在记忆的某个洞穴中。

进入新的成长时期之后，未来诗人面临着更为险峻的现实考验。他们陆续进入了大学，然后走向“人间”，在社会上谋生。显然，诗歌技艺并不管用。在我们这一时代，年轻诗人的危险，就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正走向成熟。这种成熟一方面是他們能自如地行走在人世间，一方面是诗歌技术上的熟稔。他们正青春，可是从来没有愤怒过，并且丧失了愤怒的能力。他们拥有屠龙绝技，可是他们已不可能发现或寻找到“龙”。他们走在微澜不惊的人生道路上，他们提前与世界媾和。他们的青春进入了晦暗的隐喻状态。

这些青春的隐喻也闪烁在诗歌和小说中。我赞赏这些隐喻，我也批评这些隐喻。

但是，青春潜伏在他们的体内，这是谁都夺不走的权利。青春总是潜藏着神奇的力量，冲破这些禁区。青春是一种超越，它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走向无限开放的未来。

最为确切的讯息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神奇的编码，一旦植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病毒，它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部位起作用——它促使你身体内部自发地斗，有时要对抗世界，有时杀死懦弱的自己。我们吸纳了它，它危险地存在着，攻击任何虚假的世界表象。直到有一天，它全面占领真实的世界。

当然青春的隐喻渐渐褪去，年轻诗人们的头上将出现奇迹。这一奇迹将摒弃活人裹着寿衣的尴尬，这一奇迹将使青春拒绝隐喻。不管经历怎样的疾风骤雨，青春的花朵必将在生命的河谷上肆意开放，青春的诗篇必将夺取生命存在的闪电。

责任编辑：张元

育邦，1976年生。从事诗歌、小说、文论的写作。著有小说集《再见，甲壳虫》《巴拿马内裤》，文学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有诗入选《大学语文》及多种诗歌选本，著有诗集《体内的战争》《忆故人》，为当代中国70后代表诗人之一。2010年调入《青春》杂志社工作，2013年任执行总编辑，2017年4月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