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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寇粗粝、戏谑甚至油滑、浮夸的叙述腔调会强化叙述经验的美学张力，或荒诞不经，或百无聊赖。支撑起这样的极端风格的未必就是龌龊、低俗的事件和趣味，也可能是那些不易觉察的深沉的思索和朴素的诉求。曹寇的魅力就在于他的风格呈现和思想表达之间的错位与冲突。如同很多自我标榜泼皮、顽主、屌丝的作家一样，曹寇们一直在用胡作非为、胡言乱语来掩饰他们羞于直白急切表达的思考冲动，和暗夜里才能觉察的或明或暗的天真、感伤。究其原因，曹寇这样的作家对传统现实主义所尊崇的正襟危坐的仪态和苦大仇深的叙述腔调是抵制和反感的。在他们看来，过于高大伟岸的人道主义关怀之于野草丛生的卑微个体像是正人君子的伪善，批判现实主义对总体的迷恋之于当下社会的多元、分裂更是显得空洞。这种稍显极端的写作立场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妨将其理解为一个极具风格化的作家在写作上的鲜明而具体的审美/道德洁癖。他的风格化的语言和叙事正是用来掩盖其审美/道德洁癖的而非相反。当两种相反力量在小说形态上撕开出一道裂痕时，意义的内核和层次反倒清晰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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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童年记忆有关，其中不乏令人动容的细节。曹寇显然不愿意自己的私人记忆被读者关于童年记忆的审美惯性收编，于是作家曹寇不断地以其惯常的“粗俗”拦截叙事滑向他的审美洁癖不能接受的领域。“粗暴”干涉正是为了防止叙事滑入肤浅而舒适的怀旧抒情模式中。曹寇从来不是一个安分的司机，在叙事进程中随性的急刹、骤停和转向反倒成了某种标志性的风格。顺着他在虚构的原野上肆意碾压出不规则的车辙印记，虽说崎岖、颠簸，但总能发现曹寇内心珍视的事物在道路尽头闪光。

事情发生得突然，德贵疯了，德贵死了，他的家人也死了。多年以后，曹寇说：“我娶了一个在我看来长得比较丑的女人为妻，生了一个田鸡和青蛙都没见过的儿子。”而这场回忆始于：“我记得河岸上有很多草桩（农民们割掉这些草放到稻田里去沤肥），硌脚硌得厉害，而前行的一路有田鸡、青蛙之类的乡村小动物扑通扑通跳进水里。”随具体的生命一起消失的，还有记忆中的“田鸡”和“青蛙”。“田鸡”“青蛙”与“人”亲近和陌生，很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和精神方式。当这些差别从个体蔓延至整体时，具体生命的消逝便也成了某种隐喻，即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被抹去某种生命状态和精神方式的消逝。这些状态和方式又与具体的历史社会进程人的定义或者说属性相關，某些属性的消逝或退化未尝不能被视为人的“异化”。不可避免的丧失，如同德贵看到的那条龙飞走了，“什么叫飞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只是没有人去追问，小学生三年级的德贵看到的那条龙，是如何在现代科学、教育、医学的通力配合下，理直气壮地成为判定德贵疯癫和疾病的证据？他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孩子的想象力，谎言，抑或是某种情绪状态下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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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曹寇就准备讲述一个关于“丧失”的悲伤故事，哀悼某种“消逝”。只是这样的话题过于宏大、沉重和庄严，与他的道德/审美洁癖过于违和。于是，他用戏谑压制抒情，用粗俗消解温情，用冷漠装饰哀悼，他要借助一切可能的掩护，向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命去袒露他的羞涩和深情。

方岩，现任《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