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

《花城》杂志在潮流的错动中走过了四十年，不变的是秉持新锐先锋的文学姿态，鼓励创意和实验，兼容并蓄各种风格和流派，及时地展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新风貌。

1979年的春季，一群广州的编辑打算为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取一个好名字，他们考虑过的有“怒放”“黄花”等，最后选定的则是“花城”。

那是一个由伤痕文学开始的文学新时代。从这次命名行为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代的关联词必然是春天和花朵。《花城》杂志的创刊就是闯入并描绘这个季节的一次尝试。“花城”二字不仅是广州这座城市的特质，也是南方文学的特征——肥厚的腐殖土、丰润的雨水加上阳光的热力，从最低矮的真菌、地衣到高达数十米阔叶乔木，在这里，文学的景观可以生长得汪洋恣肆，瑰丽而奇异。

四十年前的花城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而四十年后的《花城》早已超越了当初的期待。圈里人直呼《花城》乃国内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并对她在挖掘新人和引领新锐文学的能力赞不绝口。与之相比，更值得点赞的是，作为一本杂志的《花城》延续至今的创新精神。

当今大多数文学期刊都面临着发行量和读者面急剧下滑的困境，杂志人心力憔悴，守成都做不到，创新要从何谈起？

但对于《花城》，精神可以独立于市场而存在。这种独立表面上有赖他们在地缘上的优势和多年积累的资源优势，深层则源于他们对于文学异常鲜明的认识。四十年后，这种认识汇聚了一个“朋友圈”，因为这种共识，今天《花城》厚积薄发的力量更彰。

先锋，这就是《花城》文学主张的关键词：在茂盛的植物园里去发现，去培植那些独特的植株，而不是从已经成熟的品类当中收割果实，这样的文学创造曾经被称之为“先锋”。这个词语起源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二次中国文学启蒙。如今的先锋文学已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门类，它是表达探索的精神向度。它也不是一种文本外壳，而是透视现实预见未来的前瞻性事业，它象征了文学必须进步的决心，象征了创造永不枯竭，象征对异类的宽容和对庸俗的摒弃。

所以《花城》杂志刚刚出生，就给人一种非常开放、新锐的感觉。后来，文学界称《花城》是具有先锋意识的杂志。《花城》聚拢了一批很厉害的作家。王小波早期的一些作品如《绿毛水怪》《白银时代》等很多是由《花城》杂志推出的。海子一鸣惊人的诗作《春暖花开》也由《花城》首发。

如果作品有嘴能说话，他们可以讲出无数与《花城》有关的故事。这些跨越四十年的故事加在一起，就汇成了一部当代中国文学探索的詞典。这个探索过程伴随着无数的轰动、质疑、争论，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文学的争论往往会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而争论的结果往往会带来审美的进步、道德的宽容和文学技法的成熟。遇罗锦《春天的童话》、路遥《平凡的世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苏童《我的帝王生涯》、阎连科《日光流年》、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和《我不是潘金莲》、李洱《花腔》……一大批写入文学史的作品奠定了《花城》的地位，也让经《花城》发掘和培植的一大批作家蜚声文坛。

现任《花城》杂志主编的朱燕玲说，现在很多先锋文学作家大多已经回归到现实主义了，先锋几乎没有了市场，《花城》杂志却还一直关注先锋文学和实验性写作，“我觉得文本探索以及对汉语写作探索的精神永远值得鼓励。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先锋，认为它只是形式上的一种东西，其实它更是一种艺术姿态，是一种更包容的心态，是一种更加深入的思考，先锋精神应该永远不死。”

《花城》杂志在潮流的错动中走过了四十年，不变的是秉持新锐先锋的文学姿态，鼓励创意和实验，兼容并蓄各种风格和流派，及时地展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新风貌。对此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延兵也有自己的见解：“《花城》的先锋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炫技，而是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所能抵达的边界、未来。”他希望以《花城》期刊为基础，进一步扩大“花城”新媒体矩阵的影响，让写作者可以将不同的现实感受、文学经验、文学想象和文学形式，通过不同的阅读载体，呈现给不同阅读偏好的读者，在新媒体时代继续保持内容和形式上的先锋地位。

《花城》的故事从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角度来讲，那便是《花城》和作者之间的沟通。很多作者在遇到《花城》之前是籍籍无名的，而编辑对于这些作者的认识只能由作品开始，再一点点去深入，这种邂逅诞生很多故事的可能性，这些故事后来成为许多作家珍藏的技艺。

比如毕飞宇，“1989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个字，我把我的一个中篇寄到《花城》编辑部去了。和我所有的稿件一样，我的小说在《花城》编辑部那头没有任何消息。——后来我知道了，1990年的下半年，《花城》编辑部的稿件已堆积如山，都摞在地板上了，他们决定清仓。戏剧性就在清仓的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动了恻隐之心，想，再翻一翻吧，也许还有合适的稿子呢，别漏了。她就蹲在地板上，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翻就把一个叫《孤岛》的小说给翻出来了。这个年轻的女编辑就是朱燕玲。而《孤岛》就是我的处女作。”毕飞宇说，“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最具戏剧性的朋友是朱燕玲。”

在庆祝《花城》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更多编辑和作家之间故事正在被讲述，这些故事里不但有作家和编辑们工作方法最直观的表达，而且饱含了一本杂志何以成为“先锋”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是编辑和作家共享的——从投稿信落进邮筒里的惴惴不安开始，从一双双因发现而惊喜的眼睛开始。

作家阿来

可以说小说是读者，作者，出版者三重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正在让我们的主流文学转向，那就是越来越多作家在回到章回体小说的传统，越来越专心于讲故事。这个现象同样也有困惑，小说是用来解语言题的，如果过度迎合电影电视剧，那么小说的功能性和社会性都出现了问题。在这个为消费时代写作的潮流面前，《花城》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可贵。

作家虹影

我一生的文学梦，一开始就和《花城》联系在一起。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思想很先锋，文风是很老套，就是老老实实的讲故事，这是在红楼梦体系下面培养起来的叙事本能，如果没有林宋瑜，没有《花城》，我孤悬海外的创作就像在黑暗中行走一样。《饥饿的女儿》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在长江边的贫民窟长大的孩子，那部小说里人的那种关系是赤裸裸的，非常原始，邻里之间很难遮蔽住什么。卫生设备都没有，女孩在这样一种环境生活，是一种可怕的记忆。在精神更加贫乏的状态下，一个女孩要成长要面临些多少难题。

带着这些创痛长大的女孩，后来组成了很前卫的《康乃馨俱乐部》，对附近的男人进行报复。这部小说让很多评論家敬而远之。写它的时候我用的是四通打字机，那种打字机非常容易出错，我总是要不停校正，别人看我以为我是花蝴蝶，其实我是打字机前无法移动的石头，如果没有林宋瑜和我的互动的话，这些作品呈现出来的质地肯定不一样，《花城》是文学永远的净土，他们只认可才华，这是很多机构没有的，我敬重他们。每次作品我都是先寄给他们，事先无需沟通什么，因为我觉得《花城》从四十年前到现在都起到了引领作用，这样的精神世界他们一直没有改变。

作家艾伟

我的第一部小说《少年杨淇佩着刀》投了很多次稿，开始是投四级刊物，后来投三级刊物，一级一级投下去，整整投了两年，后来到了《花城》林宋瑜的手里。林宋瑜一看到这个标题还以为是悬疑小说，其实不是。人类的所有的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原型，这个原型就是关于生命的迷失，世界上所有的故事，就是一个孩子对生命迷失的故事，我在《越野赛跑》里写到主席逝世的场景，我记得那一天是本来很欢乐的，我们村里的广播高音喇叭，不断播放《国际歌》，突然出现一个很沉重缓慢的声音，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年去世的特别多，那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我们都会背的，只要音乐响起就会有预感。那一天本来阳光灿烂，马上就暗下来了。

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生活经验，和八零九零后就完全不同的，可能和七零后还有点类似。我们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如果认真梳理这两个时代内在逻辑的话，一致性的，在《花城》发表第一部小说之后，我的第二部小说发表在《收获》，后来《人民文学》，《天涯》我都发表过作品，然后我就开始写长篇小说，我写了两兄弟两个年代，我写两个年代之间的关系，它们同样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越野赛跑，同样的疯狂，同样的智慧或者愚蠢，人类的正面和负面在这两个年代都可以得到印证。从表面上看两个年代完全不一样，但深层的逻辑完全一样，我们身上有先锋的余脉，先锋已经过去，但在我们的血液里一直是一种理想。

可以说《花城》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向，它带来的创造力非常宝贵。

作家东西

我和《花城》的缘分很全面，我的三个第一次都属于花城，我的第一文学奖是花城文学奖，我的第一部散文集是花城出版社出版，我发表的第一部长篇，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都是在《花城》。

那时候我和《花城》编辑林宋瑜往来信件很多，她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刚劲有力，我就一直以为她是个男的，所以每次我都毕恭毕敬说宋先生，后来有一期杂志发了编辑部的照片，我才发现林先生是林妹妹。

那真是一个以文交友的美好时代。

《花城》编辑林宋瑜

虹影的第一部短篇就是投给我们的，我和她的关系就像闺蜜一样，她菜做得很好，我们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我们分享很多私人的话题，我们从1993年打交道到现在，她的信件我都一直保存着，比如说这一封十五年前的信，她当时称我为宋瑜兄：前六七天，我给你寄出了稿件，寄出之后才发现不是最后修订稿，电脑总是出错，只要是处理新版稿件就不工作，我费了好大功夫才搞定了，收到这版稿件后，请您将前两版稿件都作废，这是我弄出来的责任，请算在我的份上，我要对我的文字负责，也得对得起我的责编。这么舍得折腾，请你为我作为小说家的认真称赞几句……

这是一封非常认真的信，我从中感受到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字是多么讲究。作为责编我们是第一读者，这个身份是矛盾的，我一方面总不免陷入个人阅读的状态，另一方面要争取从个人阅读的状态中跳出来，站在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些小说。后来《康乃馨俱乐部》出纪念版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这部小说超出了我的经验之外，把我读得瞠目结舌，虽然很多小说都超出阅读者经验，但虹影的这部作品冲击力是异常巨大的。中国没有真正的女性写作者，如果有，那就是虹影，她是做得最彻底的。这种巅峰式的女性写作很罕见，一个人的战争是个范本，她在欲望的虚构中把性别战争展现得淋漓尽致，毫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