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源 陆林

[摘    要]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关系是洞悉旅游地社会空间发展演化本质的重要依据，宗教旅游地利益主体多维，为辨析复杂社会空间关系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场域。文章以九华山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梳理关联概念构建分析框架，采取定量结合质性的研究方法，对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格局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的外在结构和利益诉求-认知权力的内在成因共同构成了权力-利益关系的分析框架;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分别可以从经济诉求、社会诉求、环境诉求和等级地位、过程参与、资源条件等维度进行测度;九华山利益相关者形成了三元的权力-利益关系格局，僧侣是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的关键力量之一;权力-利益关系是行政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与社会空间演化相互促进，主体力量间存在显著的嵌套性和交叉性。此外，文章还对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属性关系，以及商业化和空间正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社会空间;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宗教旅游地;九华山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9-0015-1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07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者提出社区参与的概念与方法[1]，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合作和旅游社区的多元治理逐渐成为国内外旅游规划实践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2-8]。作为旅游地社会空间的生产者和社会关系的建构者[9]，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既相互协作又不断博弈，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现象，推动了旅游地社会空间的演化。宗教旅游地是我国旅游地空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引致了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管理等要素进入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重塑了宗教旅游地原本静态单一的社会关系。宗教旅游地逐渐由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边缘地区，成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进行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核心场域[10]，为探讨利益相关者关系和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提供了合适的研究案例。

目前，国内外针对宗教旅游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旅游地资源利用与发展[11-15]、旅游开发对宗教旅游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16-23]、宗教旅游地管理和僧侣对旅游业的态度[24-28]以及宗教旅游地产品营销推广[29-33]等方面，鲜有研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探讨宗教旅游地的社会空间关系。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探讨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的重要视角，国内外旅游学者多从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34-39]、利益相关者冲突与协作[2，5，40-42]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 系[4，43-46]等角度展开研究，但鲜有学者从权力和利益两个维度开展实证研究。宗教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充满政治性[47]，蕴含着利益相关者之间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等级化的权力结构[48]，二者构成了相互交错的权力-利益关系。权力-利益关系既是旅游发展过程中社会交换行为随时间沉淀的产物[49]，同时又推动着旅游地空间的进一步演化[50]。因此，多元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是旅游地社会空间的内在本质[51]，旅游地社会文化景观的变迁是权力-利益关系结构调整的外在表现。鉴于此，剖析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不仅是实现宗教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更在微观层面上为洞悉其社会空间演化机制提供了有力视角。

基于上述实践和理论认知，选取国内知名的宗教型旅游地——九华山为研究案例，采用定量结合质性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评价指标，对权力-利益关系格局进行呈现，进而探究这一关系格局背后的深层内涵和形成机制，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科学问题。在实践层面，探明利益相关者关系格局和内在逻辑，有利于宗教旅游地的合理管治与科学规划，是破解宗教旅游地不平衡发展现状和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式[52]。在理论层面，构建权力-利益关系为旅游地社会空间多主体研究提供了有效途径，有利于丰富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理论内涵。那么，权力-利益关系的提出是建立在何种认知论基础上的？其测度的路径和对象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首先阐释的理论命题。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理论基础

社会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是构建权力-利益关系的认知论基础。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53]。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美城市化、阶级运动、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54]，众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问题成为西方社会学领域的核心议题[55]。Lefebvre充分汲取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对空间形塑的思想[56]，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的命题[57]。Harvey提出社会与空间是过程与形式的统一[58]，形成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叙事体系[59]，为从空间视角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Soja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阐明了社会关系中的事件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60-61]。因此，可以认为社会关系是空间的本质，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凝结。旅游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空间类型，其地方空间演化和社会关系变迁是一体两面的，权力-利益关系正是洞悉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规律的“窗口”，这是本文的逻辑起点。

利益相关者关系结构是辨析权力-利益关系的外在结构。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者在目标实现过程中被影响的群体或个人[62]。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等核心利益相关者[34]的协调合作是推动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的关键因素[36]。受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引导，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变革推動了旅游地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重组，加剧了不同利益主体在权力结构和利益诉求上的差异[45-46]。在各自发展目标的引导下，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合作是趋势，而冲突博弈则是常态，二者形成的张力成为旅游地社会空间发展和演化的原动力[63]。在旅游地社区中，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是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行动者表征[64]，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共同构建了旅游地社会空间结构。因此，不同利益相关者构成了旅游地社会空间的基本框架，是剖析权力-利益关系的多元化行为主体。

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水平是权力-利益关系形成的内在成因。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博弈源自不同主体多元化的行动逻辑[65]，而行动逻辑的背后则是不同主体利益诉求和权力等级的差异。在已有实证研究中，利益诉求一般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不同层面[66]，而权力等级则可以从等级地位、过程参与和资产条件等维度进行考察[67]。利益诉求是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地建构方式和价值导向的主观映射，而权力等级则为多元化利益相关者进行社会空间实践提供了行动框架。在此基础上，Markwick提出权力-利益矩阵（the power/interest matrix）反映普遍存在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认为权力-利益关系可以体现不同利益相关者在组织内的关系结构[44]。因此，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是辨析权力-利益关系的两个核心维度，为判别旅游地社会空间复杂关系提供了分析途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水平的差异是产生旅游地特定权力-利益关系的内在原因。

1.2    研究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认知，提出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图1）。首先，空间和社会彼此交织并相互渗透，使得社会空间成为一个不断被建构又具备一定能动性的概念[68]，是权力-利益关系形成的基础。权力-利益关系是旅游地资源配置格局和社会交换行为的产物，也是利益相关者社会空间实践的结果反馈。这种空间关系的凝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存在[69]，会进一步规训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而推动旅游地社会空间的持续演化。因此，社会空间与权力-利益关系之间存在相互辩证关系。其次，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是社会空间演化的主体，不同主体间交互作用下形成的行政力量、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关系是权力-利益关系的直观结构。最后，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为测度和表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差异提供了直接途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彼此关联，厘清多元主体间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的作用方式和形成路径，是剖析权力-利益关系内在成因的必要条件。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池州市境内，北俯长江，南望黄山，占地面积120 km2，人口约1.68万，地理坐标为东经117°43′～118°80′，北纬30°24′～30°40′。九华山具有山岳型旅游地和宗教型旅游地的双重属性，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自公元7世纪佛教兴盛以来，僧侣、信众、文人、居士不断汇集，九华山逐渐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寺庙建筑格局和“僧俗共存”的社会文化景观（图2）。从社会文化价值来看，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拥有以化城寺、月身殿、百岁宫为主的全国重点寺院9座，以及回香阁、天池庵等寺院90余座1，在籍僧尼681人（比丘尼158人）2。九华山区内遗址遗存丰富，文物古迹众多，宗教文化氛围浓郁，是国内鲜有的集行政管理、企业经营、旅游休闲、居民生活和宗教活动等多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地方空间。

从社会发展转型来看，九华山的社会空间主要经历了宗教修行空间、宗教生产空间和宗教旅游空间3个阶段：东晋至隋唐时期，原为道教圣地的九华山开始接触佛教，这一时期偶有僧侣和道士进山修行，但影响甚微，并未使地方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唐代开元时期，佛教开始在九华山兴盛，在地方官绅和信徒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僧人进山兴修庙宇，至清朝末年僧众达三四千人，僧人占有大量田亩，部分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成为地方空间的主要社会力量;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九华山的旅游功能日益凸显，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本质性转变。2007年，九华山被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旅游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7年，九华山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010.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0.41亿元3。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僧侣和当地居民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不断博弈，推动了地方社会空间的不断演化，重塑了九华山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关系。

2.2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是社会科学两种常见的实证研究路径。一般而言，定量研究可以通过将社会现象数量化，进而得出客观性、普遍性的研究结果;而质性研究则强调研究者将自身作为研究工具，通过深入参与社会过程，进而对事物本质进行呈现和阐释[70-71]，将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能够较好地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本文立足于社区视角，借鉴国内外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相关研究的经典量表，并根据实地访谈情况增加宗教旅游地要素，对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的总体性和一般性状况进行客观呈现。在此基础上，根据质性研究资料进一步对定量研究结果进行呼应与阐释，深入剖析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行动逻辑，从而构建相对完整的研究路径和严谨的研究范式。

文章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等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三角互证。笔者于2016年1月28日—2月4日进行预调研，又于2016年7月9日—8月6日、2018年1月31日—2月21日、2018年8月9日—11日分3次展开正式调研。初次调研主要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案例地的地形地貌、村落分布、建筑格局、产业发展状况、居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等进行记录，收集了案例地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初步确定了问卷发放和访谈对象类型。正式调研主要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两种方式进行。问卷抽样总体上基于地址、户籍和组织采取概率抽样調查，发放对象集中于政府工作者、旅游企业从业者、当地居民和僧侣4类利益相关者。问卷采取面对面发放、当场回收的发放形式，共发放问卷1150份，回收1072份，有效问卷944份（表1）。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和分层目的性抽样策略，根据受访者表达能力和资料饱和度需要的典型性，遵循研究对象的差异最大化原则。最终共访谈九华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和九华镇政府工作人员7人、九华山旅游企业工作人员8人、当地居民9人、僧侣6人，获得访谈记录文稿3.8万字（表2）。

依据上述收集的数据和资料，文章首先对认知权力数据经过二次整理，将各利益主体相同题项下的认知权力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数据进行整合。通过计算内部一致性系数对问卷数据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测问卷量表设计的合理性，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在各因子上的差异。基于质性资料通过人类学“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对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的差异进行解释，挖掘博弈行为背后的社会现实，进而与定量分析结果形成数据和方法上的互证[72]。最后，描绘基于“权力-利益矩阵”框架下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散点图，进而呈现出九华山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

3 权力-利益关系格局

区别于一般类型的旅游地，宗教旅游地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权力-利益关系复杂。在相对集中的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中，各利益相关者以合作与博弈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交换行为更为频繁，推动了权力-利益关系的深刻演化。为呈现出这一复杂的社会空间关系格局，需要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进行定量化测量，通过一般旅游地研究的普适性方法凸显宗教旅游地的特殊要素及属性。并从不同利益主体的角度，剖析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僧侣和当地居民的行动逻辑，对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的差异进行解释，共同呈现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格局，为探究权力-利益关系的形成机制提供基础。

3.1 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因子分析

综合分析4种类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将944份问卷数据进行整合并输入SPSS 24.0中，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因子。其中，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8和0.901，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剔除旋转因子后载荷值小于0. 5的题项和单题项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抽取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法。最终保留利益诉求18个题项，认知权力14个题项，分别归并为3个因子，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在0.822～0.948之间，说明得到较为切合的因素结构（表3）。根据因子所包含题项的测量内容，将利益诉求的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诉求、社会诉求和环境诉求，认知权力的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等级地位、过程参与和资源条件。样本数据的KMO值分别为0.959和0.920（大于0.7），样本分布的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5），表明数据相关系数具有显著差异，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从方差贡献率来看，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85.01%和88.14%（大于60%），表明提取的因子有较好的解释度。

3.2 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差异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4种类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差异，通过SPSS24.0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列联表分析对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的因子数据进行处理（表4）。发现利益主体组间在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的不同维度上均具有显著差异，利益相关者类型差异与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差异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僧侣在不同维度的利益诉求上均明显低于其他3类利益相关者，并呈现出显著差异;当地居民和企业集团具有较高的经济诉求和社会诉求，并与其他利益主体形成显著差异;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诉求，其次才是经济诉求，并在这两个维度产生显著差异。在认知权力方面，当地居民在不同维度的认知权力上均处于较低水平，并与其他利益主体呈现出显著差异;企业集团和僧侣具有最高的资源条件，并与其他利益主体形成显著差异;僧侣和地方政府具有最高的等级地位，并与其他利益主体形成显著差异;政府拥有最高的过程参与权力，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显著出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在九华山这一宗教型旅游地社会空间中，4种类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呈现出层级分明、差异突出、相互交织的特征，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

在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下，宗教旅游地传统的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发生剧烈转变，不同利益主体逐渐产生权力和利益的分异。解释这种差异化的权力-利益关系，需要对宗教旅游地的社会现实和不同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在实现目标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当地居民和僧侣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条件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在地方社会空间展开权力与利益的博弈。

3.2.1    地方政府——多目标取向的发展主导者

旅游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產业，中央政府赋予了各级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权利与责任，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拥有资源配置权力和组织调动能力。地方政府具备多重目标取向，肩负维持辖区社会和谐安定的政治任务和产业繁荣发展的经济任务，进而从根源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强烈的社会诉求和经济诉求。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和协调优势，联系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成为旅游地开发和社会空间演化的核心主体。

在九华山，社会和谐稳定与旅游产业发展是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自2001年九华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地方政府致力于将行政机构和服务设施迁至山下，并对山上的核心景区居民住房、民营星级酒店、民营客运企业和个体市场进行了集中拆迁和整治[73]，这些举措对九华山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体现出地方政府强烈的过程参与权力。“旅游业为九华山带来了长足的发展，但也让山上核心景区变得商业化，这多少破坏了莲花佛国的清净氛围。”（Z03-A）在此背景下，九华山景区的空间范围得到扩展，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在位于山下的九华新区新建游客服务中心、星级饭店、度假区、商业街区、文化园区等基础服务设施，通过股份公司为首的企业集团进行经营，并融入佛教文化特色。“九华山的科学发展，离不开规划和保护，现在山上重保护、山下抓项目，有效地解决了土地资源紧张和接待设施不足的矛盾。”（Z01-A）“得益于景区拆迁和大愿文化园建成，九华新区经过这10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休闲度假区已经形成了市场规模。”（Z04-A）在山上的核心景区，居民住房拆迁和市场整治在一定程度上为寺庙扩建和企业集团垄断化、统一化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基础，景区重点寺庙、星级酒店的建筑空间得到充分扩展，景观和设施得到大幅升级，重塑并强化了旅游者的宗教旅游地空间想象。

3.2.2    企业集团——利润导向的执行经营者

资本及其带来的人才、技术、信息和管理是推动旅游地发展的重要力量[74]。投资商、开发商和经营商等组成的企业集团是旅游地资本运作的主要行动者，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依托酒店、交通、旅行社等部门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在此过程中，由于企业生产所必需的土地资源、政策许可和市场环境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地方政府也需要企业集团注入资本、提供技术和管理保障并带动地方就业，因此企业集团与地方政府之间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固共生关系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s）[75]，表现为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的相互裹挟与依附。在共同推进旅游地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最大化地满足了企业集团的经济利益诉求。

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集团中的龙头企业（下文称股份公司）。在成立之初，股份公司是国有九华山集团公司下属机构，公司后经改组，但董事长仍由管委会领导兼任。因此，股份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水平均较高，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自2006年实行股份制改革以来，股份公司不断通过融资、收购、扩建、新建等方式扩大企业规模和资本容量，表现出显著的经济诉求。“顺应九华山空间的重新布局，九华股份可以说抓住了政策和市场机遇，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推动了景区建设。”（Z13-B）2015年股份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总资产13.08亿元1，主要经营业务涵盖酒店、索道缆车、客运、旅行社等各个方面，显示出强烈的资源条件权力。“随着九华山新景点、新项目的开发，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所以只有形成自己的产业链，才能保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Z12-B）在充分响应地方政府规划导向的前提下，股份公司在九华山旅游市场的垄断性地位不断强化，为企业最大程度地获取超额利润提供了条件，并客观上完善了旅游地的服务设施建设，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我以前在山上跑出租车，2006年公司买断搞歇了。现在（在客运公司）跑大巴车，拿死工资，也还算稳定。”（Z08-B）

3.2.3   僧侣——社会空间关键性力量

鉴于九华山具有山岳旅游地和宗教旅游地的双重属性，景区旅游资源在被企業集团通过资本力量获取并开发的同时，僧侣则是九华山宗教文化资源活化的主体。僧侣是宗教旅游地最为独特的利益主体，他们秉持特殊的文化倾向，在传播宗教文化和开展宗教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保育宗教旅游地的核心吸引力。在组织架构上，僧侣由佛教协会和所在寺院共同管理，由地方宗教局负责监管，但各寺院在财务、人事和工程建设等方面均具备一定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僧侣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还被选任为省、市、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兼之佛教在九华山长期的历史文化影响，僧侣群体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名望。因此，僧侣在配合地方政府各项工作的同时，自身发展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是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重要力量。

在历史时期，九华山僧侣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官府资助、信徒捐赠和寺院庄田地租，僧侣自身也从事一定的农业劳动。改革开放后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佛事活动的开展和信众的大量捐赠使寺院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改观。在九华山核心景区，寺院投入资金大规模兴修庙宇、新建客寮，建筑风格也多由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转向雄伟的宫殿式建筑，重塑了宗教旅游地的想象空间，呈现出突出的资源条件权力。“太平盛世方有佛教兴盛。殿宇宏大，金身庄严，善男信女持佛法僧三宝，福报无量。”（Z27-D）作为地方空间的重要社会力量，僧侣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积极推动九华山与海内外社会群体的交流联系，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与当地居民形成了相互扶持、若即若离的社会关系。“佛教讲求渡己渡人，怀慈悲喜舍与众生接、利众生，行菩提心。”（Z25-D）值得关注的是，在九华山后山闵园景区，坐落着中国最大的尼庵群落。由于地理位置、寺院规模和历史沿革等因素，这里的旅游开发程度较低，比丘尼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条件相对落后，表现出低利益诉求水平。“我和徒弟两个在这里几十年了，每天早晚诵经礼佛，闲下来种菜、采茶，欢喜常住。”（Z29-D）庵堂在空间分布上与当地居民房屋错落交织，建筑结构和外观与传统皖南古民居无异，呈现出了宗教旅游地“僧俗共存”的社会文化景观。

3.2.4   当地居民——社会空间基础性力量

当地居民是地方社会网络的基础性力量[76]，随着旅游业开发，居民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使用价值逐渐向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让渡，但在地方旅游规划和利益分配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旅游地社会空间的多主体博弈行为中，当地居民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和企业集团主导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获取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一些自身权益也在无形中被侵占，呈现出利益诉求和权力水平的失衡。与此同时，当地居民是旅游地社会空间的生活主体，当地方旅游政策转型对其造成较大影响时，当地居民通常会采取上访等形式向地方政府做出反馈[77]，进而形成旅游业合理规划和推行的良性循环。

新中国成立初期，九华山由于气候条件和地形环境，农业经济发展迟缓。改革开放后，旅游开发极大改变了社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旅游服务业和房屋租赁成为当地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当地居民表现出强烈的经济诉求和社会诉求。2006年，九华山开展拆迁整治工作，学校、医院、商贸市场和部分居民住房逐步由景区核心区域迁至外围，用以扩大寺院建筑、宾馆酒店用地和生态绿化范围，使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发生了剧烈改变。“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九华街很热闹，傍晚散步、打球经常能碰到熟人，现在山上配套设施跟不上，许多人都搬到青阳、贵池（县城、市区）住了。”（Z19-C）此外，在景区部分旅游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权力和利益水平的反差以及参与机制的缺失，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和企业集团的政策和管理表现出了不同的声音。“现在一到节假日就搞交通管制，游客统统坐股份的大巴车上山，根本没心思玩，烧个香就下山了。”（Z22-C）“我们八大户是2009年的拆迁户，当时房子没补多少钱，确实吃了一些亏。但后来通过几次找管委会和九华镇领导，每户都在月身宝殿广场安排了店面，生意也一直都还不错。”（Z17-C）由此可见，在宗教旅游地不平衡的权力-利益关系结构中，当地居民的相对弱势地位并不能改变其重要影响力，他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和博弈是推动社会空间演变的核心动力。

3.3 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矩阵

通过上述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质性资料分析对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差异的定量结果进行了较好的印证、解释和深化。为了进一步判别4种类型利益相关者在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通过SPSS 24.0绘制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矩阵，进而具象表征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格局（图3）。4种类型利益相关者分列矩阵的3个象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的关系结构。其中，地方政府与企业集团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水平均较高，在利益诉求的驱动下，二者对旅游政策制定、决策与执行均具有强烈的能动性和重要的影响力，是地方旅游发展的关键主体。当地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利益诉求，而认知权力水平则很低，在这种失衡的权力-利益关系格局下，居民提升权力水平和满足利益诉求的趋势，是旅游地社会空间博弈行为的核心动力。僧侣呈现出低水平的利益诉求和高水平的认知权力，他们在地方旅游发展与主体协作中处于相对被动与保守的状态，但其拥有的地位与资源是重塑地方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由于权力-利益关系的差异，九华山的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当地居民和僧侣之间形成了三元的社会关系格局，这为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发展积蓄了强大张力。

4 权力-利益关系形成机制

根据上文分析，在九华山，宗教旅游活动已经融入了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旅游规划与开发成为宗教旅游地空间资本化的直接途径。在此背景下，面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和土地资源匮乏、生存空间紧张的严峻挑战，不同利益相关者遵循各自的行动逻辑，通过合作与博弈逐渐形成了相互交织的权力-利益关系。这种权力-利益关系既是社会关系，也是空间关系，体现出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外在关系结构和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的内在本质。其中，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关系矩阵是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僧侣和当地居民外在结构的直接体现;基于不同利益主体行动逻辑的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的差异化，解释了权力-利益关系演化的内在成因。

从外在结构上具体来看，在九华山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中，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在权力-利益矩阵所呈现的三元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生产的3股力量，并与权力-利益关系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嵌套。首先，地方政府是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行政力量的行动者表征，位于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金字塔的顶端。在高权力等级和高利益诉求的双重驱使下，地方政府的决策行动会对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的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并引发其他利益主體的一系列行为。其次，企业集团是经济力量的行动者表征，他们凭借自身丰富的生产资料，不断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企业集团由于纯粹和凸显的利益诉求导向，与地方政府形成了紧密的共容利益关系[65]，因而在权力-利益关系矩阵中处于同一象限。再次，僧侣兼具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属性，是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的关键力量。一方面，僧侣与企业集团类似，都具有很高的资源条件权力，他们凭借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强化和扩充宗教旅游地的吸引力要素;另一方面，僧侣与当地居民类似，都是地方空间长期的生活者，在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中表现出显著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最后，当地居民代表了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中的社会力量，在宗教旅游地处于相对弱势与被动地位。在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僧侣形成的共赢框架下，当地居民由于权力等级与利益诉求的失衡，会对社会空间上层框架进行反馈，从而使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结构始终处于相互博弈和动态循环中。因此，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僧侣和当地居民共同构建了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等级化、嵌套性、动态化的关系结构。

从内在成因上进一步分析，宗教旅游地权力-利益关系结构的形成源自不同利益主体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对有限生产资料的争夺，遵循行政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化逻辑。首先，行政力量层面，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旅游地土地收购和住房拆迁过程中，政府补偿标准和“招拍挂”等市场批租形式存在的价格差异形成了“租差”（rent gap）[78]。地方政府与企业集团的资本进行合作，与之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进而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僧侣群体也在无形中参与其中，但主观合作意愿不强烈，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相对松散。其次，经济力量层面，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集团和僧侣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垄断地位，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使用权，满足了自身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景区空间扩张行动，既满足了僧侣的建设发展需要，又使得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宗教空间，企业集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自由。从发展导向来看，企业集团的利润指向性明显，僧侣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始终秉持着鲜明的文化价值导向。因此，在行政力量的共同支配下，僧侣和企业集团之间存在相对松散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最后，社会力量层面，“僧俗共存”景观构成了宗教旅游地的社会关系基础，僧侣与当地居民同样存在松散的依附与博弈关系。在土地拆迁和景区整治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和生产资料在无形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导致了其对地方政府社会诉求的负向反馈，进而形成了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的循环网络。

综上所述，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是以地方政府为表征的行政力量、以企业集团和僧侣群体为表征的经济力量、以当地居民和僧侣为表征的社会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不同利益主体围绕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展开合作与博弈，主体间差异化的权力等级和利益诉求为权力-利益关系的形成积蓄了强大的势能和动能，进一步固化了利益相关者的差序格局，成为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的重要前提。因此，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关系结构是权力-利益关系的外在表现，社会空间演化是权力-利益关系的内在本质。权力-利益关系透视了行政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相互制衡的复杂逻辑，是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的条件和结果（图4）。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九华山为研究案例，对宗教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格局与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得到如下结论：（1）初步构建了权力-利益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等概念在理论层面的内在联系，得出权力-利益关系与社会空间相互辩证，并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外在结构和利益诉求-认知权力的内在成因进行表征。（2）初步开发了权力-利益关系量表。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将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分别划分为3个维度，并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宗教旅游地具体情况开发题项，使得以往的权力-利益关系概念模型变得可测度。（3）采用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宗教旅游地的权力-利益关系格局。通过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段，发现九华山利益相关者形成了三元的权力-利益关系格局，与传统类型旅游地不同的是，僧侣是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发展演化的关键力量。（4）基于分析框架探讨了宗教旅游地权力-利益关系的形成机制。结合定量和质性分析结果，宗教旅游地权力-利益关系的形成来源于行政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区别于传统类型旅游地，宗教旅游地的主体力量构成存在显著的嵌套性和交叉性。权力-利益关系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中被不断塑造，并推动了社会空间的演化。

对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展开探讨，有助于窥见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和社会关系重构的内在逻辑。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宗教旅游地具有更加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和更加复杂的利益主体关系，是从微观视角透视旅游地空间生产规律的合适场域。在旅游发展的要素引领下，现代性使九华山逐渐转变为“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经济力量异化了传统地方空间单一的空间生产形式，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耦合创造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社会空间秩序和空间演化模式。然而，社会力量一直是社会空间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9]，社会群体的博弈与反馈使得社会空间始终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中。因此，九华山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关系是“自上而下”的结构主义和“自下而上”的人文主义共同推动的[80]，这赋予了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作为权力表征、商品和日常生活场所的三重属性。值得关注的是，在九华山，这3种空间形式并不处于均衡状态。在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强势作用下，佛教文化的商业化和居民生活空间的边缘化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平衡宗教旅游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空间正义的关系，如何延续宗教旅游地“僧俗共存”的社会文化景观，将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致谢：特别感谢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黄剑锋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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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Religious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Jiuhua Mountain

ZHANG Qingyuan1，2， LU Lin1，2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stakeholders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of the community tourism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composition of stakeholders in religious tourism destinations has distinct plura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is complex， which provides a suitable research field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relations. By sorting out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space， stakeholders， interest appeal， cognitive power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analysis framework， which provides a powerful analytical tool for the research. Jiuhua Mountain is a well-known religious tourism destination in China. It has a long soci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oexistence between monks and resident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has main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religious practice space， the religious production space and the religious tourism space. Therefore， this study case is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data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nterprise groups， local residents and monks， adopting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takeholders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the religious tourism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firstly， this article initiall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re is a dialectical 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and the social space， which can be specific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ernal structur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intrinsic causes of the interest appeal-cognitive power. Secondly， this article initially develops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scale， from which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conceptual model is quantified. The interest appeal can be measured using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appeal， social appeal， and environmental appeal， while the cognitive power can be measured using the dimensions of hierarchy， process participation， and resource condition. Thirdly， different kinds of stakeholders in Jiuhua Mountain have formed a three-dimensional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pattern.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groups are the dominant forces to promote the social-spatial evolution of religious tourism destinations， while local residents are the basic forc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ourist destinations， monks are the key force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in the case of religious tourist destination. Finally，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force， economic force， and social force， which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is constantly shap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space evolution and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There are notable nestings and 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forces， which are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the religious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addition， the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stakeholders in Jiuhua Mountain is jointly promoted by “top-down” structuralism and “bottom-up” humanism， which endows the religious tourism destinations with three attributes： power representation， commodity and daily living place. Under the trend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Buddhist culture and marginalization of residents living space， how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pace justice in the religious tourist destinations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social space; stakeholder; 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religious tourism destination; Jiuhua Mountain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刘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