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张凌云 吴必虎 马波 孙九霞 谢彦君

主持人： 谢彦君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經过最近20多年的发展，旅游体验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以旅游体验为理论指导的产业实践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旅游体验相关的理论范畴和命题的积累也越来越丰富。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这一研究推向理论范式创新这一新的境界，是本期笔谈主题定位的初衷。

参与本期笔谈的作者，绝大多数曾在旅游体验研究领域提出过明确的理论主张，这些观点或赞同，或反对，或以更广泛的视角拓展旅游体验研究的视野。尽管有种种不同，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都在从不同的侧面丰富或检讨我们对旅游体验这一现象领域的理论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出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审视旅游体验的学术努力，才使得旅游体验研究拥有今日蔚为大观的学术积累。

通观本期笔谈作者所奉献的精彩观点，让人感受到，未来的旅游体验研究，将会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拥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呈现更具范式特色的理论形态。

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学术景观。

从“同景同感”到“同景异感”：一个“分层对应论”的分析框架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01

旅游体验是旅游的基础。但是，在如何理解旅游体验的问题上，很容易陷入心理学主义的元素论（简约论）。例如，旅游体验很有可能被简化为各种感官体验或主观体验的基本元素及其组合。在这个过程中，相同的刺激导致相同的体验元素。在此意义上，“体验元素论”往往导向“体验普遍论”，即：对于同样的景观，不同的人会形成相同的体验元素。不过，这样的观点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例如，伯格认为，观看方式（ways of seeing）是文化性的、结构性的，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位置，导致人们对于同样的景物，会有不同的观看方式，从而有不同的观看结果。显然，在旅游体验研究上，普遍主义的元素论并没有穷尽旅游体验的全部事实。既然如此，旅游体验研究有必要超越普遍主义的元素论视角。

的确，旅游体验存在普遍的、共同的体验元素。不论是谁，也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都会对美丽的自然风景产生大致相同的美感体验元素，此即“同景同感”。但这只是旅游体验中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忽略旅游体验的另外一个方面，即：面对相同的旅游景点，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体验，有人觉得美妙，有人则可能完全无感，此即“同景异感”。因此，旅游体验研究必须形成一个更具有概括力的解释框架，既能解释“同景同感”，也能解释“同景异感”。

许多学者们意识到，对于相同景观，游客究竟是有感还是无感（新奇与否），取决于他们在此之前的日常体验历程和旅行阅历。科恩认为，之前对于此类景观的体验经历越多，当下再来体验同类景观，就越有可能无感，因为它没有或不再具有新奇性（novelty）。旅游者的日常体验历程和旅行阅历往往是不同的。这种日常体验经历或旅行阅历的差异导致相同的旅游景点在不同的人那里引起不同的体验性后果。当然，被体验过的景点，如果距离被再次体验的时间间隔比较长，也依然能引起体验者奇妙的体验。这就是科恩所说的旅游者追求“变化”（change）的结果。因此，一个景点要能引起游客的满意体验，必须不但具有体验距离（先前很少体验到），而且具有时间距离（距离上次体验的时间间隔比较长）。这正是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的旅游体验必须具有“非惯常性”（体验距离）（张凌云）和“非日常性”（时间间隔）（谢彦君）。

但是，仅凭这种日常体验经历和旅行阅历还不足以充分解释“同景异感”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景点的体验结果，与体验者本身的能力和目标有关。问题在于，既然面对的是相同的景点，游客的体验结果应该是相同的才对，为何游客对景点的体验结果还跟他们的能力和目标有关联？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引入霍尔的“文化语境”。霍尔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一书中，对人们的交流方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信息传播方式及效果的差异，与语境（context）密切相关。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交流语境（communication context），即：“高语境”（high-context）交流和“低语境”（low-context）交流。例如，在期末考试的时候，监考官走过来了，而这边正好有一个学生在作弊，这时，他旁边的一个同学为了提醒同学，故意发出了“嗯哼”一声。这一声“嗯哼”，就是高语境交流。在这种交流方式中，信息的传播主要借助语境。与高语境交流相对，低语境交流指的是信息主要通过文本，而不是通过语境来传播的交流方式。例如，公司合同、法律条文、外交辞令、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等等，都尽可能通过文本来界定和传播信息，并尽可能减少语境对信息传播和解读的影响。由于这种交流方式较少借助语境来解读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的含义，因此，它就是低语境交流。

霍尔依据意义界定交流对语境的依赖度，把文化也区分为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和中语境文化。例如，法庭判决就受到“语境文化”的影响。法庭判决固然是依据法律条文，但法庭如何判决，依然受到语境（民意和媒体舆论）的影响。依据法庭判决受民意和媒体舆论的影响程度，霍尔认为，日本属于高语境文化，美国属于低语境文化，而法国则介于二者之间，属于中语境文化。

霍尔对交流语境的分类，可以运用于旅游吸引物。我们同样可以把吸引物分成“高语境吸引物”和“低语境吸引物”。所谓“低语境吸引物”指的是这样一类吸引物，游客可以直接从吸引物本身获得满意的体验，而无需借助吸引物的语境（如关于吸引物的历史和背景知识）的帮助。例如，奇特、秀丽、壮观的自然景观（如九寨沟、漓江、黄山）和人造景观（如长城、故宫、西安城墙），就是这种低语境吸引物。在对这一类吸引物进行体验时，即使我们对它们的背景和历史知识所知甚少，我们也能从对它们的直接的感官体验中获得快感或美感。当然，如果我们知道它们的背景和历史知识，对它们的体验可能会更好。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虽然，惯常环境概念较之常住地或居住地概念更为科学合理，但它是旅游者离开的环境，进入的是惯常环境以外的环境，这才是旅游的环境，也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对于在这个惯常环境以外的环境，笔者在“再认识”一文中，首次以“非惯常环境”名之。随后笔者又在“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 （张凌云 ，2008）一文中，尝试将“非惯常环境”一词英译为“unusual environment”，在“非惯常环境：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建构旅游学研究框架的一种尝试”（张凌云， 2009）一文中，初步构建了以非惯常环境概念来解释旅游的框架，并得到了国内旅游学术界的关注、评述、应用和理论推广。

二、 非惯常环境的时空行为特征

与以往研究不同，非惯常环境概念的提出，是将“游前-游中-游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旅游是在非惯常环境下短暂的生活体验，即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环境之间的转换。以往的研究只是关注出游动机，强调离开（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忽略返回（从目的地回客源地）。事实上，如Neil Leiper模型所揭示的那样，旅游是一个闭环，现在人们喜欢用“说走就走”“逃避逃离”“诗和远方”等来形容上路时的心情，但出门在外同样也有“归心似箭”的俗事牵挂和“在外千般好，不如自家亲”的体认。正如法国人类学家Claude Le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着的那个世界去。”这也隐喻了非惯常环境与惯常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二元框架当中，惯常环境是一个熟悉的、现实的、日常生活和社交的空间，它是稳定的、较为持久的，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而非惯常环境则是一个充满心理期待和想象的建构空间，是临时的、短暂的，受主观愿望的支配。由此也可以推论，非惯常环境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与旅游者的个人际遇、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生命周期、兴趣偏好、消费倾向、余暇时间等因素有关的环境。非惯常环境是旅游者惯常生活的“域外之地”，是满足人对一切外部事物好奇天然禀性的空间，正如梁实秋在散文《放风筝》所写：“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

引入非惯常环境不仅能解释“什么是旅游”，也能解释“为什么旅游”。不同的惯常环境，会影响选择不同的非惯常环境。美国哲学家Herbert Marcuse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物欲横流，人性压抑，把人异化成“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而旅游则可以看成是人的短暂逃离，超越现实社会，由“单向度”走向“双向度”的一个途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为了自由而“被抛”，或进入“澄明之境”。这也是在非惯常环境所追求的境界。

非惯常环境是一个由旅游者个体建构的临时的空间环境，非惯常环境类似于法国哲学家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另类空间”“异托邦”（heterotopias）或“他者空间”（the other space）。在旅游者建构和选择非惯常环境时，不仅仅是空间维度，还有时间维度，这个维度甚至比空间更有价值。空间是三维的，可选择的。但时间是一维的，无法选择的，时间就是生命周期和人生阶段。人生的不同阶段，由于惯常环境的变迁，对于非惯常环境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是一种非常态的利用时间方式，类似于Foucault所说的“异时间”（heterochronies）。严格来说，旅游者的非惯常环境应该是异托邦+异时间的组合，旅游就是一种在异时空中的特殊体验。因此，旅游动机不一定都是为了求知、审美等“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因为失业、失恋、失意或自我激励、“好高骛远”寻求刺激，甚至临时起意，只想暂时逃离换个环境独处而已。就如网上调侃的那样“旅游就是暂时离开自己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闲逛，然后，再回到自己呆腻的地方”。对于久居大城市的人来说，乡村的田园牧歌是他的非惯常环境，而对于山区乡民而言，向往的却是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在非惯常环境里，信息相对稀薄，与生活在惯常环境的目的地当地人是一次性博弈。类似于美国心理学家Philip G. Zimbardo提出的“陌生环境”和“身份匿名化”（anonymilization）造成旅游者心理和行为与其在惯常环境里迥然有异。我国传统中也有“穷家富路”一说，因此更容易发生场景性消费、冲动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凡勃伦效应）。这种在惯常环境里被认为非理性的行为，在非惯常环境下高频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 Thaler提出的心理账户（psychic accounting）对于非理性行为的解释，可以为研究非惯常环境下旅游者非常态行为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非惯常环境里社会经济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包括文化、习俗、禁忌等），信息收集成本高企（尤其是时间成本），消费者维权交易成本过高，旅游市场就如美国经济学家George A. Akerlof比喻的柠檬市场那样，容易形成劣币驱除良币，这也是“零负团费”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此外，这两种环境之间也是会转化的，即非惯常环境“惯常化”（他乡变故乡，由旅游到迁徙、移民）和惯常环境“非惯常化”（故乡变他乡， 多年后返乡寻根旅游）。

三、 非慣常环境体验研究的理论价值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是由劳动分工、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多种合力所决定的。我们一般谈论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都是指惯常环境，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涉及的人文环境都是指惯常环境。而在惯常环境得出的研究结论、规律和定律可能并不适合于非惯常环境（旅游环境即为其例）。如一些乡村民宿的房价比大城市繁华街区的五星级国际著名品牌酒店还要高，颠覆了级差地租和品牌价值理论;油菜花旅游产生的经济价值大于作为油料作物，改写了农业经济作物的评价因子和选种属性（只注重花期，却不计出油率）;在景区乘坐马车（在游客的惯常环境里已被淘汰）比乘出租车费用还高;在惯常环境里，晚上断电的生活难以想象，但在草原旅游中，重回游牧社会，在星空下，围着篝火饮酒唱歌跳舞，兴奋不已。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惯常环境里谁都不愿意再回到从前的农业社会，但对非惯常环境的想象和建构却可以跨越时代，穿越历史，回到从前，文化返祖，返朴归真。这些都可能与我们在惯常环境里的日常经验和生活体验相悖。所以说，非惯常环境下的特殊体验才是旅游的本质。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在空间上是以历时态推进的。在经济发达地区许多传统乡村迅速从惯常环境（现实场景）中消失，民间技艺失传，渐渐地进入了人们的记忆空间（建构的非惯常环境），成为一种特殊的遗产性资源。在惯常环境里被认为落后而遭到淘汰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生活方式，以及虚拟空间、文化符号都可能成为有吸引力的因素和产品，这使得那些还停留在前现代化阶段的落后山区和乡村景观因成为城市居民的非惯常环境而被重新估值、增值和升值，这也就是旅游给传统资源和景观带来的价值溢出效应。

从社区参与的角度看，外来游客的非惯常环境与当地人的惯常环境叠加在一起时，两种环境的价值诉求不同，游客喜欢体验原真性，居民更愿意选择现代化，并因此造成矛盾和冲突。John Urry借用福柯 “凝视”的概念创造了“旅游者凝视”（tourist gaze）一词，来研究主客关系中呈现出支配和被支配的非对称关系，其实也是这两种环境叠加所引致的后果。

总之，由于旅游是不同于惯常环境下的特殊体验，因此，基于惯常环境建立起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知识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旅游现象和旅游体验，而非惯常环境的提出，则为旅游学科体系的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者系该院教授，《旅游学刊》执行主编;收稿日期：2019-07-24）

游历研究体系中的体验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北京 10087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03

一、 游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与主体学科演替：从探索性游历到体验性游历

游历是人类最基础、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类基于个体行为但却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活动，即人类在旅途与目的地的外部世界探索（exploration）与深刻身心体验（experience）的一系列活动，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都普遍存在，共同构筑起了一类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即游历研究。如果我们把途中及目的地的探索与体验用英文表达，就是Exploration and experience en route and at destination，各取首字母构成一个缩写词Experoutination。游历（experoutination）包括探索性和体验性活动两种特征：较早时期的游历更多属于探索性游历，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体验性游历才逐步增加。

游历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活动，对人类的生存、生产和生活至关重要，对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各种知识的获取与传播居功至伟。游历不仅满足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人类获得科学知识、进行审美活动、形成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可以这么认为，在近现代实验室方法出现之前，户外游历实际上形成了人类知识获取的最主要的观察、实验和探索平台。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游历对人类知识溢出的贡献，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游历广泛发展的现象，主要还是探索性游历的性质，游历理论和知识溢出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探索性游历的研究领域，担当研究重任的，主要是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精英（山水诗词与山水画作家）。

在所有的游历研究与知识溢出中，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游历的关系最为紧密。实际上古希腊的地理学（也是全世界最早有记录的地理学）在获得由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首创“地理学”这一术语之前，当时的学者使用的学科名称就是“游记”“周航记”等术语（李铁匠，2014）。古希腊时期完成且保存至今的第一本《地理学》的作者斯特拉博，周游四海也是其重要的写作基础。通过足迹遍及全球的地理考察和广泛游历，德国地理学家Alexander Humboldt以其五卷本的《宇宙：世界自然地理概述》（德文原著Kosmos： Entwurf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奠定了其作为近代地理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也使其成为近代气象气候学、地质学、植物地理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曾作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之后花了20年时间整理研究，最终出版《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在中国，兼具神话学和地理学著作特征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早期地理著作《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对西域、南洋地理的记载，中古时期地理著作《水经注》，直到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弘祖所著《徐霞客游记》，都充分显示了地理学长期以来对游历、特别是探索性游历的重视，可以说，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的地理学与探索性游历密不可分。

“历史之父”Herodotus又被称为“旅行家之父”。在其撰写《历史》之前，他曾游历过希腊本土、马其顿、小亚细亚、埃及、腓尼基、叙利亚、黑海沿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中国的Herodotus就是汉代的司马迁，他一生曾有多次游历经验，足迹遍及9省，为《史记》的创作积累了宝贵材料。

18和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机器被广泛应用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游历所必須经历的移动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此之前，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一个疯狂的探索性游历时代，却也同时标志着探索性游历的式微和转型。与此对应，体验性游历逐步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为满足人类体验性游历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现代旅游业也逐步发展起来;相应地，体验性游历的研究，也就是现代旅游学也应运而生。

从研究游历的主体学科演变角度看，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的地理学对游历（特别是探索性游历）的研究，逐步转移到旅游学研究领域，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跨越数十万年的长期发展过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旅游研究逐渐从游历发展的新形式——现代大众旅游的发展中获得营养，逐步地成长壮大起来。

二、 游历发展阶段与旅游学的诞生背景：体验性游历成为产业和学科基础

不说更久远的史前，即使从有文明记录的最近5000年的人类发展历史来看，旅游学成为游历研究的主体学科也是非常短暂的、最近几十年内发生的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游历的基本动机、发生的主要形式以及产生的主要社会效应，都会表现为不同的特征。

与现代旅游供求双方共同追求的愉悦动机相比，古代旅行充满了探索新地域的艰难困苦、耗时动辄数年于旅途的非愉悦状态。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人类游历发展的阶段和层次，就是古典至中古时期的探索性游历和近现代的体验性游历两个基本阶段和两个基本层次。进一步分析游历发展阶段和所处层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5类活动（5个阶段、5个层次），分别表现为生拓、生易、生思、生业、生悦等5大范畴，简称为游历五生理论（five Shengs theory of experoutination）。

生拓（colonial experoutination），是指人类为了生存空间的拓展而开展的对陌生地域的探险、探索、拓殖，有时候甚至包括军事征服行动。作为一种发生很早，通常以军事、政治、外交等国家组织（早期为部落或族群）加以实施的旅行（航行）、征服、殖民方式，生拓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探索方式和追求的目的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并且直至今天仍然在以特定的新的表现方法继续其功能，如人类对地下考古、海底世界和太空世界的探索仍然方兴未艾。

生易（trade experoutination）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对土地、水体、矿产的占有）、生产（原料和市场）和生活（粮食、茶、香料、丝绸、陶瓷）的需要而开展的较远距离的贸易旅行（社区附近的定期集市笔者认为不是生易）。长期的区域间贸易形成了久闻盛名的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琥珀之路、万里茶道、茶马古道、川黔盐道等古代交通、贸易、旅行网络。

生思（idealistic experoutination）是指沿途和在目的地进行的上层建筑和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传布、山水审美创作、社交文创娱乐等活动。除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国札记》等宗教式生思作品，在山水审美方面，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的山水诗词、宋代以来的山水画，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风景画，都是以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形式描述、呈现的游历记录。

如果把生拓、生易和生思3个阶段（3种类型）粗线条地理解为探索性游历的典型表现形式，那么1841年托马斯·库克首开现代旅行社业务之后，为越来越多的游历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的行业得到了广泛而普遍的发展，乃至于旅行服务行业独立形成一个产业部门，我们称其为游历发展的现代化，对应于一个独立的游历发展阶段：生业（industrial experoutination），自此游历发展进入了体验性游历的历史时期，教育领域也就相应出现了旅游与酒店管理（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HTM）学科。

从需求侧观察，城市化和后城市化（后现代）的人类社会，不再把异域視为畏途，而趋向于将前往他者的生活空间的体验（凝视），主要是愉悦性体验，视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从基本人权角度要求各国政府为国民提供游历权利（自由移动权、劳动休假权）、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说到这里，生悦（pleasure experoutination）成为游历发展阶梯上的最高一级活动，就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了。

现代旅游研究为什么会产发生？如果我们从人类游历发展的历史长河来淘洗旅游理论，从游历发展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层次来理解旅游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核心理论，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旅程体验（travel experience），包括旅途中及目的地体验，也即experiences en route and at destination，既是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基础，也是现代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虽然很多学科如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都可以研究游历现象，但是要全面地认识这一对象，是任何一门既有的学科都无法胜任的，这就需要一门旅游学科来承担这一体验性游历研究的科学社会角色。

三、 愉悦体验：现代旅游研究的基本话题但非唯一命题

尽管学术界已经对什么是旅游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长达百年（以1899年博迪奥的论文为起点）的探讨和争鸣，也就“体验”“移动性”“原真性”“异地性”“原址恋地”等基本概念进行了不懈的建构努力，并达成了局部的认同。在这些概念之中，又数“旅程体验”最受关注，其中谢彦君所持“体验论”已经成为经典学说之一。但无论是“体验论”还是“移动性”或“原真性”，都具有多学科共同研究并且在不同学科之间具有不同理解和涵指的问题，尚未形成跨学科、多学科一致认同的基本理论。

从人类游历发展研究角度观察，很显然，体验性游历，特别是旅途和目的地的愉悦体验的研究，已经和正在成为现代旅游研究的核心话题。现代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是体验性游历。当然，现代旅游学的研究核心是继承性的，他继承了历史上地理学等十分依赖于探索性游历的研究，并将研究的主要力量配置于愉悦体验的研究。大众旅游对愉悦体验的追求，人们对城市化之后对传统乡土生活的怀旧期待，工业化之后人们对自然生态体验的回归，这一切都构成了人们对愉悦体验这一新的生活方式需求的社会基础。

但是正如游历发展本身所构成的五生理论和层次结构所揭示的那样，体验性游历、尤其是愉悦体验只是众多游历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旅游研究除了需要关注体验性游历问题，也要继续关注探索性游历问题。虽然旅游学目前关注比较多的是为支持愉悦性游历而建立的服务业体系及其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旅游学仅仅是一门聚焦于体验性游历的服务经济学或企业管理方面的学问，而是围绕着现代游历活动这一特定对象而系统展开的跨学科、多学科的一组学问，并正朝着一门具有自己独特研究领域、具有系统理论体系和具有相对稳定的应用方向的独立学科迈进。

围绕着人类游历活动的发展，包括但不仅局限于体验性游历的可持续发展，开展以旅游学为核心的一系列多学科、跨学科游历研究，仍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应用科学的一个共同任务。

（作者系该中心主任，教授;收稿日期：2019-08-07）

旅游体验与旅游制度的关联建构

一、 制度无所不在：从一个经历说起

在阐明主旨之前，先来讲述一个小经历。

我工作的城市青岛，有新老两个空间。老城区沿海一带，当地人俗称前海沿，大体成型于德国租占时期（1897—1914年），欧风浓郁，景致旖旎，景点棋布，但道路有失宽敞，每到旅游旺季，因大量埠外车辆，尤其是极其显眼的旅游大巴车（有报道称日进2500辆）的加入，道路拥堵现象频发，车辆只能龟行，当地居民意见颇大。2012年4月，交警部门出台新规，旅游旺季限制外地大巴进入老市区前海一线。政策一出，诸多旅行社、旅游行业协会乃至政府旅游部门的一些人士纷纷表达不满，甚至把话题上升到青岛城市开放包容气质的高度。在一片喧嚣声中，我发现竟然没有来自游客的直接声音，于是，联系了一个大巴旅游团进行现场调查。该团来自徐州，共48名游客，计划在青岛停留1.5天。入住的当晚，地陪说起大巴限行之令，团员无一不反对，并对因此而必须早起一个小时绕行的新行程怨言不断。有趣的是，次日早上，有7名团员决定放弃已经购买的“组合产品”的一部分，改用自助方式在青岛旅游。在该团离开青岛奔赴威海之前，我向每名团员发放了简短的问卷，最后的统计结果，游客对限行令的反感属意料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临时采取自由行的7位游客，在总体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两个问项的回答上显著高于其他团员。

可以坦陈，上述小小的经历予我以许多启迪。它让我联想到进藏游客交通方式选择的多样性，自内地前往西藏，乘飞机、坐火车者众，自驾、骑行者也越来越多;它让我对有关风景名胜区修建索道的争论有了新的看法，也许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需求是同等重要的;它深化了我对权力、义务、选择、公平等一系列大词的理解，促成了个人学术关注向旅游伦理和旅游制度的倾斜。而在此刻，它成为我试图勾连旅游体验与旅游制度的引子。附带提及，2013年，青岛对外地旅游大巴改行弹性限行政策，政府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停车场建设。殆至高铁、地铁相继投入运行之后，青岛的限行大巴令几乎被人遗忘了。

二、 从体验到旅游体验

解释文明社会人的心理与行为，“体验”学说无疑是恰当有力的。正因为如此，“体验”一词几乎被所有人文社会学科引入，并广泛应用于教育、艺术、经济、生态、管理等多种实践领域。

使用“体验”概念和学说来解释文明社会人类的旅游行为，应当说也是恰当有力的。可以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旅游学者，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老一代还是新一代，都有意识或潜意识地行走在旅游体验研究的路上。因为有“体验”这个活水源头，“旅游体验”有望从一方池塘扩展为万顷碧波，从而滋养旅游学术世界的生长。

我赞同已经呈其端绪的“旅游体验”学说，因为我找不到反对它的任何理由。当然，这个学说的充盈和丰满则任重道远。旅游体验是一种体验，又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实现从体验（一般）到旅游体验（特殊）的逻辑过渡，进而建构旅游体验理论体系，几近旅游本体论的搭建，其复杂性和挑战性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才敢在这里敲一下边鼓。

较之于思想而言，语言文字永远是乏力的，想给体验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已是很难做到的，要对旅游体验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则更为困难。或许可以说，旅游体验——作为逸出并独立于生活世界的旅游世界的硬核——這个概念势必要在意识的框架中最终获得理解，但较之于“体验”而言，应该具有相对明确的质感。这种质感源于旅游世界具有明确的基本要素，其组合构成旅游者体验的背景、情景和条件，由此旅游体验才从体验中独立出来，旅游愉悦才不同于生活世界里的愉悦。直言之，一方面，在旅游体验的概念化进程中，应当把旅游世界的特殊依存纳入思考的范畴。另一方面，旅游体验是一个过程，无论旅游者的产生是出于逃逸、追求还是二者的统一驱动，旅游体验都是“借助对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的领悟而展开的”（语出麦肯奈尔），“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体验对不同的旅游者和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语出科恩），不同的旅游场域会引发不同的旅游体验（既有类型差异又有质量差异）。因此，在走向实证科学的征程中，旅游体验研究势必同旅游供给研究交汇。其中，依附于供给的规范性特征而必然伴随产生的旅游制度首当其冲。

三、 沉浸体验-优质旅游-旅游制度

如果从质量角度而论，旅游体验与旅游制度的关系就更加直接和密切，且这种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体验质量研究中，A. Maslow创立的高峰体验说（peak experience）和M. Csikszentmihalyi开创的沉浸体验说（flow experience，或译为畅爽体验等）都为人称道。高峰体验是一种罕见的、类似于尼采笔下的“酒神”状态，是“转瞬即逝的插曲”，一般出现于金字塔顶层“追求自我实现”的部分人士;而沉浸体验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积极心理状态，具有持续性，适用人群广泛。高峰体验的产生不需要个体参与特定的活动，个体可以在被动模式下去接受和感知这种体验。与此相反，沉浸体验强调个体以强大的、积极的身心参与到已经计划和结构化的活动中去，是参与需要努力或者挑战性活动中时获得的包括经验、快乐与乐趣的内在心理状态。显然，沉浸体验说更适合解析旅游世界里的大众体验。

在经历了近40年的规模式增长之后，中国旅游业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于是优质旅游成为国家旅游发展政策的主体诉求之一。作为政策用语，优质旅游的提法有其适宜性，但何为优质的问题接踵而至。秉持人民美好生活观和市场经济观，我们可以把旅游者获得沉浸体验视为优质旅游政策的归宿。因此，有必要对沉浸体验理论的旅游化应用略着笔墨。

Csikszentmihalyi的沉浸体验模型有两个要点：第一，挑战（challenge）和技能（abilities）是影响最适体验（optimization of experience）的重要变量，个人是否产生沉浸体验是由已具备的技能水平与挑战的难度之间的匹配程度决定的。挑战过高，会导致个体的控制感降低，产生焦虑或无力感;挑战难度过低，个体会产生厌烦体验，直至失去兴致。第二，沉浸不会有极限存在，因为持续变化的外部世界，人们从事活动的复杂性不断加强，为了产生更多的沉浸体验，为了迎接不断产生的挑战，个体会主动发展自己的能力与身心。谢彦君（2005）曾对沉浸体验模型做了创新性的转化，他在“八径模型”（eight-channel model）的基础上，通过“在维度当中加入期望和感受这两个更具一般性和综合性、与旅游体验的关系更直接、对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也更大的两个衡量维度”建构了旅游体验的“挑战-技能”改进模型，解释能力大大增强。这里需要提及，笔者在探索优质旅游的理论渊源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旅游性价比的解释——在我看来，旅游服务的性价比决定旅游者的效用，旅游服务的性能对应旅游者的功利，旅游服务的价格对应旅游者的成本（包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身体成本、情感成本等）。如果把旅游者的效用形而上地转为沉浸体验，那么功利与成本两个变量，就同Csikszentmihalyi的挑战与技能（或许表述为“能力”更符合语境）、谢彦君的期望与感受，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

这样的联想必然引出旅游制度。一是因为沉浸体验理论一以贯之地强调，情绪体验是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是由于行为本身而不是其他外在目的的诱发，这个基本点同旅游体验活动的特征非常吻合，同时为旅游体验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挺进提供了逻辑支持。二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旅游者效用最大化并非针对个体而言，而是依据制度的社会性维度。奥地利学派的奠基者Carl Menger认为：“价格是由主观估价形成的因变量，而非供需关系决定的自变量。”Ludwig Mises曾说：“功利的作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一个人只有可能对他的需求进行先后的顺序排列，而不可能测量这些需求的数字大小。”仔细揣摩上述两句名言，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说制度安排——我把它喻为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绳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有助于理解旅游制度对于旅游体验及其质量的重要影响。如此，本文开头表述的那段经历就具有了具体的意义：回到现实之中，个体的旅游体验脱不开旅游制度;旅游体验或许如苏轼所云“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但若要追求旅游沉浸体验的理想，最大程度地赋予旅游者选择权和最大程度地扩大旅游者的选择集，无疑是最高的原则。

四、 余论

就旅游体验研究范式而言，或许可再说几句话。

第一，在我看来，旅游学属于次生学科，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汲取传统学科的营养，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已有关于旅游体验的开拓性研究，犹如Csikszentmihalyi所谓的“flow”，因有所溢出而渐成其型。今天，倘说“旅游学无多少原生理论”，这或不为谬，但若言“旅游学无理论”，恐是妄自菲薄了。那种对旅游开发中的“无中生有”的过度推崇，其实是对基于“有中生有”这一科学理念所形成的理论的指导价值的漠视。

第二，我认为旅游学科具有横断学科的特征，它会不断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个竖向排列的大领域里横向延伸同时拓宽自己的边界，因此，多学科交叉融汇是旅游学发育的大趋势。有人把科学的发展史分为简单综合、孤立深入和系统融合三个递进的阶段，旅游学当不例外。至于旅游体验研究，在理论框架搭起之后，需要推动实证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可以说，对谢彦君教授计划中的第三部主题大作《旅游体验研究：构建旅游世界》的期待，是一众同好学者共同的期待。

第三，我承认旅游学具有应用学科属性，但同时赞同Kurt Lewin的那句名言“天下没有比好理论更实用的东西了”。旅游体验，抑或其他旅游理论，在走向实证研究阶段之后，就是同实践充分碰撞、接受实践检验、同时影响实践的阶段。比如，旅游体验与旅游制度之间的关联建立，不仅意味着旅游体验研究需要把旅游制度纳入实证分析的变量范畴，更意味着旅游制度研究需要把“最适体验”奉为圭臬。

第四，“从具体研究方法来看，旅游体验研究最倚重的，应该是田野工作的方法……旅游体验研究领域的纯粹的、精致化的知识积累，一定依赖于来自对旅游体验进行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学术成果的积累。”（谢彦君， 2005）在旅游制度研究领域，本人也感受到田野调查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其实，在旅游学的大多数领域内，情形都当如此，因为旅游学是以旅游现象为对象的次生学科。当然，田野工作是根，纯粹的、精致化的知识积累是果。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9-08-01）

共同体视角下的旅游体验新论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 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0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日益频繁的跨地域流動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的人地关系。个体生存状态在自由与安全间不断摇摆：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重视以及自由观念的追求驱使个体意欲脱离固有原生组织，走向更为开放的社会;另一方面不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以及传统文化观念迫使个体依然有赖于传统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庇护。虽然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个体“原子化”的假象无法遮蔽人对社交和集体的渴望。为回应这种渴望，旅游学者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日常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旅游体验被定义为“处于旅游世界中的旅游者在与其当下情境深度融合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一体的畅爽感受”1，旅游者对个体自由和身心愉悦的渴求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内在动机，旅游体验研究对此进行了诸多探索并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但面对流动性加剧的社会现状和新的社会变迁背景，需要对旅游体验理论再解读。

一、 “旅游体验共同体”的理论建构

流动性背景下，旅游实践解构了游客日常生活与旅游世界的二元对立和界限，旅游越来越不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而是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流动形式交织起来成为一种日常实践。大众旅游的兴起预示着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游客可以借助交通工具基于任何动机在随机选择的目的地间任意切换，让身体在“脱域”和“在场”间交替体验。虽然游客在目的地的时间短暂，但在自我放逐的精神之旅中，短暂而偶然的身体在场将对反思性游客的日常生活及人生轨迹产生持续的影响，成为他们实现个体主体性回归的契机2。

同时，旅游已成为一种自目的性的惯常活动，日常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的界限日益模糊：为获得自我体验而旅游成为一种时尚;对内在价值的追求远大于可获得的外在惠益;相较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需求，具有共和效应的情感部落比可能产生零和效应的纯景观体验更具吸引力。因此，在惯常与非惯常的二元性弱化的高强度流动社会，更为开放的非结构性视角的透视显得尤为迫切。旅游这一流动和多元交织情境，需要自我与他者、己群与他群的互动反观，需要旅游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同时关照，需要感性和理性的结合，需要一种跨学科、跨地域、跨人群、跨主客的共同体视角，以期弱化以往强调异地体验的游客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色彩。

因而，旅游体验研究理应关注具有内在有机结构或逻辑的消费性社区或群体，关注可感触的共通情感产生的联接作用以及交织的集体主义、自目的性和非理性（集体情感）因素。为此，共同体可以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旅游体验不单可以从个体的旅游者自身切入，还可从集体主义和关系主义视角进行解读。共同体描述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物及人与环境间联系的状态，这种联系可能是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联结，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契约、价值共享;既包括实在的物理联系，也涵盖了虚拟空间的组织形式;既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又着眼于情感上的交融共情。

基于此，以共同体作为核心概念，以个体-群体、日常生活世界-旅游世界为坐标轴，将旅游体验划分为4个象限（图1）：象限I旅游世界的群体体验包括旅程中的集体凝视、共睦态体验等，需要基于旅游者参与群体互动以实现;象限Ⅱ旅游世界的个体体验主要指旅游者的主动创造和个人感受，强调旅游者基于不同旅游情境的能动性体验实践;象限Ⅲ生活世界的个体体验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身体内化的具有意义的部分，是个体主观感受和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象限Ⅳ生活世界的群体体验更多体现为普遍的价值观以及规则约束，是时间的沉淀、空间的形塑和成员的智慧创造。旅游体验共同体将研究视角从关注旅游世界到兼顾日常生活世界，再到旅游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体化认知。通过关注旅游流动过程中的社会建构现象，从而推动体验研究的发展。在笔者的意识中，该共同体要素复杂，并非固态的，而是具有液态性和气态性。虽然划分了4个象限，但边界也并非固定而是具有象限交织性。共同体概念内涵丰富，体验理论也深奥繁复，在此所提出的“旅游体验共同体”仅为探索性尝试，未来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 共同体视角下的旅游体验解读

基于上述共同体理论视角，从如下3个方面展开与旅游体验研究的对话。

第一，旅游体验不仅是旅游者个体的能动过程，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个体始终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个体经验的有限性需要群体经验加以补充，个体的旅游体验也必然受到群体体验的影响。旅游者的体验形成在于其内在认知、情感和意志与外在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的互动，其贯穿旅游历时过程的预期体验、在场体验、追忆体验3个阶段。预期体验产生于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一般社会价值观作用于游客的旅游消费观念。因此，旅游目的地及经营者往往根据客源地市场分析对旅游吸引物进行形象建构，并通过媒介进行广泛传播，建构旅游者对旅游世界的意象感知，引导其对媒介所叙说现实的再次建构。同时，个体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中的文化涵化和濡化，不断对潜在旅游者的认知进行形塑，帮助个体将外部有意义的规则和观念内化、整合进自身经验中，并将随身体流动对旅游世界的个体体验产生更为持久的规训和影响。这一阶段中，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和“个体-媒介”互动，日常生活世界的群体体验丰富了个体体验，旅游者围绕不同的旅游想象和对旅游吸引物的“浪漫主义的凝视”形成他者缺席状态下的想象共同体。

在场体验阶段，虽然个人体验在“量”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群体体验决定了旅游体验的“质”。在人-物互动中，对景观的集体凝视和共同关注会将个人体验凝聚成集体体验、个体凝结成情感部落，进而产生更大范围的吸引力。例如处于西北边界的白哈巴五号界碑之所以能成为旅游者必到的边境打卡点，内在动因是通过瞻仰界碑，个体旅游者能融入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凝视共同体，国家认同和集体认同被唤起。在人-空间互动中，共享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偶然的实际边界或物理边界客观上为心理边界圈定了范围，通过先锋者的频繁互动，一个虚拟的“我们”先验存在，并吸引后来者加入。通常的青年旅舍的空间设计便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精致装饰的公共空间塑造了旅客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人-人互动中，在场体验给旅游者提供了增强地理联结和社会联结的机会，其通过在同一时空共同参与旅游活动产生地理和社会勾连，特别是在如火车旅游、骑行旅游等旅游形式中，由于空间的封闭性或协作互助的高要求而使行动者体现出更多的社会性，亦更容易形成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共同体。这类共同体体验的期望价值和满意度也相应较高，具有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共同体的潜力，在旅程中或旅程后会持续存在较长时间。同时，旅游的“反结构特征”能使不同背景、不同层次旅游者之間处于平等、尊重的互动状态，化解身份和地位带来的结构性差异，实现旅游体验共睦态。这是一种具有较高条件要求的情境机制，是旅游者在群体互动的旅游情境中，依循于建构性程式，通过在场的角色扮演而达到的一种共鸣式移情体验状态1。换言之，群体互动是旅游体验共睦态的必要条件。

旅游体验并非终止于旅程的结束，追忆阶段同样重要。如果说预期阶段是旅游者将群体经验内化为个人经验的过程，那么追忆体验阶段是个人经验外化为群体经验的过程。旅游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回忆、联想等心理过程，重塑自身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借助自身的社会网络，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论坛、博客等媒介，向身边亲友圈或更广阔的“网民”群体分享旅游体验，建构其他潜在旅游者的预期体验，形成以共享经验为中心的虚拟或现实共同体。另外，旅游体验还可成为旅游者的反思文本，帮助纠正文化误读和偏见，形成更正确的个人及群体认知。

第二，旅游体验不仅存在于旅游全过程，其更是一种生命体验，与人的生命过程具有共在性。无论是狄泰尔的生命哲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抑或杜威的实用主义，体验指向活生生的生命、生活和存在，以流动、连续、系统的方式超越传统的二元思维。旅游体验作为体验的下位概念同样具有这些特征。旅游体验不仅是内聚于自我的个人流动结果，更是融于内在与外在、连接当下与未来、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的动态连续过程。但以往对旅游体验的研究多注重单次旅游，以一段旅程的开始和结束作为旅游体验的起点和终点，并基于“旅游是一种奢侈品”的认知，对日常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作截然的二元划分。而今，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表征，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与内容，旅游体验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常态。短时多次、多元深度等旅游方式成为趋势，旅游者的旅游经验日益丰富且日常化。这一新常态要求我们脱离静态视野，以流动的、跨时空的共同体视角看待旅游现象。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流动频次的增加，旅游体验便成为一个随着个体旅游经历不断丰富而不断实践“预期体验-在场体验-追忆体验”循环的建构过程，贯穿旅游者的整个生命历程。“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旅程”，人不仅在旅游体验中经历“神圣”与“世俗”的循环往复，而且在旅游体验塑造的各种共同体中成长、终老。在空间上，当旅游体验超越非惯常的“反结构性”回归常态，客源地和目的地、日常生活世界和旅游世界的二分律便被打破，一个超越地域的旅游场被塑造，旅游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在长期分割后再次走向了共通和融合，旅游世界不再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对立面，而成为它的异域延伸。

第三，旅游体验不仅是高度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有限度的，是主客平等遵守游戏规则的互构结果。一方面，旅游者根据旅游情境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体验方式;另一方面，旅游并不允许个体的无限放纵，情境的存在往往预示着他者的涉入，旅游者要想获得某种旅游体验必须遵循供给方制定的规则。Pearce认为，有3类社会关系影响旅游体验：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旅游者和服务人员之间的互动，旅游者之间的互动1，前两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主客方和供需方之互动方式。就主客互动而言，实现良好的主客关系具有条件性：旅游者和具有一定好客度的当地居民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通过亲密的情感交互、共情体验实现情感团结，通过主客双向凝视或文化涵化，实现主客间的共建共享、同心同德。如果旅游者自谓拥有消费权力，缺乏自律性的行为规制和道德反思，那么就无法融入基于文化认同形成的主客共同体。换言之，只有在彼此结成共同体时，主人才会将真实的后台展现给游客，真正满足游客的原真体验需求。就旅游者和服务人员的互动而言，双方分别是处在同一表演舞台的“观众”和“演员”。虽然现代表演观念中，演员的“做戏”意识和观众的“看戏”意识都被弱化，表演成为一种交流，角色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被缩小，观众亦可成为表演的参与者，实现体验和供给的同构;但是，舞台真实本身蕴涵着看与被看、真实与虚假的相互关系，只有“观众”和“演员”都默契地遵守并接受舞台的“剧本”，在“前台后台化”“后台前台化”过程中结成舞台共同体，传统中“看”与“被看”的二元审美体验才能被重塑，否则将面临对方“拆穿”的“尴尬”境地。正如在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天天泼水节”中，只有當观众沉浸在由演员率先营造出的行为环境和氛围情境中，旅游者和表演者的心理才能相互浸染，不仅使游客获得阈限体验，员工也在参与中获得类阈限体验。

综上所述，共同体视角对于传统旅游体验模型的拓展在于：主体维度上，以往旅游体验被普遍认为是存在主义原真和游客自我中心主义的，而旅游的群体效应、部落性与社会建构性被忽略。事实上，旅游体验不仅是个体的主观感受，也是一种“集体意识”，旅游者体验受到共同体的规训和约束，只能在遵守集体规则的前提下实现个体有限的自主性。时间维度上，传统旅游体验更多聚焦在小尺度上的某一旅游进程中，而没有将其置于更宏观的生命历程中进行探讨，共同体视角下的旅游体验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和全过程性的“大体验”概念，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是生命体验的重要构成内容。另外，在对象范畴上，旅游体验模型不应仅仅强调主体（游客）对客体（吸引物、目的地环境等）的能动、主动体验，也应关注体验中的社会关系与情境性因素，认识到旅游体验是主客方、供需方在社会大结构下的平等协商与互动的结果。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9-08-08）

旅游体验研究：范式化取向及其变革与包容趋势

（1.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2. 海南大学旅游体验研究与设计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06

在中国最近数十年的旅游知识生产过程中，尽管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杨振之，2012;吴必虎， 2018;张凌云，2008，2009;Ning Wang，1999），但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旅游视为“异地的休闲体验”这一观点（谢彦君， 1999，2005），正日益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因此也逐渐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范式色彩，并使“旅游体验”这一术语成为旅游学界、业界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热词。

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引发旅游在产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同时起步以来，国内的旅游研究一直就是朝向知识体的方向迈进的。在这个历程当中，旅游体验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也逐渐获得了显著而独具特色的地位，不仅推动着旅游基础理论在范畴与命题方面的持续创新和丰富化，也不断地通过整合相关的知识碎片来推进旅游知识的体系化、学科化，从而使旅游研究逐步摆脱直接的对策咨询、技能操作和知识移植的局面，获得了对旅游实践问题进行一般性理论解释的系统能力，并因此而让人们看到了“旅游成学”（陈愉秉， 2005）的端倪。

毋庸讳言，上述这种状态是旅游领域知识生产过程中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在目前阶段，将旅游学术界的旅游体验研究概括为处在一个“范式化取向”的阶段，其目的是唤起旅游学术界在旅游研究领域的整体性“范式自觉”。众所周知，旅游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就其内含的问题域所涉及的学科范围而言，其广延性可达至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规划学、景观学、生态学和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其波及不可胜数。然而，从知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属性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在范畴和命题层面拥有独特的本体论观点的理论体系，才足以超越问题域的自然约束，成为解释问题本质的一般性知识，相关的研究人员也才能在此基础上构成相应的学术共同体。这就是理论知识范式化的价值和力量。然而，这一点在当前中国旅游学术界并没有形成集体自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旅游学术界的学术成员就只能在类似于旅游经济、旅游地理、旅游心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等这样的传统的领域性知识中寻求局域性的身份认同。显然，这种认同并非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的观点认同，因此不具有范式力量，它呈现的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乌合”状态。倘以科学哲学的尺度来衡量，在旅游学科的各个分支领域如果长期不能形成范式化的知识积累，那么，旅游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以输出“个体的意见性知识”或移植其他学科知识为主的前学科或非学科状态。由于缺乏知识生产的内生动力和学理依据，旅游学科的独立就可能遥遥无期。在中国当下大学教育资源严重依赖官方的学科目录管理机制来予以分配的情况下，这显然不是旅游学术界、旅游教育界所期待的局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将旅游体验研究所呈现的范式化取向加以概括、明示，这在旅游学科发展层面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它或许会推动旅游的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都逐渐朝向范式化的方向努力，而不再安于传统的领域性知识的简单聚合局面。

当然，走向范式化的知识体并非知识发展的终极阶段。在人类的知识发展史上，即使是一些极具特色、极具活力的理论，一旦走向范式的阶段，其僵化、教条化和反动性便与日俱增。这一点，在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中，特别地用“范式革命”来昭示范式发展的一般方向。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则以“证伪主义”来宣告范式的终极命运：理论必须是能够被证伪的，而且是终将被证伪的。至于一种范式到底具有多大的价值，会在多长的历史当中发挥作用，则完全取决于该范式对客观世界的持续解释能力。对此，笔者曾在拙著《灵水识谭》中打油一首《静夜拾记》，以此来表达笔者对待“旅游是异地的休闲体验”这一本体论观点的态度：

“……旅游是什么/答案亦纷纭/我说是体验/且信这是根/根深叶自茂/姿态乃缤纷/纵然各有见/我见重在根/循根得其本/缘叶蔽其身/若迷叶上虫/已非旅游人”

“体验亦时见/当非万古论/旅游贵在变/因人嗜求新/一朝皆体验/体验位自逊/理论之生死/亦自有年轮/况且波普尔/先已有高论……”

在历史上，任何理论的范式化最终都形成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当走向教条主义的理论范式不再具有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或者遭遇新的理论流派的冲击和挑战，此时，无所作为的理论范式必将走向衰亡，而某些试图扶大厦之将倾的努力，则会带来范式内部的学派分化。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圆融的哲学观经亚里斯多德的“科学化”转向之后的分化过程是如此，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宗派分化过程是如此，阳明心学最终裂变为江右、南中、闽粤、北方、楚中、浙中、泰州诸派并终而式微，其过程也是如此。就旅游体验理论而言，它的产生背景是中国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观光旅游时代和世界性的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其背后的逻辑依据则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经验的毁灭”（Giorgio Agamben ，2016）時代，在这期间，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任何想在今天恢复传统经验的人都将面临自相矛盾的境地。”伴随着科学技术超乎想象的发展，人类个体的经验越来越走向平庸，以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是某个军事指挥办公室中茶水相伴、谈笑风生过程中某个温文尔雅的人手指下的一个轻松按钮而已，与之相关的体验是一种与中古时代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可同日而语的个体经验。“缺乏经验、寻求体验”便由此构成了现代社会人类的一种普遍诉求。这个历史进程到底会持续多久，也许要看地球何时开始流浪。在这之前，体验，尤其是旅游体验，很可能成为现代人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内容构成。

然而，说“旅游是异地的休闲体验”，这种本体论观点必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且不说旅游这种现象本身的极端复杂性，仅就一个单纯现象的本体论认识而言，由于观察的立场或角度不同，就足以形成不同的本体论结论。这一点是符合知识论的本质规定性的。在这一点上，荀子在其《荀子·解蔽》篇中有极其精彩的论述，道尽了人类知识的本质：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

在荀子看来，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存在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蔽于一曲”的毛病。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源自认知主体自身的原因，如情感上的好恶、学识上的博浅，有认知对象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和历史进程的特性——始终、今古。只要事物拥有或呈现不同的方面，只要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处在不同的关系框架当中，就都可能导致认识的结果有所偏颇，这是人的普遍的认知短板，如果不特别加以注意，就很难避免。对于千变万化的旅游现象，人们的认识显然也不会例外。这样说来，如果仅以“体验”为其学说，甚至固执地认为只有“体验”一说可以解释旅游现象，那无疑犯了荀子所说的“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的错误，终而成为“曲知之人”。

因此，“体验”学说即使将来会有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那一天，它也将面临着“范式革命”的挑战。不仅如此，从现在开始，“体验”学说就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包容与之相左甚至对立的学说。对于这一点，笔者在《旅游研究方法》（ 2018，P54-55）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对于……‘什么是旅游乃至‘什么是旅游体验这类更为复杂的现象，人们存在不同的认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个事实表明，要想对一个事物有全面的认识，我们必须包容因立场或视角不同而形成的不同观点。这种观点积累得越丰富、越充分，我们对该事物所形成的认识就会越完整、越接近于事物的本来面貌。……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不仅是因为其方法论相当丰富，其认识论更为客观，尤为重要的是，它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本体论不同的理论范式。如果旅游学能够积累起本体论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对立而又各成体系的观点，那么，旅游学科走向成熟也就为期不远了。”

从包容性的角度来讨论“旅游体验”学说的发展，不仅仅是指对目前国内旅游学术界存在的对旅游体验理论持有批评意见的杨振之的“诗意栖居说”、张凌云的“非惯常环境说”、吴必虎的“游历说”或王宁的“本真性说”抱持欢迎的态度。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是，“旅游体验”学说发展到今天，已经迎来了它可以积极消化、整合、内化的一些外来理论，这些理论往往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或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某种显范式，知识溢出的潜力巨大。就目前笔者所把握的大体架构来看，具身体验理论、仪式理论、表演理论、凝视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地方性理论以及反结构理论等隶属于传统微观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诸多理论范式，都具备对旅游体验进行解释的理论能力。所有这些理论，不仅可以从知识架构的类型学角度丰富并支撑旅游体验知识体系的内容构成，而且还可以对旅游体验现象提供直接的解释。换言之，只要旅游体验走向具身体验，其所达到的程度或位格就必然不同于传统体验理论所讨论的单一感官体验;当旅游体验能够为仪式所武装，被表演所充实，并获得了充分的符号化及其解读过程，那么，这样的旅游体验必然很容易达到马斯洛所描述的高峰体验或Csikszentmihalyi所强调的畅爽（flow）的状态;此外，旅游体验的深度、强度和广度，还与旅游者的身份赋权、地方性经验以及旅游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有关，他因此就会拥有独特的凝视取向，形成特有的地方感，经历不同寻常的体验过程。未来的旅游体验研究，需要吸纳、整合所有这些但又不限于这些理论，并完全立足于旅游的视角予以体系化，这样，就可能使旅游的基础理论建设不再是理论荒漠，也不仅仅是几片理论绿洲，而是一片广阔而又生机勃勃的知识沃野。

（作者系该院教授，海南大学旅游体验研究与设计中心主任;收稿日期：2019-08-07）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