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秋菊 胡思玥

[摘    要]该研究关注在互联网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借助互联网主动寻找陌生人結伴旅游的旅游者之间的互动。文章基于“场景特征-场景解读-个体行为”的理论框架，对33位互联网结伴旅游者的自我呈现风格进行类别-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旅游前、中、后的完整过程中，互联网结伴旅游者自我呈现的变化表现为从有限的到自由交杂的，最后是基于关系内涵的。其中，旅游中旅游者的自我呈现具有多元性，相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可分为颠覆型、回避型和延续型3种，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差异程度逐渐降低，体现了旅游作为一种释放或逃避日常生活压抑的方式的意义。因此，互联网在结伴旅游中发挥了渠道作用，提供了多元角色扮演的机会，个体对关系的选择性得以被强调。同时，受中国文化影响，旅游者保留了对长期关系的追求，维系松散或友爱的关系。

[关键词]旅游者互动;非标准化结伴旅游;自我呈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9-0090-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13

引言

旅游者之间的互动是旅游意义的重要内涵[1-2]。旅游者互动的相关研究主要来自国外学者，但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旅游者的互动行为可能存在差异。互联网结伴旅游，指旅游者借助互联网在旅游前主动寻找陌生人结伴，是近年国内兴起的一种旅游方式，融合了互联网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双重背景。互联网发展以前，旅游者只能在旅途中偶遇陌生人而后结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旅游论坛和社交网络为旅游者提供结伴平台，如马蜂窝、捡人网，旅游者的互动顺序从日常交往的“见面-认识-表达”转变为“表达-认识-见面”，互动场所从线上发展到线下，最终又回到线上。同时，中国人人际交往的特殊性体现在个体的自我呈现和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两方面，一是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交往核心背后是自我的压抑[3]，二是中国人排斥短暂交往，人际关系多为具有长时效性和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4]，而互联网结伴旅游与此相反，旅游者之间的人际交往具有短期性和有选择性的特征。因此，关注互联网结伴旅游中旅游者的互动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解释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心理和行为。

本研究基于Goffman、Blumer等社会学家的理论，尝试提出分析微观社会互动的框架，以自我呈现行为为核心，即互动中个体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印象的行为[5]，运用类别-内容分析探究互联网结伴旅游者的自我呈现风格，从动态视角关注旅游前到旅游后的完整过程中旅游者自我呈现行为的变化及原因。

1 文献综述

1.1 自我和自我呈现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自我是社会的产物。自我呈现行为反映了自我的社会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Cooley认为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获得新的自我，即“镜中我”[6]。Meyrowitz进一步强调个体用以定义自我的大部分概念都是相对的和具有社会性的，这一事实加强了以表达和印象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稳定性[7]。除社会化自我外，自我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发性自我，Mead将二者称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自我的社会方面，是其他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期望、态度和行为等的认同，“主我”是个体对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反应，是当前状态下活跃着的自我，主我和客我之间的对话反映了当我们决定如何思考、感受和行为时我们赋予社会场景的重要性[8]。Goffman继承Mead的观点，指出正是为了协调主我和客我之间的矛盾，为了维持有效的社会互动和符号社会期望的场景定义，人们处处都在演戏。Goffman把社会比作舞台，把社会成员比作使用各种技术来维持表演的表演者、观众和局外人，提出分析日常生活中个体自我呈现行为的理论框架[5]。此外，由于个体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结合共时和历时二维度可将自我化约为真实自我、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3个形式要素。其中，真实自我是每个人生长和发展的根源或原始力量，本质内涵是自发性[9]，但在社会生活中并未充分表达[10];现实自我由真实自我受环境的熏陶磨练而成，受时空的限制[9]，是在当下互动时表达的自我;理想自我是个体努力期望未来能够拥有的自我[11]。理想自我是真实自我的发展动力，现实自我是真实自我的发展过程，通过探究个体对自己的想法和社会生活如何影响其自我呈现行为，可以解释个体的个性演变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定义自我的角度和自我呈现行为均存在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使用自己私底下的行为表现来对自己进行主观设定，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使用被赋予不同权重的角色来描述自己[12]。中国人形成了以“和为贵”的人际互动价值体系核心，和睦的背后是个体被迫放弃选择性意志和压抑自我，表现为缩小或放弃自我去迎合他人的需要，或是压抑真实自我，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来同他人交往，例如中国人喜欢强调行为表达得恰当与否，而非真假[3]。因此，中国人的行为本身便是一场戏，强调一个人如何“对付”社会[4]。

在旅游研究中，一些学者将旅游也视为舞台，旅游者是在旅游中的表演者，并探讨旅游者如何生产、设计、展示他们的体验[13]。整体层面的研究认为旅游者获得了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谢彦君从互动对象的角度指出，旅游者与脱离了原社会系统职能约束的平等的旅伴沟通时没有组织规范的严格约束，以感情上的沟通或物品交易为主要内容[14];彭丹指出旅游者在旅游中抛弃平日的地位和身份，上演新角色，通过新角色的扮演来满足自己内心隐藏的需要，实现被日常刻板生活所压抑的梦想，获得平等、和谐的交往[15-16];王宁认为人们在旅游中寻求返璞归真，体验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自然、简朴和真我，以及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17]。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旅游者行为看作是多元的：Edensor根据是否依赖脚本、角色和方向以及如何依赖，将旅游者表演分类为被指导的表演、身份导向的表演和非墨守成规的表演[18];Wickens根据旅游者的假期选择、活动类型和对于东道主的看法，将旅游者的角色分为5类[19]。

1.2 旅游者互动

旅游者互动研究主要来自国外学者，研究对象以团队旅游、背包旅游和邮轮旅游为主[20]。针对旅游团队和散客的研究都发现旅游者之间的友情是影响旅行体验最重要的因素[1-2]。旅游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建构有多种发展情形，彭丹将其分为3种[16]，互联网结伴旅游属于“原来不认识-认识，结成朋伴-联系/不联系”的情形，与团队游客和背包客的社会关系建构相似。即使互不相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也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交往，并提供体力和情感支持[21]。但是，各种类型旅游者的互动行为并不相同：背包客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个体组成的不稳定群体中快速建立友谊、展开临时的社会交往，其互动行为受到背包旅游文化的规范和价值的约束[22]，采用身份导向式的表演方式，如穿着粗糙的衣服以显示对时尚的蔑视，或穿着象征本土化的当地服饰，依赖《孤独星球》或《易行指南》指导自身的旅游体验行为[18]，并能卸下内外压力制约，超越城市空间中机械式陌生人逻辑[23]，其互动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上[17， 24]，包括收集目的地或商家的信息[24]。团队游客的互动内容较浅，如礼仪违背、干扰与争执、友好交谈、建议与帮助[25]，影响互动的因素包括人际互动能力[26]、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交往动机[27]等，其互动行为有助于增加购物欲望、满意度[27]、再惠顾意愿[28]。朋友结伴旅游中，旅游者通过妥协避免冲突、在旅游前谈判适当的假期行为或最终选择独自旅游3种方式解决朋友间的矛盾[29]。

1.3 互联网结伴旅游

学者们对互联网结伴旅游的定义强调了互联网对旅游方式的影响以及结伴旅游带来的旅游体验综合优化。如，苗学玲和保继刚认为互联网结伴旅游是互联网普及和自助精神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自助旅行方式，旅游体验结合了背包客和团队旅游的优点[30];朱峰等认为互联网结伴旅游既能追求新奇体验又能享有团队旅游的便利[31]。互联网结伴旅游中旅游者互动的场景存在3个不同于日常人际互动的特征：一是互动对象是网络中的陌生人。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普遍遵循人际认同法则，不会主动接触陌生人并与其发生密切的交往[32]。在互联网结伴旅游中，旅游者出于安全、分享和经济的考虑[30]与不从属于现实社会关系体系的陌生人结伴。二是互动时间的短期性，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在相同的目的地短暂相聚，旅游前后的互动主要发生在网络世界。三是互动方式的去名片化，促成结伴的因素包括人数、性别、旅游经验、志同道合等[30]，旅游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名片”未被考虑，在旅游中获得临时的、自致的社会角色和地位[16]。3个场景特征为互联网结伴旅游者提供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定义其行为的重要前提。但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互联网结伴旅游者在虚拟社区中的行为特征，如互动行为、信息搜集行为[30-31]，并未采用完整、系统的视角。对此，本研究将关注互联网结伴旅游的完整过程中旅游者行为的变化。

2 研究方法

2.1 理论视角

Goffman考察的自我呈现行为大多发生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如服务员与顾客、医生护士与病人，表演者的行为已被社会结构所决定，个体往往只能接受表演设定，表演其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表演行为要符合角色的身份和地位。因此，Goffman认为个体的表演方式由社会交往活动的礼貌和礼仪标准塑造，并总是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5]。但是，Blumer指出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可变性只是在它们影响人们在其中活动的情境时，或人们在主观上解释或定义情境时考虑到它们，才会影响互动过程，社会制度不能够离开人们的主观定义而保持其作用，当人们的主观定义和解释在大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社会制度也就会发生相应变化[33]。同时，Edensor认为舞台化的场景为旅游者提供了关于应该进行哪些活动的常识理解，空间的组织、物质性、审美和感性质量影响，但不能决定旅游者所进行的表演的种类[18]，即不同个体对互动场景的解读和意义赋予不同，其行为也可能不同。

综上，本文结合Goffman、Blumer和Edensor的观点，提出“場景特征-场景解读-个体行为”的分析框架（图1），探究旅游者自我呈现的变化过程及旅游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是如何与他们对互联网结伴旅游的场景解读联系起来的？旅游者在旅游中的自我呈现与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有何异同？

2.2 数据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网络资料和访谈法收集数据，结合互联网用户的使用习惯，在新浪微博和QQ两个社交平台寻找访谈对象，受访者需满足在过去半年内有至少一次互联网结伴旅游经历的条件。为保证旅游者类型的多样性，采用目的抽样，得到不同职业和不同互联网结伴旅游经验程度的受访者33人，其中，男性11人，女性22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访谈样本年龄均不超过30岁，并非本研究特意选择，该年龄特征反映出互联网结伴旅游群体的年轻化，样本概况如表1所示。

本研究通过半结构访谈获得受访者的互联网结伴旅游故事，运用叙事分析进行数据分析。叙事研究是对讲述者的叙事进行研究和诠释，其方法论基础为生活故事总是在建构和传递着个体的和文化的意义，因此，分析故事便能了解叙述者的自我认同和它的意义系统，并进入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世界。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中，叙事分析常用来呈现社会中一些特定亚群体的性格或者生活方式[34]。根据整体或类别的分析单元和故事内容或形式两个维度，可将叙事分析分为整体-内容、整体-形式、类别-内容、类别-形式4种模式。在反复阅读受访者的结伴旅游故事的基础上，发现不同受访者在互动中的心理及行为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因而采用类别-内容模式对文本进行进一步分析。类别-内容模式重点关注某一群人共有的问题或现象中所呈现的内容，包括4个步骤：（1）选择子文本。在研究问题的基础上，给文本的所有相关部分做标记，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新的子文本，作为研究的内容整体。（2）定义内容类别。用某个理论提前定义类别或从阅读子文本中定义浮现的主要内容类别。（3）把资料归入各类别。将独立的句子或言论归入各相关类别。（4）做出结论。通过统计计算每个类别下的句子或描述分析每个类别下的内容，形成关于某特定人群或文化之内容总体的画面[34]。

3 研究发现

3.1 旅游前：有限的现实自我呈现

在旅游前，旅游者通过互联网与陌生人相识，主要在微信、QQ等社交网络平台展开互动。根据Goffman将表达分为给予（gives）的表达和流露（gives off）出来的表达[5]，旅游者在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方式可以分为直接的聊天交流（给予的表达）和间接的社交平台个人主页信息（流露的表达）两种。在直接沟通中，31位受访者（93.9%）表示话题围绕旅游，只会透露姓名、年龄等基本个人信息，旅游者有选择地呈现了有限的现实自我。仅有两位受访者（6.1%）出于旅游交往是否合拍的考虑，在交流时还会涉及个人理想、生活等较为深入的话题。尽管绝大部分受访者在直接沟通时不会谈及隐私，但所有受访者都有探寻旅伴生活前台的动机，通过社交平台的个人主页了解对方的生活，判断对方的性格和可靠度，从而形成对旅伴形象的想象。

在此阶段，旅游者对场景特征的解读基本一致，包含互动目的的纯粹性和网络交往的不真实性，因而表现出相似的有限的自我呈现。旅游前旅游者之间的互动目的是达成结伴，个人主动呈现和被动感知的自我均与旅游相关，“我一般打了招呼之后就直接进入主题，不会在那里废话，问他们一般是怎样的玩法，介不介意住青旅或是怎样的。在还没有确定这个旅伴之前一般都是只聊旅游的事情，因为要尽快确定。确定之后到出发那段时间会拉一个群，大家讨论要准备什么东西，我们是等到第一天大家都见面时才开始各种了解。”（P3）同时，由于网络交往的不真实性，旅游者从直接表达和间接流露中只能获得浅层信息，而旅游中面对面互动可以消解网络的不真实性，因此，受访者倾向于把更深的自我呈现留到旅游中，“通过看朋友圈、微博发表的言论判断对方性格。但网上的了解都是表面的，他对事情或者对东西的认知还是得见面之后再看。”（P22）

3.2 旅游中：自由交杂的自我呈现

旅游者与陌生旅伴在目的地展开现实互动，互动广度和深度发生变化。基于访谈文本，旅游者的自我呈现行为可细化为交流沟通、分歧处理、自我表露和印象整饰4个维度。交流沟通指的是旅游者之间的语言互动，如聊天涵盖的话题。分歧处理指的是旅游者之间遇到意见不一致时的解决方式。自我表露指的是旅游者以真实自我或现实自我参与互动。印象整饰指的是旅游者的非语言行为，如对身体的修饰。根据受访者在4个维度的行为特征及其与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异同，将旅游者的自我呈现分为3类，分别是颠覆型、延续型和回避型。

3.2.1    颠覆型旅游者

15位受访者（45.5%）表现出颠覆型的自我呈现行为，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行为差异最大。颠覆型旅游者认为与陌生旅伴的交流沟通时，没有介意或避免的聊天话题。相比于熟人沟通中存在的话题顾虑，反而更加强调与陌生旅伴的深层次沟通，“我们有时候会聊得很high。像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最后一晚大家喝酒聊天，就是什么都聊，该聊的不该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话你不想跟朋友或身边的人说，也许可能要是有陌生人啊，不参与你生活的人，你可能更愿意去聊。”（P23）

在分歧处理方面，这类旅游者认为志趣相投是促使结伴继续的重要因素，注重人际交往中行为的真假与否，“合则聚，不合则散”是其首要选择，体现出短时效性的关系内涵打破了长时效性的熟人关系中以和为贵的交往核心，突出高个人自主性和低融合性。例如，不少受访者表示遇到分歧后可以没有顾虑地与陌生人分开，但在熟人交往中往往只能妥协和忍让，“我们见面之后就发现性格各方面好像不太适合，感觉有点不太好玩，我们就都心平气和地说那么第二天分开玩吧！但是跟自己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他们生我气的时候我不敢生气，我生他们气的时候我也不敢生气，一路上就会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也不说出来。”（P6）

在自我表露方面，颠覆型旅游者在熟人面前往往无法充分展现其真实自我，但在互联网结伴旅游中，颠覆型旅游者感到真实自我表露的自由，日常生活中不经常、不容易表现的真实自我得以毫无保留的呈现。访谈例证如下：“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旅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旅行中我没有标签，我在一个新的环境，我就是我。生活中我可能是一个穷人、一个富人、一个自信的、猥琐的……生活中的你會有很多标签。新的环境，没人认识我，我不需要装。”（P6）“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是特别……因为射手座嘛……没心没肺，很开朗，想玩就玩这种人。其实我心里也有很多很敏感的地方，有时候就是不太想把我的不开心跟朋友说，有时候也会怕他们担心我，所以一般我在朋友面前都是展现的很开心啊……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也还是有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不能那么放得开自己。”（P23）

在印象整饰方面，颠覆型旅游者不刻意采取任何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印象整饰手段，而是脱下理想化的面具，强调随心、真实的互动。例如，“不会想太多，很不拘小节。也不会想我起来要穿什么衣服见我的伙伴，我真的就是没刷牙没洗脸就这样去吃早饭。平时你要出门怎么也要戴个隐形眼镜，再梳一下头再出来。那个时候就戴着镜框，头发还箍着发箍，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就出来了，完全没有形象可言。和闺蜜住一起或在家的时候也没有说不刷牙不洗脸去吃早餐。”（P23）

通过进一步探究颠覆型旅游者的场景解读，发现其自我呈现风格的背后存在3个原因：

第一，趣缘群体的认同。在熟人交往中，颠覆型旅游者的真实自我常处于不被认可而压抑的状态。比如，当这类旅游者与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分享互联网结伴旅游经历时，朋友们往往持不理解、不认可的态度，“他们不了解你为什么老要出去，但是路上的人就会明白，就是向往自由，想放空一下自己。他们觉得不应该这么玩的，你这样子太累了，太没保障了！”（P24）当生活中的朋友、同事并不热爱旅游，或是旅游方式存在差异时，熟人结伴便成了一场分歧不断的社交活动。当与志趣相投的陌生人结伴时，彼此之间能够更好地建立认同，旅游者的真实自我被理解，旅伴是旅游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访谈例证中，朋友和陌生旅伴对受访者的形容反映出迥异的态度，因而受访者两次强调被“看透”，即被认同，“旅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能遇到你生活中遇不到的兴趣爱好相同的人，是能聊得上天的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只在乎路上你看到的风景、遇到的人……生活中的朋友会觉得我奇怪、另类，旅伴描述我是电竞朋克风，现在我都有种感觉，十几年的朋友未必能了解透彻，反而旅途中认识的朋友更能看透自己。”（P27）

延续型旅游者自我呈现风格的背后反映出不同于颠覆型旅游者和回避型旅游者的场景解读，互联网结伴旅游的3个场景特征对其自我呈现行为的影响较小：一是感知的场景变化较小，延续型旅游者认为旅游和日常生活的互动情境没有太大差异，“我是比较外向的，任何时候都一样。旅行结识的朋友和生活中的朋友也没有区别，只是认识的途径不一样。”（P13）二是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相近。与颠覆型旅游者的真实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处于压抑状态不同，延续型旅游者的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一致，“他们说很多人都可以找到新的自己吧……但是我觉得我在旅行旅游中和现实生活中，性格那方面都是很像的。”（P10）

3.3 旅游后：基于关系内涵的自我呈现

旅游者与旅伴建立关系的时刻发生在旅游中，往往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随着相处时间增加，在彼此性格相投、志趣相合的基础上，人际距离自然地拉近，从而成为朋友。旅游结束后，旅游者回归日常生活，彼此之间的互动渠道以网络为主，实现现实生活交往的情形往往出现在所在地距离较近的旅游者之间，再次跨跃区域阻隔的现实互动有助于关系的维系和巩固。旅游后个体的自我呈现相对于旅游中有3种变化趋势，分别是保持不变、更加深入和相对有限，基于关系内涵的自我呈现具体表现为：

认识的人——有限的现实自我呈现。与旅游前93.9%的受访者呈现有限的现实自我不同，旅游后只有30%的受访者其自我呈现回到交往起点，旅伴成为“躺在微信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有限的现实自我呈现与短期性、有选择性的松散关系紧密相关，个体忙于日常生活而无暇维系或不会主动维系，“没有再联系不是因为不合拍，在旅行的时候聊得也挺好的，可能旅行完大家都投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了，有的人会联络这种感情，有的人不会。”（P22）

普通朋友——现实自我呈现。39%的受访者通过结伴旅游与旅伴成为普通朋友，以网络互动为主，互动内容与日常生活中朋友间的互动没有明显差异，彼此间形成松散的友爱关系。

亲密朋友——真实自我呈现。21%的受访者与旅伴建立了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朋友关系的亲密友谊，这部分受访者主要是颠覆型旅游者，其自我呈现延续了旅游中真实、深入的特征，并通过旅游后持续且频繁的互动，保持了友爱关系。

此外，10%的受访者在旅游中与旅伴发生分歧，关系终止。

由此可见，虽然互联网结伴旅游具有交往的短期性，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维系了彼此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个体对不同旅伴的人际距离感知不同，加之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观众隔离的机会，近1/3的受访者面对不同旅伴采取不同的自我呈现策略，与性格更合拍、关系更亲近的旅伴交往时呈现更深入的自我，与其他旅伴交往时呈现更表层的自我，进一步说明旅游后旅游者的自我呈现是基于关系内涵的。例如，“旅行结束后4个人还会经常在群里互动……不会聊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主要是聊旅行，但是我会和那个30岁的姐姐私聊一些我自己的事情，分享一些东西。”（P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互联网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借助互联网主动寻找陌生人结伴旅游的旅游者之间的互动。基于“场景特征-场景解读-个   体行为”的理论框架，对旅游前、中、后3个阶段中旅游者的自我呈现行为及其原因进行类别-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相比于日常交往中中国文化对个体行为的规范，互联网结伴旅游的场景特征放大了个体的自主性，旅游者的自我呈现行为与其对场景特征的解读密切相关，变化過程表现为从旅游前基于纯粹目的和网络不真实的有限的自我呈现，到旅游中3种风格自由交杂的自我呈现，即基于趣缘群    体认同、交往短期性和去名片化的颠覆型，基于结伴规范、感知人际距离远和抵触日常的回避型以及基于感知场景相似和自我一致的延续型，最后是旅游后基于关系内涵的自我呈现，维系认识关系的旅游者成为“点赞之交”，维系亲密朋友关系的旅游者能跨越空间距离再次实现现实交往，并保持强情感联系。

4.2 讨论

互联网结伴旅游者之间的互动为理解互联网发展和中国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提供案例经验。首先，互联网在结伴旅游中发挥了渠道作用，提供了突破时空限制的人际交往机会，为旅游者寻找兴趣爱好相同的陌生人结伴提供平台，将个体从传统的、长期且无选择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摆脱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关系的逻辑起点——个体的去个性化与交往之间的情理兼备[3]。其次，与以往研究认为个体在网络互动中能够更好地回归真实自我[35-36]不同，旅游者在旅游前的网络互动中自我呈现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因为当网络交往是为现实交往铺垫时，旅游者将网络的匿名性和身体不共同在场[35]解读为不真实性，从而将进一步的自我呈现留到旅游中的现实互动。此外，互联网提供了观众隔离的机会，为旅游后基于关系内涵的自我呈现提供可能，在人际距离和空间距离的双重作用下，旅游者之间的关系或为松散关系，或为友爱关系。

同时，中国文化对旅游者的影响交织在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中。一方面，互联网结伴旅游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始终具有选择性的特征，突破了中国人传统关系体系的制约，消解社会规范中对人情、脸面的强调[4]，使得日常生活中真实自我被压抑的颠覆型旅游者获得了更加无拘的友谊，逃避日常的回避型旅游者实现逃离，突出了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经过旅游中短时间、高密度的相处，加之性格相投、志趣相合有助于拉近人际距离，旅游者彼此快速熟络，形成为了快乐而临时聚集在一起的消费群体，即“欢聚型部落”[38]。另一方面，中国人对长期关系的追求倾向使得旅游者将原本是短期性的关系发展为长期性的关系，不同于西方背包客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个体组成的不稳定群体中展开临时的社会交往[22]，互联网结伴旅游者倾向于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之后的旅游决策中优先选择与已经结伴过的旅游者再次结伴，表现为固定一个“小圈子”[30]。

旅游者的自我呈现行为为理解互联网结伴旅游的动机和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总体而言，本研究验证了Edensor的观点，即场景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旅游者所进行的表演的种类[18]。由于共认价值的模糊，互联网结伴旅游者的行为具有多元性，旅游者在旅游前、中、后各个阶段都能主动地解读场景特征，并以个人化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使得互联网结伴旅游区别于熟人结伴旅游和日常人际交往中的顾忌、妥协和忍让[16]，区别于西方背包客建立的统一的群体规范和价值标准，以及背包客身份导向式的表演方式[22]。与整体层面的研究认为旅游者获得了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14-17]，不同的是，旅游中颠覆型、回避型和延续型3类自我呈现风格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差异程度逐渐降低。在相同的场景特征下，颠覆型和回避型旅游者形成了两种互动文化，颠覆型旅游者通过充分地呈现日常生活中难以表达的真实自我释放压抑，回避型旅游者则通过有限地呈现日常生活中的现实自我逃避日常，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旅游得到放松（表2）。旅游者的自我呈现行为反映出旅游与日常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人们在日常生活积累的感受对其在旅游中的行为产生影响，旅游作为缓解日常生活的压力、获得愉悦的体验而存在。而愉悦体验的获得不仅是旅游的非惯常环境带来的，还强调了互动对象是不从属于社会关系的陌生人。因此，在研究中国旅游者的互动行为时，不仅要考虑旅游的非惯常环境的影响，还要考虑互动对象、互动情境等因素的作用，细分旅游现象，识别旅游者类型，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旅游者行为。本研究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探究了个体行为是如何与场景解读联系起来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影响旅游者场景解读的因素，如人格特质。

互联网结伴旅游者面临着积极的自主和消极的风险两种可能，如何在获得轻松自由的旅游体验的同时，减轻和避免负面体验，需要市场供给方和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结伴平台在市场营销中可以结合互联网结伴旅游的场景特征，根据旅游者的互动风格制定多元化的营销方案，例如对颠覆型旅游者强调趣缘认同、自由交往。目前，结伴平台为旅游者寻找旅伴提供的筛选条件为目的地和出发时间，考虑到旅游前旅游者有限的自我呈现，结伴平台在筛选条件中可以增加旅游相关信息，如偏好的旅游消费方式、旅游经验、摄影技能等，帮助旅游者更加有效地寻找合适的旅伴。同时，由于互动对象是陌生人，旅游中可能存在越轨行为且难以追究责任，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加强旅游安全教育，提高旅游者的人身和财产防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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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of Tourists Self-presentation in Internet Companionship Travel

LUO Qiuju1，2， HU Siyue1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ourists traveling with companions who they found on the Internet， referred to here as Internet companionship travel， has recently emerged as a growing form of tourism in China. This type of travel integrates the use of online social platforms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ourists during a trip are different from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in daily life. Therefore， from the view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cenario characteristics， scenario interpretation，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ts in Internet companionship travel. To ensure tourist diversity， this study used purposive sampling to find interviewees on two social platforms， namely Sina Weibo （a Chinese micro-blog） and Tencent QQ （a Chinese instant messaging platform）. We selected users with different usage habit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used to collect stories from the selected tourists. Based on stories from 33 interviewees， category-conten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the recorded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obtained. （1）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ourists changes from limited to free and mixed， and end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t the end of the travel period. （2） During the travel period，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ourists has many forms. It can be sub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namely communication， conflict handling， self-disclosure，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iewees in the four dimension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travel period and daily life， three types of tourist were identified， namely subversive， avoidant， and consisten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tourist between the travel period and daily life decrease in order of tourist type， reflecting that travel can release （for subversive type） or escape （for avoidant type） the stress of daily life. （3） After the travel perio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tourists remained friendly. Tourists pursued long-term relations， which highlights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select the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space and dynamics. Tourists who became acquaintances stayed in contact on social platforms and those who became intimate friends maintained a 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

In conclusion， social platforms on the Interne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et companion travel， providing tourists with a place for finding strangers who have the same interests and an opportunity for audience isolation， liberating tourists from traditional， long-term， and non-selective relationships. However， the Internet influen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 Tourists can actively interpret the scenario characteristic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travel period， and present themselves in a personalized way， reflecting their independent will and freedom of choice.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ourists is intertwine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relationships made during a trip. Relationships established between Internet companionship touris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selectivity， decreasing the emphasis on face and favor and highlight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individuals. In addition， tourists tend to develop short-term relationships into long-term relationships and in subsequent travel decisions they tend to give priority to tourists who have already been in groups. This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backpackers， who develop temporary social contacts in an unstable group composed of changing individuals during the travel period.

Keywords：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non-standardized groups travel; self-presentation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