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甫

一

1955年至1958年，毛泽东先后三次指述花果山的原型，只可惜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更无手书，皆是口口相传，三次谈话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笔者以为，此话之由来，当与毛泽东对新海连市（即今连云港）经省报送中央的关于朝阳乡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的报告相关。据方志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朝阳镇志·大事记》记载：1955年9月，新海连市委的刘明宣、武心铎到朝阳乡撰写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报告，9月21日报省，省转报中央。一个月后的10月下旬，毛泽东在停于镇江的专列上接见镇江地委书记陈西光和专员高俊杰，听取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时问：“你们知道《西游记》里的花果山在哪里吗？就在你们江苏新海连市。” “你们年轻人应该去转转。”此刻的毛泽东，刚刚看过地处江苏最高峰云台山朝阳乡的农业合作化情况报告，希望江苏的干部去看看。两个月后，毛泽东主持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入了关于新海连市朝阳乡的报告《大社的优越性》。1956年7月，毛泽东在徐州的专列上接见徐州地委书记胡宏、专员梁如仁时，再次指述花果山水帘洞“就在你们管辖下的新海连市”，要他们“去看看”。

最重要的一次是1958年7月，毛泽东向即将赴苏北调研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交待：路过江苏时，去新海连市看看孙猴子老家是什么样子。这是作为一项具体而明确的任务交待了胡耀邦。胡耀邦到新海连后，住进市第一招待所西北角的两层小楼。当晚，他要求看看地方志，新海连市文教局的夏兴仁将一套线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送去。第二天早上，市委通知文教局去招待所取回“海州志”。出乎意料的是，胡耀邦的新海连之行，没有去登看云台山。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地方志里关于花果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乃至猴王传说的明确资料。我们相信，一生坚持并力行“实事求是”的胡耀邦，一定会向毛泽东如实汇报读到的方志资料以及所了解的情况。所以，自1958年以后，没有发现或听到毛泽东关于这一话题的记录和口传。

毛泽东于青少年时代就是四大名著的热心读者;稍长，即对这些经典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研究。直到晚年，对这四本小说的热情始终没有消减，尤其是对《西游记》，写过很多批注。据现存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资发放册上签署的记录，至迟于1918年11月，他已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

1917年9月，胡適始任北大教授;1921年12月中，他连写了3篇《西游记序》;1923年2月4日，改定为《西游记考证》。2月5日，胡文发表的当日，甲骨文研究大家董作宾写了《读〈西游记考证〉》——摘抄了他搜求到的关于吴承恩生平及其著述的资料;其中，涉及海州云台山水帘洞的资料及其推想，共12行，约300字。董作宾虽然没有一锤定音，却认为这些资料“不无研究的价值”，“也似乎是花果山的背景”。3月9日，胡适将董作宾的来信收入《胡适文存》，附于《西游记考证》文末。想必十分钟爱《西游记》的毛泽东，不会忽略这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鼓角相闻。

后来，新海连市府约请“新浦刊刻社”主任陈云高写了“花果山”三个隶书大字，镌刻于山上;济南军区的前卫文工团编了一首《说唱孙猴子老家》，曾在连云港工人文化宫演出。由于缺少准确的相关文字的原始记录等多重因素，一个背负着中国文化史的厚重的世界级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淡漠。

二

1959年，笔者于市博物馆的前身海州地志文物陈列室看到历代的海州方志、山志，渐渐知道有海州陈光蕊、宰相府、殷开山以及“三藏禅师”的记录，尤其是与吴承恩表侄胡应征同榜的举人张朝瑞在《云台山三元庙碑记》中写的水帘洞，比董作宾1923年摘抄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到云台山赈灾的淮安知府姚陶写的文字早了142年，不可同日而语;而隆庆戊辰科（1568年）考中进士、与吴承恩同逝于万历年间的海州人张朝瑞，对家乡山水的亲历，资料可靠，证力尤其厚重。

“文革”爆发后，除了收藏，几乎无书可看，只能攀云台山读碑。看到了另一位万历时期的海州判官、相当于代理知州的唐伯元写的《游东海青峰顶碑记》，咏叹了与《西游记》24回相关的“清风”，与32回相关的老君堂。然而，最有价值的石刻还是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州知州王同在水帘洞上方题刻的“神泉普润”和“高山流水”;此时，吴承恩约49岁，《西游记》的“痴话”还在“漫说”之中。更有甚者，水帘洞门楣左上方宽60厘米的石龛内，居然有相关宋代东海县的碑铭，使我们想到《西游记》第一回关于“东海之处耸重巅”的赞美。刻面镌于悬崖之上，字径仅4厘米，因为仰视，只能识得“大宋国海州东海县”八字，无法近观细辨和捶拓拓片。全国37处称作水帘洞的景观中，云台山水帘洞题刻，是唯一具有完整可靠的题名和年款的摩崖，是兼有正史、方志、山志等记录为旁证的石刻文献。

1975年，我将“文革”期间的读碑所获写入《连云港市文物普查资料之二——花果山的名胜古迹》，被辗转抄录、晒图纸复印、打印、铅印等传播后，1977年又录入国内外首篇关于《西游记》中花果山的专论《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初稿。当时《江海学刊》尚未恢复，首刊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10月第3期，后由1980年1月恢复出版的《江海学刊》转载。该文分“地理位置” “吴承恩行迹与海州的亲朋故旧” “云台山名胜”3个专题，征引、论证了石刻文献和张朝瑞等明代学人所写碑记中与花果山水帘洞紧密相关的风物遗迹和人文存留，突出了明代嘉靖年间海州知州王同的题勒。

1979年12月，上海书店根据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影印发行，我用《江海学刊》转载《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稿费购买了一批资料书，书中有胡适的多种著述，董作宾的《读〈西游记考证〉》作为附录，赫然在目。遗憾的是，董作宾征引的姚陶《登云台山记》比我在花果山《专论》中用以证明水帘洞价值的王同题刻晚了161年。

1982年10月，全国首届《西游记》研讨会先后在淮安和连云港两地举行，10月5日至9日在淮安，10日至14日在连云港。连云港市会场设在连云饭店。代表共127名，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会议由江苏省社科院、《江海学刊》编辑部、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淮安县人民政府主办。研讨会上，作为我大会发言的“花果山专论”被印成单行本，书名《吴承恩西游记与云台山》，署名“连云港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连云港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中，转引了董作宾的相关文字;之后又写入《专论》的续篇——《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补证》，刊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花果山的考证逐渐被广泛认同，1987年，花果山的地名正式出现在地图上;1988年，云台山成为江苏省三处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三

历史会有很多的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两年后会有陪同胡耀邦登上花果山的这一天，那是1984年10月28日。

花果山上的三元宫正在大修。在三元宫的前殿山门，胡耀邦仔细观看了显示着三元宫非凡地位和经历的天启元年书刻的“敕赐护国三元宫”门楣刻石。在简略地陈述了三元宫的历史沿革以及三元三官与唐三藏的关联后，我指着三元宫大殿维修工地上的一块碑说，那是清康熙年间的《云台山三元庙田地碑记》，文里载述了三元的家世及其与传说中的唐三藏与父亲陈光蕊的父子关联。

胡耀邦不顾随行人员和卫士长的劝阻，坚持要去仔细看看那块碑，又拒绝别人的搀扶，跨过工地上的石灰坑、脚手架，走近碑石，弯下身子逐字逐句地听我读着碑文：

“三元大帝，溯及从来，因知帝父姓陈氏讳光萼，唐贞观时状元，诞育三元，盛躬东海，即其圣帝飞升之地也。明神宗時敕赐淮海福山……”

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吴承恩逝于万历十年。

离开三元宫，胡耀邦顺着大殿西侧的踏步登山去看唐三藏家庙团圆宫，仔细审视着一块明万历三十年的“圣旨”碑石：

“敕谕海州云台山三官庙僧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

接着，胡耀邦用了一个小时的光景，游历了美猴王的洞府水帘洞、孙猴子诞生地娲遗石以及千年名木美人松。

水帘洞是花果山上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景观。胡耀邦仔细询问水帘洞上方几帧刻石的年代，对一方凹入洞壁龛室里的宋代碑铭尤其关注，并仔细听着我关于董作宾、胡适在文字中提及云台山水帘洞的来龙去脉。和上午一样，在整个游览过程中，每听完一小段介绍，他总是很平易而亲切地点点头：“嗯，嗯。”

走了很长的山路，胡耀邦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疲惫，正相反，他兴致浓郁，谈笑风生。走到刻有光绪年代题铭的云台山门旁时，经卫士们再三要求，在一个卖茶水的小地摊的长板凳上坐了下来。他郑重又特意地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这些遗迹要保护好啊！”

这句话使我心潮澎湃——这位酷爱读书、延安时代的革命家，终于认同了我们的花果山。

晚餐过后，胡耀邦毫无倦意。我打电话让博物馆办公室送来几支毛笔和砚台。

在云台山宾馆二楼会议厅内，应连云港市委、市政府的请求，胡耀邦为“淮海大学”题写了校名，时任市博物馆馆长的我，也请求题写“连云港市博物馆”的馆名。胡耀邦欣然命笔，认真地写了两次，然后选中了一张。

人们说，这是胡耀邦对我一天导游服务的最丰厚的奖赏。我将胡耀邦的题字以及用过的毛笔和砚台一齐带回博物馆，作为重要的藏品登记入库。两年后，连云港市博物馆新馆落成，胡耀邦题写的馆名放大之后，安放在展览正厅的门楣上，我领着全体馆员站在馆牌下合影。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