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文

1961年年底，《红岩》排出清样并赶在年终之前装订出40册样书，这样的时间安排，使得《红岩》成为业绩平平的1961年长篇创作的“颇有分量”的“压卷之作”。

1962年2月中旬，中国青年报召开了小说《红岩》的读者座谈会，2月17日，《中国青年报》在第四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整组文章显然经过编辑的精心策划和安排，头条《不怕鬼的英雄谱》总述小说的思想内涵和与当下现实的主要关联：一不怕鬼，二不怕死，三不怕困难。二、三、四条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江姐、许云峰对青年的教育意义；倒头条和二条是关于反面典型刘思扬和甫志高对当代青年思想改造的教育意义，中间一小篇由“中美合作所烈士家属”所写的《难忘的仇恨》，叙述作者自己的亲人们在集中营遭到的血腥屠戮。

1961年底，《文艺报》分管小说评论的副主编侯金镜带领“专职负责长篇小说”的年轻评论家阎纲躲到清净的北京颐和园，对1961年全年的长篇小说进行“巡视”和“盘点”，在阅读了全年生产的长篇小说之后，阎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红岩》是1961年的长篇小说中，值得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们推荐的好作品。”在笔者对阎纲的电话访谈中，阎纲说：

我们在颐和园看稿，这时候李希凡来约稿，我说《红岩》不错。我们觉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经济上很困难，不能在精神上也垮下来。我就给他写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发表以后很轰动，有人叫我“阎红岩”。后来我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了一次，也是稿子中的内容。我觉得《红岩》写得好，它把矛盾冲突推向了生死关头，给人相当的震撼；而且作品有可读性，因为所描写的内容有神秘性。《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发表后，《文艺报》又组织了一个“五人谈”，这样“《红岩》热”就掀起来了。

从1962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阎纲的评论文章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连续地发表有关《红岩》的评论文章和“读后感”，这样的势头一直延续到了1962年年底，发表评论文章的报刊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省市级党报，不少报纸的评介采用了开辟“专版”“专栏”的“重点报道”的形式，如《四川日报》从3月11开始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系列和《红岩》相关的文章，每篇都在题目位置刊发一个以小说《红岩》封面制作的小刊头；如《云南日报》从1962年3月22日开始在第三版“文化生活”专版就开设了“《红岩》人物赞”专栏，《浙江日报》在副刊开设了“红岩风格赞”专栏，《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开辟了“我读《红岩》”专栏。在各地发表评介文章的同时，不少地方的报纸如《重庆日报》《成都晚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等开始对小说进行连载。这样，《红岩》的名字和小说《红岩》极富象征意味的“青松、红岩”封面图案成为1962年报纸副刊上一再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以至于我们可以把1962年的报纸副刊称为“《红岩》年”。

在对《红岩》的各种评价中，“教材”“教科书”是一种普遍的说法。1962年2月17日《中国青年报》专版的“编者按”中就说《红岩》“是一部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生动教材”；1962年2月25日《大公报》上发表的吉墨寅的文章题目即是《〈红岩〉——鼓舞革命斗志的教科书》，作者在文章中说：

《红岩》的前身，是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根据这些无产阶级战士的英雄事迹，《红岩》塑造了光辉的英雄群像。这些英雄身上焕发出“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而我以为最宝贵的是“忘我”“慎独”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文艺报》1962年第三期“《红岩》五人谈”中罗荪的文章就直接以《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为题，文章说：“《红岩》是一本用生命写下来的书，是一本杰出的共产党员的最生动的教科书。”朱寨在评论文章中说：

《红岩》不仅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深深地激动了他们的革命心弦，激起了他们参与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政治热情，激起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作岗位上的更大干劲，我们从出版社编辑部那里读到很多《红岩》读者表白这种心态的来信。从读者的来信里可以看出，读者把《红岩》当作了一部生动的革命教材。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的话，那么《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朱寨《时代革命的光辉——读〈红岩〉》，《文学评论》1963年第六期）

罗广斌、杨益言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小说”形式和“教材”功能进行了最好的结合，他们并不重视小说传统中情节、主人公这样的基本要素，转而完全把精力投放在了对一个政治组织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的演绎和解释。《红岩》传达思想的“教科书”性质最明显的体现在小说中人物所说出的那些带有哲理性的语言，在1962年7月15日的《新华日报》副刊版上就有一篇小文章《〈红岩〉人物语录》，专门辑录了这类哲理语言。如：

我们共产党人有更丰富、更崇高的感情，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许云峰）

？不能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某个领导者的私人感情，这是危险的，会使自己迷失政治方向！……（许云峰）

……你还得注意身体，我们的日子还长得很呢！我们这一代，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亲手建成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你还是要像今天这样年轻有为才好。（江姐）

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应该敢于和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不是逃避这种斗争。灰尘不扫会越积越厚，敷敷衍衍，终会为历史所抛弃。（许云峰）

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许云峰）

但是，小说所传达的“思想”毕竟主要是通过故事和人物的言行体现出来的，这种方式传达的思想形象但也隐晦，因此，普通读者要想有效地吸收“教材”中的“思想”，就需要权威专家对作家埋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进行解析，这些专家有从故事中抽象出思想的能力，从《文艺报》发表“《红岩》五人谈”开始，文学界的权威就一直在对这部“教科书”进行解读，而在所有的专家解读活动中，最集中的成果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编辑出版的《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如果说《红岩》是一部“教科书”的话，那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就是针对“教科书”的“辅导教材”。在翟向东为该书所写的“序”中，作者说：“天津人民出版社为了帮助读者加强对《红岩》的理解，不止于了解故事的情节，更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育，约请一些同志撰写了这本《永葆革命青春》。”该书所收的18篇文章显然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每篇集中阐释在《红岩》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某一个方面，如第一篇《飞翔吧，永远向着东方》，阐释的是《红岩》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每一个革命者应该首先解决的政治方向问题”，即“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对革命前途的信賴问题”；第二篇《颂革命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阐释的主题从题目即可看出；第三篇《至人无忧，斗争最乐》，阐释的主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等。本来，《红岩》就是对抽象的革命理论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化、具体化，而《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则是从形象再回到抽象，目的是防止读者专注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而影响对其思想内涵的领略。

除了专家解读文章，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多的是普通读者的“读后感”，这些“读后感”和专家们的解读活动所致力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从人物和故事中抽象出一种“思想”，只不过普通读者所“发现”的“思想”往往是大理念下的一些小道理，分析的对象也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小细节。这些小道理，有的是革命者应该具有的某种精神品格，有的是革命者应该掌握的某种斗争方法。如作者冯健男通过分析甫志高在家招待工人余新江时两个人的对话，来解析甫志高叛变革命的内在原因，“甫志高由共产党员一变而为共产党的死敌，自然还有别的原因，但他喜欢龙井、香片之类的爱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所以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冯健男《龙井、香片和冷水》，《人民日报》1962年8月21日）如作者筱山在《李敬原刻蜡纸的启示》一文中说：

《红岩》真是一本好书。读了一遍，还不过瘾，再读第二遍、第三遍才好。一句话，爱不释手。如果有人问：“你读了一遍，有没有受到启发？”我会立即答：“有，有，李敬原同志帮助成岗刻写蜡纸的那件事，对我启发最大。”

作者从这段小情节所得到的最大“启发”是革命斗争的一个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即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最好的领导方法是：“亲自动手，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作者建议大家，“仔细读读这段书，学学李敬原同志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筱山《李敬原刻蜡纸的启示》，《新华日报》1962年7月15日）当然，这些革命道理的解析是和对小说人物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小說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小说中的人物是相对应的，因此，《浙江日报》开设的“《红岩》风格赞”和《云南日报》开设的“《红岩》人物赞”内容上是相似的，都是分析人物所体现的某种或几种风格，这些风格如“忠诚”“乐观”“坚强”“勇敢”“智慧”等都是党性内容的具体化。除了正面人物以外，反面人物甫志高也是众多读者经常分析的对象，不过常常是把他和另外一个正面人物如工人余新江、陈然、知识分子刘思杨等进行对比，从对比中来显示出美与丑、是与非的区别。

作者们在解析了小说中的思想之后 ，一般还会联系“当前斗争和生活”的实际情况，来说明《红岩》所描写的革命精神在今天的教育意义。很多读者都会联系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外反动势力给国家造成的”种种困难，把《红岩》中的革命英雄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勇于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和善于克服困难的革命智慧当作学习的榜样。陆石说：“它写出了革命者的气魄：一不怕鬼；二不怕死；三不怕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要怕鬼。《红岩》写出了这个精神。”（陆石《不怕鬼的英雄谱》，《中国青年报》，1962年2月17日，第四版）作者江平在《读“红岩”随感》中说：“比起烈士们所经历的艰辛和曲折的生活道路，眼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什么！”（陆石《不怕鬼的英雄谱》，《中国青年报》，1962年2月17日，第四版）徐立尧在《忍辱负重赞》的文章中先对《红岩》中华子良的“忍辱负重”精神进行了一番解析：“忍的是由于失败而蒙受的损失、痛苦，敌人的折磨、摧残；负的是革命的重担。任何时候，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把一切艰难困苦，毅然担当起来。”然后就是由此所受到的“教育”“启发”：“当然，在今天，我们不再忍辱而生，但是，我们却还需负重。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自觉地承担一切任务。见到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埋头苦干，竭尽忠诚 。”（徐立尧《忍辱负重赞》，《人民日报》，1962年7月12日，第六版）作者益木在《为保卫红旗而贡献问心无愧的一生——长篇小说〈红岩〉读后》一文的最后写道：

现在，凶焰不可一世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已被驱除殆尽，我们再也不是生活在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的活棺材里，而是沐浴着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的阳光。和革命前辈比较起来，我们的生活实在太美好了，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真是算不上什么，我们完全有条件对党、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益木《为保卫红旗而贡献问心无愧的一生——长篇小说〈红岩〉读后》，《宁夏日报》，1962年3月31日，第三版）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看出，“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和阅读的动力与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历史本身的关怀，而且是出于更为急迫的现实需要。从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挖掘可以利用的精神资源，来调动全体国民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当中去，是这些小说回顾历史的动力和目的之一。而“革命历史小说”所承担的这种文化使命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正是通过阅读，把革命前辈和需要接受教育的广大读者联系了起来，把“革命传统”和“当前斗争”联系了起来，正是这种“联系”潜力的巨大使得人们把《红岩》称为是“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