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龙（1909—2003，湖南浏阳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却又是一位将帅名录上找不到名字的将军。已故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1907—1998），已故军委副主席张震（1914—2015，湖南平江人）生前对他的评价是：听党指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党叫干啥就干啥。

1994年夏天，周文龙到北戴河疗养，我（笔者为军事战略研究学者——编者注）全程陪同他，从而有机会当面聆听了杨尚昆、张震对他的评价，也从中知道了周文龙许多生平点滴。

“你还欠我一个抗大毕业证”

我们到北戴河没几天，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就来看他，一见面，这两个湖南老乡亲热得不得了，用旁人很难听懂的湖南话兴致勃勃拉起了家常，从过去到现在，无话不谈：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从血染湘江到遵义会议、从爬雪山到过草地、从直罗镇到渡河东征、从红大（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开学，后改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到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前身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聊着聊着张震突然冲着周文龙说：你还欠我一个抗大毕业证……

原来，张震在抗大上学时，周文龙是抗大校务部部长，学期还没毕业，张震就接到命令要上抗日前线，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张震不得不十分遗憾地离开了延安……故而，几十年来，每次张震见到周文龙都要开玩笑索要毕业证。

张震到来几天后，周文龙听说前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在北戴河疗养，于是打电话给杨尚昆的蒋秘书，要与杨尚昆见上一面。

隔天下午，我陪同周文龙来到杨尚昆在北戴河的住地，蒋秘书见到我们就说：首长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念叨，怎么还没来……

果不其然，杨尚昆见到周文龙后，立即亲热地与周文龙握手，嘴里一直念叨：“你把我这个老战友忘了，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周文龙说：“哪里能忘得掉，你以前是国家主席，又是军委副主席，日理万机，不便打扰，现在你退下来了，我不是来看你来了嘛。”杨尚昆说：“你还是老习惯，在位不来，不在位来。”

接下来，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原来，他们俩都是红三军团的，杨尚昆是红三军团的政委，周文龙是红三军团第5师书记官、营长，而后任司令部作战参谋、军团部秘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三军团取消师的建制，红5师缩编为13团，周文龙任团管理主任；9月，周文龙担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部4科科长，这时，杨尚昆是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周文龙入红军大学第1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杨尚昆当时则是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他们俩是名副其实的老战友。

这一次，杨尚昆、张震讲了许多周文龙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党指挥，二话不说走上后勤工作岗位

周文龙，1909年1月19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佃农家庭，他从小就思想进步，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动。1929年，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加了龙岗、中洞、水南、宜黄、宁化、广昌等战役，表现勇猛顽强，曾3次负伤。

1934年5月，红三军团从福建打回江西，在广昌保卫战中，14团3营营长负伤，周文龙接任营长，夺回失去的两个山头阵地。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周文龙再度负伤，经后方医院数月治疗方见好转。当年10月，得知部队有大的行动，周文龙离开休养地启程追赶部队，当时师部已经开拔，他拄着拐杖赶到了军团总部，方才跟上长征队伍。

1934年11月，周文龙到5师13团任作战参谋。11月27日，彭德怀命令红5师急奔湘江、灌江之间的新圩，阻击桂军的进攻。5师14团正面迎敌，15团侧翼出击，在没有固定工事的10里阵地上，与上有飞机轰炸、下有炮火支持的强敌展开殊死搏斗。在政委负重伤，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英勇牺牲，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的紧急关头，周文龙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10倍、20倍的敌人鏖战3天3夜，协同侧翼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军委纵队最终得以全部渡过湘江。

1935年5月，周文龙随部队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然后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1935年10月12日到达吴起镇，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部队到达陕北后，周文龙又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周文龙入红军大学系统地进行了军事政治学习，同年12月毕业。毕业后，周文龙急迫地要求返回部队杀敌，但是，军委一纸命令让其留校，担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尽管周文龙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一切听从党指挥、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党性原则，使周文龙坚决地服从了军委的命令。此后，周文龙暂别硝烟弥漫的火线，走上了后勤领导的工作岗位。

“前方打胜仗有你们后勤部门的功劳”

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着“抗大”名声越办越响，从国统区和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越来越多。到第3期，学员已超过4000人，校舍紧张，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了。校领导研究，对外宣布“招生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找杨立三、周文龙（校务部正、副部长）谈话，明确指出：“抗大就是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校舍困难，想办法解决。”

于是，杨、周两人带领有关人员走遍延安的大川小沟，对地势、土质、水源做了全面勘察，最后选定在凤凰山、清凉山麓开土建窑。通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共挖出200余孔、总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的新校舍，各地合格青年想来上抗大，基本都能容纳。

周文龙在抗大校务部期间，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他积极领导抗大师生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两个多月完成18000亩的开荒播种任务。各单位都养猪、养羊、养鸡、种瓜、种菜、种豆、开作坊、磨豆腐、做粉条，师生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40年3月，周文龙调任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4月，奉命随朱德总司令去西安，领取自1939年10月以来被国民党扣发的军饷。6月初，全数领到现金257.795万元，还将5.1万元残币换成新币。7月20日回到八路军总部驻地，彭德怀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攥住周文龙的手，上下打量很久，说了一句“辛苦了！”周文龙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部长展开清单，包括1939年冬衣、1940年夏衣、粮米费、医疗费、兵站费……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周文龙兼任冀南银行副董事长。他根据总部首长关于“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自己小后方”的指示，巩固建设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利用山区有利条件，与敌人巧妙周旋，千方百计满足军用民需。

解放战争时期，周文龙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华北军区供给部部长、政委，总后勤部参谋主任等职。1945年9月，周文龙受命组织上党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周文龙日夜操劳，运筹得当，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障部队连续十几个月的艰苦作战所需，取得歼敌26万的辉煌战绩，创建了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周文龙任供给部部长。此时，三大战役逐步拉开序幕。12月，周文龙受命组建华北军区石家庄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完成淮海、平津、太原战役的物资调供，保障四野南下，装备18、19兵团进军大西北。

1949年除夕聚餐会上，刘伯承笑着对周文龙说：“你的黄色炸药真送得及时，要是迟到几分钟，黄维就跑掉了。”毛泽东举杯到后勤部桌前说：“前方打胜仗有你们后勤部门的功劳啊！”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粮食、弹药、冬服、药品、运输工具的供应十分紧张，前线申请物资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为及时解决前线急需，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一起搬到中南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办公室隔壁办公。

1951年1月底，朝鲜前线需要弹药1.4万吨，但我国生产能力只有1500吨，不足之数，向苏联购买。华北军区在努力扩大生产的同时，大批翻修缴获的日、美炮弹，以解燃眉之急。为解决部队穿衣吃饭问题，几十天赶制冬服21.5万套（其中东北10万套，华北11.5万套），动员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区军民制作炒面466万斤，解决了前线因敌机低空侦察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

3年间，周文龙主持装备了出征部队3个兵团、9个军、7个特种兵师团，前送弹药、油料、人马装具、粮油食品、药品器械等总计17.2万吨，5886个车皮，由华北军区调干为主组成志愿军后勤第二分部，包括3个医院、3个医疗队、3列卫生列车、2个军械库、2个兵站、1个汽车团、1个骡马团，人员实达8977名。所有这些，都为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效的后勤支援。

当战争结束、部队入城，由流动改为驻防，周文龙受命组织庞大的营房建造任务。经勘察规划，总面积307万平方米、造价2.3亿元营建任务，分3年逐步完成，其中包括著名的301医院。其间，为建好一个子弟学校，周文龙四处奔走，以280匹市布的价格买下京西海淀乐家花园，创建了知名的“八一学校”。如今，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不少已走上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其中就有习近平总书记。

杨尚昆说：周文龙同志听党指挥、服从党的安排，最高风亮节的例子就是在已评军衔、即将授衔的前夕，坚决按照组织安排，二话不说转业到地方，与中将军衔失之交臂，实在是非常遗憾；虽然我也没有授衔，但是，我很早就到中央工作了，遗憾少一些，不像他授衔就在眼前了。

1955年，国务院决定将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周恩来向彭德怀提出，部队派得力干部支援新兴的石油工业。1955年6月，总参谋长黄克诚约周文龙到中南海居仁堂谈话：“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军委决定推荐李聚奎同志和你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一个部门，除生产技术，还有财务、人事、供应、政工，这些你还是有经验的。”

随后，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告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9月份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文革”中，周文龙深受其害，到1976年夏秋之间，周文龙还没有被“解放”，老战友王平、杨得志出于关心爱护，邀他暂离北京到部队“走走看看”，呼吸点新鲜空气。在武汉军区，周文龙受到老战友的盛情款待。再到广州军区见到许世友（原抗大校务部副部长），许世友大叫：“我的老部长呀，几年不见你了，听说你受冲击很厉害，真是黑了天！”昔日战友情深意长，都劝周文龙争取回部队工作，周文龙也有这样的愿望，于是向中央递交了归队的申请。

1978年11月，69岁的周文龙经中央军委批准再次入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并增补为总后党委委员。这个年龄，这样的职务，在我军历史上很不寻常。1980年3月，总后勤部王平政委奉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指示，派周文龙解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部队干休所老干部不断向军委写信上访的问题。周文龙不以老资历自居，态度诚恳，平心静气地讲话，充分倾听老同志的呼声。老同志把周文龙当作贴心人，畅所欲言，周文龙一一记下，通过多方联系、交涉，使问题一一妥善解决。能在晚年为这些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做点实事，周文龙颇感欣慰。

离休后，周文龙继续发挥余热，撰写回忆录，并积极建议要继续发扬大庆“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1979年11月25日，渤海石油钻井船翻船事件发生后，他心急如焚（石油工业部成立后，周文龙曾任副部长）。我曾陪着他急匆匆地来到康世恩（1915—1995，时任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家，两个老战友就事件谈了两个多小时，中心内容便是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检查制度落实情况，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故。

2003年12月8日，周文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