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已逾一年，古城长沙充满了躁动不安。这年7月24日，一个人的到来，让弥漫在长沙城紧张的政治空气出现缓和。

他就是程潜，蒋介石新任命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16岁时考中秀才，18岁时求学岳麓书院。然而，面对饱受列强欺凌、腐朽没落的晚清王朝，青年程潜认为偌大的中华大地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决心“弃文就武，报考武备学堂”。1903年，他梦想成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第一期，一年后留学日本。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传芳、李烈钧、阎锡山、赵恒惕、李书城（中共一大曾在其家中召开）等人，并与黄兴、宋教仁等人过从甚密，经常一起讨论国事，探寻中国的出路。不久，在黄兴的引领下，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组中华民国政府，程潜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在平定陈炯明的叛乱中，成为孙中山信任和倚重的重要骨干，“颂公（程潜字颂云）是血性男子，不贪污，负责任，这样的革命同志，哪里去找啊！”孙中山作出创办黄埔军校的决定后，起初考虑的校长人选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已经创办过陆军讲武学校、有丰富办学经验的程潜。可见孙中山对程潜的倚重。

1926年1月，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程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共产党员林伯渠为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级干部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他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先后阻击日军于河北、河南、山东一线，危急时刻，他甚至带头立下遗嘱，并鼓励将士们：“大敌当前，有进无退。中国虽大，也没有多少地方可退了，战死在阵地上是最光荣的。”1939年年初，任天水行营主任。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和平谈判。其间，程潜和毛泽东相互进行了拜访，并进行了多次晤谈。毛泽东对程潜说，你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下届政府改选，你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搞成了，好主持和谈；如果搞不成，也可以争取回湖南搞和平自救。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程潜与李宗仁、孙科一起参与了副总统的角逐，结果经过四轮投票，李宗仁当选，孙科、程潜败北。蒋、桂矛盾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一方面担心桂系在中央势力过大，同时也为了扭转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不利形势，稳住华中阵脚，于是他免去了桂系将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将他调到武汉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企图通过内战削弱桂系势力。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白崇禧到武汉后把华中与广西、广东连成一片，进一步扩大桂系势力。为钳制桂系，蒋介石在考虑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人选时，决定任命在这次副总统竞选中失败、并且与桂系有宿怨的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辖湘、赣两省。

白崇禧拥兵武汉后，心里也有他的盘算：一是湖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鱼米之乡，要兵有兵，要粮有粮，要打内战必须依靠湖南就近提供兵源、粮草。二是湖南位于湖北和广西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以作为其桂系老巢广西的屏障，进可攻，退可守，把湖南控制在自己手中才不会有后顾之忧。三是程潜虽然与桂系有宿怨，但其过去反过蒋，也反过共，最关键的是，在派系林立、要员拥兵自重的国民党中，程潜是个光杆司令，手上没任何军事实力，比较容易控制。基于以上几点考虑，白崇禧对蒋介石任命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并没有表示出强烈的反对。

程潜公开场合高调反共，私下与地下党交往密切

为了在夹缝中生存，同时也为了迷惑蒋介石和白崇禧，程潜抵达长沙后，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是大唱反共高调，如在省政府大礼堂参加湖南党政军各界人士的欢迎大会上，他没用省政府秘书长事先为他草拟的关于强调和平、民主、建设，不谈“戡乱”“剿匪”的讲话稿，而是来了一通即兴演讲：“我今年已六十有七，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和共匪拼命……”会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语出惊人：“在未来的八、九、十三个月中，共匪还无力渡江南犯，我湘人即可做好防御准备。倘三个月之后，匪果来犯，届时当予以重大打击。如续有三个月的优裕时间，彼时不仅可防匪来犯，而且欢迎匪来自投罗网，葬身沅湘之间。”大有要将湖南投入战火之势。

但程潜毕竟是程潜，正如毛泽东所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他到湖南后，为站稳脚跟，扩充实力，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安排一批主张和平自救的人士参政；改组湖南省参议会，将坚决反共的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等人逼走或调离；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立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将党政军大权抓在自己手中；发布“限租护佃”的布告和《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书》；下令撤销反共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组织；电令在全省停止征兵一个月等。

1948年9月，湖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中央局“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有效地开展策反工作，瓦解敌人，必要时由党员干部出面搞一些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策反工作”的指示，通过对程潜以往的革命经历以及他主湘后所采取的以上这些措施的分析，决定加大对他策反的力度，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1903—2000，湖南炎陵人，后改名周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领导，地下党员余志宏（1916—1972，湖南醴陵人，1938年入党）任组长，涂西畴任副组长。确定对程潜的策反方针：先从程潜部属做起，通过争取他周围的重要人物来影响他，等时机成熟再派人同他见面，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具体由余志宏负责做程潜的工作。

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1946年4月—1948年6月任湖南省主席）的秘书，认识一些上层人士，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与程潜是醴陵老乡。周礼认为选他来做程潜的统战工作最为合适。

而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能接近程潜的人去做工作，程潜的族弟、曾被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在台湾拘押过的程星龄（1900—1987，湖南醴陵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加入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有过积极合作。抗战期间，曾以天水行营参事身份，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考察）无疑是最佳人选。同时，余志宏还了解到，住在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1882—1953，清末秀才，抗战时期曾任天水行营秘书长），思想进步，并经常出入省政府，与程潜无话不谈。于是余志宏想方设法与程星龄、方叔章取得联系，请他们出面做程潜的工作。

1948年8月，程星龄回到长沙，周礼和余志宏与他多次会面，商量如何做程潜的策反工作。1948年年底，经余志宏安排，方叔章在桃子湖的家中设宴，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萧敏颂，程潜的亲近下属、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萧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以及程星龄、余志宏等人。席间，宾主纵论时局，多认为湖南不可兴兵。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达说话直率：“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

事后，方叔章、萧作霖、邓介松等将此次便宴的情况告诉了程潜。方叔章还多次与程潜谈话，直言：“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30万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你一家20多口人，你又只有那么多钱，以后的日子将是颠沛流离，况且蒋介石也容不下你，往哪跑？只有和平才是唯一出路……”

此时面对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蒋介石败象已露，国民党内上下人心涣散，包括程潜在内的国内所有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做出抉择。战还是和？程潜的心里已有了答案，“现在的确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之后，程潜与程星龄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最终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湖南地下党联系。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并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内容的八项和谈条件。

程潜赞成和谈，并下令湖南暂停征兵。但因共产党提出的43名头等战犯中有他的名字，故对八项条件中惩办战犯一条有所顾虑。

余志宏了解到程潜这一顾虑后，便通过程星龄、方叔章去做程潜的工作：“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只要颂公坚决站在人民方面，不仅不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待遇。”随即又由程星龄写信给在上海的程博洪（程潜长子），请他回长沙劝说程潜。最终使程潜消除了原有的顾虑。1949年4月11日，程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湖南是三千万人民的湖南，……我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我们点滴归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求使社会秩序安定，求使地方元气保全。这是我的愿望，我相信这也是人民的要求。”

陈明仁手握兵权消除顾虑，决定战争与和平

程潜要倡导和平，必然要有一个能协助他控制湖南局势、掌握军权的人。此人非陈明仁莫属。

陈明仁（1903—1974），字子良，湖南醴陵人，与程潜有师生情谊，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一员悍将，以“能征善战”而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因曾在1949年6月的四平战役中与解放军激战而闻名，被蒋介石擢升为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但时隔不久，便因陈诚等人诬告他“贪污、纵兵抢粮”等而被撤职，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而闲居南京。这次的大起大落对陈明仁的打击很大，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出路、前途，不再愿意充当蒋介石的炮灰。在一次借酒浇愁后，陈明仁对前来看望他、同为总统府中将参军的唐生明（唐生智胞弟）说：“全国各战场每况愈下，蒋介石在划一只破船，这只船非沉不可。”早已与地下党有往来的唐生明极力安慰他等待时机，谋求新的出路。

1948年10月，应白崇禧之请，陈明仁赴武汉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旋又兼第29军军长。1949年1月，蒋介石决定恢复71军建制，与29军合编为第一兵团，陈明仁任第一兵团司令官。

为了做好陈明仁的策反工作，余志宏先后跟陈明仁的亲信温汰沫、旧部兼挚友李君九“交厚”，得到他们同意劝说陈明仁的承诺。同时，湖南省工委通过另一位地下党员涂西畴联络了陈明仁所在的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形成了对陈明仁的策反工作战线。同时在程星龄和刘斐（1898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国民党桂系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国防部研究组组长，与白崇禧交情比较深厚）的建议下，并经湖南省工委同意，刘斐去武汉游说白崇禧，让白崇禧同意将陈明仁调驻湖南。经刘斐先后多方疏通，1949年2月中旬，白崇禧下令陈明仁以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身份率第29军、第71军10余万军队回到长沙，不久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同时为了不使蒋介石生疑，陈明仁还派政工处长吴相和到浙江奉化溪口向蒋介石说明部队调动原委，并表示对蒋的“忠诚”。

不得不说，湖南省工委对陈明仁的策反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效的。陈明仁一到湖南即向程潜表示“愿跟颂公走”，“今后一定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尽力做点好事，减少痛苦”。不过，湖南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军、警、宪、特盘根错节，既有蒋介石的势力，又有白崇禧的眼线，这让陈明仁顾虑不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被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帽子，自己的部队被当作俘虏看待。因此他行事非常谨慎，对程潜表示“今后我只同您保持联系。在某些公开场合，我只能站在‘反共’的立场上说话。这样既可不使蒋、白怀疑，又可有利于湖南大局。”

为打消陈明仁的顾虑，余志宏代表省工委秘密会见陈明仁，就解放战争的形势，湖南人民的和平愿望，以及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等展开交流。其间，余志宏专门向陈明仁解释了起义和投降的区别：起义是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投降是战败被逼的结果。陈明仁的顾虑开始逐渐消除。

湖南各界人士呼吁和平，决心抛弃蒋介石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饱受抗战之苦的湖南再次成为战争的重要战备基地。几年内战下来，湖南当局肆意征兵、征税、征粮，致使三湘大地民穷财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民众反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程潜主湘后，党中央、毛泽东从湖南的实际出发，指示湖南省工委：单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不行，要发动湖南人民，争取地方势力，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才有希望。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工委除了在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外，在城市则发动了以“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大造和平声势，为湖南实现和平解放做准备。

1949年4月7日，为声援“四一惨案”后的南京学生，长沙各大、中学生发起了“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为了防止当局封锁湘江，保证“四七”大游行顺利进行，4月6日晚上，当年游行示威活动的参与者、湖南大学法学院学生、进步社团“新力社”成员沈雨随和一些“新力社”的同学卷着铺盖，从牌楼口出发，在赵洲港守了一夜船。“为了防止有人抢船，我们把船藏在了荆棘丛林里。”沈雨随说，同学们还商量好了联络的暗号，手电筒的光一长二短表示是自己人。

7日一大早，30多所学校一万多人云集中山公园，从中山路、先锋厅到南门口，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 “停止征兵征粮！”“打倒假和平，争取真和平！”“拥护程主席向傅作义看齐！”许多工人、进城的农民和公教人员自动加入游行队伍，甚至连国民党的一些军警也换上便衣加入其中。沈雨随回忆说，当时他们“新力社”的社员一律在行列的右方担任纠察工作，护卫着游行队伍。“那一刻我不知道行列有多长，我只知道，我就是行列中的一员！”

湖南各行业工会则发起了“拒收金圆券运动”，纷纷拿起武器护厂保产。

湖南新闻界50多家报纸也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喷出了抗争之火。白崇禧退守湖南督战时，长沙多家报纸发表湖南自保自救的消息和评论，呼吁避免战祸，甚至通过地下党员的秘密活动，将督促湖南和平解放的《长沙市各界为拥护当局避免战祸呼吁和平的宣言》巧妙地发表在8月1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湖南版）上。

《湖南日报》原总编辑傅白芦（1924—2013，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总编辑）回忆，1949年1月，中央银行湖南省分行偷运金银出境，激起众怒，他在《晚晚报》以《运去三万多两黄金，失掉三千万人心》为题，大声疾呼：“中央政府不要湖南人，湖南人也不要中央了。”并撰文《湖南不要战争》，呼吁“请程家长（指程潜）向傅作义看齐”。

即便是国民党恐吓新闻界“勿作过激之言论”，白崇禧亲自出马，召集新闻界开会，以杀头相威胁，乃至1949年五六月间，不断有“晚晚”“长江”“实践”“经济”等报刊被罚停刊或永久停刊，湖南新闻界仍旧毫不退缩。老报人谌震（曾任《晚晚报》主编）回忆，1949年6月21日，长沙新闻界联合全市报纸停刊一天，“谨以忍痛罢勤方式，向国民党中宣部抗议，向各界人士申诉”。

与此同时，为促进和平运动，湖南省工委和程潜还先后派人到湖南东安县邀请国民党元老唐生智（1890—1970，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曾指挥南京保卫战）到长沙共商和平自救大计。来长沙途中，唐生智提出可用“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来迎接和平解放和对付白崇禧。1949年4月29日，唐生智抵达长沙，程潜亲赴车站迎接；5月2日，“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简称“自救会”）成立，唐生智被推举为主任委员。

“自救会”的成立和长沙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遥相呼应，把湖南的和平运动推向高潮，也使程潜深感走和平的道路顺乎民意，和谈态度更趋明朗。

共产党开诚布公，送来“定心丸”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紧接着，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相继解放。5月16日，白崇禧率3个兵团退守湖南，并将指挥所迁到了长沙。白崇禧退守湖南后，唯恐程潜与共产党合作，一直在长沙盯着程潜不走，甚至在6月的一次省府扩大会议上说：“近来有少数负责人对共党作战决心不强，意志薄弱，甚至走向投降道路……图谋局部和平。这是自取灭亡。”并逼程潜交出军权，同时向广州国民政府（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中华民国迁都广州）建议，让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长。程潜的处境愈加艰难，压力越来越大。

1949年6月中旬，为防止白崇禧对湖南和平起义的破坏，根据湖南省工委提议，由程星龄起草，经程潜修改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通过湖南省工委呈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潜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避免战祸”，“减少人民痛苦”，“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的决心，表明了“谋致湖南局部和平”的愿望，强调“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

当时，湖南省工委的秘密办公地点为一栋两层楼的木房子，坐落在长沙市熙宁街（今三角塘）28号，一楼为缝纫铺，挂出的招牌是“妇女缝纫合作社”，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常杏云夫妇就住在二楼开展地下工作。在房子附近，有一个国民党部队机械训练班，特务怎么也没料到，湖南地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周礼当时化名唐积德、唐光前等，扮成布商或游方郎中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凡能接触到周礼的人只知道“唐先生”，以至于湖南和平解放后，地下党的干部第一次开大会时，不少同志惊呼：原来“唐先生”就是我们的省工委书记周礼啊。

周礼拿到程潜的“备忘录”后，与地下党员赵连生商量，决定编一个双层篾篓，将“备忘录”及工委给华中局的报告一并放入篾篓夹层，派交通员黄人凌、张友初装扮成商人与挑夫，送往汉口的华中局，再转呈党中央、毛泽东。

6月底，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指示第四野战军和华中局加紧对湖南的和平解放工作，同时着令解放大军迅速进军湖南、江西，加快解放湖南的进程。7月4日，毛泽东复电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复电的内容以密信用薄纸小字抄写，卷在电池锌筒上，覆以薄油纸，再贴上大公电池厂的“大公”商标，装在手电筒内，由党中央指派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李明灏（1897—1980，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第97军中将军长兼重庆警备司令，1948年向白崇禧递交脱离国民党声明。同年11月秘密从天津进入华北解放区，参加策动北平和平解放工作）托人带到长沙交给程潜。

程潜拿到毛泽东的复电，反复看了好几遍，兴奋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现在有了毛主席的指示，让宝盒子揭盖了！不只是我吃了定心丸子，全湖南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了。

7月4日，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的电报，强调“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在此之前，1949年6月，程潜还曾派程星龄等人去香港，拜会了湘籍知名人士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曾任北洋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章士钊委托程星龄转达毛泽东此前与他的谈话：“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毛泽东的这番话，让一直担心共产党秋后算账的陈明仁最后吃了颗“定心丸”，“我在程潜处得知了毛主席的这番讲话，心情十分激动”，“我认为只要能够救人民、救湖南，愿意牺牲小我而完成大我，决心下定了！……”顾虑尽除的陈明仁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积极与程潜暗中配合，加快了起义的步伐。

正是党中央、毛泽东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传话，鼓励程潜、陈明仁将爱国、爱民思想转化为行动，摆脱国民党统治的羁绊，使他们最终做出“以人民军队为伍，共同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正确抉择。

程潜陈明仁声东击西，把白崇禧耍得团团转

1949年7月14日，广州国民政府派人到长沙要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程潜拒绝了。白崇禧恼羞成怒：“程颂公真是老糊涂了！不到广州去当考试院长，却要待在长沙挨枪炮。”

为掩人耳目，经与湖南省工委商议，程潜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以把长沙绥靖司令部迁往邵阳为由，主动提出去邵阳，7月20日，程潜宣布去邵阳视察，并让陈明仁代湖南省政府主席。

与此同时，为策应程潜、陈明仁起义，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第13兵团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并对长沙形成钳形包围之势。

1949年7月21日一大早，白崇禧亲自送走程潜后，命陈明仁坚守长沙，自己则放心去了衡阳。此时的陈明仁虽已坚定走和平道路，并与程潜达成默契，却始终不露声色，一直以主战的面貌出现，白崇禧也一直对他比较信任。

就在白崇禧退走衡阳的当天，陈明仁即下令取消白崇禧部署的对湘中游击队（湖南省工委领导的主要游击武装）的“围剿”行动。“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光凭个人的意气，使长沙市50万人民遭受浩劫”，“我决心要打，一定要在外围打，不会在长沙市区作战，总要使长沙市人民不能听到枪声”。

7月29日，陈明仁急电程潜，请他回长沙主持起义大局。程潜在邵阳又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早上，他如常带着警卫排外出散步，却在步出住所后迅速上车，神不知鬼不觉地直奔长沙。专车到达湘潭县后，程潜又转乘“洞庭号”巡艇，从水路秘密进入长沙。

7月30日，白崇禧电告陈明仁，说程潜已潜回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他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接着，广州国民政府批准程潜辞去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陈明仁接替。同时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兼总司令。8月1日，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从衡阳飞来长沙，劝说陈死守长沙，挟持程潜去广州，并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嘱陈大义灭亲，必要时将程潜明正典刑。

此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于7月29日进驻长沙县春华山。程潜、陈明仁见各方面条件均已成熟，终于下定决心，断然与国民党集团决裂，投向人民怀抱。8月4日，长沙各大报纸发表了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郑重宣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明确表示：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人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8月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4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1949年8月5日，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盛大的入城仪式。晚10时左右，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先头部队第46军138师分三路从小吴门入城进入长沙市区。长沙市十数万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云霄，一直到深夜才逐渐平息下来。

新华社报道说：“当长沙市民带着一天一夜的疲劳走进自己的家门时，眼望着东方的晨曦，他们不禁兴奋地说：天真正亮了。”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同学、好友周世钊当时写下《长沙和平解放》诗一首：

百万雄师奋迅雷，红旗直指洞庭来；

云霓大慰三湘望，尘雾欣看万里开。

箪食争迎空井巷，秧歌高唱动楼台；

市民啧啧夸军纪，只饮秋江水一杯。

毛泽东、朱德于8月15日收到程潜补发的8月4日起义通电后，于8月16日复电程潜、陈明仁暨全体起义将士：“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而且，毛泽东对程潜始终礼遇有加，9月9日程潜奉命进京时，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在北平的前门火车站，毛泽东握住程潜的手说：“颂云兄，久违了，可好啊！”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民主人士，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就是程潜。1952年秋，毛泽东特邀程潜到中南海划船。两人坐上船后，毛泽东还亲自为程潜划船。

1949年9月底，程潜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1月，参加民革，并当选为中央常委。后来，他还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陈明仁则在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成为三位（另两位是陶峙岳、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之一。

蒋介石在听闻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的消息后，震怒不已，无法接受自己的爱将一夜之间投奔了共产党的事实。白崇禧在电话中得知长沙和平起义的消息后，气得当场大骂陈明仁忘恩负义。在他看来，程潜起义，在他意料之中，但自己待陈明仁不薄，并在其危难之际拉了一把，可陈这次起义，却几乎将他推入绝境。因为长沙陷落，他的“湘赣防线”不攻自破，他的驻地衡阳更是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

不管蒋介石、白崇禧怎么不甘失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进入长沙城以后，迅速将解放的步伐迈向湖南全省。9月13日衡宝战役打响，到10月16日战役结束。整个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7500多人，解放县城28座。衡宝战役以后，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已不堪一击。旋即，国民党残部被扫清，湖南全境解放。

1949，新湖南的诞生

从1948年7月程潜主湘到1949年8月湖南宣告和平解放，一年多的统战换来了长沙的和平起义，迎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创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第一个省级规模起义的“长沙方式”（之前一般是一座城市或一支部队起义），使长沙人民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崩溃。正如1949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发表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所说的那样：湖南的和平解放，给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又一次树立榜样，加速了大西南、大西北的解放，是程潜、陈明仁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湖南和平起义为西南、西北各省树立了榜样，促进了这些地区局部问题的和平解决，对建立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之后，仿佛多米诺骨牌效应，绥远（1949年9月19日）、新疆（1949年9月25日）、云南（1949年12月9日）、西康（1949年12月9日）等省先后和平解放，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最终统一了中国大陆。

1949年8月20日，经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1949年5月，中央正式任命黄克诚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合并，成立了以黄克诚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民主东街开始办公。同日，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8月15日在长沙创刊。1964年7月29日,经毛泽东提议，改为《湖南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新湖南的诞生》。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1950年4月成立，王首道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0年10月成立，程潜任第一届湖南省协商委员会主席）的先后建立，为新中国、新湖南的革命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保障，把三湘大地带入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崭新社会。

湖南人民的天真正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