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阜平有一个革命家族：老革命家范成儿三兄弟相继参加革命;他的三个女儿耳濡目染，也都走上革命道路;她们的丈夫是三位开国将军——上将王平、中将王宗槐、少将易耀彩。范成儿因此被称作“全军最牛老丈人”。范氏后人默默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当国家有需要时，他们又会站到最前线。范氏家族崇尚英雄、争当英雄，创造了三代20多人从军的传奇。

革命家族，三代20多人从军

自古以来，找女婿是一门大学问在解放军内，有一个眼光超群的老丈人——范成儿。

范成儿是河北阜平县人，当地有名的革命者，在村里担任村委会主任，他的两个弟弟范茂如、范颖高也都是地下党员。

范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远近闻名的革命家族，这对于子女的成长和他们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115师进入河北阜平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范成儿的大女儿范景新（1919-2015），刚从阜平师范学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担任阜平县动委会一区妇女主任。

二女儿范景明（1922-2016）心疼大姐，想分担一些事情，并保证：“哪个村的军鞋军服不够，我去催;哪个女人拖后腿不让男人参军，我去动员;哪儿扫盲不上心，我去当教员！”经上级批准，范景明于1937年10月成為一区妇救会成员。

范景阳（1923- ）是范成儿的堂侄女，被其认作干女儿，从小和范景新、范景明一起长大。当两个姐姐回家后，范景阳便央求道：“我也要当八路，带我出去吧！”范景新和范景明答应了她的要求。不久，范景阳成功通过了唐县史家沟村三分区冲锋剧社的面试，成为党的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的抗战烽火中，出现了范氏三姐妹。更传奇的是，她们结下了三段烽火情缘，她们的丈夫王平、王宗槐、易耀彩后来都成为开国将军，成为一段佳话。

王平：在斗争中，他家欠了不少债

王平，原名王惟允，1907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永福里横溪沅乡大湖地村一户贫苦农家，母亲鲍美玉在他还不满周岁时就去世了。五六岁时，王平就帮家里放牛、干农活。7岁时，父亲王幼钦送他上小学，不久就因贫辍学。后来陆续在药铺当学徒、在免费私塾上学，其间阅读了《大公报》等先进报刊。

1926年冬，阳新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王平积极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各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一次，有一队士兵来到大湖地村，“村里有所准备，但我没来得及躲避。士兵把我叫住，指名让我带他们到王惟允家。他们只知道我的名字，却不认得我。我带他们在村里绕来绕去，走到后山一处没人住的院子，告诉他们这就是王惟允家。他们当真去敲门。我趁他们不注意，就跑了。他们是根据土豪劣绅提供的情报，来抓我的。”据王平回忆。

1929年3月，王平加入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他家里往来人员多，有时开完会就在他家吃饭。王幼钦曾开玩笑说：“你们革命，我赔了不少谷和酒。”在斗争过程中，王家欠了不少债，可王幼钦却高兴地说：“只要你们革命能成功，我全力支持。”

1930年初，王平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八军，先后随部队攻打湖北通山、湖南岳州（今岳阳）。不久，红八军通过整编成立了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决定成立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9月，由于组织关系丢失，无法证明自己是党员，王平重新入党，并成为红三军团机关枪连党支部组织委员。

此后，王平参加了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宗槐：三叔公对他说“这红五星，比灶王爷的神灵还大”

王宗槐，原名王永开，乳名二伢子，1915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柏树街白矛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岁丧母，8岁丧父，在姑姑家度过孤苦的童年，幼时曾入私塾8个月，后为维持生计而成为“织布伢子”。

1929年的一天，三叔公王洪夏来找王宗槐，他说：“我今天找你来，是要介绍你加入赤色工会，你是否同意？”

接着，他介绍了工会的性质、任务等，还将王宗槐领到家里供奉的灶王爷旁边，指着灶王爷旁边的红五星，说：“这红五星，比灶王爷的神灵还大，它管五大洲呢，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全世界的人将来都要有工做，有饭吃，不挨打，师傅也不准打徒弟……”

王宗槐听后，心里一阵激动，表示愿意加入工会，在红五星下宣誓。

王宗槐晚年时仍记得几句誓词：“自愿加入工会，遵守本会纪律，严守一切秘密，实现共产社会……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夺。宣誓人——王怀。”

王怀这个名字，是加入工会这一天，王洪夏为他新取的。后来为了与赣西南特委常委王怀区别开，在领导的建议下，他改名为王宗槐。

宣誓后不久，王宗槐加入赤色少年先锋队。一天，一个剃头匠来到村里，王洪夏悄悄告诉王宗槐：“这位剃头匠是我们的工会主席，他跟红军有联系。”

王洪夏带王宗槐去见了剃头匠，经过剃头匠的介绍，1930年2月，王宗槐参加了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成为一名勤务兵。不久，红六军被编入红一军团。

1932年7月，王宗槐入党。他先后参加了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易耀彩：父母被国民党还乡团钉在门板上，沉入赣江

易耀彩，1917年2月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苑前乡螺岗村一个贫苦人家，父母都是县苏维埃干部。据易耀彩的儿子易海江讲述：

1928年，爷爷和奶奶加入了赤卫队，那时斗争非常激烈，爷爷和奶奶的处境也非常危险。为了保住我父亲这根独苗，1930年，爷爷把父亲送上了井冈山，托付给已经当了红军的舅姥爷。当时，父亲才14岁。

一进红军队伍，父亲就赶上了反“围剿”战役，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父亲从家门口路过，但因为跟着部队在行军，没有进家门。没想到，这一次，父亲错失了和爷爷奶奶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1934年，父亲随部队离开了井冈山，准备长征。此前不久，国民党还乡团进入父亲的老家，把爷爷奶奶都抓走了，钉在门板上，活活沉入了赣江。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仇恨，踏上长征路的。

1929年，易耀彩参加了太和县农民暴动，1930年8月参加红军，1931年2月成为共产党员，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责编/陈小婷 来源/《王平回忆录》，王平著，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王宗槐回忆录》，王宗槐著，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红色珍藏展易耀彩遗物 儿子追忆父亲传奇事》，易海江/口述，闵妤/文，《青岛早报》2006年10月18日）

为共和国战斗

女婿皆为开国将军

一个是被毛泽东、彭德怀称作“王大个子”的开国上将王平;

一个是解放军青年工作的开创者、开国中将王宗槐，

一个是曾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的传奇少将易耀彩

范氏一门三女婿，都是开国将军。他们一个是被毛澤东、彭德怀称作“王大个子”，在解放军中任大区级政委时间最长且跨大单位任职最多的开国上将——王平;一个是解放军青年工作的开创者、开国中将王宗槐，毛泽东曾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噢！你是王宗槐，做军队青年工作的。”一个是曾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的传奇少将——易耀彩。除了是连襟、将军，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为共和国战斗过的英雄。

王平：战斗中的“飞毛腿”，

曾与毛泽东讨价还价

王平（1907-1998），湖北阳新人，1930年5月参加红军，9月加入共产党。

红军时期：从战士做起，历任红三军团第8军一纵队宣传队副队长、机关枪连政治指导员、团党总支书记、师教导大队政委，红4师第11团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等职。1936年2月任红一军团第4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2月任红27军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科长、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第3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委、冀晋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晋区党委书记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1月，任北岳军区第二政委兼一纵队政委;1948年8月，任北岳军区司令员;1949年1月，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兼任察哈尔省第一副主席和公安厅厅长;1951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1953年5月，任志愿军第20兵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3月，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1957年2月，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0月任政委;1958年11月，任军事学院政委，次年任该院党委第一书记;1975后，历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总后勤部政委、中央军委常委等职。1998年2月8日16时42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彭德怀指着领头的“王大个子”说：“看啊，我们的‘飞毛腿’赶上来了”

王平身高腿长，健步如飞，人称“飞毛腿”。开国上将黄克诚曾赞道：“王平走路快，行动快，反应也快。”

在长征途中，王平带领的红三军团第6师11团作为军团的“拳头部队”，忽为前锋，忽作后卫，忽而佯攻，忽而迂回，以其快速反应能力，参加了宜章、湘江、遵义、赤水等重要战斗。其间，11团或掉队或失联，最后却总能奇迹般地赶上大部队，因此也被誉为长征路上的“飞毛腿”。

王平晚年依然记得1935年4月带领战士们抢夺北盘江渡口的情形：

江水不深，可以徒步通过。侦察排和第3营的勇士们脱得光光的，头顶子弹、衣物，手举着枪，向对岸徒涉过去。刚登上岸，就遭遇敌人的进攻。他们未及穿衣，便投入战斗，打退敌人后，有的战士还一丝不挂地追出了20多里地。当地的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后，都很惊讶。

4月19日清晨，在完成掩护主力红军渡江后，11团由先遣团变成了后卫团。当时，军团长彭德怀要求我们必须在中午12时前赶到兴仁镇，否则有被先到的国民党军拦截的危险。我们立即紧急集合，我和张爱萍跑在最前面，率领前卫营，就像赛跑一样……

11团6个小时跑了大约60公里，绕过了先于他们到达兴仁城外的国民党军，终于追上了大部队。彭德怀特别高兴，指着领头的“王大个子”说：“看啊，我们的‘飞毛腿’赶上来了！”

1947年秋，晋察冀野战军秋季攻势时，王平接到任务，赶往前线统一指挥地方武装，迟滞国民党罗历戎部队北上。杨得志回忆：“没有想到王平接到任务后，跃马挥鞭，急速飞驰，竟把一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活活累死在半路上。接着又换了一匹马，继续飞奔而来。我们主力部队还未投入战斗前，王平指挥的地方武装已经开始战斗了。‘飞毛腿’名不虚传啊！”

毛泽东为他取名

1935年3月2日，王平率11团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与中革军委中央纵队直属队的队伍相遇。在半山腰，王平见到一位高个子从队伍里走出，手里拄一根棍子，边走边喊：“大个子，先停住，不要走。”王平走近了，才认出是毛泽东，立即赶上前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你们来得正好，我给你一个任务。”原来据军委侦察员报告，敌军一个师正赶来袭击中央纵队。

毛泽东命令王平：“你们立即过去堵截，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五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王平立即率11团赶到指定地点。他晚年回忆说：“那一次，好险啊！爬上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敌人就上来了。事关党中央安全，我们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一直打到红五军团上来，移交阵地后，才去追赶红三军团大部队。”由于这一仗打得好，“王大个子”的名声传开了。

王平参加红军时名叫王惟允，当时的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点名时念不准“惟允”两个字，总喊“王翁翁”，惹得大家大笑。于是他便改名“王明”。1935年12月，王平任陕北红27军政委。一天，毛泽东召红27军新任领导人谈话，交代完任务后，毛泽东问：“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起立说：“报告主席，我想改名字。”毛泽东笑道：“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答道：“就是因为别人老叫我国际代表，所以我要改名。”“那好吧！”毛泽东拿笔写下“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落款“毛泽东”。从此，王明正式改名为王平。

1937年8月，王平和贺晋年一起率红27军开往正宁，担负从陕西富县到甘肃正宁的警戒任务。当时，红27军仅有100多元钱。王平便给毛泽东打电话，要求支援1000元钱。毛泽东说：“没有，我一元钱也没有。”王平问：“没有怎么办呀？”毛泽东幽默地说：“那就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到就两个人想，两个人还想不到就三个人想，还是想不到就睡觉，睡起来再想。”

王平无奈，想出了一个就地筹款的办法。第一个盯住的是驻地利用土围子囤积粮食的联保主任。经交涉，该联保主任交出5000大洋和500石粮食。

王平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喜讯，没想到毛泽东说：“钱你们不能全部拿走，按照你原来的要求留1000元，剩下4000元送来延安。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好不好？”王平一听急了：“那可不行，我们只留1000元，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啊！”最后，毛泽东同意王平留下2000元。当时，中共中央在和国民党政府谈判拨款问题，王平送去的3000元解决了中央机关的燃眉之急。

任大军区政委时间最长且跨大单位任职最多的开国上将

在开国上将中，王平是既会做政治工作，又懂军事的军政全能优秀将领之一。

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担任红9团政委的王平和团长文年生率领全团参加攻打南丰和黄陂的战斗，激战中文年生腿部中弹，王平继续指挥战斗。红军经过10余次勇猛冲杀，终于攻占黄柏山。王平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支精巧的西班牙手枪，后来他将之赠送给了周恩来。

1933年11月下旬，时任红1军团第4师第11团政委的王平，率团参加直罗镇战役，主要担负机动作战任务，结果全部俘获国民党军第109师的后勤和辎重单位100余人。接着，率部击溃国民党军增援的第106师，又缴获大批军大衣和枪支弹药。第二天清晨，王平率团在一条山路上短暂休息时，发现旁边深沟的枯树丛下有动静，结果搜出躲在树丛中的国民党军溃兵近300人。

王平身经百战，1940年8月至12月指挥部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5年9月在绥远战役中率6个团率先出击，1947年10月统一指挥冀晋、冀中的部队和民兵协助主力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胜利……1953年4月在朝鲜战场参与指挥了夏季反击战役。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到1985年3月退居二线止，王平一共在5个大军区级单位担任了近20年政治主官，成为担任大军区政委时间最长且跨大单位任职最多的开国上将。

王宗槐：青年工作的开创者、

干部工作的“活词典”

王宗槐（1915-1998），江西万载人，1930年2月参加红军，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冬任红2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5年至1936年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教导营政委，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随营学校政委等职，1937年2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1941年底至1943年夏，先后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分区即第3支队副政委;1945年10月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7年9月任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副政委、纵队党委常委;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4纵队政委;1949年4月至8月任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第63军政委、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任解放军第63军政委、党委书记;1950年6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组织部青年部部长;后历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昆明军区副政委、中央纪检委员等职。1998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毛泽东：“噢！你是王宗槐，做军队青年工作的”

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毛泽东在接见主席团成员时，握着王宗槐的手，亲切地说：“噢！你是王宗槐，做军队青年工作的。”

王宗槐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1932年1月，他出席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会后不久，王宗槐任红3军7师政治部青年科干事。在一次“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有一个项目是要识300字，不少人觉得困难，王宗槐提出：先认本连人的名字和行军经过的地点，把不认识的字写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休息时就相互测验。活动收到了明显效果。

1937年8月，王宗槐調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上任不久，他就参加了由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带领的工作团，到山西定襄去发动群众。

王宗槐初到定襄，就目睹了国民党军军纪涣散：阎锡山的部队野兽般地追逐年轻妇女;许多百姓的耕牛被抢走……他不禁感慨万千：“遭殃军啊，我咋跟你们同戴一种帽徽呢？”对此，王宗槐等人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把写有“八路军”三字的大草帽背在身后;二、宣传八路军的宗旨;三、严格军纪，秋毫无犯;四、教老百姓认识“八路军”三个字。

这次招兵除了动员穷苦人报名，还要把文化青年吸收进来，以提高军队文化素质。为了打消文化青年“八路军都是土包子，文化青年参军是大材小用”等成见，趁部队在定襄开大会时，王宗槐在会上讲了一则红军“以字换盐”的故事：

3年前，我们在苏区反“围剿”，盐比金子还贵。红军没盐吃，哪有力气行军作战呢？红军队伍里有一个年轻人，拍着胸脯说：“这有何难？派两个人，跟我进县城，背盐去！”部队领导将信将疑：“背盐？吹牛吧？好，给你派两个人！”傍晚时分，3个人回来了，果然背回了两袋食盐。盐怎么来的？卖字，用字换来的。大家觉得奇怪：“你连毛笔都没有，用什么写的？”那位同志便从自己的破棉袄里撕出一块棉絮，说：“这玩意儿，绑在棍子上，这叫红军笔，好用得很！”

故事说到这里，王宗槐忽然卖了一个关子，问大家：“想不想见见那位以字换盐的书法家？”

“想！”会场掌声雷动。

这时，舒同举着“抗日救国，报名参军”的横幅走上讲台。王宗槐说：“这位舒同秘书长就是那位以字换盐的军旅书法家。”接着，他接过横幅说：“这字就是他用‘红军笔’写的。现在，请舒秘书长当场展示，以谢晋民！”

舒同在一片掌声中绑好“红军笔”，当场泼墨挥毫。王宗槐则在一旁说：“都说八路军是土包子，不对，里头能人多着呢！”许多青年学生从后排挤过来求字。随后不到一个月，定襄1000多名文化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正是这段经历使王宗槐解放后担任了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为推动全军青年团的建团工作，王宗槐积极筹办，召开了全军第一届青年工作会议。毛泽东、朱德都为大会题了词。

凭记忆列出近2000名干部名单

1995年5月，著名作家魏巍在为《王宗槐回忆录》所作的序中写道：“他性格温和，待人亲切热情，谦逊有礼;他作风严谨正派，办事公道，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通情达理，因此，干部都喜欢接近他……怪不得过去人们把组织（干部）部门看作‘干部之家’。”魏巍的评价是王宗槐从事干部工作的生动写照，而其抗战时期凭记忆报送近2000名干部名单的故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宗槐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天，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但是，当时组织部并没有干部名册，因为每一次反“扫荡”前，组织部都会将所有材料销毁，以防泄密。

正当众人发愁时，王宗槐拿出笔，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名单一一列出。然后，他又把1至5分区营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出。另外两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抄写，三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就造成了，总计近2000名，与实数一个不差。许多同志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称王宗槐是干部工作的“活词典”。

抗战胜利后，为抢占东北，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成了延安方面和晋绥、晋察冀军区赴东北干部的中转站。王宗槐一直住在办公室里，短短兩三个月中，经手的中转干部在2000名以上，忙得没有片刻时间休息。当时东北地区的形势发展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利，王宗槐功不可没。

为了促成整编工作，抽起了“损体伤财”的烟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向王宗槐布置任务说：“吕正操带了人民自卫军的主力两个营和一个特种营，来到路西（平汉铁路以西）的王快镇进行整训，你代表军区去慰问，并帮助他们整训和建党建政。”

这支人民自卫军原属东北军53军691团，“九一八”事变后退居华北。1937年10月14日，该团在晋县小樵镇举行誓师大会，决定脱离国民党军，改称抗日人民自卫军，由吕正操任司令员。这支队伍脱离旧军队不久，存在不少问题，急需整顿。另外，部队没有党组织，无法开展工作。

受领任务后，王宗槐立即着手准备：筹集了一批饼干、罐头，还有大量的土特产，作为慰问品;让刚组建的军区抗敌剧社20名同志赶排了一台文艺节目，并让每人准备了一顶八路军斗笠。

王宗槐带慰问团到王快镇，受到了人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当时，桌子上放了许多招待香烟，但王宗槐不会抽烟。几天后，找他聊天的人越来越少。一天，一位地下党员对他说：“自卫军官兵听说八路军里规矩多，连烟都不准抽，原以为是谣传，但是见你这个组织部长都不抽，就相信了。他们有顾虑，担心将来改编后受约束，吃不消。”王宗槐听后，立即学起了抽烟。刚吸烟时又辣又呛，滋味很不好受，但他把这事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就这样，王宗槐学会了抽烟。后来，他向大伙解释说：“抽烟损体伤财，八路军里不提倡，但也允许抽，靠自觉，不强迫。”这就解除了自卫军官兵们的顾虑，整编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在短短10天内便达到了预期效果。

整训结束后，慰问团返回阜平城，聂荣臻听取了汇报，感到非常满意。政治部的青年同志不知内情，批评王宗槐说：“你这个部长啊，怎么抽起烟来了？”王宗槐连忙说：“我改，我改！”

王宗槐刚把烟戒掉，新的任务又来了。河北的张仲翰建立了一支抗日队伍，主动向八路军靠拢，请求派人帮助整训。聂荣臻派王宗槐去执行这次任务。王宗槐吸取了上次的经验，递烟、抽烟，双方关系十分融洽。很快这支部队的政治机关在整训中建立起来，后被编为贺龙领导的120师359旅的一个团。

由于不断执行这种发展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武装的任务，加上经常接触地方各界人士，王宗槐的抽烟嗜好也由假成真。

两条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

除了在青年工作、干部工作上的卓越贡献之外，王宗槐还是一名能独当一面的前线优秀指挥员。

1948年7月，王宗槐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政委，司令员是郑维山。10月26日，在张家口怀来的3纵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4天之内赶到保定满城以南地区，阻止向石家庄进犯之国民党军。

怀来距满城有250多公里，况且3纵7个多月来连续参加热西、冀东、察绥战役，征战3500余公里，战士们十分疲劳。但王宗槐、郑维山等纵队领导人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收拢部队，迅疾出发，保证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坚决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

为了及时解决开进中出现的问题，王宗槐、郑维山等人走在部队前面。一路上，没有歌声与谈笑声，只有急促的脚步声。为了隐蔽，他们只在夜间行动，每天要走50多公里，而且还是山路。毛泽东不时地问身边人员：“3纵队到哪里了？”部队昼夜兼程赶了135公里，于10月28日下午翻过了紫荆关。毛泽东闻讯后，满意地说：“3纵队可以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只要在30日前赶到望都地区，破敌就有把握。”在郑维山、王宗槐的带领下，3纵提前一天到达了望都县。

这时，国民党第94军右翼正向沙河防线逼近。沙河距离石家庄只有几十公里，不容有失。3纵与第94军展开了赛跑。王宗槐一整晚都在不断地激励队伍：“快！再快！一定要把敵人阻击在沙河以北！”最终，他们的两条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于31日拂晓到达沙河防线以北，截住了第94军的去路。3纵有如神兵天降，国民党第94军撤回望都城固守。敌军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彻底失败。

稍作休整，王宗槐、郑维山率3纵又参加了阻击傅作义主力35军的新保安战斗，35军的覆灭使傅作义断绝了再战的念头，保证了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3纵改编为第63军，王宗槐成为其首任政委。

1998年10月30日，王宗槐逝世后，一位军旅作家敬赠了一副挽联：鼙鼓垂功，钟鼎铭勋传不朽;军旗作证，将军风范照后人。

易耀彩：17岁踏上长征路，

抱木板滚过泸定桥

易耀彩（1917-1990），江西泰和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起，先后任江西万泰县独立团特务连战士、班长，红军独立5师1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8军团23师69团2营8连指导员，69团青年干事、组织干事，军委1局2科科员。1937年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9月任八路军120师358旅作战科长，11月任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34团营长;1938年1月任34团团长;1940年2月任晋察冀第5军分区参谋长;1941年任第4军分区参谋长;1944年7月任冀察军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任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司令员，11月任察哈尔省军区参谋长;1946年任晋察冀野战军3纵8旅旅长;1947年3月任7旅旅长;1948年10月任3纵副司令员、63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9月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1958年1月任海军潜艇学校校长;1960年8月任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1969年8月任北海舰队政委;1983年8月任海军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10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1934年，年仅17岁的易耀彩满眼含泪，向赣江深深地鞠了一躬，踏上了长征路。几天前，他的父母双双被国民党还乡团钉在门板上，沉入了赣江。易耀彩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活下来，给父亲母亲报仇。”最终，他做到了。“长征中，父亲与死神几次擦肩而过，但最后，他战胜了死神。”儿子易海江感慨地说。

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抵达安顺场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名红军渡过大渡河，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中革军委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红一方面军红4团接到命令后，战士们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抓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桥对面猛扑过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占领了泸定桥。

“当时，父亲也在红一方面军，他到泸定桥时，看到的是一根根铁链横在河上。如果抓着铁链过桥，一失手就会掉进河里，很多战友就是那样掉进河里牺牲的。为了赶时间，战士们来不及铺木板再过桥，一人抱着一块木板，把板子的两头架在铁链上，就那样抱着板子滚过了百余米长的泸定桥。”易海江说。

对易耀彩在长征途中的艰辛，易海江回忆：

父亲随红一方面军红八军团长征，在过草地时，差点儿就搭上了性命。由于草地里非常潮湿，加上蚊虫叮咬，得疟疾的非常多，很多人因为疟疾在草地里牺牲了。父亲也不幸患上了这种病，浑身抽搐发冷。

他发病时，部队打算把他留在老百姓家里，但舅姥爷劝他：“孩子，不能停，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牺牲，就是背，我也要把你背出草地。”舅姥爷的这番话，父亲一直铭记于心，几次跟我们说起过。就这样，舅姥爷连背带架，带着父亲追着大部队。途中，舅姥爷把牛皮腰带解下来，给父亲熬了一锅“牛肉汤”，连喝了几次以后，父亲的病竟逐渐好了起来。

过雪山时，战士们穿得都很单薄，为了御寒，部队要求每名战士必须先喝两碗辣椒水。父亲那时还小，不懂得雪山的厉害，想耍个心眼，躲过去不喝。舅姥爷不答应，逼着父亲喝下去，结果真的管用了，父亲一步步地登上了夹金山。下山依然困难，基本要半躺着往下滑，舅姥爷让他把包背在背后，这背包成了下雪山的有力助手。父亲说，他当时就什么都不想了，连滚带滑下了雪山。

长征胜利后，易耀彩任中央军委1局2科科员。1937年1月，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易耀彩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一级独立、一级解放、一级红星勋章。

1990年10月3日，易耀彩因病在北京逝世，部分骨灰撒在他长期工作生活的青岛市小青岛附近海域，部分骨灰安放在故乡泰和县螺岗村易家祖坟其母亲的墓旁。

（责编/陈小婷 来源/《开国将军轶事（两则）》，吴东峰/文，《广州文艺》2017年第8期;《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47位开国上将功勋榜》，欧阳青/文，《党史纵览》2013年第3期;《王宗槐中将的征战岁月》，朱岩/文，《党史博览》2015年第3期;《我军青年工作的开创者王宗槐》，徐明/文，《党史博采（纪实）》2016年第10期;《红色珍藏展易耀彩遗物 儿子追忆父亲传奇事》，易海江/口述，闵妤/文，《青岛早报》2006年10月18日）

嫁人就要嫁给英雄

范氏三姐妹的烽火情缘

王宗槐患伤寒病重期间，聂荣臻叮嘱：“要是能救过来，趁他住院治疗，给他找个对象，他不小了，该解决婚姻问题了。”王平一直记在心上，直到将范景明介绍给他

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嫁给军人一点儿也不稀奇，可是姐妹三人都嫁给军人，而且这三名军人后来都成了带衔的将军，就十分罕见了，况且三姐妹中，大姐嫁给上将、二姐嫁给中将、三妹嫁给少将，更是绝无仅有。河北阜平的范氏三姐妹，就是这么“有眼光”。

范景新：与崇拜的老红军结为夫妻

范景新出生于1919年，不到20歲就参加革命。她一参加革命，就担任了阜平县动委会一区妇女主任。

范景新与王平相识于抗战初期。当时，八路军到了晋察冀以后，向当地老百姓大力宣扬“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思想，老百姓对他们充满崇敬之情。“当地接受抗日思想的女青年，对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干部，都特别崇拜，她们当时对于那些八路干部的心情，跟今天一些少女崇拜影视明星的心情差不多。”一位将军之子如此回忆当时的女青年——范景新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王平被调到河北阜平，担任中共阜平县县长，组织发展抗日义勇军。在工作中，两人产生了好感，很快就结为夫妻。

1941年秋，晋察冀反“扫荡”战事频繁，时任三分区妇女主任的范景新到范景明所在的完县检查工作。当时，范景新生完孩子才两个月，全身浮肿，进屋后没解下背包，也没喝口水，就对范景明说：“鬼子的进攻迫在眉睫，分区领导要求各村迅速做好迎战准备。我这次来主要是检查坚壁清野的落实情况。这场大战，我们可能会丢失好些村庄，但粮食、棉花、衣物等绝不能落到鬼子手里！”

农历八月十五的前一天，范景新和范景明带着两名妇女干部跑了4个村庄，落实完物资转移等工作后，夜色已晚，她们只得在村里借宿。

秋雨中，她们钻进一处残破的土屋，找来两捆麦秸铺在地上，4人挤在一起，靠着一条旧军毯过了一夜。

从1939年结婚，到1998年王平去世，王平和范景新携手走过了59年的风雨历程。2015年，范景新去世，享年96岁。王平、范景新虽然低调，但他们促成王宗槐、范景明结为夫妻的传奇故事，流传至今。

范景明与王宗槐：按邓颖超说的“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生活了40年

1941年，王宗槐由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调往三分区任政治部主任。报到后，分区政委王平谈完工作就靠上前神秘地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妻子范景新有个妹妹，叫范景明，是党员，19岁，人很聪明，长得也好看，原来是分区冲锋剧社演员，现在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你们抽空认识认识吧？”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学校放假，范景明来到姐姐家。刚进门，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堂屋里和王平说话。范景新问她：“看见了吗？他就是王宗槐同志，怎么样？”范景明回答：“长相尚可，但太拘谨，可敬不可亲。”范景新劝导妹妹：“看人不能只看外表，热水袋起先热得烫手，过一会儿就凉了。热水瓶就不一样，外冷内热，热劲长，比热水袋要强几十倍呢！”另一边王平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点拨王宗槐说：“心里有想法，就大胆表达出来，不要像个木头似的，要活泼点儿……”王平夫妇还给范景明讲了王宗槐的事迹，范景明逐渐对其产生了好感。

再见面时，王宗槐充分发挥做政治工作的特长，向范景明讲述了自己登台演戏的历史：他在小歌剧《红军义务劳动日》里扮演过红军战士、在《小放牛》里男扮女装演过小姑娘……由此，两人关系增进了不少。王平松了一口气，对范景新说：“这下好了，组织上再也不必为他担心了。”原来，一年前，王宗槐患伤寒病重期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嘱咐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如果他死了，遗体运到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入殡。要是能救过来，趁他住院治疗，给他找一个对象，他不小了，该解决婚姻问题了。”叶青山在一次谈话中对王平说了这件事，王平一直记在心上。

不久，范景明随白求恩学校从唐县葛公村迁到树沟大台村。1942年夏，王宗槐调到四分区任副政委。这样一来，两人只能靠书信交流。每当反“扫荡”一结束，王宗槐的信就来了。

医校生活很艰苦，烧的柴、吃的粮食都要靠师生到很远的封锁线上去背，范景明身为班长，脏活、累活自然冲在最前面。王宗槐便写信向她传授背粮背柴的省劲办法：将背负物重心抬高，紧贴后背。范景明一试果然管用。学校没有固定食堂，师生们冬天也要在野地露天就餐，王宗槐告诉范景明跟别人身挨身地蹲成小圆圈儿挡风沙……范景明一一照办，果然管用，“这个人的心好细呀！”书信往来一年多，双方情投意合。

1944年初，范景明毕业，随王平等人去延安。从阜平到延安，要经过多个县的沦陷区。一天上午，他们越过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遭到猛烈攻击，被冲散。一颗子弹打飞了范景明的大棉帽。经验告诉她，在敌人的火力下趟河，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冻死。因此，她骑着骡子往右前方的小桥下跑去。渐渐地听不到枪声了，她在狼群出没的荒山野岭熬过了一夜，第二天黄昏时终于追上队伍。一个月后，范景明到达延安，与王宗槐相聚。

1944年6月26日，王宗槐和范景明在一孔8平方米的窑洞里结婚。邓颖超、钱瑛、帅孟奇、李伯钊四位大姐笑着说：“我们没有被面衣服做贺礼，送你们四句话，叫作‘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粟裕、陈锡联等人也拿出四人联名的赠诗：“清凉山下延河畔，景秀春明槐荫间，生产学习练武艺，亲亲爱爱庆丰年。”陈赓、王树声、陈再道和谢扶民送的贺诗，出自当时延安颇为流行的一出“怕老婆”的小戏《背板凳》：“干大事业，背小板凳，两全其美，乐在其中。”诗一读完，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王宗槐笑着对范景明说：“要注意呀，‘背小板凳’的事我坚决不干！”结婚的第二天一早，王宗槐和范景明就决定放弃三天婚假，奔赴各自的学习和工作岗位。

1984年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在一次老战士新春茶话会上，大伙把王宗槐、范景明推到会场前排。当有人半开玩笑地问王宗槐有没有“背小板凳”时，范景明笑答：“我们是按邓大姐说的那样，‘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地生活了40年！”2016年，范景明逝世，享年94岁。

范景阳：“只有三发子弹，头一发打死孩子，第二发让鬼子抵命，第三发留给自己，绝不当俘虏”

1938年春，三分区冲锋剧社社长霍嘉霖骑着马来阜平招演员，范景新和范景明就把范景阳带到剧社报名应试。霍嘉霖问：“你会什么呀？”范景阳说会扭秧歌，还能上台唱歌，说着便扭起来，歌还没唱完，霍嘉霖就拍板：“扭得不错，进舞蹈班吧！”从此，范景明成了一名八路军的文艺战士。

两年后，由于敌后需要大量医务人员，范景阳和范景明响应号召，成了白求恩医科学校的学员。范景明在军医班学军医，范景阳在药剂班学司药，之后调到晋察冀第五军分区司令部门诊部下设的休养一连当实习司药。

范景阳下连队不久的一天晚上，休养一连的张医生对她说：“组织上找我谈话啦，让我去见易参谋长。今晚你陪我去！”

第二天，易耀彩找到司令员邓华说：“昨天见面了，张医生就算了吧，陪她来的那个挺好！”不出一个月，分区组织科长肖时任找范景阳谈话：“你家的情况，锄奸科长臧智亲自调查了，没问题，合格了，准备结婚吧！”

“跟谁结婚？”范景阳感到莫名其妙。

“还用问吗？参谋长易耀彩呀！他看上你啦！”肖时任说。

范景阳觉得易耀彩人还不错，但结婚的消息对于她而言太突然了，于是建议：“恋爱一段时间再说。”“打仗呀，哪有闲工夫？一般人先恋爱后结婚，你带头来他个先结婚后恋爱吧！”肖时任的这番话很快在官兵中传开，易耀彩、范景阳便成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一顿晚饭后，两人便算结了婚。

1942年春，易耀彩由第五军分区调往第四军分区任参谋长，范景阳随之调任，成了四分区司令部机关门诊部司药。1943年5月，范景阳和易耀彩的长子刚出生两个月，爱哭。在军分区机关的一次转移中，为了不把鬼子引过来，她抱着孩子对大伙说：“大家不要为难，我马上离开，到河那边去，万一被鬼子碰上，我有勃朗宁（德国造小手枪），只有三发子弹，头一发打死孩子，第二发让鬼子抵命，第三发留给自己，绝不当俘虏！”说完抱着孩子向河西岸的大山走去。

门诊部的江医生追上来说：“我陪你去，正好三发子弹，第三发归我啦！”范景阳不依，江医生抢过那只随身携带的小包袱去前面开路。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她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正好，孩子睡着了，她们在山洞里铺了些干草把孩子放上去。她们从晌午一直等到傍晚，未见鬼子踪影，才回去。易耀彩喜不自禁地把孩子举过头顶，说：“可喜可贺，我们的儿子闯过了人生第一道难关！”

1990年10月3日，易耀彩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和范景阳的婚龄为49年半，以虚岁计，也是一对金婚夫妇。如今，范景阳仍然健在。

范氏三姐妹勇敢地参加抗日，同时又收获了爱情，还树立了一种崇尚英雄、携手奋进的革命爱情观——嫁人就要嫁给英雄。范氏三女婿，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堪称中华儿女的典范。

（责编/《开国将领的奇婚奇缘》李伶著，长征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王宗槐中将与夫人范景明的爱恋欢歌》，章慕荣/文，《党史纵览》2008年第9期）

“这点儿苦跟父亲那辈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英雄的后代：“人民的子弟兵”

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大多都有一个“军人梦”。

王平和范景新的7个子女中，5人都有从军经历。

王宗槐和范景明有6个子女，全部都是军人出身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震惊寰宇。当时，成都军区能够第一时间参与救援工作的，只有五六千人。正规军兵力不足，当晚，军区副司令员、中将范晓光下达命令：四川辖区内5万民兵，包括预备役，集中起来到灾区去！而他本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往救灾抢险现场，成为震后赶赴灾区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范晓光，是范氏家族的第三代，王平和范景新的长子。他的经历，是范氏家风延续至今的一个典型。

范晓光：“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

王平与范景新共育有7个子女，其中3个儿子、4个女儿，长子范晓光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1945年7月，范晓光出生，范景新给他取名“晓光”，寓意为破晓的光明即将到来。范曉光自幼就很有主意，“名字是妈妈取的，但是姓是我自己改的”。因为父亲工作忙碌多不在身边，跟母亲更亲近的他郑重“要求”自己改姓范。另一种说法是，考虑到儿子的安全问题，王平决定让范晓光随母姓。

1949年初，王平和家人住在张家口，那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解放城市的消息，每次得到胜利的消息，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庆贺，唯独范晓光急得大哭：“今天解放这个，明天解放那个，全国都解放了，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自记事起，范晓光就渴望长大，希望自己能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为解放全中国出力。军队梦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愈发强烈明确。为表达对军队的感情，中学时范晓光还一度把名字改为王可军，意为“可以参军”。1964年，范晓光考入南京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今南京理工大学），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入学后，学校安排新生下连队当兵锻炼。当时，正值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范晓光训练刻苦，成了“神炮手”，受到连队表扬。连队党支部还把他列为入党培养对象，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但我不会写，就给父亲写信，问他入党申请书怎么写”。

王平的回信让有些成绩的范晓光冷静下来：“你追求进步，我感到很高兴，但是你连入党申请书都不会写，说明你还不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你要好好学习党章和党的历史，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到时你就会写入党申请书了，等你会写入党申请书了，说明你离党员的标准也就不远了。”

父亲的回信让范晓光认识到了自己与一名共产党员之间的差距，也渐渐开始理解“共产党员”的含义。

回到学校后，他按照父亲要求，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周末带领班上同学到街头学雷锋做好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并被学校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后来又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同一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和其他两所军事院校改为地方院校，学校全体教员和学员集体脱军装转业。

“一心一意想当兵，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1968年大学毕业后，范晓光被分配到东北39军116师农场劳动。

“农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但大家干劲都很大，大冬天赤着脚冒着严寒到芦苇塘改造而成的水田里平田。由于有一些芦苇根没有清除干净，一脚踩下去，稍不注意脚板就要被扎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仔细剔除伤口里的淤泥，然后用酒精棉球消毒。辛辣的酒精棉球塞进伤口时，人痛得直哆嗦。但即使这样，第二天继续下田干活。”范晓光说，“苦是苦了点儿，但这点儿苦和父亲那辈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插秧过程中，范晓光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炎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昏倒在田里，被送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出院后，农场把范晓光树为先进典型。

1973年，范晓光被调回母校当教员，但因为始终对军队充满感情，他一直想再次穿上军装。“1978年，终于第二次参军入伍，到军委炮兵科研处工作。”这一次，范晓光的军人之路走得异常坚定。

“能够活到革命胜利的，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

在有“川西北高原的绿洲”之称的若尔盖草原，阿坝州若尔盖县班佑乡，80年前红军长征走出草地的地方，矗立着一座1800多吨的红色花岗岩雕塑“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碑名为“胜利曙光”。

当时任一方面军红三军团11团政委的王平，是那段历史最直接的经历者和记录者。他一生经历惊涛骇浪，但每每提及这段长征中过班佑草地的故事，仍会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2011年，纪念碑揭幕后，范晓光深情撰文，以“父亲的草地”为题，回忆了悲壮的长征往事：

人踩在草甸上就像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稍不注意就一脚踩空，陷进泥潭，人和牲口便不能自拔，越是挣扎陷得越深，以至没顶。

草地大部分地区的水含有毒素，不但不能饮用，走路时刺破了脚，伤口被水一泡就红肿溃烂，难以医治，有的同志因此成了残废。还有的同志干渴难忍，喝了两口污水，肚子立刻发胀发病死亡。

越往草地深处走，行军速度越慢，青稞炒面早已吃完，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甚至粪便中残留的粮粒都成了充饥之物……

我们团部有一位小通讯员，饥饿折磨得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开始同志们扶着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坚持自己走，实在走不了，就在地上爬。他说，多爬一步，就离走出草地的目标近一步……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7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11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

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

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

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范晓光说：“父亲回忆起这些故事，总有种掩饰不住的悲伤。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就像一根根穿透时间的针，深深刺进父亲的心里。痛是父亲关于长征最深刻的感受：‘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他们是英雄！我只是个幸存者。’”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王平确是一名幸存者。他经历了太多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千钧一发”。

一次战斗中，王平和11团团长蹲在一条小沟里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侧面打来，从团长后背两侧穿过，打到王平的皮挎包上。

长征途中攻占古坡圩集镇后，王平和警卫班在一个小山坡上睡觉，忽然，班里一个战士的枪走火，子弹从睡在王平边上的班长身体穿过，又贴着王平的耳边飞去。

攻打遵义城时，王平和团长在临时挖的一个坑里用望远镜观察指挥战斗。突然，一发子弹击中团长的手，把望远镜打到一边，王平感到号兵在附近吹号有危险，就命令通信排离开，他刚一回头，又一颗子弹从后脑勺擦过……

“父亲是一个幸存者，但也绝不仅是一个幸存者。”彭德怀在指挥所亲眼看到11团指战员们在敌人枪林弹雨中的英勇顽强，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对11团政委王平的肯定。

长征途中，11团全体官兵英勇善战，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战役中，多次担任红三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安全转移。王平率领11团官兵英勇战斗，每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范晓光转述当年父亲对他们说过的话，“战争年代参加革命，随时都面临牺牲的考验，能够活到革命胜利的，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

即便悲壮至此，王平也始终保持了一份豁达和乐观。与战友们的团结和“苦中作乐”，也让范晓光感动：“1930年5月，父亲带着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参加红军。因为没有带组织关系，又没办法与原党支部联系，1930年9月经黄克诚介绍重新入党。忠直仁厚的黃克诚是父亲最敬佩的人，他们一生情谊深厚。长征途中，黄克诚受到错误批判，被放到红三军团教导营当政委，归父亲指挥。父亲仍然非常尊重他，工作、生活相处非常融洽。黄克诚有次随父亲所在的红11团行军，他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来收好，由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父亲和他一起走，父亲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父亲和他开玩笑，骂父亲‘捣蛋鬼’。”父亲的豁达，成为范晓光等子女人生的坐标。

1998年2月8日，王平逝世。他生前留下遗愿：捐资为家乡的东源中学建一座学生公寓。在王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范晓光携全家回到家乡，在他的鼓励下，儿子捐出30万元为东源中学建起了一栋学生公寓。后来，范晓光多次携家人回阳新县，关注学校建设。

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和平年代的言传身教，在范晓光的一生中起到了重要的模范作用。

2003年，中央军委任命范晓光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能够来到当年父亲长征战斗过的地方工作，我感到很有意义。利用下部队的工作机会，我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几经探寻，我在川西北班佑河边找到了当年红军烈士的殉难地。我告诉自己，重走长征路，我追寻的不只是一种精神，还有一种责任，那是我们这代人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责任。”范晓光说。

2005年7月，范晓光晋升为中将军衔。

2008年“5·12”汶川地震，正是和平年代的军人范晓光，面对的一次关于责任的考验——后来，当有人问起关于2008年抗震救灾的事时，他摆摆手说：“都不记得了。”

“大坝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我！”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时，范晓光迅速安排救援行动，并亲自到唐家山堰塞湖参与排险。

当时，堰塞湖的容积超过3亿立方米，一旦溃决，将直接对下游100多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害。6月6日，范晓光再次前往唐家山视察险情，是陪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起，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点将范晓光等三位“老兵”集结坝顶，联手指挥排危抢险，决战唐家山。接下来几天，媒体大量报道唐家山的排危抢险：四将军“坐镇”唐家山！彻夜不眠、“悬湖”未泄！……

时年近90岁高龄的范景新说：“地震发生后，我无法与晓光联系，焦急万分……一天晚上，当我从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看到他与赶到灾区的温总理一起，在都江堰救灾指挥部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范景新深明大义，为了保证儿子全身心投入抢险救灾工作，约定全家人不要主动给他打电话，以免他分心。

范晓光虽然以儒雅镇定著称，但在这次救灾行动中，却罕见地发了几次火。

一次是在5月19日，映秀镇附近有一些受伤群众需要送到医院救治，但道路被堵，范晓光得知后，立刻调来两架直升机和8名医生紧急飞过去，结果却无法着陆，因为地面上正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拍摄。范晓光大怒，说：“耽误一秒钟都可能有人死亡，他们哪来的闲心拍这些！”范晓光下令，再不腾出地方救人，相关人员都要受到严厉处分！

还有一次，很多指战员在唐家山堰塞湖忙了4天，竟没有一次吃饱过，并不是后勤供应不上来，而是记者太多了——再多的饭也不够吃。记者报道原本是一件好事，可以让全国人民更及时地了解地震动态，但记者太多了，就会影响救援行动。于是，范晓光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再放一个记者上唐家山，否则，谁放进来的，谁跳进水里！”这个命令虽然“粗暴”，但非常有用，此后救援行动变得非常顺利。

在整个救援行动中，范晓光在前线足足坚持了28天，转移受灾群众133万多人。范晓光曾承诺：“大坝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部队，部队中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我就是那最后一个！”

事后，一家外国媒体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能力能够像中国军队这样。在这场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中国军队再次证明，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范氏后代的“军人梦”

从范成儿兄弟投身革命起，到范晓光决战汶川，范氏三代20多人用近百年的光辉历史，实践了崇尚英雄、成为英雄的浩然正气。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受到祖辈父辈的影响，大多都有一个“军人梦”。

王平和范景新的7个子女中，除了长女王可立、次女王晓钟没有当过兵外，其余的5人都有从军经历：次子王晓亮，曾任全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三子王克光退休前是一名军医;三女王晓旭，曾任石家庄解放军白求恩和平医院医生;小女儿王晓红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医院工作，退休后医院续聘她为病理科的专家，是大校军衔。

王宗槐和范景明有6个子女，全部都是军人出身。长女王亚真，1969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毕业以后服务于部队，后任309医院主任医师，曾荣获总政治部下发的解放军三等功奖章三次及多次嘉奖;次女王亚利、三女王亚英、王亚亚，都是八一学校毕业生，后来在部队服役;长子王亚中曾任总参谋部三部副师参谋，大校军衔;次子王亚雷也曾参军入伍。

1959年，为了向共和国10周岁生日献礼，王宗槐发起成立由200多名开国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当年，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引起世界瞩目。2008年，“将军后代合唱团”成立，王宗槐的5个子女都是合唱团成员。王亚利是该合唱团发起人之一，他说当年父亲的“将军合唱团”将解放军革命传统传播到全国，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宣传队、一个播种机，到处去传播革命传统”。

易耀彩和范景阳的子女情况不详，但据其子易海江追忆：“经历了千难万险，父亲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曾问父亲，为什么能过了雪山草地。父亲说了四个字：精神、毅力。”父辈的精神，通过言传身教，融入到了子女的人生中。

（责编/陳小婷 来源/《范晓光：信念如钢》，王卓、韩雪/文，人民政协网2016年10月18日;《从常州到汶川——记“5·12”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范晓光中将》，潘振/文，《常州日报》2009年5月9日;《开国将军后代称高干子女要夹尾巴做人》，胡楠/文，《长江日报》2010年2月6日;《红色珍藏展易耀彩遗物 儿子追忆父亲传奇事》，易海江/口述，闵妤/文，《青岛早报》2006年10月18日）

当国家和人民有需要时，就会站到最前线

崇尚英雄

“参加了革命，就把这100多斤全交了出去，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死问题。”三代20多人先后从军，创造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传奇佳话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们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

范氏家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革命家族，从范成儿兄弟相继参加革命开始，到三个女儿融入革命洪流、三个女婿分别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再到孙辈中的范晓光被授予中将军衔、王晓亮被授予少将军衔，三代20多人先后从军，创造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传奇佳话。

既为英雄，则不忘初衷。范氏家族经历了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矢志不渝。王平曾对子女讲述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告诫他们：“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他们是英雄！”

既为英雄，则砥砺奋进。革命战争年代，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如王平所说：“参加了革命，就把这100多斤全交了出去，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死问题。”和平年代，服务于祖国，服务于人民。范晓光在汶川灾区，不顾个人安危，作出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我最后撤离”的承诺，其大半生，都以父亲为榜样。

既为英雄，则秉持原则。王宗槐曾为子女总结了三项处事原则：坚决执行命令;严守组织纪律;密切联系群众。

“父亲常告诫我们，只要坚持这三项原则，就不会犯错误。”王亚中说。

既为英雄，则严于律己，作风清明。易海江回忆易耀彩：“家里吃饭时，如果有人不小心把饭粒或者菜叶掉在桌子上，他一定会夹起来吃掉。我们吃完饭后，他还会一一检查。所以我养成了吃饭不留一粒米的习惯。”

王宗槐“极严谨、极有毅力”的性格，令王亚中记忆深刻：“1978年的一天，晚飯后，父亲忽然宣布：‘从今以后戒烟。’他说不抽就不抽，从此就把烟戒了。”

既为英雄，则舍小家为大家。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工作紧张，王宗槐和范景明将出生没多久的女儿王亚利寄养在晋察冀一户老乡家里。因为生活条件有限，王亚利到了2岁还没长牙，也不会坐、不会爬。王宗槐把她接走的时候，她根本不认识父亲，一直喊他“叔叔”。

王亚利晚年时参与创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其成员很多都曾被寄养在老乡家中，是人民群众养活了他们。在演出节目里，有一个配乐诗朗诵《奶娘》，就是专门歌颂这些老区群众的。

英雄，从群众中来，为群众英勇奋斗，又回到群众中去。

如今，范氏家族的后代们，并没有站在祖辈父辈的肩膀上，而是默默地坚守在各个岗位上，过着低调的生活。但崇尚英雄的范氏家风延续至今，当国家和人民有需要时，他们又会站到最前线。

正如范晓光所说：“从小就对党和军队充满了感情，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的信念从小就植根于心田。”

范氏家族，是一个英雄家族。英雄，是我们社会的荣光;崇尚英雄，争当英雄，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责编/陈小婷 来源/《范晓光：信念如钢》，王卓、韩雪/文，人民政协网2016年10月18日;《开国将军后代称高干子女要夹着尾巴做人》，胡楠/文，《长江日报》2010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