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在中共地下党员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潜伏敌人军营数十载，身居将军高位，将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为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称为“卧底将军”。本刊将向您讲述他们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看他们如何卧底敌营，处变不惊;在危急时刻，如何与敌人周旋，死里逃生。

1927年4月12日凌晨，青红帮流氓打手，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从此，血雨腥风席卷中國大地，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3个多月后，南昌起义爆发。一年多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中共的红色地下战线宣告建立。此后的22年时间里，这条特殊战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两军对垒中，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瞩目。孙子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古语有云：“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卧底”之特殊价值，可见一斑。

蒋介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搞工作，20%靠军事，50%靠情报宣传，30%靠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中共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计划;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最为传神的说法是：“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由于近年来“谍战剧”热播，越来越多斗争在隐蔽战线的英雄被挖掘出来。他们并非如影视剧里刻画的那般三头六臂、身怀绝技;他们在现实中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满怀一腔热血，为完成革命任务与敌人斗智斗勇、舍身忘死。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矢志不渝报效国家的英雄。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岗位和环境下，他们都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期盼、共同的意志、共同的责任——建立一个新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闯虎穴，潜伏敌人军营数十载，直至身居将军高位、待遇优厚，却依然战斗在敌人心脏，初心不改。他们为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及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称为“卧底将军”。

“隐形将军”韩练成，是目前已知的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衔最高的中共卧底，他的情报贡献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评价。李克农称他是“隐形人”，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将他视为“总统身边隐藏时间最长，最隐秘的隐形将军”。

韩练成、熊向晖、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郭汝瑰、施亚夫、汤景延、钱壮飞、段伯宇等“十大卧底将军”是中共数以万计的地下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凭着非凡的智慧、胆量和胸怀，在秘密战线孤军作战，将绝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共中央，推动了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胜利;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当机立断，冒着生命危险，率部起义，反戈一击，实现一夜变千秋的壮举，杀得敌人措手不及。

解放战争中，仅3年经地下党策动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及投诚的官兵就有177万余人之多，这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进程，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对当时全国形势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写下了独特而辉煌的篇章。

本期特别报道将为您讲述“十大卧底将军”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看他们如何卧底敌营，处变不惊;在身份暴露的危急时刻，如何冷静地与敌人周旋，实现自我营救，最终得以死里逃生。

他们是潜伏敌营数十载的“将军卧底”，遵照党的指示秘密工作;他们对祖国、对人民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他们智勇双全、凛然不屈;他们平生经历诸多险境，每次都能巧妙脱身;他们都是忍辱负重、视死如归的英雄。

张治中智救韩练成，蒋介石怒斥何应钦

韩练成（1909-1984），曾任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国民党中将;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历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1930年，军阀混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冯玉祥主力在豫东鏖战。冯玉祥的部队包围了蒋介石在归德车站的“列车行营”，国民党第16集团军74师参谋韩练成奉命率部前去拼死救驾，蒋介石方才化险为夷。此后，他一直为蒋介石所器重。1935年春，韩练成晋升为少将，被蒋介石誉为“白袍将军”。

抗战期间，国难深重，国民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却仍在明争暗斗。韩练成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2年6月，他通过中共地下党员于伶牵线与周恩来进行了第一次单独会面。韩练成明确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谨慎地表示，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他在国统区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从此，韩练成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

1947年2月，莱芜战役打响，时任国民党第46军军长的韩练成，按照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事先约定，在所部突围之前，忽然神秘地出走，使所部及国民党第73军等部共7个师（旅）因失去指挥和联系而覆没。

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员的王耀武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骂道：“5万多人，不知不觉3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事后，韩练成认为自己的身份尚未暴露，便回到南京继续卧底。他先是被任命为蒋介石的侍从室高级参谋，后又随西北军政公署长官张治中来到兰州，就任甘肃省陇南保安司令兼警备旅旅长。

1948年10月，韩练成暗通中共的事被人告发。蒋介石在盛怒之下，电令张治中将韩练成押送南京治罪。对此，张治中颇感为难。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思索后，张治中有了主意。一天，张治中将韩练成找来，有意暗示他蒋介石已得知其与中共的关系，并告诉韩练成，其在兰州的安全不成问题，但若到了别处就难说，希望韩练成自己保重。次日，张治中宴请公署全体高级干部，韩练成也参加了。在宴会即将结束时，张治中当众宣布：“因有要紧公务，须即刻到南京请示总统，飞机已经备好，请练成兄辛苦一趟吧。”然后，他去办公室写了一封呈送蒋介石的信，返回来时，手持一个墨迹未干的信封，当众交给韩练成说：“你回家准备一下就起程。”

此时，韩练成已经感到大事不妙，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回家后，他赶紧拆开信封一看，里面仅有半张当日的报纸。略一琢磨，他恍然大悟，知道这是张治中在用计帮助他逃走。于是，他马上给南京的一位好友发了一个急电，约其按时到机场迎接。飞抵南京后，韩练成很快即被好友送往上海，在当地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经香港转赴东北解放区。

据张治中说：“韩练成出走后，蒋介石大怒，一把摔了手中的玻璃杯，對何应钦等人破口大骂：‘都是你们逼他的，如果不是你们贬他一个将军当旅长（1948年4月，韩练成赴兰州任甘肃省陇南保安司令时，才发现自己被何应钦降级为旅长），给他小鞋穿，他会投共？’”

周恩来百密一疏，熊向晖命悬一线

熊向晖（1919-2005），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国民党少将;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熊向晖是周恩来于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棋子。但鲜为人知的是，处理情报工作心思极细的周恩来，却曾不慎将写有熊向晖姓氏和地址的笔记本忘在了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的专机上，熊向晖面临着暴露身份的危险……

1946年6月10日上午，一个中等个头、身穿便装的陌生人来到熊向晖南京的家中。来人神态尽管有些焦急，仍平静地问：“熊先生吗？”

熊向晖微笑地点头：“我是。”

来人马上说：“胡公（周恩来的代号）有事请你去一趟。”

熊向晖干脆地说：“好，我们去哪里？”

“梅园新村30号。”熊向晖一惊，梅园新村30号是路人皆知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那里敌特盯防严密，“秘密战线”上的同志从来不去那里。

熊向晖取出西服外套，来人说：“天气有些热，熊先生要不要戴顶帽子？”

熊向晖会意，拿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能告诉我吗？”熊向晖轻声问。

来人迟疑了一下说：“我叫童小鹏。”

童小鹏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跟着他一前一后出了大门，相隔有几米远的距离。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前后左右，穿过几个街区，确认没有人跟踪后，在一个僻静处停了下来。随后，一辆小汽车停在他们面前。熊向晖上车后躺卧在后座，用帽子盖住脸。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只见人员进进出出，很是热闹，显然是为了分散特务注意，掩护熊向晖。

会客室东边有一座高楼是特务据点，童小鹏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熊向晖下车后快速闪进了会客室。董必武迎上来，一边同他握手，一边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8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熊向晖，周恩来很快就回来，有一件事，等他谈。

不久，周恩来推门进来，关上门，拉着熊向晖坐在沙发上。周恩来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差错。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然后直接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了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了。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我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发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周恩来真挚坦诚的态度深深震撼了熊向晖，他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他接着说道：“昨天下午4时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失的小本子。马歇尔必然已经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拍了照。这样，你就暴露了。”

“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了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必定派人抓你。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认为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恩来认真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后，又问道：“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熊向晖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恩来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电告知熊向晖的联络人王石坚，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若马歇尔把拍的照片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中统和军统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

周恩来让熊向晖将情况告诉给未婚妻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筱华注意他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若发现熊向晖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届时会有人把熊向晖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

离开时，童小鹏领熊向晖上的已不是来时坐的车。汽车驶到荒僻处，熊向晖下车，车飞快地开走，熊向晖步行很长一段路，才找到公共汽车站。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10多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他立即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并于10月初飞到西安试探胡宗南，胡宗南对他的态度丝毫未变。那个“事故”并未产生问题，这次泄密事件不过是虚惊一场。

周恩来估计的一点儿也没错，马歇尔在无意中获得那个小本子后，立马拍了照。与此同时，他还密派随员按本子上的信息去查探情况。当随员向他汇报侦察结果是熊向晖住址时，马歇尔大吃一惊。

那么，马歇尔为什么没有告发熊向晖呢？就在马歇尔准备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将这份情报转交给蒋介石的时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马歇尔一起观看了经典京剧《群英会》，当马歇尔看到剧中蒋干盗书的情节时，惊出一身冷汗，他暗自思量：周恩来一向行事谨慎，他怎么可能将机密本遗失在美国人的飞机上呢？即使周恩来真是一时大意，为何他不当天派人来取？一连串的疑惑使马歇尔开始怀疑，并认定如果将小本子交给蒋介石，自己会成为现代版的蒋干，这事如若传扬出去，岂不是贻笑大方？正是出于这些考虑，马歇尔销毁了“小本子影印件”，熊向晖也因此躲过一劫。

1947年3月的一天，胡宗南忽然找到了熊向晖，给了他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兵力配置情况。胡宗南要他根据文件画一份草图，并让熊向晖帮他打完延安再去美国留学。若干年后，有人戏称胡宗南要熊向晖帮着打延安，“真是叫鬼摸了头”。

熊向晖看完文件后，立刻将情报送给了王石坚。然而，就在熊向晖以为危机解除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国民党从美国引进了一种先进的无线电设备，只要被监测的中共中央的大功率电台一旦发出电报，这台设备就能锁定电台行踪，然后准确地找出中共中央总部的所在地。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极大的威胁。然而此时熊向晖身在洛川，无法将这个情报送给远在西安的王石坚，形势十分危急。他把情报一字一句地写在信件里，白纸黑字是不合乎秘密工作规定的，但事不宜迟，他必须铤而走险。幸运的是，这个情报最终送达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立刻下令应对，这样一来胡宗南的杀手锏就失去了效力。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率军14万人扑向延安。3月19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青化砭被解放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往美国留学。

熊向晖到美国后不久，就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了王石坚被捕的消息。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熊向晖的身份也就此暴露。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在《军统内幕》中曾写道：“胡宗南在听说自己的亲信居然是共产党后，气得脸发青。然而，对于在大洋彼岸的熊向晖，胡宗南除了中止其留学公费外，并没有加以深究。他怎么样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又怕蒋介石怪罪，于是就没有向组织上报。所以熊向晖特工的身份在国民党军内部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1949年，熊向晖经香港回国。11月，周恩来宴请张治中等人，熊向晖应邀出席，周恩来公开了熊向晖的中共党员身份，举座皆惊：“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反戈双雄”何基沣与张克侠

何基沣（1898-1980），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国民党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

张克侠（1900-1984），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国民党少将;新中国成立后任林业部副部长等职。

1937年11月，日军南侵，占领了河北邯郸，继而进攻大名县城。身为冯玉祥部下的179师师长何基沣在保卫大名的血战中，率部死战三天三夜，无奈弹尽粮绝，大名失守。何基沣悲愤至极，留下“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言，拔枪自戕。由于副师长和卫士早有警觉，他开第一枪就受到卫兵的阻拦，连开三枪，未能击中心脏，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11月大名失守后，南京国防部下令撤销第六战区，何基沣被停职查办。

失去兵权的何基沣，借养伤为名，潜入延安拜访毛泽东，并秘密加入共产党。尽管何基沣加入共产党是秘密进行的，但他接近共产党的情况还是很快被国民党高层知道了。

1940年3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蒋介石呈报了一份密件：

委座钧鉴：

近日，本战区宪兵队于老河口将新四军地下交通员项逆光抓获。经审讯，项供出本区若干军官有通共违纪行为。计将级军官有179师师长何基沣、146师师长李瑞2人，校级军官有785团团长张英等5人，尉级军官9人。李瑞等人，本区查明情况后，已分别予以拘捕，撤职等惩处。唯179师师长何基沣案情重大且复杂，特报中央查处，以饬军纪。

蒋介石接到密电后，立即让陈诚、何应钦、王东原审查。何基沣被送到重庆后，坦承自己是给过新四军钱、物和人，但都是为了抗日之需。何基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给钱给物给人有证据，不承认也不行，但自己去延安和入党的事，谁也不知道，他便一口否认。

尽管没有查出什么嚴重问题，但何基沣在重庆还是呆了半年多。1940年9月2日，蒋介石出席中央训练团的孙（中山）总理纪念周活动时，问到了何基沣的审查情况，何应钦小心翼翼地回答：“审了半年了。”

“半年？”蒋介石脸一沉，“半年，我们打完一个北伐战争了，而你们，连个活人也搞不清楚，难怪让人家说闲话。”

何应钦不敢迟疑，斗胆说出了个人看法：“委座，依我看，这事，德邻（李宗仁）兄好像有点儿神经过敏，或者，是不是借题发挥？”

这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他“哼”了一声后说：“当年孙权杀关公，把首级献给曹操，是想把祸水泼到曹操身上去。李宗仁跟我玩这个！”

何应钦听出了蒋介石的话外音，立马说：“我们马上拿结论！”两天后，何应钦就把何基沣的结论拿出来了，八个字：“任劳有余，任怨不足。”

逃过一劫的何基沣，继续投入到抗战之中。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何基沣由第77军军长升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这一调整对何基沣来说是“明升暗降”。

1946年5月，何基沣回北平为父亲处理后事。在北平军事执行部工作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前去吊唁，并会见了何基沣。何基沣诚恳地提出：“我的兵权被拿掉了，当个副司令官无所事事，希望能回到解放区，最好能到延安工作。”

叶剑英对何基沣说：“选择关键时刻，根据党的指示带领部队起义。到时候陈毅同志会派人和你联系。”

临分别时，叶剑英紧紧地握住何基沣的手说：“关于准备组织起义的事，你可以和张克侠（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好好商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同志。”何基沣听了又惊又喜，他和张克侠是老同学兼老战友。

与何基沣一样，张克侠也是中共特别党员。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打响两天后，何基沣和张克侠率2.3万余名官兵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徐州防线乱了阵脚，东北部运河防线敞开了一个80公里的口子。解放军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迅速通过这里南下，直插陇海，隔断了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到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围歼在徐州以东的邳县碾庄地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战果是辉煌的，然而胜利的取得并不容易。张克侠在组织起义工作中，曾险些落入虎口。

1948年11月5日，华东野战军通知何基沣和张克侠，起义时间定为1948年11月8日12时。1948年11月7日，张克侠被冯治安（第三绥靖区司令员）叫到徐州脱不了身，眼看起义时间就剩最后一天了。冯治安对张克侠是有戒心的，因为张克侠曾多次动员他起义。所以，在大战来临时，冯治安就命令张克侠住在徐州，不允许他接近部队。

7日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张克侠接到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会议的主持人陈继淹（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问：“都是什么人来的电话，有什么急事吗？”张克侠沉着地回答说：“是何副司令催我到贾汪，除了打仗是急事，还有什么急事？”会议一直开到8日零时还在继续。张克侠见脱不了身，急中生智地说：“前方战事紧急，指挥官不宜留在这里，今晚让他们回去做好准备，明天再来吧。”这个意见，获得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会议只好结束。

张克侠心急如焚地回到办公室，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于8日上午8时，赶到贾汪，并给冯治安打了一个电话申明理由：“总司令，大战在即，我必须和我们的部队同生死共患难。”同时再次请求冯治安来贾汪前线坐镇指挥。

冯治安明知有诈，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命令张克侠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张克侠和何基沣在与解放军代表杨斯德商量后，决定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国民党军第59军在张克侠和副军长孟绍濂的率领下集结在台儿庄;第132師在师长过家芳的指挥下，向北移动至峰县北面集结;第37师111团在团长李连城的率领下，在峰县集结;何基沣在最后时刻争取了刘自珍的干训团起义后，随即将前线指挥所和直属部队向汴塘转移。

1948年11月10日拂晓，各起义部队都已到达运河以北的指定地点。1948年11月12日，解放军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高克亭盛情接待了起义部队。

对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部起义，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北线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

廖运周：阵前反戈，助歼黄维兵团

廖运周（1903-1996）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第85军110师师长，国民党少将;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6年11月27日，北京，黄埔同学会正在召开。当黄埔一期的黄维和黄埔六期的廖运周坐在一起时，黄维不禁感慨万千：“廖运周啊，你如果想起义，当时告诉我，我也会让你走的，你却没吱一声，还给我演戏，演得那么像……”

国民党军淮海战役突围前一天——1948年11月26日下午，国民党重兵集团黄维兵团已陷入解放军的包围之中，黄维将110师师长廖运周找来，对他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我准备挑选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廖运周立马表态：“司令官决策英明，我立即回去准备。”

廖运周意识到：“黄维这一招很厉害，4个主力师拼力突围，真有让他跑掉的危险。”根据刘邓首长要他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作用的指示，他觉得这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要想办法“调整”一下黄维的部署，让他的计划破产。他思忖一下说：“4个师齐头并进，让我师居中，两翼都是敌人，显然对110师行动不利。不如我师先进，如果我师顺利得手，其他师可迅速跟进，扩大战果。如果不成，其他师还可就地据守，以免被共军所乘。”

黄维见廖运周在紧急关头敢挑重担，又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到而感到高兴，连连拍着廖运周的肩膀说：“还是冠州（廖运周字）兄好！好同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事成之后，我向南京方面为你请功。”随后，他又通知空军，派4架飞机配合行动。

突围行动前两个小时，黄维问起部队侦察情况，廖运周说：“我正要向你汇报，我们发现敌军结合部可能有隙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有利，特来向你请示。”

黄维高兴地拿起酒，说：“老同学，你这个开路先锋担子很重，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祝你成功！”他转身对副参谋长韦镇福说：“你们是六期同班同学吧？来，为我们黄埔的光荣，你也敬一杯！”

27日拂晓，廖运周率110师5500多人，从双堆集出发，官兵们的手臂上扎着白毛巾，迅速向解放军的阵地前进。在廖运周“突围”过程中，黄维不断用报话机向他询问情况，廖运周一路上不断报告：“进展顺利，已突破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按照解放军指定的路线向大吴庄前进约两小时后，110师顺利通过了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解放军第6纵队迅速合拢，封闭了通道。跟在110师后面的国民党军，突然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急忙向黄维报告：“共军火力猛烈，我军伤亡很大！”黄维感到十分奇怪，急忙问廖运周到了哪里。廖运周回答说：“正在前进，一切正常。”黄维不免有些怀疑，马上派人侦察情况。而此时廖运周下令关闭全师的报话机，连同电台一起上交解放军，切断了同黄维的一切联系，110师的炮兵营甚至还参加了阻击黄维兵团突围的战斗。

廖运周率领110师阵前起义，给黄维兵团的士气带来了巨大打击，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此后，黄维兵团人心惶惶，毫无斗志，最终被解放军围歼在双堆集。

110师的起义，对国民党军政界震动很大。5月5日，广州各报登载“廖运周率部叛变，着缉拿归案”的通缉令，香港等地报纸也大量登载起义的消息。110师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凭钱塘江固守的战略部署，扫除了人民解放军南进的障碍，对加速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全面崩溃有重要意义。

郭汝瑰谍报天衣无缝，杜聿明告御状反被批

郭汝瑰（1907-1997），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兼军务署副署长，国民党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相继失利，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开始怀疑军中有内鬼。由于几次错误决策都曾由郭汝瑰经手，所以他将郭汝瑰列为了重点怀疑对象，而且，他对郭汝瑰的不信任，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员趁着接收之机，不顾法规、原则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大捞一把，捞的对象就是这“五子”——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此时的郭汝瑰刚刚从重庆搬到南京，杜聿明前去拜访，发现这个堂堂的中将厅长，竟然连一座像样的宅子都没有，而是租住在一个米商的房子里。对比那些大捞特捞的国民党要员，郭汝瑰完全就是一股清流，这令杜聿明大感意外。由此，杜聿明对郭汝瑰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而且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一役中，国民党的王牌精锐整编74师被消灭殆尽。当时，就有关于郭汝瑰是“共谍”的传言。现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杜聿明不得不怀疑郭汝瑰就是“共谍”。思来想去，他决定向蒋介石告“御状”。

蒋介石一听说郭汝瑰是“共谍”，立刻问：“你有什么根据啊？”杜聿明说：“我自己已经比较清廉的了，但是郭汝瑰的清廉让人难以理解。他第一不好女色，第二也不贪财。而且我看他家里的沙发上，都打上了补丁。”

听完这些，蒋介石当即大怒：“难道我们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去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员吗？”

1948年11月28日，由于戰事吃紧，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点名要杜聿明拿出对策，由于对郭汝瑰存有戒心，杜聿明会后才找蒋介石单独谈，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根据杜聿明的方案，一旦计划得逞，极有可能逆转淮海战局。可是当郭汝瑰得知该军事方案时，杜聿明已经开拔进军了，怎么办？

郭汝瑰立即去找蒋介石，他抓住蒋介石犹豫不决和喜欢遥控指挥的心理，几句话一劝，蒋介石改变了原定的想法，并且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差人送到正在行军的杜聿明手中。信中，蒋介石措辞严厉，责怪他“一意逃跑、回避途中战斗”，命令他离开预定路线、全力作战。

这封信令杜聿明战也不是、撤也不是，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就在他犹豫之时，战机转瞬即逝。他所率领的30万大军随即被解放军围困于陈官庄，最终被全部歼灭。随着杜聿明部的覆灭，国民党在淮海战场的败局已定，无法挽回。

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后，为了避嫌，主动请调到前线任72军军长。1949年12月11日，在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率领72军在四川宜宾正式宣布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郭汝瑰的真实身份解密之后，不少国民党骨干和当年的黄埔同窗都对他的选择表示不解，认为他辜负了蒋介石的信任与重托，甚至还有人污蔑他是“贰臣”、“罪臣”。

面对各种指责，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应：“现代的人，有着不同的主义、信仰，不同的世界观，追求进步和光明，当然要与落后腐朽决裂，封建时代的某些只懂忠君而不懂忠君与爱国之区别的古人，是无法比拟的。”

杜聿明对郭汝瑰的怀疑，一直没有停止过。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前去探望，他抓住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说：“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施亚夫：粟裕的救命恩人与鬼子玩命

施亚夫（1914-2010），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伪34师副师长，汪伪政府“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粟裕回忆自己一生中所经历的危险时，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我已经死了。”粟裕所说的这个人是一位红色特工，名叫施亚夫。

1942年，施亚夫在参加汪伪高层的一次会议时得知：日军驻南通最高长官小林信男决定调4个大队和2个师的伪军，在南坎伏击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施亚夫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急忙写了一张字条，让地下党员送给新四军，粟裕这才躲过一劫。

1930年初，施亚夫由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转入南通特委，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被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和中共著名领袖陈独秀、彭述之羁押在一起。他说：“陈独秀是单独关在一间牢房中的。有一个安徽小伙子，专门照顾他的起居。陈独秀处总有些好吃的，而在放风时，他打开牢门，等我过来就把火腿之类的塞到我手中。”

抗战爆发后，日本空袭南京，炸毁了老虎桥监狱的围墙。施亚夫从狱中逃出后，辗转到了南通，找到地下党，拉起队伍进行抗日。

1940年春，汪精卫成立伪政府以后，为了扩充实力，四处活动，建立起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

施亚夫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打入汪伪集团内部，他带着队伍表示“效忠”汪精卫。汪精卫非常高兴，立即派心腹少将参赞武官严甸南到南通，收编施亚夫。

严甸南一到南通，便迫不及待地让施亚夫将全师的花名册交给他审查。实际上，当时施亚夫手下只有刚刚收编的200多名杂牌军。施亚夫带人连夜赶到上海，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和一本《百家姓》，然后又找来几本喜丧人情的账本，胡乱抄起来。一夜之间，为所率部队编造了8000多名官兵。

一周后，施亚夫在严甸南的陪同下，前往南京，受到汪精卫和日军高级顾问晴气庆胤的接见。第二天，严甸南亲自送来了委任状、中将军服和领章。但施亚夫一回到南通，就有特务告密，说其是共产党。

驻南通的日军混成旅团旅团长南浦，请施亚夫到他的官邸，一见面就说：“你的共产党大大的！”施亚夫不紧不慢地说：“周佛海、李士群、丁默邨早年都是共产党，但不也都为皇军效力吗？”在他的辩解下，南浦逐渐消除了戒心。

1942年，施亚夫到南京参加了伪军事委员会主办的第一期将校军官轮训团的学习。回到南通以后，施亚夫几乎参加了日军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会后，他把情报都送给了新四军。

小林信男在伏击粟裕的计谋落空后，怀疑伪军内部渗透了新四军。1943年春，他撤销了伪军第5、第6、第7师，另组建了伪34师。施亚夫由师长降为参谋长兼135团团长。

随后小林信男开始整顿伪军的排以上军官，一旦发现可疑分子，立即秘密处决。1944年初，他将矛头指向施亚夫。

1月2日晚9时，施亚夫查哨回家，副师长范杰的妻子潘宜娟焦急地对他说：“今天下午在師长家打麻将，有人说小林信男已发现你早年是红军营长，当过南通共党组织部长，现在还在与新四军联系，你要当心！”

施亚夫淡淡地说：“宜娟啊，谢谢你的关心。他们说我是共军就是共军啦？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

随后，施亚夫立即草拟紧急电报，连夜发到苏中军区司令部。第二天，应情报站通知他到如西顾家庄，见到了新四军1师副师长叶飞、三行署主任朱克靖。叶飞紧握施亚夫的手说：“亚夫，你工作很出色，鉴于形势恶化，组织上决定让你回部队。”朱克靖说：“亚夫同志，粟师长决定你于本月11日率部起义，这样一石二鸟，既光明正大地回来，又可以影响号召其他伪军起义。你有什么意见？”施亚夫答道：“我完全服从组织决定，11日准时起义。”叶飞说：“11日那天我们派如西独立团接应你，现在是黎明前的战斗，要警惕加警惕啊！”

施亚夫回到城里，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暗中紧张地筹划起义。第二天，他抓住跟踪盯梢的伪师部副官处长王宜山，经审问得知，1月6日小林信男将以开会为名将施亚夫部人员一网打尽。同时从即日起，全城戒严，不经师长同意不许出城。

施亚夫派地下党员张信用秘密电台向叶飞报告了这一消息，请求将起义时间提前至5日。

4日，施亚夫吃过晚饭，接到伪师长田铁夫的电话：“亚夫兄，今晚我兴致来了，到我家搞几圈（麻将）怎么样？”施亚夫疑心有诈，但又意识到不去会引起怀疑。

施亚夫放下电话，把张信找来，说：“田铁夫今晚约我打麻将，我必须去。如果田铁夫变卦，起义部队由你负责，迅速将部队拉出城，与135团会合，向根据地开进。”施亚夫陪田铁夫等打麻将到凌晨3时，田铁夫赢了25万元，施亚夫见已接近起义时间，便说：“师座，我服了，今晚扳不回来了。”田铁夫意犹未尽地说：“好，明天再决一死战！”

施亚夫回到办公室向部队下达了起义命令，张信指挥部队上了卡车。为方便出城，还将田铁夫的驾驶员押来，让他开着田铁夫的车子随起义部队出城。4时30分，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南门开去。到了城门口，负责守城的值班军官拦住他们说：“田师长有令，出城要有他的电话通知才行。你们统统回去！”

田铁夫的驾驶员伸出头骂道：“混蛋，师座就在我车上，再不开门，老子毙了你！”值班军官吓得迷迷糊糊，转身对哨兵说：“开门吧！”

起义部队出城不久，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田铁夫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坐着卡车追到陆家庄与起义部队接上了火。这时天快亮了，起义部队出现伤亡。施亚夫怕大批增援的日军赶到，急令警卫手拎几束手榴弹扔向敌方阵营，“轰”的一声，卡车被炸上了天。这时负责接应的如西独立团赶来了，田铁夫见势不妙，立即撤退。

据叶飞回忆，在施亚夫的影响下，仅1月到2月间，反正的伪军就达2000人以上。

“魔窟红星”汤景延：假意投诚，插进敌人心脏

汤景延（1904-1948），曾任伪“外勤警卫团”团长;汪伪政府“少将”;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军俘虏，1948年5月14日，英勇牺牲。

1937年，卢沟桥事变，民族危亡之际，不愿做亡国奴的汤景延成立海门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任副总队长，后任泰州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2纵队中校机炮营长。部队驻扎江都期间，他结识了新四军挺进纵队3团团长梅嘉生，赞同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方针，多次以弹药支援新四军。

1940年，汤景延由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长陈伟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春，日伪准备对苏中四分区实行残酷“清乡”。为配合反“清乡”的需要，根据苏中军区党委的决定，新四军通海自卫团在团长汤景延率领下，集体打入敌人内部。

头顶“汉奸”“投敌”帽子，汤景延与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长姜颂平、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接触，而后，又与日军代表高木谈判达成“协议”，在一个半月后率“汤团”接受敌伪“外勤警卫团”番号，分驻海门、姜灶港和张芝山一线……一柄尖刀，悄悄插进敌人的心脏。

潜伏在敌人心脏的汤景延，每天都经受着敌人暗中提防和秘密考察。一天，日伪总部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汤景延的“外勤警卫团”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接受点验。明为点验，实则是日寇要暗查汤景延的全部家底，查实“汤团”到底有多少人员和武器装备。

接到命令，汤景延当即作出安排：将一批精良武器及担负特别任务的人员隐藏起来，避开点验;同时命令部队加紧操练，以良好形象应付敌人。果然，敌点验官在检阅部队后大加赞赏。

“突然袭击”过后，“火力侦察”更多。一次，敌人突致电询问：为什么在“汤团”2营附近发现身穿便衣、腰挎短枪的人员？原来，“汤团”的秘密电台就设在2营防区，为防止被敌人发现，电台经常转移，时而陆地、时而水上，虽然电台未被发现，但保护电台的便衣队暴露了。

汤景延一看不妙，立即派2营长周显才向伪特工站站长汇报说那是营短枪队，身负化装侦察任务所以着便装，并按伪军惯例献上了“孝敬费”。由于周显才神态自如，所说之词滴水不漏，敌人疑虑顿消，他们不仅收下“孝敬费”，还回赠驳壳枪一支，一场突发危机悄然化解。

率部打入敌伪内部后，汤景延利用日伪与汪伪的内部矛盾，巧妙地周旋其间，挫败日伪一次又一次企图化掉、吃掉“汤团”的阴谋，始终维护部队独立性，牢牢掌握对部队的领导权，保存了部队实力。他还组织搜集日伪军事情报，向新四军秘密输送弹药，并以解决部队给养为由，开办商行以经营粮食、禽畜、蔬菜为掩护，控制驻地沿江各港口，为根据地护送干部进出据点，采购转运军需物资提供便利。

1943年9月下旬，苏中区党委通知“汤团”举行军事起义，破腹而出狠狠打击日伪。汤景延受命后，于当月29日夜设计先将南通县日伪金沙特工组长翟光辉等多人击毙，摧毁了伪行动大队队部和伪区公所。同时，在其他据点的“汤团”部队也暴动成功。

据《如皋县烈士馆烈士登记表》上记载：1943年，汤景延率“汤团”600多名官兵假投降，打入日伪内部“潜伏”160多个昼夜，又一夜之间从200公里的战线破腹而出、胜利而归，演绎了一部“特洛伊木马计”经典传奇。

这种集体假投敌的斗争方式，在解放军历史上史无前例。汤景延，一度成为抗战文学中描写的“魔窟红星”。

钱壮飞：生死关头智救党中央

钱壮飞（1895-1935），曾任国民党中统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国民党少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随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黔西县第七区（今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黔西县沙土区长坝乡梯子岩一带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说到中国共产党的谍报人员，不能不提钱壮飞。民国时期的总统府前中央饭店东边，有一幢两层小楼，这里表面上是“正元实业社”，经营无线电器材，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工总部。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在这里指挥了多起抓捕共产党员、搜捕共产党秘密机关的行动。钱壮飞就是在这幢小楼里，机智勇敢地及时截获重要情报，多次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行动落空，并使周恩来等中央机关领导人化险为夷。解放后，周恩来多次提到他，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和中央许多领导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1931年4月25日是星期六，钱壮飞跟往常一样独自在值班，就在当天晚上，他一连收到三封武汉发给徐恩曾的特级密电。钱壮飞感觉事情不一般，他当机立断将这些电报翻译出来。

电报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发给徐恩曾转陈立夫的，第一封电报的大意是：“共党大头目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押解到南京，三天内，可将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钱壮飞译到这里，大惊失色。他知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对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了如指掌，如果他叛变，党中央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急忙又译出第二封密电。何成浚报告：“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到南京。”钱壮飞心想，26日启航，最快27日上午可到南京。蒋介石、陈立夫只要稍作布置，28日就可以在上海进行大搜捕了。所以党中央机关最迟要在27日晚上以前转移完毕，情报必须在26日一早送出。

紧接着，他又译出第三封密电。还是何成浚报告：“顾顺章供称，军舰迟缓，请速派飞机来接。”

如果真的用飞机押送，时间就更提前了，为了抢在他们前面，当晚就必须把情报送出。他翻出京沪列车时刻表，当晚还有一班特快夜车，晚11时开，早上6时53分到上海。此时，墙上的钟表指针指向10时，离开车还有1个小时。

钱壮飞把一切都收拾好，走出值班室。当他走到院内一棵梧桐树下时，耳边突然响起李克农的话：“周恩来叮嘱，你这个位子很重要，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钱壮飞思来想去：“难道我的工作有什么疏漏，被敌人察觉了，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莫非他们用这种办法来试探我，让我自己暴露？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现在不能大意，万一中计暴露，那将失去一个很好的隐蔽岗位。可是，眼前这一切如果都是真的，而未及时报告，那么党中央机关就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应当有备无患。他立即回家，唤醒正在熟睡的大女婿、中共地下交通员刘杞夫，让他立即搭乘去上海的列车，向李克农报信。

黎明，钱壮飞又接到一封加急电报，还是从武汉发来的，电文内容是：“主任左右有共产党分子潜伏，顾顺章投诚之事，切勿外传，否则，肃清共产党中央大计将化为泡影。”看到此电报，钱壮飞确定：顾顺章叛变已是千真万确。令他担心的是，刘杞夫能不能找到李克农，李克农能不能及时找到党中央？

南京不能久留，钱壮飞决定马上亲自去上海，报告中央。但去上海的火车必须等到7时30分。而徐恩曾每次从上海回来都坐7时20分抵达南京的列车（每逢周末，徐恩曾都会去上海玩乐）。徐恩曾每次回来，钱壮飞必须开车去接他。这次如果不去接，必然会引起徐恩曾的怀疑，他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全部查清武漢的来电内容。如果徐恩曾给上海军警方面发报，钱壮飞即使坐在火车上，也逃不出上海车站。所以，钱壮飞决定，先接回徐恩曾，稳住他，再伺机外出。

钱壮飞立即驱车将徐恩曾接回调查科，并把几封从武汉发来的加急电报交给他。徐恩曾看完前几封电报，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可以把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当他看到最后一封电报时，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有人想趁机从我背后捅一刀，我这主任的位子，有许多人眼红哩！”钱壮飞见徐恩曾并没有怀疑他，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调查科。

当天下午，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陈立夫、徐恩曾立即接见了他。顾顺章一见他们就说：“钱壮飞是共产党员，请你们马上把他抓起来。万一他逃跑了，就会前功尽弃。”

徐恩曾来到调查科，已找不到钱壮飛。此时，钱壮飞正坐着火车前往上海。上海火车站的军警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火车一到站，捉拿钱壮飞。可火车到站后，军警们搜遍所有的车厢，也没找到钱壮飞。原来，钱壮飞已经提前下车了。下车后，他在邮政局附近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昨天的行情完全属实，请火速告总经理。”妻子用暗语告诉他不能回家，要他在原地等待。不久，刘杞夫便来接他。第二天，李克农前来看望他。钱壮飞问：“中央安全转移了吗？”李克农感激地说：“全部转移了，多亏你呀！是你挽救了党中央。”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大意是：“主任，我走了，请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否则，我要把你以前的丑闻公布于世。”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担心短处被揭发，将他们关押一段时间后释放，钱壮飞机智地保护了儿女。

段伯宇：断送蒋介石半壁江山

段伯宇（1904-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室高参，国民党少将;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兼亚非学会副秘书长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的领导下，段伯宇策动、组织数万国民党军适时起义或倒戈，策应解放军渡江南进，他的弟弟段仲宇（时任国民政府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兼上海铁道西路守备司令和上海市政府政务委员）积极配合。

段伯宇有意识地接近他的同学，如万建藩，时任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时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刘农畯，伞兵3团团长;宋健人，63军参谋长;宋光烈、王海峤等人，争取他们共同反蒋、反内战。

1948年底，策反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段伯宇以治疗肺结核病为由，办理了病休手续，到了上海。他通过已是共产党员的表弟温尚煜联系上了张执一。与张执一初次见面，段伯宇就把一套成熟的策反班底和盘托出。

1949年春的一天，段伯宇去看望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汤恩伯的参谋长，趁该参谋长临时出去的空当，段伯宇利用长期磨练出来的记忆力，将国民党江防地图全都背了下来，随即迅速转告地下党员艾毅根，由他报告给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1949年4月6日，贾亦斌带领预干一总队在嘉兴起义。随后，刘农畯率伞兵3团，乘段仲宇巧妙安排的登陆艇，于4月15日在海上起义，成功到达连云港。

预干一总队和伞兵3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前者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子弟兵”“太子军”，后者被蒋介石内定为逃台后的“御林军”。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国民党报纸这样评论：“其行动……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他们的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伞兵3团起义后，汤恩伯当即就怀疑段伯宇，于是当面责问他：“伞兵是怎么回事？”并严厉警告：“你不要胡闹！胡闹我就杀你的头！”段伯宇镇定自若地回答：“他们为什么起义我怎么知道，我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工作上，我不该说的一句不说，不该做的一个不做，办事干净、利索，绝不黏黏糊糊。”

汤恩伯苦于找不到证据，只好作罢。随后，他安排中统窃听了段伯宇的电话。段伯宇察觉后，特意与中统上海站的站长搞好关系，取得其信任，使之解除了对他的监听，就此化险为夷。

蒋介石南逃福州时，得知是段伯宇、段仲宇兄弟俩策反了他的上述部队后，破口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责编/林佳 来源/《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隐形将军”韩练成：蒋介石身边最危险的“共谍”》，卢荻/文，《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段伯宇和段仲宇：断送蒋介石半壁江山的兄弟高参》，王晓易/文，《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1期;《十大卧底将军》，胡兆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1期;《演绎“特洛伊木马" 潜伏魔窟的“传奇司令”汤景延》，周朝晖/文，《江苏日报》2015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