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戈平 梁中贤

[摘要]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19232007）生于英国，36岁时跟随丈夫移民澳大利亚。乔利创作的作品数量多、影响大，她的小说《井》获得澳大利亚文学界的最高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纵观她的人生和作品，可以看出乔利的创作深受其坎坷的生活经历影响。本文从乔利的人生经历对自身思想品格的影响、她的人生感悟、对人类普遍情感的反思等方面研究乔利的生平和创作的关系。揭示出作家从坎坷人生经历出发，超越自我，关注人的生命、人的尊严，推动澳大利亚文学走向世界。

[关键词]伊丽莎白·乔利；生平；创作；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

任何一个作家的生平对其创作都有着无形的影响，这正如一个成年人的思想、人格、行为与情结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归结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与人生境遇[1]80。伊丽莎白·乔利一生中创作了15部长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集或散文集，其中的小说代表作《井》荣获了澳大利亚文学界的最高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黄源深教授称她“大器晚成”[2]432的作家。虽然起步晚，但是她是非常高产的作家。因此，梁中贤认为，“作为53岁时才发表第一部作品的女作家，她是澳大利亚文坛的奇迹。”[3]168 如此丰产的创作离不开她人生丰富的经历。古语云“生于忧患”，乔利就是在忧患的人生困境中涅磐，成长为澳大利亚乃至国际知名作家的。因此，对乔利的生平和创作进行挖掘、整理，分析，可以领略到作家的生平对其思想品格的影响；体会作家在痛苦的人生经历中所历练出的人生感悟；把握作家对个体人生与人类普遍情感的反思蕴意；研究作家的作品怎样折射出作家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对深入解读乔利的文学创作、把握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坎坷的人生经历磨练出坚韧的品质

伊丽莎白·乔利的坎坷人生从童年开始。1923年乔利出生在英国的伯明翰。她的母亲玛格丽特来自奥地利。第一次世大战结束后的英国，对奥地利人的身份极度排斥敏感，所以，街坊邻居都有意地疏远乔利一家人。这使乔利的童年生活很不幸福。因为在邻居的眼中， “乔利一家是敌人的代表。因此对这家人实行排斥和孤立” [4]53。但是由于在家里长期讲德语的关系，在学校又因为她们讲母语而遭到歧视。她和妹妹上学后不久，父亲就让她们退学，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 在自己家中编故事、玩玩具娃娃是她们度过童年时光的唯一方式。童年孤僻的生活由于母亲的骄横跋扈又变得更加不幸。乔利的母亲玛格丽特幼小失去母亲，父亲又结了两次婚。由于被继母虐待，缺少母爱关怀，玛格丽特的脾气特别糟糕，貌似她把在继母那里的不满和怨恨有意地投射给其他女人，即使是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

（一）寄宿学校的生活塑造了乔利坚强独立的品格

乔利的童年是在缺乏母爱中度过的。这也导致了乔利的叛逆性格，她经常与母亲吵架，甚至动手。直接的后果就是11岁时，父亲把她送到了离家120公里的寄宿学校。在寄宿学校里，身边没有妹妹的陪伴，周围没有亲密的朋友。一开始乔利极其不适应寄宿生活。她开始想家，想着怎么能走回家。但是由于不知道路怎么走，她只能站在路中间暗自哭泣。寄宿学校的生活使乔利过早的体验了精神上的流亡和痛苦。由于不习惯和寄宿学校的同学一起生活，乔利想家之情无以抒发，她就用写故事方式来化解想家的痛苦。乔利说，“想家的痛苦必须得以某种方式医治。我写故事，主要是写关于兔子的故事，这些兔子非常像我认识的人，我派他们回家去找我妹妹。晚上我把编好的故事在宿舍里讲。我为自己编织了一幅令人渴望的舒适家庭的生活图画，这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在思想上，让人感到安慰”[5]420。 写故事让乔利获得了内心的安慰，写作也帮助乔利医治了自我内心的创伤，让乔利变得更坚强。寄宿学校是一所男女同校的教育机构，十几名教职员都是合格、敬业、真心关心学生的老师。乔利在寄宿学校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学会了独立思考。尽管过早地感受了精神上的流亡和痛苦，但另一方面精神上的流亡和痛苦也让乔利学会了独立地面对自我和思考人生。寄宿学校的生活培养了乔利坚强独立的品格。

（二）护士实习的经历锻造了乔利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在寄宿学校毕业之前的那个学期，乔利与父亲商量将来当一名护士，父亲认为，护士工作值得去做。[6] 所以她選择了去当护士。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乔利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却突然要面对并护理大批突然整天面对残肢断臂、痛苦呻吟的伤员，一起来的另一位女护士不能面对这场景，不久就走了，但是内心坚强的乔利没有走。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照顾护理痛苦呻吟的伤病员，靠着少得可怜的薪水拮据地生活。乔利认为，战争只对终止经济衰退有好处，经济大萧条结束了，很多国家为了迎接战争开始生产出售坦克、飞机和武器等军用物资，武器生产过剩，人口生产也过剩[7]14，但护士们穷得连个发夹都买不起，甚至偷别人的使用。很多医疗用品本该用过就抛弃，但由于物资紧张，医院也不得不消毒后重复使用。艰苦的护士实习工作磨练了她坚忍不拔的意志，使她得以应付后来的未婚早孕、单身母亲的坎坷生活。

（三）坎坷的恋爱和婚姻磨练了乔利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永不言弃的品格

乔利的恋爱、婚姻生活也充满坎坷。乔利实习时，认识了患者列奥纳德·乔利（Leonard Jolley），两人由医患关系渐渐演变成恋人关系。恋爱让乔利失去了理智，尽管知道列奥纳德是已婚男人，而且跟他们夫妻两个都很熟，乔利依然跟列奥纳德同居了。很快乔利怀了孕，在1945年10月不得不辞去护士工作，6个月后，萨拉-列奥纳德和乔利的大女儿出生。没有名分、没有工作，乔利作为未婚妈妈的生活非常艰辛，她一方面躲避着熟人，怕人耻笑，不敢回家；另一方面，到处打工，帮人家洗衣服、作保姆。乔利却一直没有中断与列奥纳德的关系，她跟着他搬了好几次家，直到6年半后，列奥纳德才和乔利正式登记结婚成为夫妻。从未婚妈妈到名正言顺成为列奥纳德妻子的七年时间中，乔利在打零工的路上不断奔波，她经历了劳动的重负、生活的压力、社会的歧视，甚至是家人的不解和埋怨，她不仅没有退缩，甚至还坚持自己的写作，并试着发表。乔利去世后，朋友们的回忆、还有她自己的传记对那一段时期的艰难生活都进行了描述。不难设想，在实行供给制物资短缺的战争岁月，不顺利的婚恋让她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与痛苦。但是这些痛苦由于其在心灵上的难忘伤痕，而得以在乔利小说里得以再现。乔利以维拉为主人公的半自传体三部曲小说（《我父亲的月亮》（My Fathers Moon）、《陋屋热》（Cabin Fever）和《乔治一家的妻子》（The Georges Wife）中，就纵横交错般地反映了乔利在那些岁月的生活。恋爱和婚姻虽然坎坷不平，充满痛苦，但这磨练了乔利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永不言弃的品格。

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给予作家的人生感悟

乔利的父母国籍分别是英国和奥地利。父母相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打扫战场时，父亲英俊帅气，吸引了母亲玛格丽特。随后就带着母亲回到英国结了婚。婚后，母亲发现生活并不如意，尽管父亲看起来像是有钱的样子，实际上只不过十个穷教师。再加上英国人对一战中敌对国家的仇视导致了对外国人的普遍孤立与怀疑，母亲的心情郁闷程度可想而知。即便是孩童，乔利也能深深地感受到来自邻居们的敌意。作为混血儿，体验到的都是英国邻居们的仇视和怀疑的眼光。她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无忧无虑地成长。在压抑的家庭、仇视的社会和排斥的文化环境中，她感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抑、孤独和错位。布赖恩·迪波尔（Brian Dibble）在其所著的《有所作为的生命：伊丽莎白·乔利传记 》（Doing Life： A Biography of Elizabeth Jolley）中第一章第一段即指出“伊丽莎白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但她的家庭是一个不幸福的家庭”。[8]1 不幸的童年往往是一个人成长为作家的原始动力，乔利在其自传文集《学会跳舞》（Learning to Dance）中“写作的意志”（The Will to Write）一文中描述其5岁时就开始“写作”。她对人生感悟都深刻地体现在她的创作里，她的作品都无不印刻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烙印。

（一）从个人体验出发，她感受到了民族主义缺乏公正性

“民族主义与公正性没有任何关系”[7]65 。这是乔利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她童年时期来自街坊的敌意，让她看透了民族主义的本质，冷漠和残酷。在民族主义的概念里，人只有两个身份：自我和他者。自我代表着自己人、一个国家的人，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的人。而他者则意味着外人，不是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因此，两个群体不仅互不包容互不理解，更有甚者，自我群体可以随意處置他者群体的生死哀乐。乔利作为一个他者生活在英国的人群中，深刻地感受到了民族主义带给她一家人的创伤和痛苦。这种体验对于她而言，是一生都难以消除的痛。在这个意义上，乔利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她时刻提醒自己：“要记住人性高于一切。如果人性被忽略了，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毁灭”[7]15。

（二）把母亲流亡生活的体验升华为对人类的流亡本质的认知

她认为在本质上，人人都是流亡者。她自己早在亲身经历流亡之前就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了流亡。她觉得父母都是流亡者：由于婚姻，妈妈成为了一个流亡者。母亲的流亡是由于婚姻，婚姻带给了她无穷无尽的思乡之情。父亲的流亡则是由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由于是教友会信徒，父亲强烈反对战争，以你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期间，父亲都是与政府持不同政见者，他在自己的国度里蹲了监狱，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个在自己国度里的流亡者。在学校里，她虽然不是天生的教友会教徒，但却要接受教友会的教育，她感觉自己更像一个圈外人，是教友会权力边缘的流亡者。他们一家人在自己的街道上就成了流亡者。在民族意义上，她是一个出生在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民族的敌人、自己国家的流亡者。“流亡不是一种选择：它是天生的，或就发生在你身上。”[9]184

乔利的流亡感包含双重含义：精神上和空间上。精神方面意味着生活区域上的群落性与文化上的排外性，所以乔利从小就深感精神上的流离失所。空间方面意味着流亡感也来源于移民感：“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有移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即使那些从未离开过老家的人也不可避免地会从一种生命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生命状态，从年轻变年老，然后到寿终就寝。”[7]65 乔利从幼时起就不断地经历搬家。父亲因为蹲过牢，所以认为买房子不值得，所以就租房住，经常搬家。后来她跟列奥纳德结婚后由于丈夫不停地换工作，在到澳洲以前，他们也经常搬家。因此，乔利一生光经历搬家就有十次之多。她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移民也导致了她事实上的背井离乡。但是乔利的边缘感多半来自于精神上的流亡。“我总是处于边缘，类似于流亡”。[7]23流亡也成为乔利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在她的“自画像：向前奔跑的孩子中”一文中，她写道，“也许一位作家的自画像应该集中于那些看起来对作家创作有影响的生活经历。回顾我的作品，我惊讶的发现流亡主题有多么重要”[10]302 。

（三）探索内心世界，认识自我

乔利认为，“写作……是一种尝试，它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它认识内在的自我。”[8]175她从孩提时代的讲故事，到寄宿学校时尝试写作，再到护士期间时时记下所见所闻，一直到她53岁发表第一部作品，都是乔利寻找自我身份的努力，也是她精神上给自己定位和复位的过程。童年不幸福的经历让她被边缘化，被排斥。这种精神伤痛几乎难以从现实生活中得到匡正，导致了对自我认知的阙如。规避现实、转向内省以求得自我的重建就演变为作家的自觉创作行为：乔利的少女时代创作的“莱曼·西贝尔”（Lehmann Sieber）表现的就是令人困扰的紧张家庭关系。

虽然接到接二连三的退稿信，但乔利依然坚持写作，坚持投稿。乔利精心创作的作品常常被拒绝。在60、70年代，她不断把反复修改的《乔治一家的妻子》《银鬃马》（Palomino）《斯科比先生的谜语》（Mr Scobie's Riddle）和《克莱蒙特大街的报纸》（The Newspaper of Claremont Street）的各个版本的手稿寄往国内外的13家出版社。例如，她把《银鬃马》各个版本的手稿寄往8家出版社，把《斯科比先生的谜语》和《克莱蒙特大街的报纸》各个版本的手稿分别寄往7家出版社。但不幸的是，乔利的投稿遭到不断的拒绝。在多次采访中乔利回忆说，在那个阶段她收到了39次退稿信。

在20多年的时间里，乔利通过不间断的创作，完成了她一生中大部分作品的初稿；她后来所有出版的小说都是对原有初稿的几经修改后形成的。她在自传体的三部曲和《克莱蒙特街的报纸》中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探索了自我，在《皮博迪小姐的遗产》《可爱的婴儿》和《果园窃贼》中通过作家的经历、祖母对家族的挽救重建了自我，在《无辜的绅士》中通过直面父母经历的三角恋解放了自我。通过创作，乔利“把自己心中的哀伤、苦闷和焦虑等情绪畅然一泄，在这种宣泄中，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精神的重负而变得轻松、超脱，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精神得到调整”。[11]7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乔利认为：写作是她与生俱来的行为。她从儿时起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生都在写作。所以她自己认为一直以来写作对她来说并不是职业。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她的兴趣，也是爱好，是她与世界对话和沟通的方式，她是以文学表达的方式，观察世界、表现世界并力图引导读者思考这个世界。文学话语帮助她找到了自我的归宿，重建了作为主体的人生意义，并升华到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索。可以看出：文学创作是她生活的中心，通过写作她探索了内心世界，认识了内在的自我。

三、超越自我；表达人类普遍的情感

百折不挠的坚持让乔利敲开了成功之门。《银鬃马》于1980年由内地出版社（Outback Press）出版，这是乔利出版的首部小说。1981年《克雷蒙特街的报纸》由弗里曼托艺术中心出版社（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出版。澳大利亚年度图书大奖授予1983年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 Press）出版的《斯可比先生的谜语》。从此乔利开始不断收获更多更大的成功。1983年昆士兰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出版《皮博迪小姐的遺产》，1984年弗里曼托艺术中心出版社（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出版《牛奶和蜂蜜》。1985年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可爱的婴儿》。1986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井》，该书荣获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这是澳大利亚文学最高奖，由此乔利创作获得澳大利亚文学界最高的认可。2001年维京出版社出版《天真的绅士》后，乔利由于健康原因停止了她热爱的写作。乔利于2007年2月13日去世。7天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发布乔利去世的消息，称她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和国家财富。” 纵观乔利的一生的创作，她无时无刻不在为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而努力，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对人类普遍情感的反思。

（一）乔利关注人类的普遍情感和愿望

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融入作家的思想情感，才能够打动人心。这既是作家的审美动因，也是读者的阅读动力。通读乔利的作品，虽然在表现手法上比较怪异和多元，但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她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情感评价。

1.乔利明确地表达反战的情绪

战争中的经历让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人道的。乔利是一个绝对的反战者。这一点不仅仅是受到了作为和平主义者父亲的影响。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她亲历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当她在战时医院实习时，她每天都看到大量断臂残腿、血肉模糊的士兵被抬进医院。面对这些血腥的场面，她对战争的反感与日俱增。

2.乔利认为对于战争中的俘虏，也应给予普遍的同情和关怀

在她作实习护士时，别的护士都歧视迫害德国逃兵时，乔利却对其报以同情。她质疑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无法想象其他人居然理直气壮地鄙视同为人类的所谓“敌人”。她也无法尊重那些憎恨德国军人的同事们。这些同事们的敌视导致了俘虏们在接受治疗时反映不一：有的德国俘虏非常恐惧，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甚至怀疑食物里有毒而拒绝吃饭，直到一位护士先尝了之后才开始吃。她非常反感的是，那些护士们认为外国伤病员不值得接受受英国士兵应该接受的同情。那些护士就连系绷带也不给德国俘虏系紧，乔利不顾她们的蔑视毅然给他们重系。她对这样的行为感到愤怒，其愤怒的程度甚至挑战着她的和平主义思想。

3.乔利认为战争是对生命的藐视和践踏

早在1938年和1939年夏季就认识到，所有的战争都违反了人性。在裴弗德和伯明翰所受到的培训，更坚定了她反战的思想。乔利坚定地认为：这种导致成千上万人伤亡的战争就是谋杀，她希望这样的死亡能够避免。即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看，战争对于敌方来说，也同样是不人道的。因为战争不仅践踏了人类的肉体和情感，而且无视和轻蔑生命。在好战的二战时期，在人们把消灭敌人作为胜利的炫耀之时，乔利在这种环境中抱持着与众不同的态度与认识，表明了乔利具有惊人的洞察人生的敏锐性。

（二）人的尊严、情感、生存成为乔利作品深刻关注的主题

乔利热情讴歌生命，这多来源于作家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探索。可以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更深入地体验了生活的复杂艰难，因此她对于普通民众渴望平等和尊重具有深刻的思考和体验。她的作品中以十分有趣的诙谐表达了对人类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关怀。

1.颂扬生命、赞扬生命是她大部分作品的主题

悲惨凄凉的老年人晚年生活场景是《斯科比先生的谜语》所描写的，但表达的主题是乔利尊重生命的意蕴；《果园窃贼》描写的是家庭关于财产的纠纷，但依然传递的主题是乔利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关注；《情歌》描述的是性犯罪的故事，但渗透了如何帮助那些对性取向无能为力的人们走出生命的阴霾。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让她更珍惜生命的价值。她在农场日记里这样写道，“住在这片土地上使我更加感到了生命的短暂，我的意思是当人类的生命与土地和巨大的古树相比时。”为此，她感慨地说：“对我来说无论是从解剖学还是从生理学层面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奇迹”[7]180。

2.关怀人性、关怀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乔利多数小说的核心要义

正因如此，多部乔利小说作品如《可爱的婴儿》《斯科比先生的谜语》《果园窃贼》《牛奶与蜂蜜》《白鬃马》等都有婴儿出生的情节。这也就不难理解当读者在阅读乔利的作品时，对那些边缘人物所表现出的离经叛道的非理性行为并不反感，因为作家在创作时融入了对人物的理解、同情和关爱。她尝试从边缘化的小人物身上揭示每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在《恶搞作家》中有很多主题都涉及乔利的个人生活，如“伯灵顿先生”“文学的习惯”“好骑士，可爱的王子”“论战争”等。但是，无论乔利谈论的主题是什么，都可以看出“有一种高于一切的人性和对人类的深切关怀——简单地说，生命的基本方面。就是这种品质，以及她不寻常和经常难以预料的幽默，使她成为了一个杰出的作家” [12]c8。

3.爱世界、爱人类，体现了乔利人与人之间爱的渴望

这源于作家生活中爱的缺失和观念上对爱的追求。她对于“爱”有自己深刻的理解：“去爱某人并被人爱意味着完整的信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如果信任褪色或完全丧失，生命就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意义”[13]276。一方面乔利是在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其母亲自诩为贵族，不满平民生活，脾气暴躁，性格偏执，挑剔刻薄，家中充满着火药味；另一方面，乔利又深受“博爱”思想的熏陶。父亲是教友会教徒，以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博爱为旗帜，反对战争、广施博爱，救济难民。尽管乔利在家庭生活中无法得到应有的爱，却跟父亲一道去社会上宣传博爱，反映在作品中是作家难以遏制的对爱的渴望和传播。父亲力图教她了解：“有些东西爱无法面对：比如无休止的忠诚、期望和坚韧”[13]176。但乔利对爱的追求却从未放弃过，她意识到：“如果我们有爱，无论有意还是情不自禁，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是人类之间所无法面对的。我们也了解，人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令我非常感动” [13]176。

（三）多视角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揭示澳大利亚与世界发展的紧密关系

文学反映世界，也引导世界，作家个体就是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从民族文学的传统看，乔利的文学作品非常不“澳大利亚”。但是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乔利的作品却是非常“澳大利亚”的。这说明，通过乔利，澳大利亚文学进一步获得了世界的关注，反映了澳大利亚以世界的方法表达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魅力。乔利在这方面，等于超越了民族文学的视角，以既是世界的也是澳大利亚的文学视角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方式。创作上的多元视角的切入，是乔利从世界文学宝库中获得的经验。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看待他人，是作家还原多元世界本来面目的手段。 乔利说，“我读大量的书….我经常重读《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和《雷塞拉斯》（Rasselas）。但我不认为我的写作在任何方面像歌德或约翰逊。我想歌德和约翰逊为我展示了用词的方式和看待人们的方式。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全部含义所在”[7]307。

1.通过人与金钱的关系，看到了物质和金钱使人被物化，人际关系被异化

这从小说《井》中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乔利描写了女儿海斯特（Hester）从孤儿院带回来一个女孩凯瑟琳（Katherine）。父亲问：“你给我带什么回来了？”海斯特回答说：“我带来了凯瑟琳，不过她是我的。”[14]1 。在这里，海斯特明确地把凯瑟琳当作了私有财产，而不是平等的主体。当人被物化以后，人就失去了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本质，变成了可以随意处置的客体。海斯特在生活里一心想把凯瑟琳据为己有，想方设法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甚至试图阻止她和别人的交往。

2.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现象

美国语言文化通过电影等流行文化输入澳大利亚，直接影响澳大利亚年轻人进而影响澳大利亚社会。如凯瑟琳对美国的约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的模仿：“她学他走路的模样，把他主演的作品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一边跳一边想象自己就是她选择的终身舞伴”[14]1。凯瑟琳的模仿试图表现澳大利亚社会青年主流群体的文化特征，以此掩盖孤儿院长大的孤儿身份及其带来的自卑心理，试图建立新的美国化的自我身份。澳大利亚社会受美国文化影响至深可见一斑。

3.通过描写同性恋的故事，反映出澳大利亚社会的婚姻和爱情观念的变化和多元

无论是《银鬃马》，还是《皮博迪小姐的遗产》，抑或是《井》，都或明或暗地描写了同性恋的现实。《井》中这样描写：“海斯特确确实实憧憬的，两个遗世独立的人，在陌生的环境中相依为命，幸福相守，只有她们两个，永远在一起，幸福美满”[14]2324。现实社会存在的现象，远比文学作品所能表达的更多。讲述澳大利亚故事，让澳大利亚故事走向世界，乔利揭示出澳大利亚正在从一个致力于建设鲜明民族特色文化的国家迈向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社会文化。

四、结语

尽管澳大利亚崇尚民族主义文学，但乔利的作品让读者看到了澳大利亚与世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多元的世界发展必然带来澳大利亚文学的多元表现。创作是将作家对世界和生活的感受和观念通过笔墨植入书写的过程，表现了乔利对人生和世界的文学观照。乔利的坎坷人生经历反映了世界时局的动荡，是她文学创作的源泉，也给予她创作的灵感。她的创作是她对痛苦人生思索的结果。“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15]141。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相异文化背景的冲突，使乔利对外界的感知异常敏感，对生活的思考、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她的作品反映了她对所处的外部世界的感知，揭示了其时的社会形态、精神状态和文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乔利已经超越了自我的界限，她把视野放在人类普遍的精神深处，用笔墨书写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和世事变化。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自身品格，她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给予她人生感悟，使她理性反思个体与人类普遍情感，深刻反映出她对社会的深度洞察。伊丽莎白·乔利的人生之路是坎坷的，由其坎坷人生而推动的文学创作，最终超越自我，为世界谱写了生命的华彩乐章，进入了永恒的文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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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甄欣

Frustration and Transcendence：On Elizabeth Jolley's Life and Literary Creation

ZHANG Geping1， 2，LIANG Zhongxian1

（1.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Mudanjiang，Heilongjiang，157011，China；2.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200042，China）

Abstract：Elizabeth Jolly （19232007）， a famous Australian woman writer， was born in England and immigrated to Australia with her husband when she was 36 years old.Jolly's works are numerous and influential.Her novel The Well won the Miles Franklin Award， the highest award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Looking at her life and works，we can see that Jolly's crea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hardships in her life experience，which taught her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universal human feelings and desires about the world and life.Thus，her novels focused on the life conditions and dignity of human beings，and expressed aspirations for wellbeings of the common people.In this way，she helped Australian literature edged into the platform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Keywords：Elizabeth Jolly； Life； Literary Creation； 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