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琪琪 涂欣培 贺文慧

摘要：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2-2016年税收竞争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论证了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税收竞争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税收竞争估计系数皖南最大，皖北、皖中次之，这与当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及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所得税税收竞争比流转税税收竞争程度较大，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及流转税，这与当前税制改革相联系。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从规范税收竞争体系、市场经济主体吸收税收竞争能力等方面提出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税收竞争;经济增长;固定效应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财政分权的推进，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目前我国分级分税的财政體系框架。纵然我国地方政府缺乏独立的税权，但是，它也从纵向依赖型行政组织逐渐转变为有权分配资源和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组织。税收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重要保证。改革所形成的特定财政分权体制，带来了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匹配，众多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流入，筹集其经济发展所需，积极对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展开争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由此开展。

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主要为横向税收竞争，其主要形式包括减免税、财政返还、增加某些特定方面的公共支出，减少应收费用。但是，由于中国税法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地方政府考核体制、机制等原因，为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税收竞争是否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增长？对于因为有着不同产业结构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地区，政府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又有何差异？不同税种的税收竞争又有何差异？这些问题都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展开论证与探讨。

二、文献回顾

Tibout[1]1956年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税收竞争理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的不停探索，其中横向税收竞争这一现象在我国确实存在[2-5]是目前主流观点的代表。通过研读文献可以发现，对于税收竞争、经济增长二者来说，主要有已下三种不同观点：一是税收竞争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吴宝骏等[5]通过论证发现省级政府之间不仅存在税收的绝对竞争，还存在相对竞争，并得出结论：税收的相对竞争越激烈，该地区的规模经济发展的越有效率。随着空间计量学的发展与进步，李涛等卜叼恿过实证检验发现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的税收竞争加快了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发现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与该地方收入呈现正相关趋势。不同学者也运用不同的模型进行了研究论证。陈博等阴在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及门限面板模型得出税收竞争对我国区域增长存在非线性作用;肖叶等[8]在面板分位数模型下税收竞争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更大;程风雨[9]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税收竞争在贸易开放视角下有利于区域税收增长。二是税收竞争阻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本所得税竞争中存在“朝底竞赛”，即资源配置会受到税收和政府支出等政策的影响，又在外部性的影响下，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导致会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资本税率的效率低下[10]。还有国际资本所得税则是通过影响家庭储蓄来减少外国直接投资，从而间接妨碍经济发展与增长[11]。三是税收竞争对经济的发展及增长存在双重影响。谢欣等[12]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得出资源税、财产税类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竞争有助于经济增长，个人所得税、城建税和行为税的竞争却会制约经济增长，增值税和非税收入的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崔治文等[13]算国内31个省份资本、劳动和消费有效税率的基础上发现资本税的竞争使经济增长率得到提升的同时损害了社会福利的发展，劳动税与消费税的税收竞争使经济增长率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张福进等[14]通过论证得出：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区，税收竞争越能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水平欠发达的地区，税收竞争反而会抑制经济发展。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颇丰.这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探讨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就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税收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时采用的是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地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做论证研究的很少，尤其是针对某个特定省区的具体情况开展研究。基于此，本文选取安徽省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并分区域、分税种地分析税收竞争对安徽省各城市经济的影响。

三、构建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2017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与各个城市公布的统计公报，选取了2002-2016年安徽省个地级市的数据，共计2640个研究样本。

（二）变量设定与统计性描述

1.被解释变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地区生产总值的高低。本文采用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税收是地区经济收支的主要桥梁，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借鉴傅勇[15]的做法，构建税收竞争指标Compe：

式（1）中，Tax/GDP为第t年16个地级市第j项税收总收入与t年16个样本市区总GDP之比，即t年j项税收总体平均实际税率;Tax/GDP，为t年i市区项税收与该市区t年的GDP之比，即t年i市区j项税收的实际税率。则全样本地区税收平均实际税率与某地区税收实际税率之比，即为税收竞争指标。这里，j代表不同种类的税收，并从总税收竞争、营业税的税收竞争、企业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的税收竞争四个角度去衡量不同地区的税收竞争。这样做的原因是：第一，总税收是一个地区税收综合度量的结果，有利于从总体上了解该地区税收竞争程度;第二，不同税种之间的税收竞争程度存在差异，且作用机制不同;第三，与其他税种相比，增、营、企、个四种税收占安徽省税收收入比重较大，也是与社会经济联系较为密切以及政策更容易触及的税种，更具有代表性。

为了便于更加直观地了解不同地区之间税收竞争程度的不同，本文测算了2016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税收竞争程度（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地级市所得税的税收竞争程度明显高于流转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税收竞争程度明显低于经济发展较差的竞争程度，尤其是省会合肥，各税种的税收竞争程度远低于其它地区，相较而言，合肥外围城市之间的税收竞争更加激烈。

3.控制变量。对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影响除了税收竞争之外，还包括其它方面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统称为控制变量。由第t期的生产函数Cobb-Douglas可知：

其中，Y为总产出，A，K，L分别为技术水平、资本和劳动投入，对（2）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并对时间进行一阶微分，可以得到地区产出增长率为：

由式（3）可知，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K、劳动L以及技术进步A等方面决定的，考虑到上述因素，本文选取产业结构水平（第一产业/城市GDP）、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总额/GDID、消费水平（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对外开放水平（实际利用外资总额/GDP）、人力资本水平（各个地级城市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总人口）、宏观税负水平（城市税收收入/城市GDP）作为控制变量。另外，本文中将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根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换算成了人民币价格。

为了最大程度地消除异方差以及保持数据的平稳性，文章对人均GDP、各个税收竞争水平以及各种税收依次进行对数化处理，并且于表2列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本文选取了反映安徽省不同地级市不同时点上的税收竞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数据，涉及到多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因而采取面板数据模型较为合理。根据面板模型中截距项和系数向量的不同限制，面板模型由无个体影响的混合回归模型以及含个体影响的变截距和变系数模型组成。由于个体影响具有不同的形式，变截距和变系数模型可细分成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本文采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判断采用何种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因为F检验与Hausman均拒绝了原假设，所以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论证。

基于以上变量选择、面板模型分析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建立如下数据模型：

其中，i表示市区（i=1，2，3…16），t表示年份，j表示第j项税收，average为人均GDP，Compe为税收竞争，industry为产业结构水平，invest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opening为对外开放水平，human为人力资本水平，consume为消费水平，burden为税负水平，u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为残差项。

（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1.基于全省范围内的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税收竞争水平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各个级市之间的税收竞争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且当税收竞争水平上升1%，经济发展水平上升0.2322%。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税收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重要来源。同時各个地区之间利用税收竞争来夺取经济资源导致经济实力较好的市区能利用财力吸引更多的资源，而经济实力差的城市则对资本的集聚表现出不足的状态。合肥市作为省会城市，处于省内龙头地位，成为资本的集聚地，投资的回报率自然而然呈现上升的趋势，又因为税收竞争增加了合肥的投资规模，对地区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有利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增长，也带动周边城市的增长。外围经济发展较差的城市现阶段亟需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人才，引进资本技术，也更需要税收竞争这一机会来突破自身发展。综上所述，税收竞争提高了中低级地区的经济水平，这也符合固定效应模型中给出的估计结果。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水平对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这符合我国当前工业化占主导的发展趋势。安徽是农业大省.调整产业结构是带动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内外合作、消费推动是安徽省工业化阶段的必由之路，但应当注意到资本的投入若超过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会造成资本冗余、浪费或者产能过剩而阻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人力资本水平每上升1%，带动经济发展上升3.2171%。人力资本水平变量选取的是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作为衡量标准，而没有选择就业人口，原因在于能够推动地区长足发展的真正建设人才不应该仅仅是会体力劳动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高端技术人才，但就目前来看，安徽省人才流失严重，应积极采取措施培养、吸引、挽留人才。宏观税负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可能和当地政府将税收收入更多地为民所用有关，扶持产业发展，设施建设，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2.基于区域角度的分析

那么安徽省各地级市之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具有区域性差异呢？本文将安徽省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三个区域。其中，皖北北区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基础落后，经济发展也最为落后;省会合肥处于皖中，从而皖中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安徽省其他地区，尤其是合肥处于一枝独秀的发展状态;皖南地区多山地丘陵，以旅游业和林茶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

和上述分析一样，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区分别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故仍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从地区分组的估计结果来看，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区在变量下基本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稳健。从税收竞争在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来看，税收竞争每上升1%，皖北经济上升0.1763%，皖中经济上升0.1591%，皖南经济上升0.31%，说明皖南地区税收竞争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于皖北、皖中，这与前文所说的经济发展较差地区税收竞争程度大于经济较好地区的结论相一致。安徽皖南地区具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政府在资金运用投放方面应更有针对性，使税收竞争产生的效益能够被充分吸收;皖中地区在税收竞争的影响下经济带动能力最弱，这可能是相对能力的弱化，皖中地区以合肥为中心，对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已形成辐射带动、产业集聚效应，各方面资源的大力注入使得税收竞争效应相对弱化，但绝对数并不低于皖南、皖北地区。相反，皖北地区作为全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不仅税收、经济资源投入少，政府运用资源能力、企业消化资源能力都相对较弱;再加上该地区以农业为主，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不强，所以能利用税收竞争的空间小，能力差，导致税收竞争在带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看，第一产业比重上升，皖南经济发展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皖中次之，皖北最小。皖南因其特色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构建特色产业链条等，给予了该地区大幅度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皖中则应该在工业化技术上进行升级，从低端产业向高、精、尖端产业发展;皖北由于以农业为重，所以幅度最小。三个地区都需要因地制宜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与周边省市合作，并以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条的延伸推动合作，通过留住特色人才进行工业化、机械化、高端农业化建设，拉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各地经济的增长。一般来看，税负越高.经济发展负担越重.但若是当地政府能够合理运用财政收支，就会达到1-1>0的效果。结合皖北现实情况，可以看出皖北地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资源的支撑，而政府资源又主要来源于税收，这种类似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于当地经济长足发展十分不利。

3.基于不同税种的分析

税收收入来源于不同的税种，且不同税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不同。由于安徽省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大，因此本文选取了这四个税种进行分析。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仍旧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

总体来看，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都在1 %的水平显著。考虑到个人所得税占比较小，个人所得税不显著。就不同税收种类的税收竞争而言，营业税对经济的影响不仅显著为正，而且系数最高，地方政府对流转税具有相对较高的控制力和操作空间，且其也是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主要税种;其次营业税仍在安徽省税收收入中占比较高，为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提供了充足的来源;再者，安徽省也在不断的进行营改增改革措施，改革逐渐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与企业等经济组织及市场活动密切相关。这些都是经济主体经济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从而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增值税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系数值不高。营改增之后，增值税在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尤其是国、地税合并之后，增值税如何在中央、地方之间分配是影响地方增值税税收竞争甚至是全国税收竞争的重要因素;目前增值税影响系数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增值税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增值税的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渗透;其次增值税是共享税，目前还是由国税系统征收，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空间较小;再者增值税作为一种“价外税”具有“中性”特征，这些都使得其目前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

在前述的统计性描述中反映出所得税的税收竞争程度是明显大于流转税，但是本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所得税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低于流转税。企业所得税虽然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系数值略低，个人所得税也仅仅是正相关关系，估计结果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政府虽然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对当地企业进行扶持，吸引资本投入，以税收提高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当地企业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够，尤其是皖北、皖南还处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較低，不能很好地利用税收竞争对去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个人所得税对经济影响的不显著，主要在于目前个税收入占比小，不足以为地方经济提供有效支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较弱。

总之，流转税税收竞争程度低于所得税，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力大于所得税。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进行不同区域面板模型分析、不同税种面板模型分析过程中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与全省回归结果一样，分区域的总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对全省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分税种的税收竞争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说明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考虑到安徽省发展的现实情况，合肥处于发展的龙头态势，再加上2011年将巢湖市并人合肥，使其极易成为该组数据中的异常值，从而对整体回归估计结果造成偏差。因此，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剔除了合肥市的相关数据，占总样本数6.67%，剩余15个城市样本。结果显示，15个城市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估计系数为0.2279，可以看出这一结果是稳健的，系数估计值与16个城市的估计系数0.2322相差不大，表示这组异常值对回归的结果影响不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2-2016年税收竞争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FE）检验了安徽省地级市税收竞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

1.安徽省下面各个地级市政府的税收竞争有利于各个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从FE结果可以看出税收竞争提高1%，人均GDP会增加0.2322%，但是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同，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

2.从区域来看，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税收竞争越促进该区域的发展。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皖南在面板模型中系数估计值最高，皖北次之，皖中最低。这一结果与安徽省南、北、中部经济发展重点及经济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3.从税种来看，所得税的税收竞争程度明显大于流转税，但对于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却小于流转税，其中，以营业税系数估计值最大，依次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与我国当前“营改增”改革以及当地经济对政府税收竞争的吸收能力有关。同时个人所得税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性，与其税收竞争空间小、直接影响经济的作用力较弱有关。

4.此外，产业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消费水平都显著地促进了各城市经济的增长，说明安徽省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仍然需要“三驾马车”来拉动，同时要提高皖中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变“一枝独秀”为“百花齐放”。

（二）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的数据面板模型虽然显示税收竞争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只是一种宏观上综合判断的结果，在作用过程中促进还是阻碍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针对上述论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税收竞争体系，包括规则、途径、方式等，严格区分是合理的税收竞争还是地方政府的“自由发挥”。在分税制这一体制下，我国的地方政府并不具有税收的立法权，但是却有一定分量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他们会在税收竞争的过程中打一些“擦边球”，违背税收原则，从而滋生寻租和腐败空间，引起恶性税收竞争，所以应该对税收竞争的各种形式，包括税收返还、税收优惠等进行严格限制，同时留给地方政府适当的裁量权。而对一些不合理的税收竞争，如擅自制定和执行的减免税政策、以财政补贴变相“先征后返”等等采取措施清理甚至制裁。

2.因地制宜运用税收竞争策略。安徽省地方政府应针对皖北、皖南、皖中产业结构差异，采取不同的税收竞争手段。对皖北地区，应加大对所辖农业大县的转移支付，保护其农业生产，延长其农业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皖南地区在利用税收竞争时除了要在经济上给予支持，更要注重对环境保护，以及林茶业和第三产业的投入。皖中地区作为安徽省发展最快的地区，最需要的是技术、人才资源，所以税收优惠措施的重点应放在产业转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

3.合理运用对不同税收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将财政收支尤其是税收收支进一步细化，建立税收与公共支出相对应的观念。对不同领域涉及的不同税种的税收竞争合理布局。如对于企业所得税所涉及的领域，应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通过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引导企业从事、投资政府鼓励性产业等。

4.政府与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要相互配合，尤其是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自身要不断开拓创新，增强吸收税收竞争的能力，发挥税收竞争最大的空间。因此，各经济主体不能仅仅靠政府资金、优惠措施带动发展，更重要的是增强自身对资本、人才、技术的吸收，尤其是经济圈的联动发展，这样才能在政府发出合理税收优惠的“橄榄枝”时，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空间，从而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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