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杨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幸福感作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概念范畴，一般而言指的是一种心理体验，在认知维度，既是主体对生活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也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与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在现代心理学中，幸福感对应的英文表述是well-being。在韦氏英语辞典中，well-being指的是一种良好或满意的生存条件，也指一种健康、幸福与兴旺的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幸福感已经被普遍用来评价居民生活的满意程度，成为社会福利的衡量指标。[2]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以超过9%的平均速度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国内民众对幸福感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刻。2017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幸福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79。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排名较为滞后。从现实考量来看，政府行为与制度安排是影响居民幸福感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致力于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是政府的当然选择，关乎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居民幸福感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问题。关于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学界已积累相当丰富的成果，在基本人口变量之外，主要从经济收入、社会资本、环境污染、政府规模、政府质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考察。在经济收入方面，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Easterlin)针对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提出所谓“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收入的增长不一定会增加居民的幸福感。[3]在社会资本方面，周晔馨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从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率两个渠道检验社会资本收入差距的作用，结果显示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低于高收入农户，从地区差别来看也是有利于富裕地区农户。[4]在环境污染方面，美国学者阿里克·莱文森(Arik Levinson)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收入较高的人表示幸福感较高，而在当地空气污染较严重的日子里接受采访的人报告的幸福感较低。[5]在政府规模方面，德国学者赫萨米(Hessami)对1990—2000年来自12个欧盟国家的153 268名受访者调查发现，政府规模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研究建议欧盟政府可能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6]在政府质量方面，陈刚等人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6年的数据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强于经济增长，这一点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7]在价值观方面，张学志等人以2008年广东省成人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物质观与生活观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重视金钱的人群幸福感水平更低，重视生活情趣的人群幸福感水平更高。[8]

学界关于公共服务这一变量的研究成果颇丰。公共服务是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存在，物质性表征主要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生命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领域，非物质性表征主要体现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的软性服务中。公众直接或间接体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当他们对此感到满意时，就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政府的认可、接受和赞赏等。[9]傅利平等人以 2013 年 CGSS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最小二乘法和有序 Logic回归模型探讨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与个人社会资本相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当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农村居民。[10]荷兰拉斯谟大学欧特(Ott)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有效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持肯定态度，他主张政府应在公共服务上有所作为，比如促进司法公正、减少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为民众提供充足的医疗与教育保障等，以此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11]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赫利韦尔 (Helliwell)等人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的视角，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治理质量包括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更明显，政府通过收入二次分配以及医疗保障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较为显著，与富人相比，穷人受此影响更为明显。[12]

关于社会信任这一变量的研究成果则甚少。本研究中，社会信任主要指的是居民对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或社会的心理认知，具体表现为与共同体中的同质化人群以及社会中异质化人群之间的信任程度。社会信任网络建构是当下一个颇受关注的命题。在个体化、功利化与市场化等因素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破坏现象十分普遍，甚至出现“杀熟”现象，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陷入所谓“信任危机”。社会信任是一种制度信任，是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特别是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种事先关于任何随机选择的个体行为方式有多大可能是诚实的、值得信任的信念。[13]作为一种制度信任，社会信任需要权力、市场、社会等主体的参与，保障社会信任存续的资本、环境与要素供给，共同营造一个正式制度保障、非正式资源支持的社会秩序。如何在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环境中建立普遍的社会信任，必须通过社会制度安排的介入来解决，这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14]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团结、和谐的标志，也是民众幸福生活与健康发展的保障。[15]

本研究选取相对较新的CGSS2015数据，在对传统重点因素——人口变量考察的基础上，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考察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国家与社会是分析政治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政治社会学中使用最广泛的分析框架，它古老而又常新。[16]国家维度方面，笔者选择作为政府基本职能的公共服务为考察对象，从现有文献来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角度多元且观点不一，期待通过本研究来探索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影响的一般性观点。社会维度方面，笔者以覆盖个体之间关系、个体对社会认知等维度的概念即社会信任为考察对象，现有研究中对于社会信任因素的关注几乎没有，期待通过对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推进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两个假设：一是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越高；二是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越高。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5年的CGSS结果。此项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旨在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政府决策与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支撑。CGSS数据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进行取样调查，2015年CGSS项目覆盖全国28个省级单位的478个村居，完成有效问卷10 968份，其中本研究所采用的有效问卷计8218份。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本研究设置的因变量为居民幸福感，采用CGSS2015中的单维度指标进行测量，在问卷中问题编码为A36。问题内容表述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问题设计所提供的答案主要包括“非常不幸福”(1分)、“比较不幸福”(2分)、“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分)、“比较幸福”(4分)以及“非常幸福”(5分)五个答案，答题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其进行评分。

2.自变量

(1)人口学变量。本研究中，人口学变量主要选取年均收入与教育程度。由于CGSS2015中的个人年收入存在严重的正偏态，本研究采用中位数将个人年收入分为“低收入”(编码为1)和“高收入”(编码为2)。教育程度方面，变量的测量来自“您最终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这一问题，本研究将答案合并成“小学及以下”(编码为1)、“初中”(编码为2)、“高中”(编码为3)及“高等教育”(编码为4)四个属性。

(2)公共服务满意度。CGSS2015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量分别从“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程度”四个方面着手，1分代表“非常不满意”，5分代表“非常满意”，答题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其进行评分。

(3)社会信任。本研究选取CGSS2015中“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一问题作为社会信任的测量指标，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

上述各变量值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2.0作为数据整理和分析工具，以居民幸福感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变量、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社会信任为自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将上述预测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以了解各阶段的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单一及整体影响。

三、结果分析

(一)模型结果解释

在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本研究先后加入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社会信任两类变量，形成三个模型。表2是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结果，其回归结果揭示了人口学变量、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社会信任等不同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1呈现的是人口学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值为1.9%，F值为40.800，p<0.001，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年收入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2是在模型1 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变量。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值为4.5%，模型的解释力度上升2.6%，F值为78.325，p<0.001，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年收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信任变量。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值为6.9%，模型的解释力度上升2.4%，F值为102.705，p<0.001，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年收入、公共服务满意度及社会信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2 居民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表示p≤0.001，a表示参考类别为女性，b表示参考类别为低收入

(二)变量分析和假设验证

统计分析发现，在增加不同的自变量后，每个模型整体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人口学变量方面，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及年收入均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影响。模型1、模型2与模型3中性别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值分别为-0.061、-0.056和-0.064，说明女性比男性的幸福感水平更高。年龄对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越来越高。受教育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显著性，说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也越来越高。通常，个人的收入会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提高，社会中教育水平与职业的层次总体是较为适应的。年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也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高收入水平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低收入水平的居民。

从研究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公共服务满意度在模型2和模型3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值分别是0.041、0.036，即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也越高。因此，假设一，即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得到验证。从模型3估计的结果来看，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显著性验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值为0.135，即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假设二，即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得到验证。

四、结 论

基于CGSS2015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在人口学变量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总体来说，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水平，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提升趋势。也有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正U型：随着年龄的增加，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所降低；但到一定年龄后，其幸福感又开始上升。[17]另外，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都是居民幸福感的正向作用因素。就本研究的两个假设而言，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信任在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越高；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也就是说，两个自变量与居民幸福感之间都存在一致性关联。一般来说，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需要两个场域的支持：一是个人的主体性，即在资源、条件与禀赋基础上的竞取能力；二是政府的外部性供给，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与其他公共利益实现上。

基于此，政府治理者应针对在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信任环境建构方面有所作为。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发展走向，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是政府基本职责所在，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整合目标的实现，“政治整合可看作国家成长的核心内容之一”[18]。从供给侧改革角度看，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增长需要政府提供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公共服务或产品来支持，在当前供给数量日益增加的趋势下，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词性上从“名词”走向一个“动词”。实际上，基本公共服务在形态、过程、结果与价值层面共同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多重功能，具备基本公共服务多个要素，是以增进居民获得感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复杂系统。系统中任意要素的变动，都能改变其他要素的相对位置与彼此作用，影响基本公共质量的输入—输出，它不仅调整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功能，还从整体上制约着基本公共服务目标。[19]

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做加法”时，应注重吸纳民意，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民意导向。就目前而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采用“大数据+公共服务”的技术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以海量的数据资源为分析基础，通过收集、筛选与整合公共服务中的民众选择数据来为公共治理决策服务，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对接，增强服务的民意基础。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民意整合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一个综合分析系统，兼容电子地图、搜索引擎与社交软件的功能，在空间、信息与流量中进行追踪与整合，按照最大公约数原则，建立高效的公共服务效能机制。同时，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以评估促进服务能力建设，以结果作为绩效评估的导向，在公共服务供给逻辑即“投入—过程—产出—结果—影响”流程中，公共服务的投入、过程与产出具有工具意义，设计系统科学的指标对公共服务的结果及影响进行评估才具有最终意义。

从概念建构角度来看，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信任主要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天然理性或感性关系，并非由外部建构的，而是主体内生的一种对所处环境的心理认知与评价。从概念的属种关系来看，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社会信任支持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成长。在异质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中，血缘、地缘与文化等社会资本要素支撑的关系网络或共同体日渐衰落，个体从共同体以外的社会谋取生存与发展资源成为一个显著表征，结果导致个体之间依靠的关系理性关联逐渐蜕化。作为一种制度信任和个体社会性关联，社会信任建构能够改善个体所处的社会资本环境，即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0]

中国社会中的个体日益从传统的社会范畴中脱离出来，传统的价值、文化与思想对个体的约束日益弱化，个体之间的异质化程度不断加强，个体之间关联的条件、基础与环境相应减少，结果导致个体间的低度信任水平。郑也夫认为，信任显然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 是因为它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21]为破解当下信任水平低以及所谓的“信任困境”，在外部宏观行动方面，政府应在道德、文化与制度上有所突破，以道德高地树立、文化手段引领与刚性制度约束来规范民众的行为与言说表现；在微观行动方面，稳定与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监督的保证以及消费者等中介组织的成长也是必需的。[13]例如在社区建设方面，社区共同体营造与公共性建设是一个可行举措，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把社区组织起来，激发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关联，以此来提升社区的整体公共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