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师懿

摘 要：林罗山的朱子学思想从中国而来，结合日本的情况，有了日本独有的朱子学的特征，体现了“实用性”。他的朱子学思想及教育学上的建树，为德川幕府初期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创造性地运用理学解释日本神道，塑造了日本朱子学的特色，为朱子学确立为德川幕府的官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一位被称为“纯粹的朱子学”的御用学者，委任于幕府政治，其学说的本质是假借朱子学之名，为幕府所用，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多元性和吸收外来文化上的实用主义精神。

关键词：林罗山;朱子学;德川幕府;官学

一、林罗山生平简介

林罗山（1583年8月一1657年3月7日）名忠，又名信胜，字子信，号三郎，剃发后法号为道春。林罗山作为日本江户前期朱子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生父为林信时，其母为田中氏。罗山生后不久便成为了林信时之兄林吉胜号理斋的养子。林氏一族原为乡村地主，之后没落为中流商家。身为米商的理斋将很大的希望寄托于自幼就天资聪颖的林罗山身上，期待他能够通过研习学问获得地位，并重振家族。

林罗山于1595年13岁时进入京都五山之一的建仁寺，师从阐师古涧慈稽开始接触并学习唐宋的诗文等古籍。时至罗山1597年，因拒绝剃发出家的要求而出寺归家。22岁出于政治及学问的双重目的，林罗山经吉田素庵介绍进入日本朱子学的推广及展开者藤原惺窝（1561年-1615年）门下，在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藤原惺窝作为日本朱子学的开山者之一，使儒学从禅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走上了独立之路，并将日本的儒学向伦理之学进行了转化。

林罗山直接师承于“日本近世儒学史上的开山人物”的藤原惺窝（1561年-1615年），继承并发扬了儒学思想的思辨性这一哲学本质，并历仕德川幕府的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为日本朱子学走上官学地位并得以长期占据这一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630年，罗山接受了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义直赏赐的土地及资金，开始筹建学堂，并于1632年在上野忍冈建成了先圣堂，开始在此广泛的讲授和传播朱子学。在江户时代初期的一百三十余年中，朱子学一直保持着其不可撼动的官学地位。这一地位的保持是与日本最著名的朱子学家之一—林罗山的贡献不能分开的。

1657年3月2日江户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明历大火。这场火灾最终将罗山位于神田的家宅铜文库付之一炬。1657年3月7日罗山在他避难的上野别居中病逝，结束了他75岁的生涯。

二、影响了德川幕府的林罗山朱子学思想

（一）林罗山思想的源头“援神排佛论”

林罗山是一名纯粹的朱子学者，除了朱子学之外，他排斥其他所有的一切思想。从奈良时代到德川幕府，佛教是日本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因此，对林罗山来说如何对待佛教非常重要。林罗山首先认为，传播朱子学必须排斥佛教。

“日本自钦明佛法初行，譬如嚼火不消，炽燎原之炎，不可乡迩也。岂可扑灭乎悲夫恶之易也，善之难也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呜呼何恶之易长也先生生于叔世，志儒学，是善之不失者乎。儒之胜佛也，犹水胜火。今之为儒者，犹以一杯之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佛之甚者也。是以至于佛火之燎原，世俗之惑也。不异池中鱼是亦为火灾故也。”罗山在此将佛教谓为“恶”，并将其流行比喻为已成燎原之势、不可近更不可灭的大火，因其传播速度之快而倍感其忧。同时罗山又将儒学比喻为水，以之与佛教之火相抗衡。罗山认为，儒教本可以战胜佛教，就像水本可以克火一样。但是，由于当今之世，儒者太少的缘故，其情势也就无异于杯水车薪了。同时，火未被扑灭这一事实又让更多人错觉为水难胜火，即儒不如佛，以至于助长了佛教的传播和扩散，使佛教形成当时的燎原之势，批佛兴儒之艰辛。同时罗山针对困扰世人己久的儒与佛的虚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答案。罗山首先说“夫儒也实，佛也虚。宴虚实之惑滔滔者天下皆是。今若于虚与实，则谁人取虚而弃实哉然取佛之无实，则非不闻道之过而已，不知虚实之过而己乎。”不但揭示了儒与佛的根本区别在于虚实问题上，而且分析说，人们之所以信奉佛教，是因为没有辨清虚实的缘故。在道明原因后，罗山说“过则无惮改之，善言有之，善哉。”无疑这为人们的改过自新提供了可能。林罗山明确了佛教在其虚空自然和人伦的本质下，“灭绝义理”的非道之举，更道出了释教于人伦纲常之上背弃忠孝而求道的不可取行径，直接指出了儒道与佛道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在丢弃人伦之后，佛教的出家人们自谓出世脱俗。就此一点罗山也表现出了厌恶之情。罗山因其恩师惺窝之语起论，说“先生曰自佛者言之，有真谛，有俗谛有世间，有出世。若以我观之，则人伦皆真也。未闻呼君子为俗也，我恐僧徒乃是俗也，圣人何废人间世哉”罗山认为只有以人伦为真谛的人才是真正超凡脱俗的人，而僧人却都是俗人。另外，罗山还站在宇宙、本体论之根源—“理”的高度，再次指出了佛教思想中摒弃事物、虚空一切的做法的谬误，罗山说“我儒如明镜，物来即应释氏如暗镜，却弃绝物。镜中本来固有之明而欲暗之，是害理也。对于罗山的这一论断，惺窝也给予了肯定，批曰“先儒之成说”。

与此同时，罗山借用日本固有的神道和排佛和援神相结合。日本神无论在哪里都是存在的，所以被称为是神国。神道是日本的文化传统，日本天皇和日本的各个地方都有神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本是神国家。神武帝以来，继续有天皇存在，王道是弘大，神又存在吗？”可以看出，日本在当时是信奉佛教的神道教的确会继续衰败下去。罗山是儒学家，排斥佛教，宗教的独立性体现在神国宗教的独立性。稳定国家的基础，恢复国家的正当性，维护国家传统的神道，是建立在稳定的幕府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罗山援神排佛符合幕府的統治要求。罗山把援神排佛思想主要用在了现实社会和政治上，这一点贯穿了罗山的学问生涯和政治生涯。因此，可以认为出佛援神论是林罗山思想的开始。罗山从援神排佛思想出发，迈出了一条使朱子学官学化的道路。

（二）以幕府统治为理论依据的理气论

“理”论是哲学上的宇宙观。朱子学与佛教不同，它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先进的思想，理是指万物的规律、法则，气是指事物。林罗山的理气论以儒学逻辑思想为中心。罗山说：“太极是道理，阴阳是气，阴阳也是太极，人物出自天地，是同样的道理。”林罗山对待朱子学，并没有完全照搬与继承，而是结合日本本土特点，创造性地发挥朱子学理论。他反对朱熹的理气二元说，提出了理气一元说。罗山说：“理气一而二，二而一，是宋儒之意也。然阳明子曰：‘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由之思焉，则彼有支离之弊。由后学起，则右之二语，不可拾此而取彼也。要之归乎一而已矣，惟心之谓乎。”林罗山的理气论以儒学逻辑思想为中心，论述了太极与理气的关系。罗山又曰：“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变化生，克生万物，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所以阴阳者道也，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人物之出自天地本是理一也。”他认为“太极（宇宙的本体）是理，阴阳是气。太极中原本有阴阳，阴阳中亦包含太极，其理论核心的“理”是天地万物的“制造者”，是万物存在的依据。根据他的想法，太极与阴阳的差别只是能否看得见，两者原本是同一体，这是他的“理本体论”。这些便是他的唯心一元体论。

林罗山指出：在理之上有帝，帝也好，天也好，性也好，心也好，所有的一切都与理统一了。这里的“理”是德川幕府，“帝”就是指天皇，但在幕府之上却是天皇，天皇是最高的统治者。这个理论与希望得到天皇认可的德川幕府权利的愿望一致。而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中，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而天皇只是表面上的装饰，“天”与“性”全在“理”中诞生。也就是说，罗山主张应该遵从“理”的德川幕府。这个理论正好适合成立德川幕府时，结束混乱的局面，管理统一社会秩序的政府。这种理论成为幕府统治的理论依据。林罗山一切都是从理出发，幕府的政治和道德活动，找到了基础。把朱子学应用于现实的政治活动。“理”是上下级差别对待的肯定范围，“气”认同了现实中上下级关系。在這里，统一了理智，把“理”解释成“上下定的理”变是一种等级关系，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于国民的心中。

（三）神道、王道、儒道、人道统一的“理当心地神道”

林罗山认为，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神道应以儒学的”理“为基础，从而建立起以儒学思想为框架的神道理论体系。他把自己的神儒思想体系称为“理当心地神道”。

从圣德太子时代到江户时代，佛教的盛行与广泛地影响社会但是，神道被认为是日本国有化的宗教，在日本人的心中相信神明当时还留有一丝自我安慰的心情。林罗山说到：“神是天地的灵魂，心像神的家。如果你的心是家，那么上帝就是人。就像灵魂一样，神没有形状，没有看不见的地方，也没有天地之间”主张所有日本人应该信仰神道。罗山以神道为理，这是他的神道观的根本思想。神道教是理，即万事有理，理即自然的真实。神是天地之本有，万物之身。罗山还主张日本神道教是王道。“我朝是神国，神道是王道”林罗山借用朱子学的理论，结合日本神道教，把自己的神儒合一于是创造了“理是心地神道”。在《神道教》中写到：“有理的神道是王道。心中没有其他的神也没有其他的道理，心是清明的。史记是神的光芒，行迹是神的姿态，政行是神的国治是神的国力，国治是神的国力。”这是“理是心地神道”的出处。这里的理，是清明之神之光。让言行更为真诚是因为看见了神的姿态。而行政是靠神的德，治国是靠神的力量。罗山借用日本神道之名，赋予日本的神明哲理。并且，罗山思想中神道、王道、儒道、人道的根本是相同的，指的是幕府统治。林罗山是崇尚国民的儒学思想，治理国民是对神的尊敬主张是一样的。所以神道教和人道一样，于是，神道、儒道、人道与幕府统治的王道实现了统一。

以上论述了林罗山的排佛论、理气论和新神道观。林罗山的思想皆有政治倾向，其发展了朱子学，应用于政府统治，这是其重要思想的一部分。罗山还接受了朱子学，与幕府的统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幕府统治的需要，为了封建社会顶点的江户时代的政府统治而被要求理论依据。他站在道德属性的立场，构想了幕藩体制下的身份秩序，在人际关系中，他推行了作为身份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创造了位居幕藩体制基础的身份秩序的绝对性理论。

三、幕府官学化的道路

从时代和思想的背景以及朱子学的实用性两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时代思想的背景是：众所周知，德川政权是通过武士之间的战争而得天下。家康认为得到天下容易，守护天下难。在日本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决定把政治当作教训，从思想上代替武力进行统治。按照后来，幕府从“用武力治理国家”变成了“用仁政治理国家”;其次，从思想背景来说，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信奉佛教。但到了江户时代，佛教逐渐衰败。佛教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佛教讲究来世、儒学讲究世态。乱世幸存下来的武士们不应该再相信来世的佛教思想，武士们更需要改变现状。二、佛教兴建寺院开始大规模土木工程，浪费了他们的财产。寺院与民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了，佛教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统治形态。从朱子学的内容来看，朱子学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已经适应了家康的治国理念，朱子学的“上下关系”“自”守理”等秩序思想正能应对稳定幕府初期的社会要求。把经历了战国时代混乱的民众思想统一起来，提出了”和”。

林罗山出现在相当于时代变更期的江户时代，受到幕府的很大重用，即位、改元、行幸、入朝仪式等，早议制定律令。但当朱子学在超出个别学者接受的层面以后，以德川幕府权力为代表的日本近世社会，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日本朱子学的产生。这就导致林罗山在与德川幕府建立关系时，只能依照日本朱子学产生以前的传统，而不是按照日本朱子学者的面目。而跻身于德川幕僚政治之中，林罗山不得不剃发、拥有道春的法名。剃发后的林罗山并没有被授予官职，其之所以能进入德川幕僚之中是因为其惊人的博学广识才能，而不是因为其信奉的学说，其在德川幕府中的身份，林罗山被认为与藤原惺窝一样都是“御伽众”。“御伽众”是从战国时代以来到江户时代初期夜晚在将军和大名身边帮助打发闲暇时光的人员，广义上包括处世谈、修养谈、世事谈、军物语等传授教养和知识的御咄众、御相伴谈伴。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林罗山进入德川幕僚政治之中，但其作为日本朱子学者特质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在德川家康的视野中并没有朱子学，也没有为日本朱子学者留有空间。

不论是日本朱子学者，还是作为学说的日本朱子学，在江户初期政治权力和政治秩序中的位置都不是先天、自然就有的。最初进入幕府层面的日本朱子学者和日本朱子学说只是基于个体关系而维系，对如德川家康这样的权力者而言，其对林罗山的赏识只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喜好。因此可以说，在江戶初期，不论是从作为朱子学者的林罗山入仕幕府的角度，还是从德川幕府雇佣像林罗山这样的儒学者角度，都不是以朱子学为媒介实现的，因此入仕和雇佣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谈不上是政治制度的行为，也不能说是与权力的结盟关系，更不能由此得出日本朱子学就此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意识形态。林罗山自从庆长7年以来就在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中确立了以朱子学为重心的逻辑。但是林罗山庆长10年会见德川家康入仕德川幕府后，林罗山并没有将自己的信奉的朱子学学说辐射到德川幕府中去，相应地，在以德川家康为代表的德川幕府实权人物那里，林罗山也不被视为朱子学者。

而在德川家光时期的林罗山所受到将军宠幸的程度超过将军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时期，这一方面体现在林罗山这时候已经改变了作为被雇佣状态的“御伽众”，被授予民部卿法印，成功地跻身于德川幕府的等级秩序之中。幕府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幕府充分地重用林罗山以外，还允许林罗山在一定空间内将其朱子学的特质发挥出来，从林罗山的私整学校能够得到幕府的援助来看，林罗山的私整学校要超越一般儒学者在民间开设的私整的水平，但是在幕府视野中的林罗山与林罗山作为日本朱子学者的特质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一方面体现在，尽管在德川家光时期林罗山在幕僚政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执掌文事，并械授予官职，但是林罗山的官职是技照以往投于僧人的传统标准而来的，而德川幕府初期并没有以林罗山为契机拓展出朱子学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体现在，尽管这个学校是幕府帮忙援建，但并不意味着幕府承认其学校的性质。林罗山可以作为政治顾问、执掌外交文书的起草等，但是却不能将林罗山的这些活动视为是以其朱子学思想为工具，来说明德川幕府权力的合法性和维持江户封建秩序的目的。林罗山这时候所从事的文事，首先是因为其才能而不是因为其朱子学者的身份，并且这些活动大多是中性技术性的活动，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构建。

朱子学向官学化转化的过程，对于日本朱子学而言，具有以下两点普遍意义。首先，是在这个过程中，林罗山朱子学者身份得到幕府的承认，从此以后日本的朱子学者的身份渐渐得到认同，日本儒者可以职业人的身份在民间从事教育和写作，或者在政治层面上取代以往佛教僧人作为政治顾问的作用，或者在幕府的藩校以儒官的身份进入等级秩序的行列中。其次，林家朱子学向幕府官学转化的过程中，意味着日本朱子学的存在方式有了很大改变。日本朱子学最初只能说是产生于日本朱子学者的思想和生活当中，在超出少数专门日本朱子学者这个范围以外，最初日本近世社会对于日本朱子学的反应是消极的，但是随着幕府开始着手将林家私塾学校变为幕府的直辖学校，而各个藩在幕府的带动下，也纷纷着手建立藩校之后，日本朱子学的辐射就得以在政治权力的援助下，以组织的和制度的方式存在，并对外进行辐射。

四、结语

江户幕府建立后德川统治者推行推崇儒学的政策使儒学脱离禅宗而迅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很快在日本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同时日本民族根据自身的传统习惯对儒学进行了取舍、选择儒学因此而日本化日本的民族文化由此形成。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自办私整传播儒学得到德川家康的赞同标志着日本儒学教育正式深入到民间与公开化儒学从此在日本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罗山受到幕府的重用之后，将军们开始学习朱子学，由政府主导的对朱子学的思想对政治制度有重大影响。另外，罗山对于建立教育机构有很大的帮助，通过他私塾教育的贡献，官员和武士们可以学习朱子学。林罗山的排佛论，理气论和以神道观为中心的朱子学思想也不断调整以适应幕府政府。虽然林罗山给江户时代的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将朱子学推促为江户官学，但由于他作为一位儒者，他的思想围绕幕府政府服务，缺乏了真正的儒者风格，因此也得到世人对他褒贬不一的态度。但若将其放置在历史时刻轴上来看，他仍是对推动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贡献的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学者。

参考文献：

[1]陈来.林罗山理学思想研究[J].哲学门，2002，（2）.

[2]陈景彦.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态度[J].东北亚论坛，2008，（4）：121.

[3]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朱谦之.日本哲学史[M].三联书店，1964.

[5]韩东育.日本“京学派”神道叙事中的朱子学[J].求是学刊，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