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庆

《写生珍禽图》五代.黄筌 41cm×70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兵戈不止，生灵涂炭。有学者将它与战乱分裂的六朝相提并论，称之“五季”。而就中国花鸟画史而言，五代却是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尤其西蜀、南唐两地，名家辈出，画事繁荣，出现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不同风格，促成了花鸟画的成熟。以富丽工巧为画风特质的“黄筌画派”，由于适应宫廷贵族的审美意趣，在西蜀画院居于主导地位；及至北宋初期，又统治皇家画院近百年，致使当时花鸟画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其对元、明、清时期乃至近现代花鸟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花鸟画的传承和演变。显然，梳理“黄筌画派”形成和传变的历史，是体悟花鸟画发展历史及其文化意蕴的重要一环。

“黄筌画派”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黄筌画派”的形成是花鸟画发展的必然，也是五代时期西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产物。前后蜀的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绘画。他们对画家大力提携并为己所用，所以“蜀虽远僻，而画手独多于四方”。前蜀王建曾封画家贯休为“禅月大师”，其他画家如房从真、宋艺、高道兴等依唐旧例授予翰林待诏之职，并设置内廷图画库，任命专职官员管理。王衍修建秦州行宫，延请大批画家在宫中壁上作画。后蜀孟昶雅好丹青，招徕画家，于明德二年（935年）设翰林图画院，开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宫廷画院。孟昶十分重视画院的建设，西蜀画院人才济济。孟昶喜欢工致富丽的艺术风格，对黄筌“小笔精妙”的作品极为赏识，常常让黄筌绘制花草虫鸟，装饰宫廷或作为外交通好礼物，这对于“黄筌画派”的形成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动荡之中。而西蜀之地由于未受战乱波及，居然能偏安于乱世，故而引得大批北方战乱地区的士人迁居避难。这其中就包括西蜀花鸟画的先驱滕昌祐和刁光胤。滕昌祐随唐僖宗入蜀，终老于此。其作品用色鲜艳，形神俱备。刁光胤于唐昭宗天复年间入蜀，居蜀地30余年，留下了大量画迹。可惜，由于历史的变迁几乎丧失殆尽，只留下一本颇有争议的《写生花卉册》。他悉心培养后学，黄筌即是其入室弟子。滕昌祐和刁光胤在唐至五代花鸟画的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就绘画技法和审美意趣而言，他们直接推动了“黄筌画派”的形成。

“黄筌画派”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黄筌（903-965），字要叔，四川成都人，自幼聪慧好学，颇有绘画天赋，善于师法诸家之长。《宣和画谱》言其“花竹师滕昌祐，鸟雀师刁光胤，山水师李昇，鹤师薛稷，龙师孙遇。然其所学笔意豪赡，脱去格律，过诸公为多”。此外，黄筌还师法自然、重视写生。其所绘无论山水野渡、人物鬼神还是奇花异兽，都十分传神精妙，尤以花鸟画见长。

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决定了一个画家的绘画风格。黄筌年轻时就在皇家画院供职，应诏制作。他见惯了皇家宫苑内的珍禽异兽、名花奇石，这对其富丽工巧画风的形成颇有助益。就笔墨技巧而言，黄筌花鸟画多采用先淡墨细勾、后重彩渲染的双钩填彩法。这种精工逼真、妍丽细腻的艺术效果，在现存的黄筌真迹《写生珍禽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筌以高深的艺术造诣确立了其在画坛的地位，颇得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他17岁入前蜀皇宫，深得王衍赏识，官至翰林待诏；后蜀孟知祥授黄筌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孟昶继位后，对黄筌更是恩宠有加，加授检校少府少监、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等职，受重视的程度几乎和唐代“丹青右相”阎立本相齐。在西蜀，学黄筌者形成了“黄筌画派”，主要有黄惟亮、黄居宝、黄居宷、夏侯延祐等。画派人数虽少，却主导着西蜀的宫廷绘画。

965年，后蜀被北宋所灭，黄筌随蜀主到开封，亦受北宋皇帝重视，然不久后去世。黄筌第三子黄居宷（933-993）成为北宋初年“黄筌画派”主要的衣钵传承人。其善画花竹、翎毛、怪石、山景，风格一如其父，喜欢表现宫苑内的珍禽异花，技法上工致周密、富丽端庄，深得帝王喜爱。入宋后，黄居宷绘画成就得到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推崇并委以重任，曾先后担任翰林待诏、朝请大夫、光禄寺丞、上柱国等职务，赐紫金鱼袋。黄居宷成为北宋初年皇家画院的权威，“黄筌画派”亦成为画院的主宰力量。

黄居宷流传至今最为可靠的真迹是《山鹧棘雀图》。从笔墨技法上看，画家采用了“黄筌画派”的勾勒填彩法，尤其山鹧的红嘴、朱爪用朱砂画成，羽毛用石青罩染，色彩十分富丽，虽然历经千年，但仍然能让观者感受到山鹧的俊美和黄家体制的神韵。此时“黄筌画派”可谓阵容强大，主要有黄惟亮、夏侯延祐、高怀宝、董羽、陶裔、胡九龄、李吉、侯文庆、葛守昌、李符、李怀衮、傅文用、王凝、释惠崇等。

《山鹧棘雀图》北宋 黄.居宷绢本 97cm×53.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