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筠

作为一名女性社会学者，一个与丈夫分享着平等与尊重的中年妻子，一个艰难地养育过女儿的母亲，我时时感觉到自身肩负着一份不能推卸的社会义务：帮助我的同类—女性，从她们的少女时代开始。

记得10年前，那个炎热夏季的清晨，急切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陈老师吗？请告诉我，我怎样死去才没有痛苦啊！”电话里传来一个少女悲痛欲绝的哭泣声。不容我有更多的犹豫，我立刻问道：“你在哪里？等等我，我一定帮助你，一定！”

我见到了她：她清瘦憔悴，是一家个体饭馆的服务员，19岁，刚做完第4次人工流产。第6个男友认为她怀孕的日子有问题，没等到她去打胎就把她踢了个半死。这回继父硬是不让她进家门了。老板也跟她说：“小姐，你既然不能每天站立10个小时，就请到别处找个坐办公室的活儿干吧。”更让她恐慌的是那张诊断书：淋病，肿瘤待查。真是祸不单行！

可是除了安慰之外，我又该怎么帮她呢？我苦口婆心劝了她一番，又想方设法找来她的母亲。母女见面抱头痛哭，但女儿死活不肯回到继父身边，娘儿俩只得在医院附近找了间招待所暂时住下。后来，听说她进了精神病院，一切也就到此结束了。但我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想，如果早些遇到她，会不会让她的命运有所不同？

第二年的夏天，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我家门口：高高盘起的一头红发，重重文过的眼眉，暴露无遗的“性感”，着实让我和家人吃了一惊。但我很快认出了门外的人：“哦，小惠，是你？”我顾不得向丈夫多解释，赶忙把她让进屋。

小惠的到来，使我不由痛心地记起广州沉香岛上收容的那几百名“烟花女郎”。我曾在岛上待过几天，一边搞调查，一边“帮教”。令我灰心的是，到头来，只有小惠和另外7名少女肯定地对我说：出去后再不干那事儿了。

我留给她们一张名片，小惠就是按名片打听到我家的。“陈姨，您的话太让我感动了。我琢磨了很久，下决心不再糟践自己。可是我恨我妈，要不是她伤了我的心，我怎么会离家出走呢？我反正不回辽宁了，您就在北京给我找个工作吧，我会好好干的。”我虽不敢相信自己在沉香岛上那短短几个小时的恳谈，真的会唤醒一个17岁少女的自尊心，但千里迢迢来找我的小惠，的确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再次生出“相见恨晚”的念头，如果我们之间的恳谈是在她离家出走之前呢？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位远房的表妹从南方打来电话，惊慌地告诉我，她15岁的独生女儿与男友“私奔”了;一位在中学教书的邻居说，她班里竟有13岁的女孩堕胎;在单位与同事们聊天时，也常听做母亲的抱怨，上了中学的女儿不听管教开始“早恋”……总之，耳聞目睹的少女问题，既普遍又特殊。

在同几位专家讨论青春期教育问题时，一位专家把她几年前未能实现的“少女课堂”方案重新拿了出来，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那就立即开始吧，700多封写给少女的信很快发出。北京25中学的校长见信后当即拍板，组织初中全体女生听课;陈经纶中学的团委书记打来电话;建设银行希望单独组织本系统职工的女孩受教育;还有外国语学校、北京市妇女保健所、中国青年报的老师、专家和记者们也给予了大力支持。首期“少女课堂”就这样诞生了，我为之振奋。

我想，如果能有更多的女孩从“少女课堂”受益，少女受到伤害的案例也许就会少一些，更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