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清楚：父母不可能永远替孩子做决定，孩子也不会喜欢父母替他决定，所以一定要把某些决定权给孩子。但是，为了让孩子的决定是对他自己有利的、负责任的，就要“增能”。增能，就是增加能力，增加孩子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能力，包括思考的能力、对事物做出分析的能力、准确判断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能力，回避那些对自己有害事物的能力。赋权型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给孩子提供相关的资源，帮助他们获得选择的能力。

父母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体验的机会。有一次，我们带儿子去印度玩儿。同行的人说：“初三还出来玩儿？”我认为该学习就学习;该玩儿还是要玩儿。虽然刚从印度回来后的几天，儿子学习状态确实不如之前了，但我们视为必然的过程。果然，几天后，孩子就恢复了之前的学习状态。在紧张的初三，我希望儿子仍然可以享受“行万里路”的快乐，仍然可以体验和家人出游的幸福。事实上，旅游非但没影响他的学习，反而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好。中考前，儿子从中等生转为优等生并且考入北大附中。

父母可以经常和孩子讨论问题，培养他思考的能力。有一次，我接触到一个案例，两个女孩是大学同学，感情很要好，一个家境平常，另一个是富二代，富二代女孩经常一掷千金，家境平常的女孩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贫富差异，最后精神失常了。我问儿子：“如果你最好的同学是富二代，你会不会感到难受？”儿子说：“我才不会呢！” 我继续和他讨论：“成为‘富二代也是需要代价的，包括健康的代价、家庭生活的代价等。如果你的同学有一个‘富二代，你可以去问问他，他的爸爸一星期陪他游过几次泳？我们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幸福，那就是最快乐的。而如果不能做到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幸福，有再多的钱也不快乐。”我相信，儿子如果遇到这类事情，他会和我们进行交流。

我执教学校的一个大四学生是学霸，但因为拒绝上体育课、拒绝参加军训而没有拿到本科毕业文凭，虽然学生本人说不在意毕业证，但是我一直感到很惋惜。和儿子讨论时，儿子对我说：“你不懂他，其实他不在乎那个毕业证。如果没有那个毕业证他也可以有非常好的生活，毕业证对他就没有意义。比如说，他要去经商或者他爸爸是亿万富豪。他已经评估过了，他自己不在意，你何必在意呢？”儿子给了我另外一个思维视角，重要的是，我还看到儿子认为每个人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都是基于慎重评估，而不是基于冲动和盲目，这让我更放心地给他权利了。

孩子做出决策的过程中，父母可以帮忙预演各种决策的可能结果，分析利弊。儿子原本想去美国留学，高二时却突然和我们商量，想去澳洲留学。我花了很多时间认真地上网查了美国留学与澳洲留学的对比资料，请教了在美国和澳洲留过学的朋友，然后把分析在澳洲和美国留学各自优缺点的资料发给他。我还带着儿子拜访我的导师潘绥铭教授，请他分析去美国和澳洲留学的利弊，并且给儿子留下思考的空间。不久后，儿子对我说：“我想好了，还是去美国。”选择留学目的地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会影响儿子的一生。我希望他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靠父母代为决定或强行命令。

当孩子恋爱时，父母可以用幽默的方式进行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做出有助于他们成长的决定。儿子上高一时，我发现他恋爱了。后来全家外出旅游的时候，我和妻子都会跟儿子开玩笑：“给你女朋友买个礼物。”但这并不等于完全放任，我会利用非常自然的机会给儿子必要的提醒，并和他交流爱情与学习的关系。得知儿子的女朋友成绩不好时，我便说：“你要带着她一起好好学习呀，不然将来没有考上好大学，醒悟过来该责怪你耽误她学习了。”有一天，儿子问妈妈：“这个周末，我女友可以来咱家一起学习吗？”妈妈回答：“可以。”从那之后，儿子的女友便经常在周末来我们家和儿子一起学习。我们对孩子越尊重，孩子便越可能做出负责任的行为。

赋权后，别怕孩子犯错误。高二时，儿子要去香港参加SAT考试。其他同学几乎全是父母负责报名和安排的。因为我们对他放权，从报名考试、订酒店和机票全是他自己办的，他只身前往香港，我们没有过问。考试当天上午，儿子突然打来电话，已是哭腔：“我报名时，写错了名字，应该写中文拼音名的地方，寫了英文名，所以没让我进考场，为考试准备的功夫全白费了……”我们立即安慰他：“生活中总会有各种意外，人生总会有挫折。你几个月后可以再考，现在你去香港迪士尼好好玩儿吧！”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我会把孩子当大人，告知风险，然后放手让他走，不怕他跌倒摔伤，伤痛中他可以成长。受伤了，我会安慰他、呵护他，帮助他站起来更稳健地向前走。

—摘编自《好爸爸养育好孩子》（方刚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