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史记》“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陈述历史、论说文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观察社会现象后的若干判断，其爱憎好恶的情感倾向是鲜明的。司马迁在对他看到的世界进行评议的同时，还发表了许多高明的见解。例如对于“浮说”“浮辞”的批判，至今仍然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太史公笔下对“浮”的贬抑

《史记》中出现“浮”字，有些作为动词使用，如“浮江”“浮海”。但也将“浮”作为形容词使用，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例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见“浮淫之蠹”，《史记·平准书》言“浮食奇民”与“浮淫并兼之徒”等，贬抑的态度都是很明显的。

《老子韩非列传》所谓“浮淫之蠹”，是在介绍韩非论说时使用的言辞。《史记》写道，韩非见韩国削弱，几次上书劝谏韩王，均不被采纳。于是韩非因韩王治国不能“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而“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而深感痛心，他又看到“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于是总结历史教训，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来宣传法家学说。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就是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篇章，心生感念，渴望接近韩非来宣传法家的思想。不过，韩非来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得到任用，后来竟死在狱中。司马迁记述：“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知“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王于是“急攻韩”，迫使韩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得到韩非，“秦王悦之”，然而“未信用”。韩非最终为李斯、姚贾所嫉害，自杀于狱中。所谓“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说明对“浮淫”的批判，所坚持的是“功实”的原则。这正与秦崛起时尚“功用”的倾向相一致，也就是司马贞《索隐》引刘氏云：“韩非之论诋驳浮淫，法制无私，而名实相称。”

《史记》的作者大致是赞同韩非主张的。而《盐铁论·刑德》所见御史大夫语，将相关言语直接归于“韩子”：“御史曰：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故辔衔不饬，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以制敌御难，惑于愚儒之文词，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蠧，加之功实之上，而欲国之治，犹释阶而欲登高，无衔橛而御捍马也。”其中“惑于愚儒之文词，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蠧，加之功实之上”之语，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谓“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的。

其实，今本《韩非子·说疑》出现“浮淫”语，并非指言辞，而只是说享乐生活的淫侈。“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罼弋，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而《韩非子·五蠹》却明确批判了“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的情形。《韩非子·存韩》也说：“（韩）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可见“浮说”是有悖于“事实”的。

二、“浮说”“虚说”，“浮辞诈伪”

在谈及韩非著作有《说难》篇时，《史记》写道：“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史记》注家多以“泛滥”为“浮说”“浮辞”。司马贞《索隐》：“按：谓人主志在简要，而说者务于浮辞泛滥，博涉文华，则君上嫌其多迂诞，文而无当者也。”张守节《正义》：“泛滥，浮辞也。博文，广言句也。言浮说广陈，必多词理，时乃永久，人主疲倦。”《说难》似说政治交流时语言表达的技巧，而司马贞《索隐》则指为“浮辞泛滥”“迂诞”“文而无当”。张守节《正义》则指为“浮辞”“浮说广陈”。不仅说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之失败，可以使“人主疲倦”，也批评这种“浮辞”“浮说”失之于不能“简要”，暴露出思维习惯和逻辑能力方面的缺失。

所謂“多而久之”，《韩非子·说难》作“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录楚王对《墨子》的评价，有“其言多不辩”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多”，就是“泛滥”“广陈”“迂诞”“文而无当”。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伍子胥语，指责越人“浮辞诈伪”。《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曾欲以“帝王术”劝说秦孝公，“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司马贞《索隐》对此有所解释：“浮说即虚说也。谓（商）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将，是其天资自有狙诈，则初为孝公论帝王之术，是浮说耳，非本性也。”所谓“浮辞诈伪”和“浮说非其质”，都指出“浮辞”“浮说”偏离其“本”、违背其“质”的性质。而这种语言表现形式，有时与“其天资自有狙诈”存在关系。对商鞅的相关评价，是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的史学判断，真切体现了《史记》作者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

《史记》中还有几处说到“浮说”“浮辞”。比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史记·韩长孺列传》载韩安国谏梁孝王语：“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写道：“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史记·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也说：“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此外，《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司马贞《索隐》：“谓王之左右素惯习知（苏）秦浮说，多不中当世，而以为苏秦智识浅，故云‘少之。”这里的“秦浮说”是司马贞的话，但与《史记》原本对苏秦的看法是接近的。

裴骃《〈史记〉集解序》对于徐广的汉代文献研究，有“删其游辞，取其要实”的说法。张守节《正义》以为“游辞”即“浮游之辞”：“去经传诸家浮游之辞，取其精要之实。”“诸家浮游之辞”，是说不甚可靠的各种史学、文献信息，当与基于“其天资自有狙诈”的“邪臣浮说”“小人浮说”不同。但是这种“游辞”“浮游之辞”与“要实”（即“精要之实”）存在距离的结论，使我们在对史学进行思考和理解时，必须将二者划清界限。

三、张释之故事：虎圈啬夫“谍谍”“口辩”

汉文帝时名臣张释之的故事，有颇多值得重视的情节。其中之一发生在上林苑虎圈。汉文帝视察时，询问兽圈豢养的禽兽数量，上林尉不能明确答复，而虎圈啬夫的回答令汉文帝满意。然而对于这个官员的任命，君臣出现了不同意见。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述：“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而虎圈啬夫在一旁代上林尉回答，甚为详尽。汉文帝说：“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于是指示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问汉文帝：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文帝说：“长者也。”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文帝依然说：“长者。”张释之说：“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敩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又以秦行政史的教训相警告，指出“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而“无恻隐之实”，于是“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张释之说：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破格提拔，臣担心“天下随风靡靡”，都竞相效法此“口辩”而语言皆不讲求符合实际，认为这种习气会影响世风，并提醒帝王用人务必审慎。文帝说：“善。”于是“乃止不拜啬夫”，放弃了提拔虎圈啬夫的想法。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的话“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张守节《正义》对“畏忌谗说”的解释是“畏恶利口谗说之人”，“言己畏忌有利口谗说之人”。如果张守节理解司马迁的原意不误，则对“利口”与“谗说”的批评是接近的。可以推测，张释之对“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的斥责是非常严厉的。这种态度的表达说服了汉文帝，也得到了太史公的赞许。

四、“闳辩”与“多辩”

太史公对于“利口”的态度，又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宰予“利口辩辞”，问孔子：“三年之丧不已久乎？”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为说，孔子于是有“予之不仁也”的评价。《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

不过，《史记》并不简单生硬、不加区分地鄙薄“辩”这种语言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对“辩”的正面肯定。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所谓“孔、墨之辩”“伊、管之辩”以及“鄂侯争之强，辩之疾”等。特别优异的“辩”，称“闳辩”“弘辩”。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见“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之说。《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又说道：“燕客蔡泽，天下雄俊弘辩智士也。”同篇又两次用“辩智”一语。《史记·龟策列传》中也可以看到“辩智”。《史记·滑稽列传》又有苏秦、张仪“博闻辩智”的说法。

有时候，有关“辩”的文字似乎是中性的记述，不显现价值评判。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所谓“张仪之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坚白同异之辩”。

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言辞，是对“辩”持否定态度的。《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说：“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对于“滑稽”，司马贞《索隐》提出了几种理解，其中一种是说其“辩捷”：“邹诞解云：滑，乱也。稽，同也。谓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谓能乱同异也。”“辨捷”应当就是“辩捷”。宋朱熹《楚辞辩证》卷下《卜居》：“《史记》有《滑稽传》，《索隐》云：‘滑，乱也。稽，同也。谓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乱异同也。”所谓“辩捷”，是说言辞机敏，话语伶俐，能够把“非”说成“是”，把“是”说成“非”，混淆“同异”。关于“滑稽”与“辩”的关系，又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优孟）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表”的设计：“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司马贞《索隐》：“案：并时则年历差殊，亦略言，难以明辩，故作表也。”《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成而聪明”。司马贞《索隐》：“聪明，闻见明辩也。”按照司马贞的理解，“明辩”应当就是“明辨”。然而《五帝本纪》是说到黄帝的语言能力的，即所谓“弱而能言”。司马贞《索隐》：“弱谓幼弱时也。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

五、有口辩·饰辩·诡辩

“辩”的能力可以转化为说服力，以致产生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和文化效应。《史记·张仪列传》说，宣传合纵的游说者骋其口舌，能够实现征服人心的作用：“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豈得无眩哉。”所谓“天下之游谈士”积极地“言从之便”，“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于是被迷惑，进入“眩”的境地。后文解释这种情形：“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然而所谓“饰辩虚辞”，对掌握权力者进行政策说服的时候，往往有选择地只强调片面的、局部的、扭曲的信息，往往“言其利不言其害”。

除了陆贾被称为“有口辩士”外，我们还看到“辩有口”的说法，见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则说“有口辩”。所谓“有口”“有口辩”或“辩有口”，都指语言辩说能力之强。而《史记》中说田蚡“辩有口”，又说“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似乎都暗含贬义。

汲黯指责张汤“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史记·汲郑列传》），被太史公所记录，是对于“巧佞”之“辩”的严正批评。太史公对违背“功实”而追求“辩”的反感，集中体现在对“诡辩”的否定。《史记·五宗世家》可见“持诡辩以中人”的说法，司马贞《索隐》：“谓诡诳之辩，以中伤于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执笔者对“诡辩”的指斥，表现出对正义的追求和坚持。

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述，范睢时号“天下辩士”，自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太史公于是有“辩口”之誉。蔡泽有关于“辩智”的论说，时人言“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可知“辩”的基本条件包括历史知识、文化理解和时政判断。“辩士”曾经是相当宽泛的称谓。《范睢蔡泽列传》中有“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的说法。《史记·吕不韦列传》又写道：“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辩士”长期有活跃的表现。刘邦称侯公为“天下辩士”（《史记·项羽本纪》），广武君建议韩信“遣辩士奉咫尺之书”说燕，为韩信献策的还有“范阳辩士蒯通”，刘邦称其为“齐辩士”（《史记·淮阴侯列传》），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太史公曾感叹：“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又，张良称“固请”四皓的太子代表为“辩士”（《史记·留侯世家》），刘敬建议“使辩士”出使匈奴（《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说“楚人曹丘生，辩士”，《史记·南越列传》说“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这些都反映了“辩士”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史记·日者列传》所谓“谈士辩人”，应当与“辩士”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