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峰　戴光全

[摘 要]新部落理论由Ma伍esoli提出，他认为新部落有共享的审美、价值和生活方式。以往新部落研究缺乏对音乐节事中群体性现象的关注，文章使用新部落为理论框架，以迷笛音乐节中的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和网络民族志，采取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探讨该音乐节中循环新部落在周期性持续互动中呈现的联结和交往特质。研究发现：乐迷以组织和大旗的形式从线上网络到线下音乐节演变中形成了循环新部落。循环过程中该部落在线上网络中呈现出消费与兴趣的结合，审美与情感的需求;自发性和组织性，隐喻的权力;在线下部落中呈现出非匿名性，声誉和归属感，统一的实用性，认同感。同时，线上线下的循环也带来可重复性，持久的联系等特质。新部落理论为认知节事活动中周期性的群聚现象打开了新视角;而音乐节中循环新部落特征的探索，也丰富了新部落在节事研究中的微观案例和理论认知。

[关键词]新部落;音乐节;联结交往特质;线上线下;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9）06-0074-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6.012

引 言

社交是节事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以往节事相关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多关注节事参与者的体验、参与者的动机和满意度等方面，注重个人对节事的感知，关注个体参与者，忽略了对节事群体现象的关注。法国社会学家Maffesoli认为，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机械结构向后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转变，人对个性、审美和情感的关注增加，功能性个体开始转向大众群体中个人角色的追求，从契约式群体转向情感性部落。而全球化及互联网的巨变下，经历着史无前例城市化和工业化运动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也逐渐变化。那么，随着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生活节奏的加快，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小家庭生活环境与方式的改变，曾经的“熟人社会”将走向何方？当社会中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风格都产生了变化，他们的交往以何相聚，又将根系何处，是否会走向Maffesoli所提出的新部落（neo_tribe）？这些就变成值得思考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代节事活动的音乐节，为此提供了可能的理解窗口。目前，音乐节逐渐成为新型休闲生活方式，尤其对年轻人来说，音乐节的消费是一种去远方的旅游。在西方，音乐节吸引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参与，是旅游产业中的重要增长引擎;在美国，与音乐相关的旅游消费占整个旅游产业的17%。在国内，音乐节也已发展近20年，但节事研究对音乐节却关注极少。音乐节不仅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为全国各地享有相似音乐审美和生活方式的消费者提供了相聚、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成为新的社交方式。比如，在国内户外现代音乐节迷笛音乐节（以下简称“迷笛”或“音乐节”）中，很多的消费者因对摇滚乐和户外音乐节的喜爱，以群体方式参与音乐节，在节事的周期性发展中形成从线上网络到线下音乐节的循环互动。Maffesoli的新部落理论正好为我们对该消费群体交往和交流方式的认知提供了新视角。因此，本研究采用新部落为概念框架，以群体为分析单位，采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在周期性的音乐节事活动中形成了怎样的循环新部落，乐迷所组成

的新部落从线上到线下的循环过程中建立了怎样的联结和交往特质。目前，国内外旅游研究中节事学科背景下还鲜有文献就上述问题展开直接深入的探讨。

1 文献回顾

1.1 新部落及其相关研究

新部落由Maffesoli于1996年提出，他从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出发，提炼出此概念来认知大城市中的公众互动方式。在后现代社会的观察中，他对芝加哥学派中社会化衔接的“个体发生”和“种属发生”，以及涂尔干学派所描绘的互动典范提出强烈质疑。“倘若社会化意味着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传递与承袭，那么恐怕很难想象，一个东非的农民与阿拉斯加的渔民，竟然会在许多终极价值观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他指出，社会愈高度分化，人们越渴望寻找同类，转进到以“心灵地图”为界面的新部落时代。

与戈夫曼关注小的、暂时性群体的社会影响不同，Maffesoli关注公众互动，他认为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人们的关系从强调机械、结构和功能的契约团体走向强调大众、角色和多元的情感部落。新部落意味着非正式的网络团体或有关联的组织，它依靠某种特定的氛围或“某一类人”作为纽带，有共享的价值或理念，共同的生活方式，偏好某种形式或着装。较之传统部落，新部落最大的差异首先在于“地域关联”（relations territoriales），传统部落有特定的地理边界，以氏族、宗族等亲属关系聚居而成，而新部落则打破藩篱，不再受地理的约束;其次，新部落成员中的情感关联，并非依靠传统部落的血缘和亲族关系，也不是依赖现代社会中特殊的阶级背景，而是源于相似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品味;此外，传统部落具有传统文化和历史性，新部落则不再依赖历史和传统，而是在消费社会中自发的产生。

区别于地理的“邻近性”（proximity），新部落关键在于人们对品味、审美等情感邻近的感受和需求，是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交的新形式。它的习性由审美、伦理和习俗所组成。审美是情感的分享，伦理作为集体的纽带，而习俗则存在于部落日常生活中，共享的价值观变成为共同体的集体想象和凝聚。新部落并不稳定，其成员因某种吸引力聚集，参与短暂体验，具有自治性和流动性。它是多元、好玩和短时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较少主宰个人生活的特征。从更广义的消费角度看，新部落被认为是易变的，但也可能像企业运营般，内部有明确的参与原则、礼仪和仪式。其成员的身份常和消费实践相联系，由消费实践所创造，并因其中的吸引力而持续存在，尤其当它与音乐、品味和风格联系时，个体常把它想象成代表个人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研究中銳舞音乐和酒吧文化被认为是亚文化，但这种观点近期逐渐被新部落所替代。研究认为青年的碎片化身份在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背景下变得复杂，更具流动性;新部落的概念更能解释不同生活情境中的个体在活动中因审美和情感唤醒所聚集成的群体文化现象，而亚文化却对这种宽泛价值观下的动态变化难以做出合理回应。后现代的消费文化中商品消费即生活方式的选择。新部落被认为是围绕消费行为产生，如因某品牌群聚而形成暂时的身份，独立音乐的乐迷所偏好和消费的音乐即意味着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音乐消费是年轻群体身份构建的关键，也是青年人寻求改变和反抗主流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由于生活方式的认同，部落里的组织成员会因愉悦的群体消费体验而更加肯定该生活方式及因此构建的身份，形成强情感关联的分享，如锐舞音乐和酒吧作为“锚定的场所”，个体身份被超越，成为流动性和暂时性的个人身份。它同时也关联仪式的发生，如酒吧中的新部落可以从神秘的、形式主义、神圣性、共睦态和转变等角度来营造，加强群体的联系促进消费。

此外，音乐节也被认为是青年群体在音乐文化中生活方式选择的聚集地，显然这与本研究案例极其相似，乐迷缘于对音乐节的喜爱群聚于迷笛，是新部落存在的场所。而目前国内城市中小家庭生活环境中经济的提升与闲暇方式的改变，成长环境中人口流动形成的多元意识交错，带来青年群体个性偏好的多样与差异，也塑造了该群体新型的消费意识。单一的主流文化与日益细分的偏好和消费不再平衡，亚文化的都市青年群体愈发渴望寻找同类，新部落也因此在迷笛音乐节的消费中自发产生，为我们提供了本土案例的典型观察视角。

1.2 网络部落及相关群体从线上到线下的联结与转换

网络也被认为是新部落可能存在的场所，研究认为网络部落的构成要素分别为“人，目的，协议和

技术”。也就是说，网络部落取决于群体基于某个共同目的采取一定的技术形成，同时网络组织也会随时间发展出相应角色和规则。网络部落作为流动的、后现代的群体，反映出对社交、群体归属感和信息分享的需求，与社区相比，网络新部落具有更小的规模，空间与社会边界的流动性也更强。

虽说网络部落让传统的地理界限不再明显，但他们仍共享了线上共同的网络空间。对网络部落来说，在线的虚拟空间并非只是虚拟的，而是活生生的、可占用的空间，表达了群体空间的需求。如体育群体网络部落中的空间归属感就在成员对喜爱的俱乐部和赛事的讨论，以及对其他对手俱乐部言论威胁的共同抵制中产生。而网络部落空间的界限也在于用该社区的文化或网络语言与其他社区产生区别。如音乐文化中在线哥特文化的审美往往在主流文化中遭遇抵抗，而网络部落内部哥特音乐、语言和服饰等文化的分享则加强了与其他社区区分的边界。此外，网络也潜在增加了文化的流动性，使后亚文化拥有更多被阅读的可能性。因此，网络作为边界，不仅增强和保持了传统亚文化的流动，也为不同品味、生活方式的群体提供了多元交叉文化实践空间，形成新部落中的归属感。

网络部落中群体线上线下的联结和转换也被研究者所关注，如种族政治在网络部落群体中的讨论，正是基于线下现实中种群身份的经历;个体的在线身份只是线下真实身份的一部分等。线上线下的青年文化相关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但也有部分学者展开了相关讨论。比如个体在网络中可能从属于多个部落，某个部落只是其线下真实身份的部分体现。因此，以个体为中心的在线社会性只是网络联结中的关键节点，而非为了寻找一种共享的风格。然而，这种观点也同样遭到质疑，正如亚文化线下的社会情境，在线的个体同样倾向于亲近和他们享有相似审美感知的同类。社交网站中，后亚文化形式身份认同的实践与相关规约比线下传统亚文化中更紧密，在线的網络部落呈现出易碎、短暂与流动的本质，然而那些结合线下联系的在线部落却表现出更稳定的组织形式。而线上文化生成过程中，虽然青年群体可能会通过网络以文化联想的形式，采取排他式的部落联系引起不确定性的、截然不同的反思性结构特征，但这也只是他们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实践和情感识别来理解自身的交流工具。

综上所述，现有网络部落、线上和线下群体联结与转换文献中探讨了以上诸多方面，却较少关注音乐节中聚集的青年群体.还未出现相关研究从周期性联结模式和交往的角度对该群体进行具体讨论，鲜有研究结合新部落理论对此进行经验性的认知和推进。但节事活动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尤其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末追求内在回报的青年文化逐渐升温，从具有亚文化批判精神的摇滚音乐节来理解转型社会中集聚性青年群体的交往显然值得重视。因此，本文将援引新部落为概念框架，以迷笛音乐节中的现象为例，讨论循环新部落在音乐节中存在的形式，分析该消费群体在音乐节周期性循环过程中的联结和交往特质，期望以此加深对节事活动中周期性群聚现象的理解，拓展新部落在经验层面的理论认知，同时丰富该理论在节事研究中的微观案例。

2 研究方法

由于节事活动的时限性、周期性、参与者的流动性，以及以往相关研究资料少，深入理解难度大，因此本研究资料来自笔者于2014-2016年内连续8届音乐节的现场调研，以及典型组织的网络调查，以实地调查结合网络民族志，在音乐节期间及其前后进行全过程跟踪观察。

本研究前两届的现场跟踪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为后期研究做准备;其他各届的现场及网络跟踪皆为非参与式观察，深入观察提供了认知研究对象真实世界的途径。网络跟踪源于前两届现场调研所获取典型对象的持续跟踪。关于群体行为的观察包括进入群体的过程，音乐节前后的组织过程，群体在音乐节中参与的行动、现场行为和反应，群体的服饰和交往方式等。该过程中形成的资料以田野笔记、照片和视频记录为主。

半结构式访谈也是本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访谈内容主要包括群体招募，组织过程的描述，队服、队旗的设计，组织理念，成员参与活动中的目的和感知及其他细节的溯源。访谈多在现场完成，时间一般是0.5-2小时内。最终，共获得访谈36份，具体情况如表1，其中，男性25份，女性11份，年龄为21-38岁，其中，30岁以上的被访谈者多为组织的群主和资深知情者。访谈对象包括音乐节中典型群体的组织者，组织成员以及了解组织起源知情人。群体的组织者主要来自田野中观察到的典型对象，组织内成员的获取源于典型对象和随机抽样，而早期组织的知情者则来自田野中多方关系网络的追寻。

研究过程中，访谈和现场观察相辅相成，直到相关资料接近饱和停止。

网络群体的民族志，可以帮助研究行动中复杂的文化实践。网络跟踪过程自加入相关网络组织后即开始跟踪，网络组织内文本量一般在音乐节前后一个月最多，也与研究主题最接近。该过程的资料获取以音乐节前后1-1.5个月中保存的内部文本和图像文档，以及反思的田野笔记为主。

所有搜集到的资料包括转录后的访谈资料、照片和视频资料，网络民族志中的文档资料连同田野笔记被存放于备忘录里进行分析。除后期的整体分析，资料的分析与思考也渗透到整个观察过程中，解释作为一种格式塔的变革存在，像在破译一组密码。

3 音乐节循环新部落演变与形成过程中的联结与交往特质

迷笛音乐节是国内大型户外摇滚音乐节的先锋，自2000年始，每届多持续3天，场地内设有大型露营区，音乐风格以摇滚音乐为主，兼有民族音乐、民谣、戏曲、宗教音乐和世界音乐。自举办以来，吸引了无数摇滚乐迷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奔赴，成为乐迷“朝圣”的场所。从2004年起至今，部分迷笛的核心乐迷源于相似的音乐审美和生活方式的热爱，自发性创造了以组织的形式从网络相聚交流，然后跟随大旗到线下音乐节中扎堆形成真实互动，音乐节结束后再回到网络部落持续联系，等待下一次音乐节团聚，形成从线上网络到线下音乐节的循环互动（图1）。

3.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循环中稳定的自组织网络部落

音乐节中组织众多，组织源于迷笛乐迷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称呼，也是新部落在音乐节中的实现形式。组织在音乐节中兴盛于2008年，每个组织都有特定称谓。如早期的“热血北京”“魔都”和“摇滚湘军”等，近几年陆续出现的“扑街小蛮腰”“丧尸集中营”和“有你们的迷笛才是迷笛”等较大型的组织。此外，还有“春来茶馆”和“小鲜肉”等小型组织，迄今为止仍有不少组织兴起。在线的网络组织人数少的有几十个，而大型组织如摇滚湘军则达到五百多人。

3.1.1消费与兴趣的结合，审美和情感的需求

对独立音乐的乐迷来说，音乐往往与生活方式有强关系，而音乐节提供了分享共同生活方式的场所。音乐节中所推崇的摇滚歌词和旋律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为主，有独立的思想，粗粝却极具爆发性，具有浓厚的艺术和实验色彩，希望传达自由的态度。组织内的成员也正是以这种特定的音乐兴趣产生音乐节的消费与相聚。

组织在网络中形成正如新部落强调的好玩和团体，对音乐的共同兴趣和爱好使小部分在音乐节认识的伙伴回到现实中便萌生了创办组织的想法，方便大伙平常联系和音乐节交流，而参与音乐节过程中长时间的交通、露营以及吃住的互相帮衬等消费也促成了组织的形成和新成员的加入。接着为了壮大组织，部分组织成员在音乐节来临前会在相关论坛陆续编写英雄召唤贴，召集感兴趣的新人加入网络群组，形成网络部落。新成员参与的初衷多为“从未去过迷笛，不想落单，大家一起才好玩”或“曾独自参加过，但认为现场中有组织更好玩”。此外，为了组织能从网络到线下音乐节中顺利对接，新部落群体还创造和订制了大旗和部落内服饰的设计及制作等新的消费，方便音乐节中联络。

消费的背后，也隐藏着乐迷对审美和情感的共同需求。日常生活中热衷摇滚乐的青年内心崇尚自由、平等与爱，对不合理的事物多有反抗行为，甚至身体反抗的文化传达，如金属大长发、莫西干头和朋克铁钉等，在日常的繁文缛节中显得离经叛道。摇滚乐在国内至今受众较小，乐迷日常生活中多缺乏喜爱此类音乐的同类，迷笛音乐节刚好给他们提供了分享彼此相似音乐品味和生活方式的空间。同类风格音乐的爱好意味着共同的审美默契，音乐中音符、语言、情绪和节奏也同样传递出他们对世界相似的认知，容易产生共鸣。比如访谈者NH16所说“身边喜欢摇滚乐的少，平常压力也大，其实没什么的机会做自己……比如你在外面花臂啊纹身，都不太露出来，别人可能会觉得不太正常，可在这里就不一样，要是在这里太正常就反而不正常了。”NH28在访谈中提到“摇滚乐里那种叛逆反抗的精神，不像流行乐不温不火的。平常生活里总有些不公正，需要改变却无法改变的事，音乐是个很好的表达途径。特别是现场的时候，节奏感也好，大家都在一起大合唱、Pogo，很受鼓舞。”从情感要素来看，部落作为情感共同体的隐喻，找到感知相似的同类能互相陪伴，降低孤独感。然而情感却并不总是瞬间的、短暂的联系，基于音乐、审美，以及“玩在一起”等互通的理解，所带来的情感作用使个体在新部落自我融人中，容易产生持久的依恋。访谈者NH27也提到群体情感需要的另一种潜在影响，“可能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所以当我们这帮人差不多的年纪，又志趣相投聚在这里，就成了兄弟姐妹，总盼着还能再聚”。可见，乐迷缘于对线下音乐节的兴趣和消费而相聚，而审美和情感的需求使乐迷在音乐节结束后重聚于网络部落，持续的联络与依恋带来音乐节消费的忠诚度，而情感部落也就在这种循环中变得稳定。

3.1.2 自发性和组织性，隐喻的权力

随着在现实中认知加深，从线下到线上的新部落组织在循环中发展到一定规模，虽未曾达到企业经营般运转的能力，但在活动时自发呈现出组织化管理，稳定性增强。如音乐节前一个月，网络各组织内都出现自发预热和号召，管理者会自行公布音乐节举行的相关信息。组织内也会陆续讨论队服的设计、制作、购买和发放;交通费用以及食物购买清单，交易方式和流程;住宿或露营方式等。而这些讨论最终在每个新部落内都会有明晰的管理和组织人员执行，流程和清单费用最后甚至会以不同形式在群内公布，如图2某组织的清单说明。这种自我主导的消费以新部落成员零星的实践方式，让他们在消费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改變了以往消费者被生产者所支配的传统关系。组织内部管理者、设计者各司其职，不收取费用，所有费用均为与于外界购买时产生的支出，且由内部成员平摊。

组织内成员均推崇自由平等的原则，但自发性和组织性的团体活动推进中，有能力的人所进行的义务劳动，在群内建立了不言自明的潜在威信，成为Maffesoli指出的企业家精神，带来一种隐喻的权力。如每个组织都有“群主”，由于多数组织内事物需要管理者及时处理，威信的产生使“群主”处理事物时能够服众。这种隐喻的权力所呈现的人格

魅力，也会使各组织在形成、发展规模和吸引力方面呈现差异。

新部落成员的加入多被认为不需要准人证，对成员也不具有惩罚机制，成员的进入和离开神秘而易变。然而在音乐节网络组织成立初期，个体进入时不需要允许，但随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是否能进人群体内部则需要被选择，新部落中管理者对个体的加入具有否决权。个体在加入时会被考核，即由群内比较权威的人对其做出大致判断，确定是否属于同类，如果不是就很可能遭到拒绝，使得新部落内部成员保持一致性，减少成员间的摩擦，形成比较明确的部落风格，降低易变性。此时，新部落内部这种隐喻的权力也因此加强。

3.2 音乐节中的组织和大旗，循环中欢聚的暂时性线下部落

当到达音乐节现场，实现新部落身体的共同在场（bodily co-presence）'s]，组织才成为现实意义上的新部落。每个到达音乐节的组织都有属于团体的大旗，他们一般在网络上约定时间地点集合，在音乐节开始前到达场地，围绕大旗驻营扎寨，如图3中所示。以2014年长江迷笛为例，当时帐篷营区的大旗和组织已超过30个，露营人数超过6000人。音乐节中，网络中已彼此认识的组织成员通过音乐节现场的合唱、Pogo、Mosh和死强等强烈互动，夜晚营区的彻夜唱弹、把酒言欢等3天彻底的狂欢，实现了新部落从线上到线下的欢聚。

3.2.1意象标识中的统一的实用性与认同感

新部落在循环中从线上走向线下时，属于组织内部的大旗、服饰和徽章等标识或物品便成为巩固和维持部落联盟的重要方式。当新部落的成员需要某产品或服务，除使用价值外，更多的是它的“联想价值”，该联想价值成为成员间相互认同、彼此联系的象征，如组织的大旗、队服（T恤为主）以及部分象征成员身份的小纪念物。对各组织成员来说，早期的大旗更像是口号，一种来自年轻人的声音，比如2004年出现的首面大旗“与一切不平等死磕”。到现在，音乐节中的大旗有时达30多面，但多

数是组织的名称，也有少数仍为口号，比如“爱与自由”，革命时代里用旗帜与口号来凝聚群体精神的中国式特色在此被重新演绎成消费的认同。对多数组织而言，除在舞台前飘扬所带来的热血贲张外，实用性也是大旗的重要价值。访谈中NH8谈到，“有这个大旗最开始主要是想着音乐节上比较好找人，音乐节那么大，人那么多，一起玩的人容易走散。但是有个大旗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到大旗全都过来了，比如Pogo的时候，找大旗就行了，全都会过来，特别好玩。”

旗帜上的图案和组织名称也是组织内部音乐审美偏好和摇滚精神的凝练。如多数组织的大旗上都有“噪”字，象征摇滚乐的音乐风格和年轻人体内噪动的内心与身体的力量，旗帜上的金属手势象征对重金属音乐的支持，特色图案承载组织成员的个性偏好等，皆意味着内部成员对该意象所蕴含的音乐品味、审美偏好以及世界观等看法的认同。比如摇滚湘军的大旗将伟人肖像进行了波普化诠释，传达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摇滚精神;“扑街小蛮腰”上充满活力的动画形象皮卡丘脚踏斜置的小蛮腰，呈现出叛逆、反抗及独立特行的摇滚精神（图4）。组织中统一的队服也源于此，如访谈中NH3谈到，“像我们组织的衣服，五角星外壳代表摇滚的标志;齿轮就偏工业风，硬气，好看，像我们喜欢偏重型的音乐;rocking another world就是摇滚另一个地球，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同时，队服对于组织成员而言，不仅能相互辨认，也能生成部落成员间的情感联系，表达归属感，加强身份的认同，实现组织成员现场的团聚，内部的凝聚力也因此得到巩固和维持。

3.2.2非匿名性，归属感与声誉

当组织成员从线下多次走向线上时，音乐节现实互动中的熟识打破了网络中的匿名性，群体对组织的归属感也因而被培养。对多数组织成员而言，音乐节里存在的“我”更像真“我”，也不会刻意隐瞒生活中“我”的状态。正因为彼此间对音乐节中真我的认可，当重回线上部落时，会对互相认知中的真“我”更惺惺相惜。被接纳的“我”，做“最真实的自己”为组织成员带来强认可度，凝聚成组织内部抵抗外界情感缺失的强情感关联，成为归属感的源泉。比如NH11在访谈提到，“喜欢摇滚乐的人在现实中比较另类，然后在这遇到另外一帮疯子，突然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在音乐节里的正常人反而是疯子的时候，自然就有凝聚力。尤其是早期喜欢摇滚乐的还是少数，聚在一起自然有种归属感，互相帮衬。”多数访谈者更是表示音乐节对他们来说是“像家一样的地方”——心灵的家，而组织内互相认识的人就是“兄弟姐妹般的存在，觉得特别亲近”。如N19在访谈中说到：“就像那种思想比较传统的老一辈，他们觉得回家过春节是很有意义的事，对我来说来迷笛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每年必须来一次迷笛，回家过节。”

归属感带来的强情感关联也使各部落内成员关系变得紧密。由于组织数量有限，所以无论是组织间，还是单个组织内部，成员多因在线上和音乐节现场的接触彼此熟识，共享的规则便随之逐步形成。比如某组织内的个体做出好或不好的行为，都易于被知晓，且迅速在各个不同的组织内传开，引起公开的赞誉或谴责，形成道德制约，从而逐渐达成组织内隐性规则认知的一致性。现实的缺失及归属感使组织内的成员更珍惜组织的存在，道德制约的平衡力也因此变强。当个人或组织声誉不好时，个体有可能退出这个组织，而组织甚至可能遭到其他组织的公开“掐架”;当组织间价值观相似，则可能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声誉有时也与音乐节中各部落对音乐风格的理解，组织的整体理念，处理事务的风格和交往态度等各方面的认可度相关。如某个组织处事的方式被认可时，则可能在各部落内部互相推崇，引起圈内的普遍赞誉。因此，当新部落多次从线下回到线上的循环中，现场真我邻近

的强情感关联形成紧密的组织关系，为新部落带来非匿名性、强归属感以及各组织内的声誉制约。

3.3 线上到线下的循环：可重复性，持久的联系

节事的周期性给音乐节中的新部落带来从线上到线下的循环性，而互动中的循环又给新部落带来历时中的可重复性。因此，音乐节中的新部落并非一次性的，也非现实生活中固定存在，而是随音乐节的周期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循环和可重复的存在于时空中。

新部落常被認为是易变、流动和不可预测的，成员间的关系不一定长久和持续，而音乐节中的周期性使部落成员间的认知从网络中的思想交流，到音乐节中的真实接触，不再是简单的网络聊天，而变成一种真实的关系。当音乐节结束重回在线网络时，组织成员间的亲密度会比音乐节前更甚，感情强度也随音乐节的举办在周期的互动循环中加强。尤其是每次音乐前来临前后几个月，群内成员集体都处于兴奋的状态，网络组织内部的聊天频率和关系的亲密度达到最强，话题主要包括在音乐节中的经历、记忆及情绪等，往往以照片的方式在集体讨论带来种种回想。共同的理念也构建成他们日常生活方式关联的基础。除线上部落中每日更新的实时聊天外，其他时间相约去Livehouse看演出，组织内成员的结婚、旅行等都是成员间建立更多线下联系的方式，甚至很多成员都成为生活中的知己和朋友。比如访谈中NH20说到，“2013年三甲港，沙场秋点兵，尘土飞扬;2014年北京的露营区，我们Pogo，摇着旗子，整个营区一起跑，从滑雪场到平地，很多人玩嗨了。2015年的泥笛，结束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走，不舍……积累了很深的感情。除了迷笛，我们每年都还会专门聚一次……见面就是聊得开心，大家在一起自由自在。”音乐节中分享的共同经历，相似的审美和音乐品味带来成员间的情感牵连，也促使部落随周期性的音乐节加强了线上线下的循环。

同时由于音乐节的主体多为年轻人，多数组织内的年轻人多持续3年巅峰参与期，当组织内的同一批人可能因生活或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则会换到新成长起来的另一拨人或新的组织出现，组织内相互关联的人也会随该周期变化，但组织却仍持续存在。比如早期组织“摇滚湘军”已成立近8年，不仅早期的老成员会时常参与音乐节，每年也会有很多新鲜血液加入，而部分早期的核心成员和新加入的主要成员也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比如NH2访谈中提到，“就算音乐节分开，其实网上还是联系，比如我们当时那拨人很多工作结婚有小孩了不能每次都来，但感情一直都在，来了当然也是和大家一起玩，最开心是音乐节中也能见见以前在迷笛认识的老朋友，平常全国各地的都很忙也很难见上。”因此，在音乐节新部落线下与线上的循环中，乐迷建立了持久的联系。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音乐节中的组织为研究对象，援引新部落为理论框架，对音乐节中部分核心乐迷以组织和大旗的形式从线上到线下周期性演变中创造的循环新部落进行了分析，探讨该群体在循环过程中所呈现的联结和交往特质。研究发现，循环新部落的周期性发展中呈现了一系列联结和交往模式，如图5所示，具体结论与讨论如下。

首先，消费和兴趣的结合引起音乐节中的新部落从线上到线下相聚，审美与情感的需求促进了线下到线上的循环。音乐节中循环新部落的交往不再是根植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而是以消费和兴趣的共享打开了新的交往方式。日常中分享的缺失、共同的审美默契、认知观的相似及线下音乐节中的互动使循环新部落中的情感分享变得稳定。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消费层面来说，也许目前难以从宏观层面知晓新生代城市青年的关系网络在消费社会终将根系何处，但音乐节中以组织形式出现的消费群体却对其走向提供了管中窥豹的可能性。传统文化主导的本土环境下，部

分消费群体与西方摇滚乐所倡导的精神、音乐品味和审美观的相似，也进一步呼应了新部落中提到完全不同地方的人竞在许多终极价值观上呈现高度的一致。而审美和情感抱团在音乐节中的强烈需求，也可能与代际中的生育政策息息相关，比如文中访谈者所提到的“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当遇到年纪相仿认知相似的同类，便觉得特别亲，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就一定程度折射出宏观政策对微观群体的影响。

其次，随着组织在音乐节中认知的加深，当线下到线上的循环中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重复的相聚使新部落稳定性增强，自发呈现出组织化管理，组织管理者也在新部落内发展出潜在的威信。本结论的得出为以往理论探讨中的企业家精神做出了经验性的补充。同时该威信也为他们带来隐喻的权力，如部落管理风格的导向，或新人选加入时的判断等，使得新部落的易变性降低，保持组织风格的一致性。

接着，当组织从线上走向线下时，音乐节新部落内部的大旗、服饰或徽章等都成为巩固和维持部落联盟的方式。本研究赞同音乐节文化中服饰不只是使用价值更多是联想价值，还从消费的角度揭示了本土实例中的大旗和队服不仅是摇滚文化的联想标识，更是组织部落间情感的紧密联系和身份认同，是存在于音乐节空间中寻找彼此的实用性物品。组织和大旗的形式在西方音乐节及其研究中都少见，它们延续了一种奇妙的中国式特色，呈现出国内上个时代革命友谊的另类延续。“有困难，找组织”“大旗飘扬”是革命时期的典型口号和标语，潜移默化影响了新生代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但他们对这种革命化的符号进行了波普化、娱乐化的重新诠释，演化为消费中新的认同时尚。该现象也呈现出30年巨变中被内化于转型社会变迁内部，青年文化与社会的自生性冲突和融合中极其微观的体现。

区别于一般新部落的短暂体验和网络部落的匿名性，音乐节中的新部落从线下到线上的循环中加强了部落成员间的归属感，圈子中的匿名性也在多次的互动中打破。新部落成员在音乐节深度体验中加强了彼此的理解和情感交流，因节事周期形成重复参与的忠诚度，使彼此的联系并非如网络新部落成员般匿名及低责任感，而是因互相的熟知、认同带来强归属感，产生“家的感觉”。强情感关联让循环新部落的圈子变得更紧密，传统“熟人关系”中的道德制约也同样在此建立，群体中的声誉也因此变得重要，否则就有可能被群体所排斥。

最后，节事的周期性为音乐节中新部落群体交往带来更紧密的联系，在循环新部落的互动中形成了可重复性、持久的联系。该结论给新部落带来新的认知，以往研究认为新部落一般并不稳定和长久，如酒吧的新部落环境中，外部世界中固定的身份被暂时的身份所超越，这个被超越的身份却只是暂时存在。从本研究来看，与其说新部落是不稳定的，不如说它是个暂时徘徊的过程，当个体基于共同品味、审美、外形或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经过自我寻找、选择和创造形成特定新部落时，这种情感显然更为持久。比起酒吧中的新部落，音乐节中有的新部落可能存在7-8年甚至更長的时间，无疑是稳定且长久的，且内部成员因循环带来的熟悉和归属感多建立了持久的情感联系。虽然随时间变化新部落中活跃成员可能出现更迭，但其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却持续存在。此外，正如王宁指出，追求内在回报的消费自目的性较少进入消费社会学视野，社区或群体层面的消费现象也多不被重视。音乐节事活动消费的聚众、狂欢现象中产生的循环新部落正是自目的性消费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他们在交往关系中强调好玩和团体，兴趣共享、审美和情感等内在惠益，音乐节中循环新部落中交往中产生的联系模式才变得持久。当然基于理论层面，本研究只是揭开音乐节事活动与新部落研究中的冰山一角，而音乐节事活动中自目的性新部落的消费行为和音乐市场的关系，内部的文化惯习与情感逻辑，以及意向性标识如何进行身份的构建等都值得未来深入探索。

Attributes of Cyclic Bonding and Association Amongst Neo-tribe Members

at the Midi Music Festival

WU Shaofeng， DAI Guangquan

（School of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neo-tribe is a sociological concept proposed by French sociologist Michel Maffesoli， whoargued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have evolved from contractual groups to affectual tribes inpostmodern consumer society. Neo-tribes are bound by the shared tastes， values， and lifestyles of groupmembers. Previous event-based consumer behavior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he experience，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s， and have not explicitly examined group phenomena. Indeed，little information exists about the social groups that form around music festivals and engage in both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tions. These groups can be defrned as neo- trib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examined neo-tribe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the Midi Music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biggest rockmusic festivals in China. Specifically， we sought to understand how neo- tribes are formed andorganized in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and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ibal communication andinter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di Music Festival. We conducted longitudinal fieldwork and net-ethnographic assessments of the social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the festival from 2014-2016， using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s qualitative methods.

Our data indicate that many young people who plan to attend the Midi Music Festival gather indifferent groups online， and then reunite at the music festival using different symbols of groupmembership， such as flags. These groups exhibit neo-trib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y circulate between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with the schedule of the seasonal festival. As neo-tribes， the group membersare attracted to one another because of shared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types of rock music and a desire tospend time together at the music festival. Group members tend to have similar lifestyles and tastes. The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o-tribal groups observed at the music festival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First， members of the neo-tribes that formed online gathered offline at the Midi Music Festival if theyhad a common interest in both rock music and attending the music festival. The shared aestheticpreferences and emotional demand for friendship fostered in the offline groups then encouraged themembers to communicate online again after the festival was over. Second， while previous studies haveshown that such neo-tribes are often transient and anonymous， members of the neo-tribes at the MidiMusic Festival were often non- anonymous having gradually familiarized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both online and offline. Hence， reputation appears to be important in such neo- tribes. A sense ofbelonging among neo- tribe members was also strengthened through circulation. Third， wheninteractions between neo-tribe members transitioned from an online to offline environment when theyarrived at the festival， flags and uniforms were used to assign value and identity to group members. Forgroup members， the use of flags and uniforms was not only related to physical properties， as these toolswere also importan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group members at the music festival. As for linkingimages， the flags and uniforms represented member preferences regarding rock music， and conveyedinformation that enabled individuals to identify others with whom they shared tastes， lifestyles， andaesthetic preferences. As the groups expanded， management behavior gradually and spontaneouslyappeared. New group routines and attendance patterns also gradually formed. Individuals who engagedin management behavior gradually accumulated prestige， which became a metaphoric type of power.Finally， the neo-tribes at the Midi Music Festival exhibited cyclical， sustainable， and enduring bondingamong members.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showing that neo- tribes are generally unstable and short-lived， our data demonstrate that bonding among members of neo-tribes at the Midi Music Festival wassustainable and enduring because of circulation between interactions in online and offline environments.

Keywords： neo- tribalism; music festival; attributes of bonding and association; online to offline;qualitativ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