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4个议案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对人民政协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性质定位、职能作用等作了规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人民政协正式创立。

毛泽东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3月和4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出尔反尔，否定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组建由中共和民盟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的决议，派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解放军被迫进行反击。

1947年下半年，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8年春，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共产党方面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

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4月30日深夜，经毛泽东审改后的“五一口号”，由新华社正式向外发布，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还在1949年元旦献词中，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共产党领导下，期待革命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在出席代表名单中，邀请宋庆龄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1949年6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6个小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在出席代表名单中，邀请宋庆龄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便联名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告知她政治协商会议将于年内在华北召开，邀她参加。当时的宋庆龄因身体不适一直未能动身。

6月中旬，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可以派一位特使专程去上海请宋庆龄北上。在特使人选上，周恩来推荐了自己的妻子邓颖超，理由是她与宋庆龄素有交情，方便说话。毛泽东则推荐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一同去迎请。

廖梦醒先行一步，在上海见到了宋庆龄。但当时的宋庆龄还没下定决心，因为孙中山是在北平病逝的，所以北平对于她“是伤心之地”。

6月28日，邓颖超接到宋庆龄的回信，启程赴上海。29日，邓颖超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向宋庆龄介绍了政协的筹备情况，并拿出毛泽东和周恩來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接过信，仍难作决断，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此后，邓颖超在上海呆了两个月，其间多次看望宋庆龄。最终，宋庆龄同意接受邀请。

不过，按照邓颖超的描述，“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于是，新政协代表中便特设了“特邀代表”一类，其中包含宋庆龄、陶孟和、张难先、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等人。

废寝忘食一周“鏖战”纲领

参会代表确定之后，会议的纲领问题还需进一步打磨。《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

作为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希望暂时放下手头的众多事务，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

1949年6月下旬起，周恩来便把自己“关”在屋里，亲自操刀《共同纲领》的条文细节。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他终于完成了起草工作。紧接着，他又召开会议，征求各方对草案的意见，并进行修改。到8月22日，也就是会议前一个月，《共同纲领》草案已是五易其稿。那天深夜，周恩来才将铅印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共同纲领》也是十分重视，仔细阅读后进行了结构调整，有些内容甚至是反复修改、亲自校对。9月10日晚，周恩来等人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直至次日早晨。《共同纲领》最终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为制定《共同纲领》可谓呕心沥血，仅对第三次起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修改了200多处，周恩来修改了100余处，至少十易其稿。1949年9月21日晚7点，经过为期3个月的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

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日报》2019.2.25 赵连稳/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