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吴志强

1 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理论的介绍

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劳动差别、劳动供求、剩余生计比、城镇化等是影响收入差别的重要因素[1、2]。正是由于这些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居民收入差别呈现“倒U型”变化。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居民收入差别不断上升；在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则出现下降趋势。我国居民收入差别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阶梯型上升趋势[3]，于2008年达到最高点，基尼系数为0.491[4]，近年来收入差别有所回落[5]。

虽然资本积累不会直接影响收入差别，但是会影响剩余生计比，从而间接影响居民收入差别。公有制条件下资本积累与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积累不同。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积累由个人进行，理论上个人资本积累量可以无限多，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差别偏大；但公有制条件下，资本积累由国家进行，国家将剩余收入（扣除生计收入后的收入）的一部分进行积累，可以有效抑制居民由于剩余收入差异而导致的收入差别扩大。同时，由于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量决定，而个人劳动量不可能无限大，从而公有制居民收入差别相比私有制居民收入差别会偏小。

所以，公有制条件下，资本积累的主要作用是适当减少居民剩余收入，使收入分配更加均衡。资本积累率越高，对居民收入差别的缩小作用越大，但也会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居民的“获得感”。因而需要综合考虑资本积累对居民收入差别与收入水平的作用，形成适当的资本积累率。

接下来，本文使用投资法、财政收入法、收入差额法测算资本积累率，并比较三种方法测算出的资本积累率的异同，从而为今后研究中，选取合适的资本积累率测算方法提供参考。另外，通过分析资本积累率水平，提出调整资本积累率，缩小收入差别的建议。

2 资本积累率的测算方法

2.1 投资法

这是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理论中使用到的方法[1]，该方法认为，资本形成总额可以看成是资本积累额，主要用于投资。因此，资本积累率可以用以下方法测算：

其中，k1表示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I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即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即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2.2 财政收入法

本文认为，也可以将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资本积累额。因为只有财政收入才是政府真正可以使用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可以看成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用于社会投资。因此，资本积累率可以用以下方法测算：

其中，k2表示税收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T表示财政收入，即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包括税收及非税收入；其他符号含义与前文相同。

2.3 收入差额法

在现实生活中，居民除了能够支配自己的收入外，无法自由使用自己积累的资本额。因此，除收入以外的生产活动最终成果可以看成是资本积累额，从而资本积累率可以用以下方法测算：

其中，k3表示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Ru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这里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u表示城镇人口；Rr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这里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Pr表示乡村人口；其他符号含义与前方相同。

3 资本积累率测算结果分析

计算资本积累率所用到的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数据时间范围为1978—2017年。从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该调查方法的改变主要影响城乡居民收入调查结果，2013年及以后不再公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公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而本文2013年及以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采用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

图1是用投资法、财政收入法、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用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高于用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而用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又高于财政收入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收入差额法假定GDP中除居民收入以外的部分全部用于资本积累，这种方式计算的资本积累率较高；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假定资本形成总额为资本积累量，资本形成总额一般会小于居民收入占GDP以外的部分，但会大于财政收入，从而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小于用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但大于用财政收入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

从测算出的资本积累率变化趋势来看，因为社会最终成果在扣除居民收入后，剩余部分主要用于资本形成，因而用投资法、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变化趋势类似，近年来虽有小幅下降，但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仍然有所提升。用财政收入法测算的积累率变化趋势与用投资法、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变化趋势略有不同，在1995年以前，财政收入法测算的积累率呈下降趋势，但1995年以后有所提升。截至2017年，财政收入法测算的积累率为0.212，仍然低于1978年的0.312。

从测算结果来看，我国资本积累率偏高。用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高达0.3，近年来超过了0.4；用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长期处于0.5以上，甚至接近于0.6。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容易引发居民对“国进民退”的担忧。

根据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会缩小收入差别，但图1中资本积累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的同时，同时期我国收入差别总体也是上升的[5]。这说明资本积累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别的快速上升，但抑制作用有限。同样也表明，如果不存在资本积累，那么我国居民收入差别将比现在还要高。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制度优势，即从制度上保障了居民收入差别不会过高；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敲了警钟，现在收入差别已经过高，除资本积累外，还应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收入差别。

图1 资本积累率的变化趋势

从投资法、财政收入法、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的变化率来看，三种方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变化率均低于15%，且上升和下降基本趋于同步，变化率均值都接近0，且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如图2所示。这表明我国资本积累率总体上保持平稳，并没有较大幅度变动，这有利于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图2 资本积累率的变化率

4 结语

本文运用投资法、财政收入法、收入差额法测算了我国资本积累率。其中，用收入差额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高于用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而用投资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又高于财政收入法测算的资本积累率。虽然用不同方法测算出的资本积累率有所差异，但总体来看，我国居民创造的劳动成果中，有1/3到1/2被用于资本积累，这表明我国资本积累率偏高。

虽然我国资本积累率较高，但对收入差别的抑制作用有限。为了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可以在尽量不提高当前资本积累率的情况下，采取其他措施缩小收入差别，比如：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劳动者获得更高收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使得更多居民进入到收入更高的城镇地区，并使他们与原城镇居民享受相等的福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