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全球城市发展出现了趋向文化的转向，城市发展呈现了由1.0向3.0的转型升级。而如何计量一座城市的创意水平和创造力，成为创意城市发展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与英国国际创意城市著名专家查尔斯·兰德利对此进行了一场对谈。

范式转换，全球城市发展中的文化的转向

金元浦：新世纪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2 1世纪是城市大竞争的世纪，是国际化大都市特别是世界城市之间大竞争的世纪，是世界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社会中心并日益成为文化中心的大竞争的世纪。那么，在一个城市主导的世纪，您怎么看当代世界城市的变革。

兰德利：我们都知道城市是非常复杂的，毫无疑问，城市的应用基础设施和软性基础设施都非常复杂，城市有着许多宏观的目标，也有许多细微的、阶段性的、区域性的问题，这些都使得城市变得更加复杂。大家都知道，世界经济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再到今天大家都在谈论的创意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城市一直在变动。今天，世界上的每座城市都在問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你最大的优势？你最突出的独特性是什么？

金元浦：对于这个问题我10多年前做过一个研究。我认为，当代世界的城市正在经历一种根本性的文化的转向。长期以来，国内外一直将发展主要看作是经济的发展、GDP的发展、物质力量的发展。而文化则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属物，与发展无关，或与主体经济无关。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各国开始重新思考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认识到文化作为高端产业形态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和趋势。

兰德利：是的，我们知道这样的转型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发达城市都向经济价值链的上游转型。当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很大，但又很小，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联系。这就使得我们有这样一种文化，我们可以叫作“全球文化”，它有着很好的特征，但是有些特征也要慢慢去理解。

金元浦：对，当代世界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已全面地影响到全球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目标、竞争格局、制度形态和未来趋势。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时代面临重新定位，文化的繁荣成为未来发展的最高目标。因此，当代世界各国在制定其新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研究和考察，作为最根本的立国之本来进行部署。

兰德利：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一座城市而言，人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城市将会因为他们而与众不同。现在，全球许多城市的年轻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追求更高的理想，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回来。现在世界上大概有50座核心城市，能够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而使得其他城市相对处在弱势地位。城市今天都在想，我们的城市是不是能够更具有创意，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座吸引优秀人才的城市。这既令一些人兴奋，又让一些人焦虑。对于中心城市来说，的确是让人兴奋的，有大量人才涌入;但是对于那些边缘城市来说，这样的现象让人感到非常焦虑不安，因为自己所在的城市由于人才外流导致了发展停滞等很多社会问题。

金元浦：您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创意人才的培育、使用、集聚和他们发展空间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环境中，创意人才开始在全世界的城市间频繁流动，英语世界的流动更甚。不仅市场在寻求创意人才，创意人才也在寻找和选择最能够实现其价值和抱负的市场和环境，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除了要考虑工作环境，还要考虑创意人才的生活场所。要对创造性阶层的生活进行更全面的观察。创意团队创意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一种适合他成长的语境和氛围，需要一种环境和组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创造性都需要背景，创造、创意和发明总是“不择地而出”的“神来之笔”，但毕竟宽松、惬意、自由、舒展的环境更宜于创新、创意的发生发展。

兰德利：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城市发展范式的转移。在我们思考城市的时候，这种范式的改变，说明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一座城市想去参与竞争的话，它需要有完全不同的设计，它必须要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它必须能够满足人们对创业和发展的要求，它必须要变得更加舒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人们已经开始在认真地思考如何经营城市，如何改变一座城市带给人们的感受，如何改变一座城市的外观，如何改变一座让人觉得有抑郁氛围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加关注城市里的人。 城市的升级，从0.0、1.0、2.0一直3.O版本

金元浦：您来过中国很多次了，每次来中国的感受都不一样吧？

兰德利：我来中国有1 0次了，去过许多城市，中国的确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项目，但问题还是在于创意不足。中国的创意与欧洲、非洲、南美的很不相同，从根本上说，创意是一个内涵驱动的概念。拿开放来说，中国人的开放与欧洲人和中东人的开放性是不一样的。

金元浦：是的，您多次谈及从0 0、1.0-直到3 0，而3 0最主要的标志是由过去1 0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变成现在文化的主导。您关于城市这一分级有什么具体的标准或限定吗？通常，研究者都选择1.0-4.0，而您却从0 0开始。

兰德利：城市1 0、城市2 0和城市3 0的提法，是一个简捷好记的分法，这个提法表达了一个时间的变迁过程。0 0是指过去的城市，即历史城市，像北京的紫禁城就是0 0版本的城市。再如迪拜，很多中国人将迪拜看作是一个样板，但是我不这样看。迪拜就它的物理性来说是非常老旧的一种模式，这里根本没有供行人走的道路，它并不理解城市市民的感官需求。当然，它的城市工程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非常奇妙，但是它却导致城市看起来像一口孤井，与外界没有更多的联系，这就是城市的0 0版本。

金元浦：是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城市的发展、品牌，城市的美誉度和影响力，都与信息是否通畅，与全球各地联系的廣度与密度是否充分密切相关。一座城市融人世界城市网络的程度往往说明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其实说到底，就是哪个城市在财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四大信息方面接受的信息交换越多，这个城市就必然是全球中心城市。那么什么是您的1 0、2 0、3 0版本？

兰德利：我所说的1 0的城市是这样的：人们努力工作劳动，住在现代的大楼里面，人们有艺术活动，政府推动和管理公共艺术，人们的生活紧张而又简朴。但是，这不一定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方式，我们必须要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将它叫作城市2 0，文化2 0，叫它“软城市主义”。它将城市与人的心灵联系在一起，它了解城市中人的感官、感受、情绪和心理生活。当我们在改造城市时，规划变得更像是一种顾问化的过程。经济2 0则倾向于建设很多科学园区，但这些建筑似乎是没有生命的建筑物，当我们在科学园区里面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问能不能带来一些城市化的感觉：例如喝点咖啡。当然还有智慧城市，智慧城市也是城市2 0的一部分，它更多是关于互动式技术，人们需要博物馆，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博物馆来说，我们不仅要有馆长，我们还需要有人类学家，他们必须要能够思考怎么在2 0的模式中创造新的产品。除此之外，商业2 0也开始理解艺术对于商业的重要性，比如说在佛罗伦萨，有一家玛丽莲梦露光顾过的鞋店，但鞋就是鞋，如何将鞋变得更为重要？他们说玛丽莲梦露就穿这个鞋，于是鞋变得重要了，城市也变得更重要了。

金元浦：什么是创意城市的3 0版本？

兰德利：城市3 0版本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即全球化时代处于世界网络中的城市。它不像2 0的城市，而是强调城市要更适宜于人的居住。它企图将村落与大都市的感觉进行综合，这是很有趣的，但是又是很困难的。

金元浦：我明白您的意思。3 0的城市也是生态的城市。在中国，我们开始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子孙万代最大的福祉。今天我们的城市现代化了，但我们还要留得住乡愁，留得住那份人文情感。这就是你讲的那个悖论：如何把发展与传统有机融合起来。

兰德利：3.0的城市拥有创意经济，它的规模巨大。大在这里很重要，但是还不够，现在的3 0城市已经有了新的纬度，有了云，城市今天的一切都在云中。还有移动互联网，云与移动之间的综合，大数据以及社交媒体在应用的世界中相遇，这意味着，目前将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破坏性的创新发展。

很明显，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而且3 0的城市是一个更开放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城市中来。城市和文化的3 0要求物理上有一些转变，城市的整个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和1 0不一样，当然我们不会完全摒弃1 0和2 0。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有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充满神奇景象的世界，有很多奇异的空间，还有一个移动的办公室，这都是基于开放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知道Airbnb（2008年创立，是分享住房的鼻祖）是一个没有酒店的酒店连锁，优步是没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公司，我们处在分享经济中。我们不需要老板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化3 0，当然我们会最大限度利用1 0和2 0，但是在3 0中，的确有一个不同的氛围。

如何计量一座城市的创意水平和创造力

兰德利：首先怎么来计量一座城市的创意水平，或者说怎么去把握城市的脉搏，就像你们中医里面的针灸一样，要找到穴位。如何计量一座城市的创意水平总量，它有文化上的、技术上的、经济上的、物理上的，怎么把这些综合起来进行总体计量，我们就想做一个对标计量。我们过去总是假装能够客观地评估这个事情，但我认为完全客观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去计量一座城市，你问的都是主观的问题，都是问大家你是怎么看的，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它的外部性，其实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们的主观判断。一座城市的成功和失败，不完全由它的GDP增长的数字来计量，不能完全用经济指标来计量。因为一座城市的GDP虽然不高，但也可能在另外的方面很成功。比如，这座城市的生活环境好，大家住在这里很开心，这也是一种成功的表现。

金元浦：一座城市的人文环境怎样，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这些年，关于城市评估的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评价指数的确更多地偏重于经济数据，现在不少国家的评价方式更偏重于社会的人文的指标。比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A.T.Kearney咨询公司和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联合发布的全球城市的排名，是基于对24个度量方法的评估，分为5个领域：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体验以及政治参与。这里特别提到了信息交换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文化体验也再次得到了强调，重新提出了政治参与问题。那么，您认为衡量一座城市的创意水平应该采取什么标准？

兰德利：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个是开放性、无障碍性、参与性。一座城市要想有创意，它必须是无障碍的，是开放的。比如说来自贫穷家庭的人也有机会去发挥他们的才智，这是一种体制上无障碍的表现。另外还要有参与性，我们都知道，通常都是由团体来创造一些有意思的事物。另外就是它的人才发展水平，以及它的学习格局。学习格局，我们这个学习不仅仅是指大学，包括职业的、专业的学习，还有老了之后基于兴趣的学习、非正式的学习、终生的学习以及种类繁多的学习模式，所以我特地没有用“教育”这个词，因为它是一种学习的格局，是一种学习的风景。

关键的问题是我说的这个开放性，开放性是指不要过度的封闭，我们要成为一个对人说“是，可以”的城市，不要成为凡是见到都说“不行，做不了，行不通”的城市。第二个领域，能够真正去支持有利于这样一个有潜力的环境，这其中，公众和政治的框架很重要，这个城市的政府是不是只管不鼓励，它是不是对那些有创意的人有激励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框架很重要，包括城市的、区域的、全国的政府。这个制度是服务于I.O的城市，现在世界已经变成了3.0版本，这个制度在3.0的世界当中就行不通了，有一些挑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为了发挥创意的行业，制度要跟上。

金元浦：要评价创意城市，当然要考察它的创造力或者创新力。您所说的创造力的內涵是什么？

兰德利：在18世纪晚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了创造力这个词，从20世纪开始创造力和创意更多地被人们所提及。但是在提及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它最初原本的意义。在今天，如果人们问我什么是创意城市呢？有时候我可能会这样回答：一座创意城市是这样的一种空间，在这个地方人们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在10年前我可能不会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有些词对我来说其实有着很深厚的含义，但是当它们成为一个口号的时候，当每个人都爱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它就被浅薄化了，我们需要深挖背后的意思，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我们对话的主题去加以讨论。毫无疑问，创造力是一切的血脉，像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大脑系统，所以我很高兴您从这么严谨的学术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金元浦：中国这几年来把创新、创造力和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放在总体战略的首位来推动。中国政府提出了“双创”概念，即所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就是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改变中国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跟随方式，让更多的青年创造者、创新企业家、创意文化人到市场大潮中去创业。这种“中国式创客”是把“创客”的概念进行了更大的转义、扩大与发挥，不是小规模的或者某个个体的方式，而是以全体动员的方式，讲万众创新、创意、创造一一集中于创业。“中国式创客”出现的时间比其他国家要晚，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承担的任务更重大。那么，您认为衡量创意城市的指标还有哪些？兰德利：第二个是战略的领导力。比如说市政府有没有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它有没有灵活性、敏捷度，它能不能够理解新生的事物。首先我们有一些战略上的核心思想、核心的原则，但是这个不能是僵化的，要有灵活性。还有是不是言出必行，是不是具有专业性。我认为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有信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是不是有信任，我认为这个也很重要。第三个领域，你怎么去吸引、积聚和利用企业家精神。要创造一个可以冒风险的环境，容忍大家去尝试、去试错。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从A目标到B目标方便不方便。比如说我在迪拜待了两个半月，在迪拜一天没法开三个会，除非大家都来找你，因为它的交通太麻烦。所以其实小城市很好，小城市一天可以开八个会，大家走到下一个会场就可以进行了。所以网络、沟通很重要，它需要效率。

金元浦：的确，“中国式创客”与发达国家创客的创新创业有所不同，中国式创客是政府推动的，规模巨大，当然失败率也挺高。中国需要进一步营造自由、宽松、开放、共享的创业环境，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业者也需要在实践中认识到创业可能失败的普遍现实，容许试错、容许犯错、容许再创业。所以需要大力保护创业者的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真正实现中国原创力的大爆发。

兰德利：在做这些评估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最重要的问题通常和这种传统的城市规划、评估方面的观点不一样。它的场所建设是不是宜居、是不是有好的公园、是不是有游泳池、是不是有好的医院、是不是有体育设施，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评估中，城市更应关注的是它的信任、它的自信度，自信度本身上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城市的成功是取决于心理的一些要素，而不是靠这个城市的规划局和城市的设计师来实现。

金元浦：是的，社会和城市都在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要重新思考我们的规则体系。需要转变思想，进行制度改革，要更关注城市独特风貌、特色文化资源和一座城市的活力。

兰德利：另外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不要去问艺术设计创意的价值是什么，应该把问题反过来，不去想创意的成本是什么，要去想不做创意的成本是什么。我想了好久才想出来一个结论：软就是硬。做硬太容易了，硬件很容易，做软更难。这个和钱没关系，它和思维最有关系，它关注的是思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