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利,钱祥超

(1.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03；2.江苏科技大学 中船工业现代物流研究中心，江苏 镇江212003)

20世纪90年代，商业生态理论的出现掀起了战略管理领域思想变革的浪潮。商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核心型企业、支配型企业、缝隙型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相互依赖关系共同构建商业生态[1]。企业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且保持竞争优势，必须通过有效的合作提高资源要素的品质，调整系统内部及关联行业之间的营运结构。这就直接导致商业生态网络中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较过去而言变得更为重要。之后，学者们针对商业生态系统内合作构建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而依据相互依赖理论，当合作成员间相互依赖性不对等时，成员间的相互制衡性也将不再对等，网络权力由此产生[2]。这种由相互依赖中的企业地位、能力、话语权和资源的差异而产生的网络权力会对网络中企业的合作行为产生影响[3]。

学者们在研究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机制时认为，网络权力是网络组织中参与合作的企业在特定格局中比较差异的结果，地位、能力、拥有资源的不均衡会导致企业话语权与掌控力的不同，拥有较大权力的一方可以有效协调、支配彼此的合作关系，制约其他成员的行为[4]。Kähkänen(2014)在研究网络组织中买方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力关系与合作关系时，明确了权力位置和角色对系统中建立的合作关系有着深度影响，网络权力会影响合作关系的建立及彼此合作的深度[3]。Li(2010)认为，网络权力的大小决定了组织间结构的松散与耦合、组织间的利益竞争与合作、组织间目标的一致性与差异化、组织间关系层面的战略决策等[5]。吴松强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中国集群情境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与之合作的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并认为核心企业的地位权力、知识权力及感召权力均正向影响其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核心企业网络权力能够积极有效地引导配套企业成员的行为，提高集群企业竞争力[2]。

虽然学者们均提出网络权力对企业合作行为有深远影响，但有关网络权力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机理等关键问题还尚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践认知。例如，网络权力除了直接支配、影响、控制企业的合作行为外，还间接地调节合作关系构建时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网络权力的运用可以影响和规范合作行为，在关系利益、信任、关系承诺、合作意愿等合作因素对合作关系建立的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另外，目前对网络权力与合作行为的研究中只涉及核心型企业这一种角色，其他类型角色的作用关系尚未研究。因此，笔者从网络权力对商业生态系统中企业间合作关系的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出发，通过定量研究探讨商业生态系统构建时不同角色下的网络权力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以及调节效应，以期引导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运用网络权力优化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

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是指商业生态系统中影响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建立、运行、维护和提升的因素。只有透彻了解合作关系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建立和维持合作关系的策略才具有可行性。从学者们的现有研究来看，影响企业合作关系的因素种类繁多，主要有信任、沟通、承诺、联合行动、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声誉、相互依赖性、适应性等。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即在商业生态系统网络中企业双方是如何通过构建合作关系进行交互活动的。因此，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选择合适的影响因素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非常必要的。

笔者认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就是系统内部的企业及其利益相关成员为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获得竞争优势，通过相互依赖而开展的动态竞争和合作。因此，关注相互依赖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角度。企业参与商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其目的是为了在商业生态系统中获得异质性的资源和价值，或为了通过合作提高自身价值创造的潜力、扩大潜在市场的规模。因此，关系利益成为企业合作关系构建首先考虑的因素。企业间的关系利益是指由合作双方建立、在维系彼此关系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利益。这些利益并不一定是指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指双方共同的关系价值下的利益，也包括一些隐性的优惠政策等[6]。追求自身利益是企业的天性。企业在选择战略合作伙伴时，考虑的往往是这一合作关系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高价值的产品或实质性利益的能力。有学者指出，企业间的关系利益能够影响合作的意愿和维持彼此间关系的倾向。Morgan等认为企业获得关系利益是彼此建立承诺的前提，并指出“从合作中获得更多收益(如价格、边际利润、较优惠的服务和成本削减等)的一方在合作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关系承诺”[7]。

共同价值观是企业合作双方对彼此的观念、文化、目标、战略、行为、规范等是否合适、重要、正确等方面的共同认知和信任程度[6]。企业共同价值观对企业的发展有着约束和引导作用，对于企业适应和了解企业文化、观念、战略思想非常重要，是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内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石。在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初期，企业面临着跨界、高风险、残酷竞争的环境，合作的意愿和企业间的相互信任也尤为重要。Das从组织联盟的角度认为，策略联盟之间的合作必须基于企业的控制机制或者企业之间的信任并以此保证联盟的合作行为[8]。另外，有研究表明，相互信任可以降低合作双方的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提升组织的柔韧性和适应性，增加合作的灵活性和效率，进而提升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9]。

合作意愿是指企业主体在参与合作时，在感知承担成本、风险获取收益、情感之后，对参与合作以及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的心愿和愿望，是企业合作主体的主观意愿，也是合作双方产生合作行为的前提，同时也决定合作的走向及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合作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参与合作的一种心理倾向，合作意愿越强烈，合作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越强。较强的合作意愿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技术转移和信息交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合作关系的达成。

关系承诺是在双边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在特定时期构建并维持长久的、稳定关系的态度，或者是强化双方对未来关系有效性的信心以及给出的委婉的或者明确的保证[10]。Cathal认为，关系承诺是合作关系的核心和关系建立的基础，高水平的关系承诺带来合作机会的增加和机会主义的减少[11]。关系承诺作为维持彼此关系的强烈意愿，会提高企业特别是跨行业企业间关系的持续性和密切程度，可以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同时，一些影响因素如关系利益、关系特性和相互信任等也会通过关系承诺影响合作行为[12]。

基于上述因素在企业合作关系构建中的影响作用，笔者将相关企业人士和专家的访谈进行分析汇总，再将关系利益、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相互信任、关系承诺五个因素作为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行为的研究对象，以此分析在商业生态系统形成阶段企业间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以下假设：

H1：关系利益与企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H2：共同价值观与企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H3：合作意愿与企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H4：相互信任与企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H5：关系承诺与企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二)网络权力在企业合作行为影响机制中的作用

商业生态系统是各成员在相互依赖关系下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在相互依赖合作中的企业地位、能力和资源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在网络合作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商业生态系统内的合作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作行为深受网络权力的影响。孙永磊(2014 )认为，网络权力会影响组织间的合作行为，拥有网络权力的企业在网络关系治理中占据主动地位，会对网络成员间的合作活动与合作行为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13]。网络组织中的强权力企业能够支配、影响和控制弱权力企业的行为，对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有着直接支配作用；而弱权力一方只能被动地屈服于强权力企业制定的网络规范，为了继续维持合作关系而主动或被动地与对方合作[14]。

在经济实践中，网络结点拥有的网络权力直接决定其在合作关系中的地位和支配力，直接参与调控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关于网络权力对企业合作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现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强制性角度将网络权力划分为强制权力与非强制权力，并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强制性权力(包括地位权力、异质性资源、强制权、惩罚权等)是一种威慑性权力，在企业合作过程中强权力结点总是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总是倾向于站在治理主体的立场对其他结点的行为进行强行干预，迫使弱权力企业屈服于强权力结点制定的网络规范，以此制约合作企业的合作行为。而非强制权力(包括奖赏、激励、引导、支持等)的作用与此刚好相反，它是一种感召性权力。拥有非强制性权力的企业通过对自身的激励、引导而使成员之间更为信任，以此减少竞争行为，增加合作，促进共赢[15]。

同时，网络权力还间接地调节合作关系的形成，影响合作的深度。网络权力能够影响和规范合作行为，在关系利益、信任、关系承诺、合作意愿等合作因素对合作关系建立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企业的权力能够有效支配网络中的利益分配[16]，促使合作成员之间的行为保持高度同步，提升企业之间的可信任程度，维持网络成员的长远发展。强制性权力的使用会增加算计性承诺而降低情感承诺；而非强制性权力能提高感情性承诺，从而促进合作意愿的达成。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6：网络权力直接影响企业间的合作行为，网络权力与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H7：网络权力正向调节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效果，强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关系表现为明显正向调节效应。

综上，笔者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调查问卷的发放范围主要集中在江苏、上海及周边地区，笔者选取符合本次调研要求的集群企业、正在参与商业生态构建的集团企业或者曾经是商业生态网络中的企业个体作为本次问卷的发放对象。上述区域处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行业种类齐全，拥有多种跨界商业生态的集群企业，众多大型企业已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因此适合作为本次调研的样本。本次调查问卷发放历时6个月，始于2017年11月，于2018年5月中旬结束。本次调查通过三种方式向可接受问卷的102家企业共发放了560份问卷(一个企业多份)，收回问卷326份，有效问卷246份，回收率约为58%。

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主要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发放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通过课题组成员以及中青班的人际关系网发放，获得有效问卷37份；第二，借助网络平台如问卷星网站和腾讯问卷平台等发放，其中,借助问卷星网站获得有效问卷124份，借助腾讯问卷平台获得有效问卷51份；第三，借助网上收集到的企业名单资料，通过E-mail和纸质邮寄发放，获得有效问卷34份。另外，考虑到调查人员素质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此次调查问卷填写的对象均要求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企业中与合作构建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部门人员，例如人力资源、技术开发、运营营销、项目部等部门相关人员。他们比较了解企业的战略情况和集群网络中企业间的合作现状，能够确保所填写调查问卷的有效性。

从本次问卷发放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布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问卷数为89份，占比最多，为36.2%；其次为私营或民营企业，问卷数76份，占比30.9%；中外合资企业问卷数48份，占比19.5%；外资企业33份，占比13.4%。其中，隶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占比32.9%，隶属于服务业的企业占比23.6%，隶属于交通运输业的企业占比7.7%，隶属于金融业的企业占比16.1%，隶属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占比19.1%。样本分布总体在3年以上的企业占比累积达到72%。在角色分布中，网络核心型企业问卷数60份，占比24.4%；支配主宰型企业问卷数67份，占比27.2%；坐收其利型企业问卷数46份；占比18.7%；缝隙型企业问卷数73份，占比29.7%。本次调查的样本覆盖范围较广，基本覆盖了四种角色各个企业类型，总体来看较符合本次调查的要求。

(二)变量设计

问卷的设计是调研的首要环节与关键部分，问卷设计质量的好坏与严谨程度直接关系到所收集数据的准确性，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会产生巨大影响。本次调研的对象是商业生态网络环境中的企业，以商业生态合作为背景，立足对企业合作构建的影响因素、网络权力、合作行为等问题进行问卷的设计。为了更可靠地检验模型，问卷中变量题项的答案均采用较成熟的Likert5级量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所谓、同意、非常同意)度量。调查问卷涉及的主要内容有：问卷的说明，包括问卷涉及的基本概念解释和填写说明;企业的基本信息采集,包括被调研者的职务及所在企业的行业性质、成立年限、规模等内容;企业所扮演角色的确定;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测量，包括关系利益、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相互信任、关系承诺、合作行为六个部分18个题项;网络权力在合作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测量,包括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两方面。

1.商业生态视角下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

笔者针对本文选取的影响合作关系的五个因素分别设计了题项。其中,根据Gwinner等的研究把关系利益细分为信心利益、社会利益和特殊待遇利益三类来进行量表设计[17]；共同价值观参照Brown的研究，从企业合作双方的文化趋同、共同愿景、目标三个方面进行量表设计[18]；合作意愿的测量题项参照闫莹(2010)的研究，从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方面选取测量指标进行设计；相互信任参照罗力(2010)的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进行设计；关系承诺依据王泽华(2002)划分的收益承诺、情感承诺和转移成本承诺三个维度进行量表设计。

2.企业合作行为

参照蒋晓荣(2012)、马蓝(2016)的研究，从企业间沟通、协作、联系的紧密性、合作带来的利益以及合作过程中的沟通交流进行测量。笔者确定合作行为的三个题项为：与合作企业保持一致行动，且平等的协商和交流；与合作伙伴保持密切的交易或互动行为；在合作中合理分配由合作带来的利益，以保持共赢。

3.网络权力

笔者将网络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两类并据此进行量表设计。强制性权力是企业的一种威慑性权力，包括强制权、法定权、惩罚权等；而非强制权力为强权力企业对其他成员的感召性权力，包括对成员的支持、指导、参照权等[17]。笔者针对强制性权力设计了强制性权力企业能够为难合作企业、强制要求合作单位履行义务、有能力要求对方与本企业保持一致的战略目标、对其采取惩罚措施以规范合作行为四个题项测量。笔者针对非强制性权力设计了用奖励一起实现合作愿望的企业、企业受到合作企业的尊重、提出鼓舞人心的战略与企业目标以吸引合作企业、激励引导与之合作的企业以保持良好合作行为四个题项测量。

4.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笔者选取企业角色、企业规模这两个变量作为本次研究的控制变量。商业网络中不同企业的角色因在网络中的特点、地位、作用、战略区域的不同，被赋予的网络权力也不同；企业规模大小不同，占有的资源、地位、话语权也各不相同，企业规模越大，整体实力越强，在网络中的话语权也就越大，企业赋予的网络权力也就越大，对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影响越明显。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效度及相关性分析

笔者借助spss19.0软件对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预整理、处理后的信度、效度检验以及相关性分析。对于信度分析，笔者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法对问卷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均在0.8以上，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均在0.7以上。这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量表的可信度良好。对于效度检验，笔者采用变量模型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整理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量表中所有变量的AVE值均在0.5以上(除了支配主宰型共同价值观的值0.456、缝隙型网络权力在0.481，接近于0.5)，且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它们相关系数的平方值，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另外，为判定各角色的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影响作用的测量质量，笔者对相关模型的拟合性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各分量表的拟合度较好，可以作进一步的相关分析。

表1 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值和AVE值结果

表2 模型拟合性检验结果

最后，在进行多级回归之前，笔者对各变量的数据进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通过对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大小的判断，以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除了网络权力)均不相关；影响因素均与合作行为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均小于0.7；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可以作进一步的相关性回归检验。

(二)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

通过建立层级回归分析模型，笔者对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与网络权力影响企业合作行为机理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为验证本文概念模型中自变量(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影响因素：关系利益、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相互信任、关系承诺)、因变量(合作行为)、调节变量(网络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权力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需要经过三个过程：一是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二是验证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三是验证调节变量对主效应(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的调节效应(当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同时被带入回归方程解释因变量时，通过模型的解释力变化情况来反映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笔者引入企业角色、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按照上述三个步骤构建层级回归分析过程，通过参考模型的建立和调节变量的交互来验证不同企业角色下所提的7个理论假设。

第一步，验证控制变量的影响。即考察控制变量(企业角色、企业规模)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作用，构建回归模型为Model 1作为参考模型。

第二步，验证自变量、调节变量的影响。即考察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和网络权力对因变量合作行为的影响作用。首先在Model 1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关系利益、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相互信任、关系承诺)，构建回归模型为Model 2，验证自变量商业生态视角下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作用；然后在Model 1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网络权力，构建回归模型Model 3，验证调节变量网络权力对企业合作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从Model 1到Model 2和Model 3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作用程度。

第三步，验证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对自变量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的影响因素分别增加交互项，构建Model 4(关系利益*网络权力)、Model 5(共同价值观*网络权力)、Model 6(合作意愿*网络权力)、Model 7(相互信任*网络权力)、Model 8(关系承诺*网络权力)。通过观察增加交互项后回归模型解释力情况验证调节变量网络权力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按照企业角色的不同——网络核心型、支配主宰型、缝隙型三种企业角色(由于坐收其利型企业往往过多地榨取系统内价值，致使其自身面临发展的不持续情况而被系统淘汰，因此暂不探讨这一类型企业的合作行为)，分别验证自变量、调节变量、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以网络核心型角色回归结果为例进行展示)。

表3 网络核心型企业初始回归模型和调节变量回归结果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

根据表3中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模型Model 1中，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回归系数为β=0.087，p>0.05(支配主宰型角色中β=0.017，缝隙型角色中β=0.060)，且F不显著，即企业规模对企业的合作行为无明显影响，企业合作行为与企业的规模无明显关系。

从模型Model 2中可知，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影响因素即关系利益、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相互信任、关系承诺均对合作行为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p<0.01)，且F值显著；从Model 1到Model 2中R2的变化(增大)可知，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影响因素对合作行为有正向影响；在模型Model 3中，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有显著影响(β=0.253，显著性水平p<0.01)，且F值显著，从Model 1到Model 3中R2的变化(增大)，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有正向影响。另外两种角色回归结果趋势均表现如此，故假设H1、H2、H3、H4、H5、H6得到验证。

在模型Model 4、模型Model 5、模型Model 6、模型Model 7、模型Model 8中分别增加网络权力交互项后，各变量对合作行为的回归系数和R2值均发生了变化，且F值显著，即调节变量网络权力对主效应存在调节效应。在模型Model 4中加入网络权力的调节变量后，R2值由0.687增加到0.713，p<0.01，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提高，网络权力正向调节关系利益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模型Model 5中加入网络权力的调节变量作用后，R2值由0.627增加到0.651，p<0.01，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提高，网络权力正向调节共同价值观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模型Model 6中加入网络权力的调节变量作用后，R2值由0.578增加到0.582，p<0.01，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提高，网络权力正向调节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模型Model 7中加入网络权力的调节变量作用后，R2值由0.654增加到0.667，p<0.01，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提高，网络权力正向调节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模型Model 8中加入网络权力的调节变量作用后，R2值由0.658增加到0.671，p<0.01，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提高，网络权力正向调节关系承诺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支配主宰型角色验证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故假设H7在核心型角色和支配主宰型角色下得到了验证。

但在缝隙型角色回归验证中，各模型在分别增加网络权力交互项后各变量对合作行为的回归系数和R2值虽然发生了变化，但R2值的增加程度不明显(相对于网络核心型角色和支配主宰型而言较小)，模型的解释力未能显著提高，即调节变量网络权力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假设H7未得到验证。

笔者选取关系利益、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相互信任、关系承诺、网络权力六个影响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初期企业合作行为的因素，研究了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重点探究了网络权力对企业合作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调节效应，最终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商业生态系统内的合作中，关系利益、共同价值观、合作意愿、相互信任、关系承诺对企业合作行为具有显著正影响。网络权力直接影响企业间合作行为的关系，与企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网络权力正向调节了企业合作关系影响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效果。

第二，从缝隙型角色下的数据回归分析来看，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有显著正影响，但调节变量网络权力对商业生态视角下企业合作关系影响因素主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假设H7中的“网络权力调节了企业间合作行为的关系”未得到验证。主要原因是缝隙型角色企业在商业生态网络中资源、地位、作用、影响力低下，处于弱网络权力方，网络权力对企业间合作行为的支配、影响能力不足，调节作用不明显。

第三，由于核心型角色和支配型角色在商业生态网络中往往是拥有较大网络权力的企业，而分析结果显示只有核心型和支配型这两种角色下的调节变量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印证了假设H7中的“强网络权力对合作行为关系表现为明显正向调节效应”。所以，只有拥有网络权力才能显示对合作行为影响机制的调节效应。

在商业生态网络合作中，网络权力的运用能够积极、有效地引导合作成员双方的行为。企业通过合理地运用网络权力与合作企业进行相互交流，引导合作成员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促使双方保持高度同步行为，以维持网络成员的长远发展，达到共建商业生态系统的目的。同时，拥有网络权力的企业在运用网络权力时，也要注意避免因网络权力使用不当而引发企业间不必要的冲突和负面效应。这些在本文中并没有进行讨论，有待未来进一步细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