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1231)

当下，汉字存在过度符号化倾向：一方面，汉字被过度凸显为记录汉语的符号，而作为文化符号的属性被严重忽视；另一方面，汉字正字法意识不足，使用者对汉字字义了解肤浅。比如，当前成为社会热点的汉字类电视节目，制作方和观众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繁难字体、偏僻字音、特殊字义等知识点上，很少关注汉字文化的知识普及。再如姓名用字，许多人更习惯从汉字所处的积极义语境入手挑选汉字，而放弃了对汉字本身意蕴的深究，如把“鸿”字单纯理解为“大”，把“德”字理解为“道德”等。另外，对汉字附会解释、以讹传讹所造成的汉字理据链歪曲和湮没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汉字文化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值得充分认识、理解和传承，但从现实看，过度符号化导致汉字的结构坍塌——徒具符号躯壳而缺乏意义深度。对汉字文化的漠视反过来造成了民众语文知识的肤浅化、建立在历史习俗之上的民族认同淡漠化以及更严重的汉字文化流失问题。笔者拟从汉字文化的基因论角度分析汉字的文化进化现象，以期重新发掘汉字文化的应有价值。

一、概念和定义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田野调查及对世界范围内民族志材料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通过对不同族群文化同质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提出了人类文化的进化论思想，并据此提出文化的定义，即“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1]。文化的进化往往是以遗存的形式进行的——文化的物质内容消逝了，但作为文化形式的古代思想和行为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吴秋林受到泰勒、摩尔干(Nicole Morgan)思想的启发，提出了文化基因论的概念[2]。所谓文化基因，是指存在于民族或族群集体记忆之中的普遍性的文化内涵元素，是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

王宁首先破除了汉字仅作为汉语记录工具的偏狭观念，认为汉字核心项与其他文化项组成了巨系统，应从汉字在该系统中的生存关系角度审视汉字与文化命题[3]。何九盈提出了“汉字文化学”的学科交叉概念[4]。表意汉字以形象作为结构规律形式化的特征，通过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谓“地理、气象、技术、经济、社会等不同平面上建立同态等价法则”[5]实现表意功能。所谓同态等价法则，即是通过实践行为在主体认知思维与客体形象之间建立映射关系，这一映射操作可按照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对符号的指称功能系统分为三类：像似性(icon)、指索性(index)、象征性(symbol)。首先，汉字是像似的，通过具象或抽象图画比拟原物；其次，诸如“逐”“受”“祭”“寇”等动作义文字通过身体部件代指全身行为，动作意味强的文字画则与谓词关联的句子语境密切相关；再次，文字含义与文化背景之间有象征关系，如“盐”“卤”等字象征制盐文化。汉字文化是汉字以其形义关系映射社会文化的一种符号功能。魏小巍将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从符号学、信息学角度分析认为汉字是一种具有负荷深度的信息载体，对一个汉字的考察可能穿梭越过整个文明史[6]。黄德宽认为应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通过对先秦古文字的形义分析揭示历史文化信息，传承汉字文化[7]。既有研究从汉字文化功能外延、汉字文化依托材料、汉字基因与中国文明关系等角度为汉字文化基因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对于汉字文化基因的具体属性，以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承传机制缺乏细致讨论。因此，笔者将从汉字文化在国语、国学、国性三个层面共九个角度分别予以论述。

二、汉字文化的国语基因

汉字文化的国语基因表现在建构词义、关联语符、凝练书面语三大主干上，具体包括汉字对国语意义的直接建构、隐喻建构、凝聚词义、衍生字族、承载人文性和传承文献六个分支。

(一)汉字文化建构词义

词义随语境、年代、语言使用者等因素而变动不居，而字义则具有稳定建构词义的扎根力量。东汉以降，汉语的双音造词现象并未泯灭汉字在汉语中的意义供给作用。一方面，不仅实词义与字义密切相关，虚词义也与字义存在转喻、隐喻等间接关联。对词汇化、语法化的研究唯有追溯到汉字源头才能建立清晰的演化脉络;另一方面，词汇存在构词单位之间的意义区隔，对类似“教学”“课本”“熊猫”“国家”“世界”等复合词汇的解释必须以字义解析为基础。词汇的泛化使用使得词义被过度抽象化，最终失去了指称活力，而汉字考察则可将词汇回溯至本初隐喻义，词义的结构性质和文化功能自然浮现出来。

字义是汉语和汉文表义精确性的基石。在汉字文化圈内的相关国家中，废除汉字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语义模糊和语用障碍，不仅大量的同音现象需要借助汉字分化予以确定，许多普通词汇也常需借助汉字的追索解释才能得到透彻理解。类似现象在中国也广泛存在。汉语沟通往往单纯建立在语感和词典提供的粗线条解释上，只有借助汉字追索才能完整、准确、牢靠地获得理解。由此可见，汉字保存了汉文化在意义发源和意义脉络上的参照证据。

(二)汉字文化关联语符

汉字文化具有对语言符号的集群关联作用。

首先，汉字文化在潜层次上凝聚词语的多元化符号形式。自然语言不同于数理逻辑等人工语言符号，后者指向纯粹单一，如“∀”表示全称量词，“├”表示推论；而前者在形式和内容上带有多元性，如“中国”一词，在能指层面上，自然语言还包括“华夏”“中华”“中夏”“神州”“九州”等词;在所指层面上,除指现代中国以外，还包括“中原”“中央之城”“存在军事卫戍的国土范围”等义。符号属性的复杂性使得词汇脉络分散化，而对参与构成语素的汉字进行意义解析则能重新凝聚分支义项。在“中国”一词中，“中”显示了古代华夏民族与夷戎的对立，“国(國)”字则显示“中”字所蕴含的民族对立在军事层面上的意象，“中国”的字义成为其词义延伸的共有基础。

其次，汉字具有字义衍生性特征。汉字文化能够在潜层次上关联近义词群，使得汉语词汇脉络相通，关联度增强。如“形、彩、影、须、修、彫、彭、鬱、彰、彦、彣、穆、彧、彬、彪”一组字在语源上均与“彡”部件相关，表“文彩”义。日常通用语言以形音义互训为纽带，勾连延展着书面汉语的整体，实现了共时之中见历时、语言与文化融合、字词模块之间互联互通、源远流长的独特效果。

(三)汉字文化对汉语书面语的底层制约

传统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其实就是文字学研究[9]，小学研究重视对文字的考证分析。“五四”以来，中国语言学愈加向西方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语言学范式靠拢，中文语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逐渐远离了自有的传统话语体系。汉字本位替换为语言本位，汉字文化内涵被尘封于过去，汉语使用者仅满足于了解情境语义而疏于训释深究，语篇的语义深度越来越浅显化、浮躁化。当这种浅显、浮躁不能满足使用者对语言力量的表达需求时，最终会形成诸如网络流行语、火星文等一类求新求异的病态的新文字、新文风。

陈五云认为，汉字是与记录口语的纯符号——拼音文字相对应的汉民族书写符号，正因为汉字是直接使意义出场，直指历史的本体，汉字方能以其表意性书写、承载丰厚的汉文化民族精神及其鲜活的文化内涵[10]。汉字的表义往往被极其狭义地置换为汉字的造字法特征。其实，汉字的表义重心不在于孤立的字体，而在于内部系连的汉字集群与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映射或文化表征。中文语篇的浮躁化文风所丧失的不只是以汉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字传统以及求真务实的语文学，更是厚重文风所承载的中国人“沟通天地、创造文明的能力”[11]。苏新春认为，历史在汉语、汉字与汉文化之间驻留着一种原生态的依存性张力关系，作为负载古籍文化的母体，汉字是汉语栖居的家园，倘若去掉了汉字之本，汉语的人文性也将随之消失殆尽[10]。普通话体系显然并没有很好地整合书面语和口语，亦没有构建当代的“雅言”体系。

徐时仪指出，民国以前的书面语体存在文言和口语的书面记录两种形式，前者继承古代语言传统，后者则用于通俗[12]。笔者认为，文言成分只是就语言形式而言的，文言系统的本质是文书系统或者说是文献系统，文言成分所代表的对前代知识的传承正是书面语在语言风格和语体功能上的典型性和区别性特征。换言之，书面语和口语的本质差别并不在于用语的通俗或典雅，抑或语言表达所需思虑时间的短长，而在于语篇功能。书面语篇具有收藏传播的优点，承继和发挥传统文书的宣教、传达、凭证等社会职能，而口语不利于跨时空保存，主要功能在于普通社会交际。在此背景下，书面语体讲究对字词的凝练以及对社会文化的细微刻画，这必然要求挑选意蕴深刻的文字并探析汉字的深层次意义，而文字的意蕴正是来自于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伴而生的文化文明信息。孟华指出，“书面汉语中这种与口头汉语不一样的语言机制”[13]就是汉字性。曹祝兵则认为造成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从统一走向分离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字形和字音之间的关系松散[14]。福柯(Michel Foucalt)把那些有助于揭示符号含义的全部认识和技能称作解释学，把那些可以帮助人们区分符号场域、限定符号组分并并获知符号关联的方式和准则的学问称作符号学[15]，以文字学为核心的小学正是对作为信息节点的文字进行的解释学研究，以疏导文脉，打通以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传承。与之相反的是，现代西方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字对象则更倾向于被视为语言符号，仅是单纯在语言层面上进行字词句的符号学研究。文字的符号学视角因其忽视了文字对文献传承的重要作用而显得狭隘、偏颇。一言以蔽之，书面语体重心在于汉字文化。

河长制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在具体工作中，对流域进行总体规划，采取自上而下的防治水生态环境污染的措施。完善水污染管理框架，为农村水生态环境系统建设提供针对性的指导。流域水污染防治是河长制工作实施的重点之一，其最终目标是改善水生态环境。在实际工作中，要制定合理的防治方案，根据流域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工作评价和水质评价目标，明确责任制分工，运用河长的个人能力，充分发挥各部门职权，促进各部门的协调运作。

三、汉字文化的国学基因

所谓国学，在本义上并非指诗词曲赋、五经六艺一类的具体学问，也并非指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学说体系。陈独秀认为国学不等于研究历史材料的国故，也不能单指“东方文化圣人之徒”[16]。笔者认为，所谓国学，是指以史观为轴心、古今通贯的物质文化及在物质基础上生发出的精神文化。由此，作为经典文本语言载体的职用并非汉字的主要国学功能。汉字文化的国学基因即汉字所体现的“小传统文化”属性[17]。以“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为代表的国族变迁史、社会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形式等内容偏向于对宏大制度观念的记录书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或言之“文章传统”;而由早期文字表征的普通民众的思想信仰、生产生活、民俗民风形态则可归入“小传统”，或言之“文字传统”。“文字传统”所代表的国学文化以物质化、工艺化、习俗化的形态留存于民间社会，具有更强的民间活力和社会客观性。

汉字文化的国学基因，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早期文字——初文以及章太炎所谓的“准初文”组成的字源系统[18]。《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9]314“文”包括结绳记事符号、由契刻符号演化来的指事字、象形字、象意字[20]，是早期出现的直接摹画事物形象的符号体系。“文”是汉字的基础构件，根据李磊、苏新春的统计，主要由象形字组成的295个意符，能够衍生出《说文解字》92.5%的正篆字体，具有极强的衍生能力[21]。汉字研究历来为“六书”体系所困，“形声”“转注”“假借”仅反映了汉字部件层面和整字层面的内部结构性演变关系，离汉字的外部功能则相隔甚远。于此，唐兰把文字学研究对象划分为“象形”“象事”“象意”三类，重新关注汉字在表征客观世界方面的符号功能[22]。字源系统对应于上古中国诸文化中心的社会实践，是中国作为家国组织的文化写照。字源系统演变为独体字或合体字中的部件，这些部件是汉字各历史形态的基础系统，蕴含着具有生发能力的汉字文化。

(一)汉字文化作为整合民族与方土文化的基因

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动态更新的状态，一方面，各民族自远古时期就通过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方式进行民族之间不间断的文化接触、文化融合[23]，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生成了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汉族在上古时期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许倬云认为，华夏部落经殷商周秦等原处中原边缘的夷人他者，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本部，于汉朝形成自称为“汉人”的“文化共同体”[24]。因此，在当今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汉族居住区的民俗文化中，均能找出早期“文”字所记录的文化形态的遗存形式。汉字与文本叙事、口传叙事、图像叙事、物的叙事、仪式(礼乐)叙事[25]、神话叙事等手段协同建立起与民族和方土文化活态之间的直接联系。

汉字所固化的上古婚姻、居住、战争、贸易等社会场景虽已消逝，但内在的民族精神和人类心理却延续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在对美洲1 400多个神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对血缘关系重视或不重视，以及对土地起源认同或不认同这两组二元对立关系[28]。汉字所记录、刻画的并在历史传承中彰显的华夏民族的姻缘制度、土地观念也始终潜藏在中国文化中，并以“家文化”“乡土依恋”等形式出现在表层思想中，汉字作为文化基因始终发挥着继承、遗传的深层作用。纳日碧力戈认为从民族语言中关于国家认同的关键符号入手，正面建构殊途同归的心理共同体和观念共同体，是国家治理的认知突破口[29]。从汉字文化作为多民族文化基因共性这一点看，这一“关键符号”是存在的。

(二)汉字文化作为国族管理的基因

张光直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在具有文字、青铜器、城市、阶级、政府等成分时在物质或精神上的一种质量的表现，文明的关键在于财富的积累、集中与炫示[30]。这一界定立足于“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三代以前的辽西红山文化、岭南苍梧文化等，甚至夏、商、周三代各个方国，都存在一个“社群与社群之间在一个很大的相互作用层次分级结构体之内的相互作用(接触、讯息、货物的交换以及冲突)”[31]。由氏族部落到古国，在社会规模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对大宗财产、复杂事务的盘点梳理以及巨量人员的管理凸显为社会问题，早期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动力即源于国家管理的内在需求。

许多迹象表明，汉字在上古社会中充当了重要的文化传播角色。饶宗颐曾指出，殷墟甲骨文三处“”符号、四川汉墓上“”符号、旅顺西汉墓上“”符号、马厂期彩陶“”符号以及埃及象形文字“”均为束丝形，五者存在形义关联性，是古中国与中亚、南亚文明商贸往来的一个例证[40]。苏秉琦指出，在河曲地区考古发现的小口尖底瓶和袋足瓶，分别为“酉”字()和“丙”()字，后者是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41]。另外，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早在距今7 000年前就使用着具有相同含义的一组指事符号[42]，公元前4 000年左右中原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陕西商县遗址文化也使用相似的符号[43]。这些都说明了古中国各族邑之间以及不同古国或方国之间的交往、贸易、战争等事务都要借助记事文字的载体，符号及汉字文化起到了在社会内部和族群之间就政治法律、经济贸易等社会事务进行交流传播的媒介作用，是国族生成和融合统一的重要因素。

(三)汉字文化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符号形态

瑞典中国学专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曾说过：“中国人失去汉字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文化消失的时候。”[44]7相较于口语体系，书面语在中国历史典籍的滋养下保存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思维的广度、深度、精度以及类比推演力、联想力起到了很好的培植作用。但深究书面语的文化风骨，当在于汉字而非文辞，尤其在于汉字文化对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符号化摹写力度。

虽然早在甲骨文阶段汉字中已出现虚字，并已能构成170多字的记叙文[44]6，但文辞只是汉字实字的篇章关系，意义的重心还在于字义。其一，古文字以实描手法成体系地记录了人身、生死、祭祀、农牧、田猎、出行、王民、刑罚、战争、制盐、铸造、治玉、建造、陶艺、服装、商贸等百工百业的资源获取、工艺生产、精神信仰、社会政治等各个侧面，全息式记载了三代及以前华夏先祖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文化工具层面奠定了“中国”作为小传统文化的原型。其二，汉字字义系统具有衍生性特征，早期的“文”字构成了汉字意义和构形的基础。以《说文解字》为例，在该书汉字系统中，289个象形、指事、会意意符衍生出占总数97.67%的8 237个汉字。其中，衍生能力强的前65个意符关联80.18%的衍生字，而这些意符中的81.5%均是象形字[21]。汉字字义衍生使得先民的生产生活情态被抽象为一组基本认知范畴，结构化、衍生性特征成为中国语言文化的进化基因。

四、汉字文化的国性基因

“国性”为一国系于文化艺术、哲学思想、历史传统、科学技术等的文明根脉，具有区别性、内聚性、生发性的国家禀性。“国性”的概念，上启国家危难之际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主体的发扬，下迄当今新时代对中国文化地位的重新认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相呼应。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又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8]69之后，章太炎、梁启超、严复一辈均把“保天下”的根本落实在“国性”的概念上。章太炎仰慕顾炎武，并因此改名为“绛”。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师承关系使得章太炎得以穿透乾嘉朴学过于技术化的迷障，从国家整体角度把握住了小学的路径。

(一)汉字文化是经典文本的核心要素

戴震在《古经解构集序》中批判了所谓“凿空”式的释经方法，认为古经自汉代经师授受之后，历经各代，原本就存在错误、混乱、异解的经学更是难以考原，本应该从小学文字处通晓语言，继而明道解经，但后世学者或径直由词生训，或守讹传谬，无法建立透彻的意义基础，因此也就只能从经典外部建立无根的思想[49]。戴震的思想与后世章太炎所谓“从其质为名”[50]的文字命名思想相呼应，诠释了汉字文化在语言符号中的基础性作用——信据功能。

书面语符号，无论从其起源还是就其交际价值而言，都是契约性的，即符号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质押物，进行相关述说并形成文本，解读者从阅读中得到对客观事实的回顾，并结合读者自有语境进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谓的“视界融合”的阐释操作。同时，这种阐释也必须围绕文本的内容指向，而不应脱离该指向做宋儒式的凿空附会，使得文本阐释脱离主旨事实，成为空泛无价值的虚言。日本学者姊崎正治认为语言的运用必然伴随病质，因为语言作为一种声音手段与所指事物之间不能充分拟合，这使得语言只能作为事物的一种表象符号。这种表象主义导致病质的产生[51]。对于这一问题，汉字因其具有良好的事物拟合性而为摆脱语言病质提供了一种渠道。

作为契约符号的语言文字，其符号演化逻辑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逻辑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早期的因素形态会以类似生物基因的递生形式长期遗存于后代因素中，越是早期的因素形态，越是会沉淀于后期因素的形态底层。上文提及的礼仪文化中包含有更古时期的巫祝文化等例证均是如此。而在语言文字层面，在语素化、词汇化、语法化的语言演化过程中，后代语言意义逐渐变得虚泛、抽象。抽象义大都以具象义作为隐喻的基础，对词汇隐喻源头的考释则需要以字体训释为基础。因此，章太炎曾言,“文辞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识字而能为文者”[52]。汉字所携带的丰富的早期社会文化内容构成了汉语经典文本表义结构和文本阐释的核心要素。

(二)汉字文化存续国史正义

语言文字既是文化思想的载体，又是文化思想的组成成分。由语言演化造成的本义歧变、模糊、湮没直接造成了文本的意义阻隔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障碍，以致史书纸面的语言文字易被后人误解，以讹传讹，因而隔断了中国文化的些许脉络。周谷城曾谈及他的老师钱玄同的说法：“‘仁’字的解释多极了，但不外乎儒家经典的诠释，唯太炎先生解释有别，他说‘仁’是两个‘人’字组成的……即是要人与人相亲相敬、互爱互助，只有相互尊重，才有仁字可讲……太炎先生以西方的先进思想与学说，给古老的中国旧学赋以新的生命，这使我终身受益难忘。”[53]可见，后儒从哲理层面对“仁”的解释多流于肤表，而章太炎从字理释“仁”恰能一击而中地揭示“仁”的本质面貌，给人以深沉透彻的教育。“仁”是儒家经典的核心概念，对释经传经而言，从汉字文化角度作出训释极其必要。

(三)汉字文化是国家统一的基石

汉字文化具有超越简化字、繁体字的语言文化统领作用。一方面，根据信息论，传播过程中信息量递减、信息熵增加，信息误解的概率也将相应增加[56]。繁体字以隶书体系为基础，简化字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社会流行的俗体字，但无论是从上古文字到篆书，还是之后的隶变、楷书、行书、草书，以及伴随产生的俗体字，均会在一定程度上丢失汉字形义信息，导致汉字在笔画框架上的变形和字义辨识上的障碍。繁体字和简化字均有相当程度的记号化倾向，其字形和所记录的文化信息存在差距。另一方面，饶宗颐曾言：“汉字已是中国文化的肌理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我人必需对汉文字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方可探骊得珠地掌握到对汉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57]但若依照陆费逵的汉字语言符号论观点，如“文字不过言语之记号”“文字者……便记忆免遗忘也。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58]，则文字完全是为方便记忆而演变为脱离形义关系的抽象符号甚至是字母符号，但这就完全丧失了饶宗颐所谓的由汉字纽带过渡到汉文化深层结构的中国文化的体认机会。“识繁写简”等汉字应用方案只是以双轨思路解决了两种字体的使用关系问题，其前提仍是汉字语言符号论，认为识字即可借助书籍语言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殊不知，体系化存录古中国社会事象的汉字文化已经提供了民族思维的隐喻基础，因此，缺乏对汉字文化的省视，语表意义将无法获得扎根式理解。

五、结论

汉字文化是汉字利用形义关系反映社会文化的一种符号功能，汉字文化在国语、国学、国性等中国历史文化诸侧面中具有基因特性，构成并规约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首先，在国语层面上，汉字文化支配词义，具有稳定建构词义的扎根力量，在意义阐释中发挥映衬作用，提供了语言解析的深度韧性，具有对语言符号集群关联的底层制约作用。其次，汉字文化在国学基因形式上表现为由早期文字——初文以及准初文组成的字源系统，字源符号反映了以物质化、工艺化、习俗化的形态留存于民间社会的小传统文化，起到了整合民族文化与方土文化、国族管理、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符号形态等作用。再次，汉字文化是经典文本的核心要素，可以存续国史正义，并有助于超越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字形差异，在更高维度上作为国家统一的基石，在此意义上，汉字文化可谓国性基因。

“中国”这一社会概念的完整内涵建立在典籍文献文化实体和当代社会物质实体之上，相对而言，前者绵延恒久，具有基础性地位。典籍文献呈现的中国话语体系在根源以及语言文化等各分支上都可追溯、锚定为汉字文化。汉字文化保存了汉语本初的、坚实的社会物质意义，以及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中国历史文化映像。

杨乃乔认为，拼音语言的暴力性不仅是为西方文化内部铸造了坚挺的形而上学，也遮蔽了拼音语言之外的写意文字及其人文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汉字书写的失语[7]。语文是国家精神的主要承担者，在中国经济走强的今天，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就在于让汉字摆脱这种失语状态，让五千年汉字文化的宏富资源重新注入普通话书面语体系，使汉字和汉语重新展现出表达中国大历史的语义张力，以此对抗英语对华夏文风的暴力侵袭，彰显华夏文明的智慧魅力和强大感染力。实现国家认同，亟需彰显母语文字所系连、蕴含的华夏文明精神，发扬中国文化中的汉字文化基因，特别是通过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历史学、科技史等跨学科视角采集、整理和研究汉字所存录的百业文明形态，并通过科普、叙事等手段在华夏族人之间讲述、传递,培植根部文化，沟通国人心性，增强认同力和传承意识，以导引、浚通、漫延中华文化活水，使其文脉不绝、不滞、不乱，源远流长，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