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运琪 肖瑜

摘    要： 韩小荆博士的《〈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对《可洪音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虽然已问世八年有余，但研究态度严谨、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内容广泛，仍然值得后来者反复咀嚼。

关键词： 《可洪音义》    研究内容    学术价值

从研究价值看，佛经文献数量多，涉及内容广，一直以来都是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材料。然，《可洪音义》作为中古时期唯一一部以完整写本《大藏经》为注释根据的佛经音义著作，和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相比，研究空间仍然很大。其中，已发表的代表作有：郑贤章《〈可洪音义〉与现代大型字典俗字考》（2006）、陈五云《〈可洪音义〉碎拾》（2006）、黄仁瑄、聂宛忻《〈可洪音义〉引大藏经述》（2008）。近几年有：储泰松《〈可洪音义〉札记》（2014）、冯先恩《〈可洪音义〉所见五代〈玉篇〉传本考》（2016）、李圭甲《划分与其他正字同形的异体字与误字之界—以〈可洪音义〉所见字形为主》、魏晓艳《〈可洪音义〉成书内容与版本流传》（2017）。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引用《可洪音义》对其他文献进行校勘，如辛睿龙《〈大唐西域记〉校注订补》（2017）。总的来看，《可洪音义》的研究不算全面，主要集中在对俗字和《可洪音义》一书中所引文献的研究，研究成果专书少，研究比较零散。

韩小荆博士于2009年1月出版的《〈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一书独具慧眼，全面又深刻地对《可洪音义》进行了细致的探索。《研究》问世已八年有余，笔者浅陋，拜读全书，获益匪浅，现将阅读体会写于下文，不足之处良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体例完整，涉猎广泛

《研究》全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内容翔实，一目了然。上编“通论篇”，开篇，作者就《可洪音义》的版本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确保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后四章，主要从近代汉字研究、词典编纂、佛典文献校读、词汇研究四个角度阐述了《可洪音义》丰富的学术价值，对《可洪音义》体例、术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其中，文字研究不局限于正字，还涉及大量异体字、俗字，表明《可洪音义》在为文字研究提供丰富的字形材料、探明文字正俗演变轨迹和书写变异规律方面的重要作用。“词汇研究”部分将研究视角拓宽，把文字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见作者的学术前瞻性，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另外，将《可洪音义》与《玄应音义》进行对比时，作者一方面指出，《可洪音义》与前人音义书相比，书中包含的字形和释义都更丰富，可谓是继承中有发展，肯定了其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对于《可洪音义》注释疏误等不足，作者分条缕析、一一指出，不失偏颇。

中编是“考释篇”，主要利用《可洪音义》提供的文字资料对《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进行考释，勘谬补缺，为读者提供便利。如“硺”字，《龙龛手镜·石部》：“硺，击也。”但“‘硺字未见其他字书载录，来历可疑”①。为了解释这一疑问，作者引《可洪音义》卷三十《广弘明集》第二十四卷音义：“雕[ 彖]，音卓，正作雕琢也。”并举，“《大正藏》本对应文句作‘观下有石井，耸跱中涧，雕硺刻削，颇类人工”①证明，“硺”为“琢”的俗字，对《龙龛》的错误释义进行了勘误，使读者不至于“误入歧途”。

下编收录《可洪音义》所列佛经词目中的部分异体字，汇成《可洪音义》异体字表，这不仅是作者勤奋研究的心血所见，而且客观上具有工具书的性质，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二、深度挖掘，彰显价值

从《研究》一书的书名可以发现，该书主要利用《可洪音义》提供的字形资料对其在文字学方面的功用进行讨论。《可洪音义》前序曰：“洪幸依龙藏，披揽众经，于经律论传七例之中，录出难字二十五卷……”②其中提到的“难字”不仅包括正字、讹误字，还包含了大量的俗字。

作者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揭示了《可洪音义》利用其丰富的字形其他字书的补充和勘误作用，表明了其对于俗字研究的参考意义。另一方面指明通过比较《可洪音义》与其他字书所收录的字形，既在客观上反映了晚唐五代时期俗字的流行情况，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字书写变异的规律。例如：“匹”字在《敦煌俗字谱》中未列出其异体字，《敦煌俗字典》只涉及“匹”和“疋”两种字形③。而在《可洪音义》中，“匹”字却出现了十八种形体：●●●   ●●   ●●●●●●  ，这对于《敦煌俗字典》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补充。又如：《汉语大字典》引《龙勘手镜》释“瑧”：“音臻，玉名。”④查《可洪音义》卷三十《广弘明集》第二十八卷音义：“属臻，误反（也）。”⑤《大正藏》对应文句为：“遭家多难，灾祸屡臻。”⑥可知“瑧”乃“臻”的讹误字。《龙龛手镜》将“瑧”释为“玉名”显然是受到了“玉”旁的影响，属于望形生训。又如：《可洪音义》中有字例：“灰[灰 ]，似进反，正作燼。”⑦“盛愋，奴短反，正作暖”⑧“用恪，音洛，烧也，正作烙也”⑨，揭示了俗字书写中“火”常俗写作“忄”的情况。陈五云先生曾说：“俗文字对于正字系统是一种补充，也是一种破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⑩《研究》一书很好地抓住了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突出了俗文字的积极作用，为俗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研究》一书雖然是写明“以文字为中心”，但研究内容却远不限于此。东汉至隋唐，随着国土版图的不断扩大，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人口的流动，汉语语言产生了丰富的变化。大量新义新词产生，使得当时的佛经翻译有了更多可选的语词素材。故，以文字作为切入点，作者还谈到了中古汉语的音韵和词汇研究。

佛经翻译必然涉及注音，《可洪音义》是典型的音义类著作，《研究》一书不落窠臼，除了揭示其注音对于人们读懂古籍原文的基础性意义，使研究者窥见五代时期字韵特点外，还通过对《可洪音义》体例的分析，揭示其蕴含在注音的表明通假、订正正俗、解释词义等特殊作用。例如：“勉济，上音免，脱也。”{11}用直音字直接标明本字，本字为“免”，“勉”为借字。又如：“等永，音乖，误。”{12}即“乖”字为正字，“永”为讹误字。“疱癖，上九愚反;下补益反，挛也，正作躄也，俗也”{13}，指明正俗。再如：“燔俎，音阻，礼器名也，似案，应和尚云切肉几也。”{14}在注音里即引出前人音释来解释词义。另外，《可洪音义》还列举了许多当时佛经中的语词，有一些语词或义项是现行的字典、辞书中所缺少的。例如：“屏毖”一词，《汉语大词典》未收，而《可洪音义》有明确的解释“屏毖，上音饼，下音秘。屏毖，远也。应和尚未详”{15}，可以《可洪音义》作为条例补充，同时便于人们在研读文献时准确地疏通文义。

三、治学严谨，考据有理

《研究》一书，洋洋洒洒，共130余万字，其中关涉的文献资料可谓庞杂。令人敬服的是，作者做到逐条分析都十分细致，注重考据，绝不浅尝辄止，也绝不轻下妄言，治学态度十分独立、严谨。

例如：《中华字海》有“[有 ]，音末。义未详。见《篇海》”{16}，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认为此字是梵语译音用字，无实义。而作者经过考据发现，《可洪音义》卷二三《经律异相》第七卷音义：“头[有 ]，音莫，正作[有 ]。”{17}又，《集韵·铎韵》末各切：“[有 ]，或书作[有 ]。”通过他证，证明“‘[弓 ]在经文中用作记音符号，不表义，但作为‘[弓 ]的俗字，本身是有意义的”{18}。又如：经统计，“旋”字在《可洪音义》中出现了二十一种形体，其中有十三种形体都是《敦煌俗字谱》和《敦煌俗字典》中所没有的：●●●●●●●●●●。但同时，作者也指出，《敦煌俗字典》中有五種字形《可洪音义》未收录。客观公允地对《可洪音义》做出了评价，强调文献典籍相互借鉴的重要性，警醒后来的学习者不做“井底观”。

对于一些存疑之处，作者不妄下结论，而是实事求是，朴实治学。既体现了纯良的治学风范，又为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如：《篇海类编·人部》：“倁，澄浊，陈知切，音池，行也。”{19}《字汇·人部》将“倁”释为“行也”{20}。但据作者考证，《可洪音义》：“蝎思倁，上音蝎，下音智，正[    ]、潪二形。又郭氏音知……”{21}经过与《大正藏》对应经文的对比，作者认为“倁”存在音译用字的可能。但由于例证主要来源于佛经，《篇海类编》训“倁”为“行也”虽在佛经中前无所本，但不能就此定论，因此作者只是说“疑为编者臆说，未必可从”{22}，治学之严格可见一斑。

治学之难，在于出新，针对同一个问题，“人云亦云”会使得我们缺少思考性。值得称道的是，在《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的独立性思考，如：《中华字海》“[米 ]，音哥阳平。义未详。见朝鲜本《龙龛》”{23}。作者参考《可洪音义》卷十四《护净经》：“[米 ]槀，上古沃反，五榖皮也，正作● 、秸二形，又古黠反;下古老反，禾秆也。”{24}说明，“[米 ]”为“● 、秸”的俗字。又，参考《说文解字》“● ，禾皮也”{25}及《说文解字注》“禾皮者，禾稿之皮也”{26}，说明“● ”及“秸”及“● ”的俗字“[米 ]”的意义为“禾皮”“秸”。另外，因为“[米 ]”有“古沃反”和“古黠反”，“古得切”据《龙龛手镜》，为“[米 ]”的反切，所以“古黠切”为“秸”的反切。因为中古时期，通摄、曾摄可以混押，所以“古沃反”“古得切”读音应该相近。据上，从声纽相同、字义相通的角度综合考虑，作者认为“● ”“秸”二字或“疑为同一词语在不同方言中音变的结果”{27}。在考据有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利于学术讨论。

《研究》一书，真知灼见，俯拾皆是。不过在阅读《研究》时也有个别地方笔者感到有些许疑惑。现列于此，以供探讨：

其一，书中有：“我们认为，‘● 字及由其衍生的一系列俗字都是‘觉的俗字，与‘窖字没有关系，《龙龛》所说有误。理由之一是‘地窖之‘窖加‘忄旁写作‘● 缺少造字理据，不符合俗字演变规律……”{28}并将其作为考订《龙龛·穴部》所说“窖，今;● 正”有误的论据之一。后文，《研究》引用大量书例说明“觉”演变为“● ”的历史线索，笔者认为考证有理，论述有据。但《研究》以为“地窖”的意思与“心”旁毫无意义上或读音上的关联，不符合“六书”造字的原则，并将此作为《龙龛》有误的证据，笔者认为或有不妥。陈五云先生在《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一书中说：“无论是古汉字还是隶变之后的汉字，总有相当多数的俗文字活跃在汉字这个大系统之中，但是这种俗文字有些可按一般汉字的结构规律进行考证和解释，有些则无法简单地用‘六书的理论去套，因为这一部分俗文字在汉字系统中没有正统的地位，有时倒呈现出‘游离成分的样子。”{29}“● ”或确实与“窖”无关，但仅从六书的角度考虑，论述“窖”演变为“● ”不符合造字理据，则是忽视了那些“游离”在六书之外的俗字。俗字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除去根据“六书”所造的俗字外，还有一些俗字是受到了上下文的影响，或为了使字形整体协调而做出调整而产生的。同时，由于《可洪音义》的部分内容是抄写的，抄写者的心理状态可能对俗字的书写产生影响。在这些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的情况下，下定论尚早，不利于全书的严谨性。

其二，《研究》认为《可洪音义》与大型字典编纂时可作为沟通正俗异体的参考。其中，所引字例“● ”谈到《大字典》与《字海》及《龙龛》中所收的“● ”字是“炳”的俗字，并引《可洪音义》“[丙 ]耀，上兵永反，光也，明焕也，正作昞、炳二形也，俗”{30}，沟通了“昞、炳、[丙 ]”三字的正俗关系。又，“‘● 即‘丙 ，今《大正藏》对应经文正作‘炳耀，可证”{31}，再一次证明了“炳”为“[丙 ]”的正字。但关于如何得出“● ”字是“炳”的俗字的结论，关键论据“‘● 即‘丙 ”，书中并未举实例说明，笔者查阅《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中华字海》亦无有说明“● ”即“丙 ”的例子，不得不说是一缺憾。

《研究》作为一本从文字角度出发研究佛经音义的著作，其成就是卓著的，或偶有可再商榷之处，也是瑕不掩瑜，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学习。

注释：

①{18}{22}{27}{28}{31}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M].成都：巴蜀书社，2009：177，14，139，189，13，21.

②见于《中华大藏经》本《可洪音义》第59册第547页上栏。

③蔡忠霖.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2002：302.

④汉语大字典（缩印本）[K].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