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伟

摘 要：为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创业意愿，培养新时代科技创新人才，回顾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现有研究，创新性地引入创业技能和情绪智力两个变量，从创业基础知识和创业实践知识两个维度，构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混合影响机制模型。238份江苏省高校大学生调查问卷的实证结果显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技能的风险感知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间存在部分中间效应;情绪智力在创业技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中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关键词：创业教育;创业技能;创业意愿;情绪智力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6-0181-07

引言

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显，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改善其就业现状的不二之选。然而，无论是高校毕业生的创业选择率还是创业成功率，我国在该方面均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实际上，大学生群体却因其高知识水平、思维发散、乐于接受新事物等特点也成为创业的合适人选，故创业教育随之成为高校课程体系改革创新的重要实践。另一方面，创业意愿作为个体对创业活动实施与否的主观态度，是开展创业行为的先决条件，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激发是培养新时代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客观要求。与之相应，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关系问题也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杨洁（2016）综合文献调查法和元分析法，研究认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达到中等效益水平[1]。郭洪等（2009）实证分析发现，创业教育中前瞻性人格的塑造以创业态度为中介变量对创业意愿影响显著[2]。周秋江（2009）发表了关于学科背景显著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究[3]，即经管学院学生的创业意愿显著高于理工和其他人文专业学生的结论也侧面显示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提升的重要作用。然而，文献检索发现，当前研究中大多注重从个人特质、创业教育、国家政策等不同层面构建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视角过于宏观，缺乏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影响机制问题的微观研究。故本文创新性地引入创业技能与情绪智力两个变量，以期为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提供新的解释机制，也对激发大学生创业意愿提出具体化的指导建议。

一、文献与假设

1.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Conner和Armitage[4]（1998）提出意愿是指人们有意识地计划或决定付诸行动的动机，故创业意愿便指个体有意识的计划实施创业行为的内在动机，是对人们创业主观态度的一种描述。钟云华等（2016）基于资源依附和有限理性理论，从个人特质、家庭支持、创业教育和创业政策四个层次构建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其中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程度最高[5]。吉小燕和刘爱军（2016）以南京市八所重点在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从个人特质、个人背景、外界环境三个层面，确定出多个与创意意愿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社交与领导能力、创业教育程度、电子商务平台操作技能、信息管理和科技创新等诸多因素[6]，研究范围过于宽泛。郭磊等（2015）以北京高校为背景，研究发现不同个体特征和环境特征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差异，且自我实现和家庭支持对其创业意愿的驱动力较强[7]。陈文娟等（2012）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创业特质、创业认知、创业态度以及创业环境层面构建创意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并指出创业态度在创业特质与创业认知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中中介效应显著[8]。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可知，创业意愿受到不同层面因素的复杂影响，但在个人特质、个人背景层面因素难以改变的背景下，创业教育作为可以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激发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可操控外生变量，深入研究其与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远比简单探讨创业意愿的多种影响因素更为重要。

2.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石巧君和任梦莉（2015）将创业教育划分为创业竞赛、创业课程与创业社团三个维度，实证研究表明，实施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其中创业竞赛的影响程度最高[9]。何静（2013）以长期追踪调查的方式客观评价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并从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强化创业实践活动等方面为创新教育提供改善建议[10]。张玲（2013）从课程设计角度实证研究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实践型和创业计划竞赛型课程对创业意愿具有最为显著地影响[11]。Solesvik（2013）依托计划行为理论，研究证实创业教育促使个体产生更高的创业动机，并且创业教育通过对创业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间接影响创业意愿[12]。Ali（2013）综合创业事件模型与全球创业观察理论，实证研究表明创业教育使个体创业意愿提高1.3倍之多[13]。郭昱铄和张秀娥（2017）更是引入创新思维和创业环境两个变量，从理论上构建出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认为创业教育将以创新思维为中介对创业意愿起到间接地正向作用，且创业环境越好，还能加强创新思维对创业意愿的影响[14]。基于上述分析，创业教育中不同课程体系的设置，可以通过改善个体创业态度和创业思维，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1：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3.创业技能在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张秀娥和张坤（2017）在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研究机制梳理中认为，创业教育可以增加个体创业知识技能储备，进而促进个体在创业层面的自我效能感和合意性感知程度的提高，进而实现创业意愿水平的提升[15]。吴彬瑛等（2016）直接基于创业教育内容视角，从学科专业知识、创业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知识三个维度研究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创业教育内容三维度均正向影响创意意愿，且创业实践知识的影响程度最大，进而表明创业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个体对创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知识吸收过程[16]。冯磊等（2011）立足于创业技能视角构建出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风险承担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诸多创业技能均对创业意愿影响显著，而创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来源于高校创业教育[17]。吴晓晴（2014）立足于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现状，研究认为创业技能是关系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创业教育中创业技能提升显著增强个体自信与自我认同感，进而为其投身创业过程提供动力[18]。王蕾（2014）从创业培训课程、创业社团活动和创业大赛三个创业教育维度进行研究，认为创业教育过程能够有效培养大学生创业技能和创业素质，进而发掘出具有开拓精神的创新型人才，显著促进大学生创业数量和质量的提高[19]。

综上所述，创业教育与创意意愿的当前研究中，创业技能作为创业教育培养的核心，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意愿以及创业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创业教育过程能够激发个体潜在的创业者特质以及原有创业技能突显，使其意识到自主创业这一职业生涯选择，提升创业意愿。另一方面，创业教育培训能够在不同程度促进个体创业知识与技能的提高，随之产生的成就感与自我效能感对其创业意愿的增强意义重大。因此，提出假设：

H2：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技能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创业技能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

4.情绪智力及其重要作用。根据Mayer等（1997）的观点，情绪智力作为与智力相区别的概念，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情绪情感的知觉、评估与表达的能力，对情绪和情绪知识的理解与调节能力，以及运用情绪信息管理思维的能力[20]。Goleman（2004）则认为，识别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能力、自身情绪管理能力及人际关系中情绪处理能力共同构成了情绪智力[21]。Mayer和Salovey（2004）进一步发展了情绪智力的定义，认为情绪智力主要体现为情绪意义及其关系的认知能力，利用知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情绪促进认知活动的能力，且情绪力迎常以整体方式横跨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进行操作[22]。基于此，本文认为，情绪智力个体对自我和他人情绪情感的认知能力，并能够以适应性方式对其加以利用以促进问题解决的能力，且借鉴大多数研究成果，将情绪智力作为单维变量处理。

张辉华和黄婷婷（2015）以团队信任感知和朋友网络中心为连续中介，在情绪智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指出，高情绪智力群体更善于处理负面事件、更有能力在特定环境下识别出可信赖行为、更容易感受到积极情绪[23]，创业作为复杂问题处理集合，经常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创业者在积极情绪状态下处理问题，并善于发现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契机，故高情绪智力的个体为发挥自我优势，满足自我实现的高层次心理需求，更倾向于投身创业过程中去。容琰等（2015）以诸多工作团队为调研对象，实证研究表明，高情绪智力的团队领导能够促进程序公平氛围和交互公平氛围的形成，进而对员工积极态度和团队绩效产生正向影响[24]。因此，高情绪智力的大学生在作为学校活动组织者的过程中更擅长调节团队内部氛围，以获得团队成员更大力度的支持，必然增强其在团队管理、沟通协调等方面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创业作为一种高度资源整合、高度内部协调的开拓性行为，必然更加吸引高情绪智力群体的关注。刘咏梅（2011）实验研究证明，高情绪智力群体更偏好合作型行为，抑制竞争型行为，且能够在群决策行为过程中实现高群体凝聚力与满意度[25]。团队合作是创业过程的重要形式，单枪匹马无法取得创业成功，高情绪智力群体显然更擅长与人交往和团队合作，在增强团队凝聚力方面也更具优势，进而拥有更强的创业意愿。

可见，创业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性行为，其中更涉及團队管理、人际沟通、创新瓶颈、风险规避等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在创业技能水平不相上下的群体中，高情绪智力群体以其高情绪管理、甄别时机和问题推理能力，更擅长缓解自我压力、洞察他人情绪情感，并能够适时加以利用以捕捉到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机会，更有勇气面对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而具有较高的创业意愿。因此，提出假设：

H4：情绪智力在创业技能与创业意愿间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框架（如下页图所示）。其中，本文借鉴吴彬瑛等（2016）[16]的研究，将创业教育划分为创业基础知识和创业实践知识两个维度，其中创业基础知识表示与创业管理相关的基础创业政策、经济市场知识与企业管理理论等方面的理论教育，创业实践知识指学生通过创业大赛、企业实习与创业活动等方式的实践教育。根据借鉴冯磊等（2011）[17]的研究，提炼出风险感知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三个方面，作为创业技能的维度。创业意愿与情绪智力均为单维度变量。

二、研究方法

1.变量测量。本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1表示十分不认可，7表示十分认可）对7个主要变量——创业基础知识教育、创业实践知识教育、风险感知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创业意愿、情绪智力进行测量。根据现有文献的回顾与梳理以及具体概念的阐述，为各变量设计测量条目，具体内容（见表1）。

2.数据收集。本次研究主要采取实地调研、现场问卷收集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选取江苏省内6所高校为调研对象，由本科研团队成员分进行实地考察，进行数据调研工作。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328份，最终回收问卷279份，后进行仔细筛选。综合SPSS软件剔除异常值功能以及手动观察的方法，剔除作答具有一定规律性的问卷，如呈“S”型、“Z”型的问卷以及中间程度答案居多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38份，有效回收率为72.5%，由于问卷均为现场收集，故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本次调查研究的主体为在校大学生，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其中按年级划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分别占19.3%、26.4%、28.7%、25.6%;按性别划分来看，女性占48.3%，男性占51.7%;按学科划分为文史类、理工类、经管类、艺术类，分别占23.2%、29.4%、28.5%、18.9%。

三、实证分析

1.信度与效度。在信度与效度检验之前，要对模型框架中的7个主要变量做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判断测量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本文利用结构方程软件AMOS21.0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各潜变量的因子荷载均高于0.60这一临界值，且各拟合指标也均通过验证，具体数值如下：χ2（238）=412.341（p=0.000），χ2/df=3.641，RMSEA=0.072，NFI=0.906，CFI=0.910，IFI=0.921，RFI=0.893。模型结构的信度检验通过Cronbach α系数加以衡量，即当Cronbach α大于临界值0.7时，其信度通过检验。效度包括聚合效度和判别效度两种类型，本文采用学术界公认的平均提炼方差法进行检验，即当变量的平均提炼方差超过0.5时，其聚合效度通过检验;当任一变量平均提炼方差的平方根大于它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时，判别效度通过检验。基于此，根据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各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平均提炼方差均达到上述的临界判定标准。因此，本文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均符合要求。